质疑“国家级”公祭黄帝

秃尾巴老李

质疑“国家级”公祭黄帝

葛剑雄

根据《华商报》的报道，“明年起，黄帝陵公祭礼仪将进行重大变革，并正式升格为国家
级”。（据《东方早报》2003年7月10日第14版转载。）我以为，这种做法不妥，既不符
合历史事实，也不利于民族团结，更违反宪法。

早在1989年7月5日，我就在《光明日报》发表过《炎黄子孙不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同
义词》一文，指出不应将文化概念的“炎黄子孙”当作中华民族或中国人民的代名词，随
意扩大“炎黄子孙”的运用范围不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据了解，这一观点得到党政
有关方面认可，并为此专门发过通知。尽管有人对我文章中的某些部分提出批评，学术界
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否定意见。我也注意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黄帝陵发表的谈话中，大
多也是使用“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华儿女”，而不是“炎黄子孙”。

到目前为止，中外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还没有能够证明，黄帝确有其人，更大的可能是后
人根据对先民的传说和崇拜塑造出来的。既然如此，祭黄帝是祭人，还是祭神？如果是祭
神，并且是“国家级”祭神，那与宗教信仰有什么不同？《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任
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将祭黄帝升格为
国家级就是由中央政府肯定这种信仰，实际上起了强制公民信仰的作用，显然是违反《宪
法》的。此例一开，炎帝、伏羲、女娲、尧、舜、禹等等，还有大批地方神、民族神、行
业神岂非都可以由各级政府来祭祀了吗？国家如何保证公民不信仰宗教、包括不信仰这些
神的自由？如何保证国库和纳税人的钱不用于这类活动？

《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
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不顾历史
事实，片面宣扬黄帝的事迹，本身就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违背科学精神，用国家的方式
进行更属违反宪法。由祭祀黄帝引发的对各种神的祭祀，不利于中国信史的普及，不利于
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科学教育，也不利于对青少年的教育，只会导致沉渣泛起，伪学流行。

如果将黄帝定位于一个人，也应该用新的纪念的方式，使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情，
体现21世纪的时代精神。历史上黄帝的墓不止一处，祭礼的方式因时而异，也是与时俱进
的。祭祀仪式，从本质上讲是对神的崇拜，是相信灵魂不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作
为民间信仰，当然可以继续存在，也应该允许公民或民间社团举办。政府行为则不仅不能
违法，还应该考虑对社会的主导作用，所以政府不应该再办祭祀。拟议中的公祭仪式不能
说没有改革，但本质上还是祭祀，而且实在不伦不类。如建议参祭人着正装，大概是指西
服或中山装、人民装，主祭人（即国家领导人）却要穿汉代祭服；公祭文又以现代汉语写
，让专职播音员读；祭器要用古代“天子等级”的青铜祭器，院内还要排列“天子等级”
的仪仗。如果完全复古，或许还能起到展示传统文化的作用。让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穿上汉
代祭服（当然是帝王级的），在一帮西装革履的要人拥簇下，面对天子等级的仪仗队和天
子等级的祭器，听着扩音器中传来播音员“伟大的中国人民……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
奋勇前进”的祭文，到底要向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显示什么形象？

有人经常拿抗战期间毛泽东祭黄帝陵或国共两党共同公祭黄帝陵为例，但谁都明白，这是
民族危亡时期的特殊做法。如果什么事都一成不变，那么，当年毛泽东或国民党方面用了
“天子等级”的仪仗或礼器吗？毛泽东是用文言写的祭文，今天为什么不坚持了呢？

即使黄帝真有其人，也只能是一部分汉族人和某些少数民族人的祖先。我在《中国移民史
》、《中国人口史》等论著中已经证明，即使汉族，也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将黄帝作为
“华夏始祖”的概念，是在汉族长期处于统治和主导地位的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并不是历
史事实，更不符合中国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无论如何诡辩，也绝对无法
证明，黄帝可能是今天中国境内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祖先。

《宪法》的《序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
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第四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和等级祭祀黄帝，并且将黄帝
尊为“华夏始祖”，就没有顾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的感情，不能体现民族平等的精神。
如果要这样做，那么中央政府是否承认各少数民族的始祖？是否准备以同样的规格祭祀他
们？

