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叙述底层？ （刘继明）

刘晓春

我们怎样叙述底层？

作者：刘继明 文章来源：凯迪网络

近两年“底层”正在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从知识界到文学界，从媒体到社会公众，都能听到这个一度几乎被遗忘了的词汇。但除了“底层”所蕴含的诸如弱势群体、农民、下岗工人等特定的叙说对象，不同的文化人群面对这一概念时的认知角度似乎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眼里的底层，一般都与贫穷、三农问题、国企改制以及社会分层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寄寓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焦虑；而人文学者、评论家和作家艺术家眼里的底层，则往往伴随着对社会公正、民主、平等以及苦难、人道主义等一系列历史美学难题的诉求。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底层问题在今天的浮出水面，实际上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形态和思想境遇。作为一个文化命题，它也决非空穴来风，而是上世纪90年代继人文精神、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等论争之后又一次合乎逻辑的理论演练和进一步聚焦。 　　然而，承认底层问题对激活知识界对于社会现况的关注热情，并不能掩盖其中存在着的某些认识论误区和歧义。正如有人指出的，“底层”最初语出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它首先是作为一种革命力量而存在的”。在经典的社会主义叙述框架下，它始终同无产阶级、工农大众、阶级斗争以及共产主义革命相生相伴，植根于人类对不平等社会等级制度的颠覆和反抗冲动，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是尖锐对立的。但在当下的叙说中，不少人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搁置了这一历史情境，将“底层”抽空、简化为一种古典人道主义或普遍主义的修辞，因而使底层变成了一种抽象的、被动的能指，一个外在于我们的他者。所谓“底层出场的同时，阶级退场了”，就是这种修辞的精当注释。 　　于是，底层这一本来曾经作为充满意志力和历史能动性的主体性概念遁入了失语的暗箱，被重新遮蔽起来。这固然同人们深陷于所谓历史终结和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认知框架，丧失了对人类生存多样化及其可能性的探求热情有关，但任何现实的必然性都不能取代历史的或然性，如果人们对世界进行描述与“合法化”求证的兴趣，完全代替了对存在进行不断去蔽和发现的努力，那么，任何一种思想行为就难以避免地会蜕变为一场话语游戏，甚或只是知识分子满足道义上的优越感的说辞和凌空蹈虚的精神意淫。 　　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形正在成为一种习焉不察的事实。许多人谈论底层，不是注重于从相关历史缝隙中搜寻和打捞出那些被遗忘的思想面容，并赋予其现实指涉的功能，或者即便描述历史，也只是停留于对其进行道德与政治的指控或滑稽戏仿，但作为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乃至政治的人同特定历史和现实情境的复杂纠结和粘连，却被连根斩断了。 　　这也许就是前些年李陀先生提出对80年代以来形成的“纯文学”观念给予重新反思的理由之一。作为中国新时期最早鼓吹“现代派”的代表人物，李陀一改初衷地呼吁文学把目光从“纯文学”的狭小写字间，重新投向斑驳复杂的现实场景和社会进程，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当然，也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为纯文学进行辩护，但辩护者将李陀对文学重新介入现实的吁求理解为只是“关注底层，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这就是‘新左派’或‘新右派’们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话语权之争，担心文学“变成别的什么：社会学的调查报告，新闻纪录片的解说词，直抒胸臆的杂感，网络发牢骚的贴子……”，从而对“文学性”品质构成损害。（陈晓明：《在底层眺望纯文学》）这种提醒也许是善意和必要的，但其中显然存在着某种误读。以我的理解，所谓文学参与或介入现实，不能仅仅理解为将底层和现实题材作为叙述对象，而还应该在叙述过程中体现出创作主体的思想投射和发现。但事实上，在许多当代作家的笔下，“人”被描述成了在情欲和日常生存的煎熬下的命定和孤独的受难者和纯粹生物性的符码，当“苦难”和“底层” 获得了独立的、具有普泛性的所谓文学性品格，被高度抽象化和境遇化之后，固然能够产生颠覆既定伦理秩序和人性的诱人魅力及恒定的艺术价值，但这种现代主义的美学嗜好，对我们探究人与今日现实世界的复杂纠缠及其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意义呢？ 　　对此，蔡翔、薛毅等人关于底层以及“纯文学”的相关文章和对谈，对其中隐含的语义含混现象给予了具体的辨析。蔡翔坦言，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诸多叙述中，底层也许掺杂着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文化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互相缠绕的情结。