据报道，拟订这些礼仪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增强海内外华人、华裔的凝聚力，进而为促进
祖统一大业发挥更大作用。我一直以为，这方面的作用不宜夸大。有关部门不妨作些实事
求是的调查，自从恢复祭黄帝陵以来，究竟在海内外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例如，海外华人
、华裔中来过哪些人，他们回去后起了什么作用？有影响的华人、华裔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们当然应该加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但用什么方法，通过什么途径，是需
要研究的。要讲究实效，而不是一贴上这个标签，就可以不惜工本。这些年，各地修陵的
规模越来越大，祭祀活动已搞了不少，究竟对增加民族凝聚力、促进祖国统一作了多少贡
献？

十几年前我就说过，我并不反对个人称“炎黄子孙”，也不反对别人去祭黄帝陵。但根据
《宪法》，根据历史事实，根据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特点，并且作为汉族的一员，我再
次郑重提议：祭祀黄帝只能由民间社团或个人进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不应参与。所
需费用应通过自愿捐款募集，不得动用国库。国家领导人与各级政府官员、公务员只能以
个人身份参加，不能作为公务政务活动。我建议，全国人大对这一方案是否违宪进行审查
，督促政府有关部门不批准这一方案。



葛剑雄

根据《华商报》的报道，“明年起，黄帝陵公祭礼仪将进行重大变革，并正式升格为国家
级”。（据《东方早报》2003年7月10日第14版转载。）我以为，这种做法不妥，既不符
合历史事实，也不利于民族团结，更违反宪法。

早在1989年7月5日，我就在《光明日报》发表过《炎黄子孙不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同
义词》一文，指出不应将文化概念的“炎黄子孙”当作中华民族或中国人民的代名词，随
意扩大“炎黄子孙”的运用范围不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据了解，这一观点得到党政
有关方面认可，并为此专门发过通知。尽管有人对我文章中的某些部分提出批评，学术界
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否定意见。我也注意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黄帝陵发表的谈话中，大
多也是使用“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华儿女”，而不是“炎黄子孙”。

到目前为止，中外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还没有能够证明，黄帝确有其人，更大的可能是后
人根据对先民的传说和崇拜塑造出来的。既然如此，祭黄帝是祭人，还是祭神？如果是祭
神，并且是“国家级”祭神，那与宗教信仰有什么不同？《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任
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将祭黄帝升格为
国家级就是由中央政府肯定这种信仰，实际上起了强制公民信仰的作用，显然是违反《宪
法》的。此例一开，炎帝、伏羲、女娲、尧、舜、禹等等，还有大批地方神、民族神、行
业神岂非都可以由各级政府来祭祀了吗？国家如何保证公民不信仰宗教、包括不信仰这些
神的自由？如何保证国库和纳税人的钱不用于这类活动？

《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
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不顾历史
事实，片面宣扬黄帝的事迹，本身就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违背科学精神，用国家的方式
进行更属违反宪法。由祭祀黄帝引发的对各种神的祭祀，不利于中国信史的普及，不利于
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科学教育，也不利于对青少年的教育，只会导致沉渣泛起，伪学流行。

如果将黄帝定位于一个人，也应该用新的纪念的方式，使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情，
体现21世纪的时代精神。历史上黄帝的墓不止一处，祭礼的方式因时而异，也是与时俱进
的。祭祀仪式，从本质上讲是对神的崇拜，是相信灵魂不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作
为民间信仰，当然可以继续存在，也应该允许公民或民间社团举办。政府行为则不仅不能
违法，还应该考虑对社会的主导作用，所以政府不应该再办祭祀。拟议中的公祭仪式不能
说没有改革，但本质上还是祭祀，而且实在不伦不类。如建议参祭人着正装，大概是指西
服或中山装、人民装，主祭人（即国家领导人）却要穿汉代祭服；公祭文又以现代汉语写
，让专职播音员读；祭器要用古代“天子等级”的青铜祭器，院内还要排列“天子等级”
的仪仗。如果完全复古，或许还能起到展示传统文化的作用。让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穿上汉
代祭服（当然是帝王级的），在一帮西装革履的要人拥簇下，面对天子等级的仪仗队和天
子等级的祭器，听着扩音器中传来播音员“伟大的中国人民……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
奋勇前进”的祭文，到底要向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显示什么形象？

有人经常拿抗战期间毛泽东祭黄帝陵或国共两党共同公祭黄帝陵为例，但谁都明白，这是
民族危亡时期的特殊做法。如果什么事都一成不变，那么，当年毛泽东或国民党方面用了
“天子等级”的仪仗或礼器吗？毛泽东是用文言写的祭文，今天为什么不坚持了呢？

即使黄帝真有其人，也只能是一部分汉族人和某些少数民族人的祖先。我在《中国移民史
》、《中国人口史》等论著中已经证明，即使汉族，也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将黄帝作为
“华夏始祖”的概念，是在汉族长期处于统治和主导地位的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并不是历
史事实，更不符合中国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无论如何诡辩，也绝对无法
证明，黄帝可能是今天中国境内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祖先。

《宪法》的《序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
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第四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和等级祭祀黄帝，并且将黄帝
尊为“华夏始祖”，就没有顾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的感情，不能体现民族平等的精神。
如果要这样做，那么中央政府是否承认各少数民族的始祖？是否准备以同样的规格祭祀他
们？

据报道，拟订这些礼仪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增强海内外华人、华裔的凝聚力，进而为促进
祖统一大业发挥更大作用。我一直以为，这方面的作用不宜夸大。有关部门不妨作些实事
求是的调查，自从恢复祭黄帝陵以来，究竟在海内外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例如，海外华人
、华裔中来过哪些人，他们回去后起了什么作用？有影响的华人、华裔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们当然应该加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但用什么方法，通过什么途径，是需
要研究的。要讲究实效，而不是一贴上这个标签，就可以不惜工本。这些年，各地修陵的
规模越来越大，祭祀活动已搞了不少，究竟对增加民族凝聚力、促进祖国统一作了多少贡
献？

十几年前我就说过，我并不反对个人称“炎黄子孙”，也不反对别人去祭黄帝陵。但根据
《宪法》，根据历史事实，根据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特点，并且作为汉族的一员，我再
次郑重提议：祭祀黄帝只能由民间社团或个人进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不应参与。所
需费用应通过自愿捐款募集，不得动用国库。国家领导人与各级政府官员、公务员只能以
个人身份参加，不能作为公务政务活动。我建议，全国人大对这一方案是否违宪进行审查
，督促政府有关部门不批准这一方案。

刘晓春

一篇旧文，无处发表，与葛剑雄先生讨论的问题相似，故贴此供各位批判！

当下庆典仪式的象征意义
——湄洲妈祖庙命运变迁之个案

刘晓春

        进入1990年代以来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不同范围、不同性质的庆典仪式多了起来。许多传统的、属于民间的信仰仪式、宗亲组织等等，曾经被官方视为“封建”、“落后”、“迷信”的腐朽没落文化，却在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为官方或半官方所利用，发明为一种具有区域或者民族共同体意义的象征符号，官方或半官方力量经常借助民间的庆典仪式，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以此加强海内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又一次腾飞。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的妈祖祖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以下是一则来自《厦门晚报》（2000年7月17日   记者何崇梅  孙丽萍）的报道：

        昨天13时50分，五尊妈祖本尊在800台湾信徒的护拥下落地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台湾省大甲镇澜宫大甲妈2000谒祖进香团，由台湾台中县大甲镇澜宫董事长颜清标率队，近4000人，是台湾近几年来规模最大的跨海进香旅游团。
　　台湾大甲镇澜宫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由福建省莆田湄洲岛人林永兴自湄洲祖庙奉请妈祖神像至台，当时从福建渡海到台湾的人士众多，皆笃信湄洲妈祖。妈祖成为连接海峡两岸信众的感情纽带。
　　今年3月23日，由大甲镇澜宫董事长颜清标提出两岸宗教直航，由台中直航湄洲，仅2个多小时。但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挠，这次宗教之旅由于未能直航，众信徒和五尊妈祖只得绕道香港经厦门再往湄洲。
　    当颜清标等人手捧5尊妈祖神像走出机场，立即引来众人的关注。颜清标说：“直航今年不行，就看明年。”
　　进香团董事董振雄告诉记者：“香客们从昨天晚上10时一直忙到现在，很累。从大甲-台北-香港-厦门-莆田，绕了一大圈，希望赶快直航。”他说：“虽然未能直航，但我们还是首选了厦门航空公司的10个航班。乘坐厦门航空公司的航班，既有信任感，又有亲切感。机上服务小姐还可以用闽南语与我们交流，有回家的感觉。”来自台湾大安乡的信徒林世昌对记者说：“我们从昨晚12点到现在几乎都没睡觉。经过第三地搭飞机到厦门，费时又费钱，大家觉得也很累。其实，闽台一水之隔、习俗相同，直航、‘三通’应是迟早的事。”
　　13时22分，随着第一批戴红帽的台湾进香团员走出高崎机场到达厅，机场内外洋溢着浓厚的乡情。大陆乡亲纷纷上前握手道好，早先到达的近百名台湾及祖国大陆媒体记者马上一拥而上。场外来自石狮和莆田的鼓乐队、舞狮团表演起欢快的迎宾曲目，顿时锣鼓喧天。来自台中丰原的刘金栋老人兴奋地说：“我这是第7次来祖国大陆了。”
　　妈祖的神轿由颜清标扶驾而行，众人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记者发现一位满口吴侬俚语的老人，念念有词。一问才知他果真是浙江绍兴人，叫陶小毛，已70多岁。他于1947年到台湾，53年来第一次踏上祖国大陆。他说，有个弟弟在老家，只通过信，没见面，希望有生之年，能回家走走，老弟也能到台湾来看看。
　   说着同样的语言，两岸亲人相聚正欢。台湾同胞们挑着从台湾带来的猪脚、韭菜，千里迢迢地到湄洲谒祖，他们告诉亲人：要共同祈求两岸有个光明的未来。

        据民间传说，妈祖姓林，名默，人们昵称默娘。她在人间只活了二十八个春秋，可她的名字，却被人们传诵了一千多年。相传她自出生至满月，不啼不哭，默默无闻。她从小习水性，识潮音，还会看星象；长大后“窥井得符”，能“化木附舟”，一次又一次救助海难。她曾经高举火把，把自家的屋舍，燃成熊熊火焰，给迷失的商船导航；她矢志不嫁，把救难扶困当作终极的目标。公元九八七年九月初九，她在湄洲湾口救助遇难的船只时不幸捐躯，年仅28岁。她死后，仍魂系海天，每每风高浪急，樯桅摧折之际，她便会化成红衣女子，伫立云头，指引商旅舟楫，逢凶化吉。千百年来，人们为了缅怀这位勇敢善良的女性，到处立庙祭祀她。自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直至清代，共有14个皇帝先后对她敕封了36次，使她成了万众敬仰的“天上圣母”、“海上女神”。
　 　湄洲妈祖庙是全世界二千多座妈祖庙（宫）的祖庙。经过千百年的分灵传播，随着信众走出国门，妈祖也从湄洲逐渐走向世界，成为一尊跨越国界的国际性神祗。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有妈祖庙（宫）2500多座。根据1987年台湾报刊统计的数字，台湾省的妈祖庙（宫）有800多座；香港、澳门地区有57座；国外有135座，分布在日本、韩国、越南、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印度、菲律宾、美国、法国、丹麦、巴西、阿根廷等17个国家。全世界妈祖信众约有2亿人，单台湾省就有百分之七十的人信奉妈祖。
　　湄洲妈祖庙建于宋初，开始仅“落落数椽”，名叫“神女祠”，经过多次修建、扩建才形成规模的。其中郑和、施琅等历史名人就力主扩建过，形成建筑规模，日臻雄伟，最后形成了以正殿、偏殿等五组建筑群，16座殿堂楼阁，99间斋舍客房；画梁雕栋，金碧辉煌，恰似“海上龙宫”。后来庙宇几经损坏，日渐破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68年），妈祖庙受到了严重的毁坏，几乎“夷为平地”。
　　八十年代以来，妈祖庙才陆陆续续开始重建，尤其是近十年来，台湾妈祖信徒到湄洲岛祖庙进香日渐增多，目睹妈祖庙的现状，海峡两岸妈祖信徒同心协力，自愿捐物捐资，进行大规模的修复兴建。如今，湄洲妈祖庙不但重显光彩，而且建筑规模远远超过了历史任何时候，更加富丽堂皇。目前祖庙建筑群是以前殿为中轴线进行总体规划布局，依山势而建，形成了纵深三百米，高差四十余米的主庙道，从庄严的山门，高大的仪门到正殿，由323级台阶连缀两旁的各组建筑，气势不凡。在祖庙山顶，还建有14米高的巨型妈祖石雕塑像，面向大海，栩栩如生。伫立山顶，极目远眺，山海茫茫，水天一色；回望山下整个庙群尽收眼底，构成了一幅瑰丽壮美的山水画。
　　根据学者的研究，在妈祖信仰发展史上，呈现出儒佛道三教渗透妈祖崇拜的现象，尽管天妃在宋元与明初多次得到朝廷封赐，仍然有不少儒者把天妃崇拜视为“淫祀”，直至清代，朝廷晋封天妃为“天后”，并下令各地官员要祭祀天后，儒者对妈祖的批评才开始逐渐平息。但不能据此就把天后信仰看作是宗法性宗教，因为，天后信仰在民间完全是按照千百年来的传统方式进行祭祀，无论如何，它都只是一尊民间的神祗。 正如上文所披露的，在文革期间，湄洲妈祖庙几乎“夷为平地”。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在意识形态的教条化达到顶峰的文革时期，民族遗产、民族文化、民族习俗等一切带有民族烙印的东西都被视作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障碍须除之务尽。 湄洲妈祖庙也未能幸免。
        表面看来，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传统民间文化的态度之转变，似乎可以简单的用政策宽松一句话加以解释。假如我们将民间文化的命运置于“五四”以来的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加以考察，可能会产生更多有意义的联想。
        在政治与文化精英分子的眼中，民间文化不是一种以其自身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文化，而是与“历史”、“化石”、“遗留物”等同义的传统文化，属于过去，不属于现在，不具有当下性。正因为如此，与一个民族的神话、价值观、制度、行为规范等同样，民间文化往往也被政治与文化精英用来证明一个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合法性。安德森（Ben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国家是一种想像的道德群体。“社会仪式、历史文献乃至自然景观，似乎以‘共谋’的方式来加入想像、创造和记忆国民国家的过程，努力把国民国家的客观现实和悠久的历史联系起来，……” 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构建的过去的历史，被用来证明现存的共同体存在的合法性，进而有效地在群体之间形成相互认同。在现代时期，这种文化认同感与国家为公民提供的政治认同感一起，形成公民的民族身份，而且，在很多时候，文化认同感比国家的政治认同感显得更为重要，一个民族的文化危机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民族认同感的危机，还有可能导致民族国家的危机与分裂。
        因此，当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文化面临着外来文化强大冲击的时候，政治与文化精英所要拯救的就不仅仅是国家的困境，也是民族文化的危机。当一个民族或者国家面临着内外的困境与危机，政治与文化精英往往会诉诸于本民族或国家的具有凝聚力与认同感的传统文化以及象征符号，以此激发全体民众的民族或国家情感，试图使民众认同政治精英的统治合法性，唤起人们对于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忠诚与奉献精神，进而形成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民间文化的矛盾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表现的既是“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冲突，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民族主义的特殊表现。“五四”以来，中国的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以一种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方式推进本土的现代化进程，对传统的激烈反叛与否定，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实现民族富强与振兴的基本诉求，以彻底地否定传统文化与制度的消极面作为救亡图存的起点，低层的民间文化与封建社会中占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一起成为现代化的敌人。“建国后形成的中国本土意识形态中，不但继承了‘五四’以来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理念成分，……民族主义本身也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以否定。” 1990年代之后，89政治风波以及苏东等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聚变，使知识界开始转向对激进主义与“西方中心观”的现代化诉求进行批判，与此同时，“中国中心观”的兴起以及保守主义的高扬，使“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的涵义发生了转变。已往的“民族主义”多在政治层面上认同于民族国家的主权，而且彻底批判、否定传统，全面向西方学习，实现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进入19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已经演化为与国家主权结合在一起的文化态度，与政治意识形态相联系的价值观念结合在一起，换言之，“民族主义”已经改变了“五四”以来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立场，而是站在自身文化传统基础上去言说现代性。1994年，萧功秦在当年第4期《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期的意识形态》一文，他认为，主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与民众文化认同的基础。现代儒家文化已不再具有反现代化的性质，从政治层面来说，民族主义资源已是新时期领导层政治理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间社会中也可以看到儒家文化的回归，故此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可以成为转型时期的新型思想资源。
        当我们考察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想领域发生的变化之后，我们便不难理解官方与半官方的力量对于民间文化的态度之转变。从符号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民族主义运动及其种种表现，是一个创造符号、解释或重新解释符号、革新符号、运用符号和使符号“物化”的过程。国家凭借其掌握的有关分类、知识和控制的权力、机构、设施和手段，并把它用于民族国家的想像和创造。官方的历史以不同的方式利用地方文化传统，不断重新估价其价值，努力让它们符合民族国家的共同历史。 妈祖信仰作为一种族群性认同的象征符号，具有凝聚海内外中华民族子孙的功能，拥有广泛的族群认同基础。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形式，官方对于妈祖信仰所具有的民族凝聚功能的合法性之承认，并不仅仅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更深刻的原因，是妈祖信仰所具有的广泛民间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妈祖已经成为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民众共同信仰的保护神，世代传承。官方之承认妈祖信仰的合法性，实际上是在建构一种符合当下中国情境的政治身份，同时，也在塑造着某种关于传统文化的社会记忆，由于社会情境的变迁，关于传统文化的社会记忆也不再是简单地拒斥与现代性话语相对立的文化现象，而是尽可能地包容一切可以凝聚民族振兴的现代化诉求的力量。“对于社会记忆本身，我们会注意到，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这是一条暗示的规则：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 民族国家希望在民族振兴诉求的前提下，能够整合不同的社会力量，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社会记忆，“在回忆被当成文化活动而非个人活动的时候，它容易被看成是对一个文化传统的回忆；……” “我们对于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对于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 在保罗·康纳顿（Pual Connerton）看来，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他认为，如果说有什么社会记忆的话，我们可能会在纪念仪式上找到它。 在湄洲岛上，一年一度的有关妈祖的纪念仪式，文革期间随着妈祖庙的废弃而中断。民族国家的反传统主义话语利用其掌握的有关文化分类的知识，控制着民众关于历史与文化的记忆，意图将民间信仰从民族认同的话语构成中驱逐出去。一旦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看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写作，便有可能将民间的、地方性的文化传统纳入到民族国家大写历史（History）的范畴之中，使之符合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像，此时的妈祖信仰代表的则不再是“迷信”、“落后”的文化符号，而是一个族群共同体想像的符号，正如记者所言，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祭拜妈祖 ，目的是“要共同祈求两岸有个光明的未来。”
        民族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民间关于妈祖信仰的合法性记忆，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考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那么，当我们将妈祖信仰的命运变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个案，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则有可能获得一种普遍的意义联想。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原有的视社会为一个整体的想像（也就是将社会等同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地理政治秩序），随着经济与文化生活形式的日益全球化，社会与国家之间呈现明显分离的趋势，改变着我们以往对社会的既存印象。全球性的文化并不具有历史认同感，既没有记忆，也不回应任何生命需求。而地方性、社区性、乃至国家和族群的文化都是特殊的、具有历史感、具有共同体的认同情感，能够引发民众共同的价值与记忆，产生共同的时代命运感。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在全球化的今天，民族国家面临着内外两者的夹击，一方面是族群与区域的差异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则是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日益打破民族国家固有的疆界。正是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背景中，民族国家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实现在民族共同体名义下的现代化建设，民间的传统象征符号因为其拥有最广泛的民众基础，获得了来自民间与官方的普遍认同。1994年清明节，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祭扫陕西黄帝陵，并把黄帝与炎帝并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官方的主流媒体称：“在共同祖先面前找到共同的语言，达到最广泛的团结，从而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妈祖与黄帝之间，尽管作为神的地位不同，但是两者却具有共同的功能，在当下中国的具体情境下，都已经成为表达民族主义诉求的象征符号。所以，人类学者认为，“民族主义运动是一个民族符号动员、社会记忆与民间信仰同时作用的过程，民族符号动员要借助于启动社会记忆，而社会记忆中又有相当比重的民间信仰。”
        从妈祖信仰联想到其他被发明的传统符号，我们发现，在中国当下的具体情境中，集体的身份认同似乎为某种神话般的象征性秩序所代替，这种集体身份与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象征符号相等同，表面看来，当下的身份认同已经远离了政治和社会性的身份认同，而转向文化认同，然而，一如中国当下的其他文化，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非政治的文化现象。


[ 本帖由 刘晓春 于 2003-8-23 13:12 最后编辑 ]

太子长琴

是啊，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大融合。
炎黃只是当时的两个氏族而已

lemon

简直胡说。没有哪个民族说自己不是炎黄子孙的，相反，历朝历代王室都说自己是炎黄子孙。“炎黄子孙”从来是一个政治概念，我不觉得将“炎黄”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有什末错误。
反对者恐怕还是受某种主义或者问题的毒害太深，都是市井之徒的无赖话罢了，还敢来跳到桌子上叫嚷。岂有此理！

889107l

国家公祭有什么不可！我们缺的就是这个！

donghaisi

楼上二位大概是从古墓里走出来的吧，而且是什么皇帝（或者叫主席）的亲戚吧，我不会同意你们的意见，但我誓死护卫你们发表意见的权利，知道吗，这叫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