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对的只是一个被叙述知识者出来的“底层”，真实的底层仍然处于一种匿名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关于底层的叙说就显得游移不定、闪烁其辞。在文学研究和创作中，所谓文学性也经常被解读为一种封闭，回避同其他社会话语发生对流和碰撞的固定模式。 　　在精英话语一统天下的语境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底层或许难以产生自己的代言人，“被叙述”注定是它摆脱不掉的宿命。那么，真实的底层究竟在哪儿？如果知识精英不能改变雄踞话语中心和高高在上的优越感，陶醉在中产阶级文化编织的话语谱系中流连忘返，不能将所谓“对灵魂的忧虑”和“对世界的忧虑”置于同等视域，我们可能就不仅不能有效地走近底层，反而在理智和情感上与之南辕北辙，日益隔膜。 　　尽管如此，蔡翔在一篇发表于1995年的散文《底层》中的描述，仍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一概念的体认： 　　“对我来说，底层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道摇曳的生命风景，是我的来处，我的全部的生活都在这里开始。我常常在午夜醒来，默默倾听我的少年时代从窗外悄悄走过。”“然而有一天，革命开始兑现它的承诺，我们搬进一个巨大的新村。我看见无数高楼林立，崭新的学校，崭新的商店，我们在崭新的马路上发疯似地追逐。在那一刻，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们真诚地唱着：社会主义好！”“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神话中走过，尽管我们贫穷，但是无怨无悔。我们以许多年过去了，革命似乎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平等和公正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旧的生活秩序正在解体，新的经济秩序则迅即地制造出它的上流社会。阶层分化的事实正在今天重演，权力大模大样地介入竞争，昨天的公子哥儿成了今天的大款大腕大爷，他们依靠各种权力背景疯狂地掠夺社会财富。权力和金钱可耻地结合。‘穷人’的概念再一次产生……” 　　近10年后重读这样富于体验性和情感色彩的叙述，仍然能够使人产生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这或许正是一些人士提出重新正视“社会主义遗产”的缘由所在。在过去的20世纪，席卷全球的社会主义思潮在给人类带来诸多灾难的同时，也创生出了一种新的道德评价体系，并且对被视为普世准则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一种狂飙突进的政治实践可能是失败了，可它毕竟为我们在以不平等为天然伦理秩序的壁垒之外寻找新的生存依据提供了启示和震撼，这决非仅仅以人道主义的激愤给予所谓彻底否定和清算就能轻而易举打发掉的。因为，长期被特权阶层用一种俯就姿态叙述着的中国底层阶级，正是通过社会主义实践头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从配角变成了主角，从被叙述变成了叙述的主体。他们不再只是作为“被启蒙者”的身份，而开始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创造历史的主流中，这对既往社会秩序的确是粗暴的、充满“破坏性”的，一种彻头彻尾的异端的革命。 　　这种以异端和激进为主要特征的革命，势必会带来与之相适应的美学形式。在文艺范畴里，它们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者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等等。这些新的“革命文学”同传统的审美形态相比，在艺术上或许有些幼稚、粗陋和简单，不那么精致和“高级”，甚至是排斥“多样化”的，但他们从语言、叙述立场、文化趣味上，无疑是鲜活、朴素的、生动的，是直接从底层和人性内部迸发出来的。它们是一个长期被压迫和忽略的阶级在美学上的集体亮相和对传统艺术格局的决绝突破，因而，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既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又不仅仅是孤单的个人，始终带着鲜明的“阶级烙印”。在苏俄，从高尔基的《母亲》、《在底层》，到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在中国，从30年代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到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从四十年代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三里湾》，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新中国建立后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浩然的《艳阳天》等等，都可以看作是这种具有鲜明阶级特征的“底层叙事”不断强化和扩张的一个连续过程，并且逐渐构建起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这种美学原则独立于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话语谱系之外，在相当长的时段里对由学院、知识分子垄断的文学等级观念构成了强有力的冒犯。 　　如果我们只是着眼于革命文学写作依附于特定甚至僵硬政治理念的历史情境，而忽略了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创造出的一种具有独立文化形态的审美品质，显然是难以完整客观地评估其文学史乃至社会历史价值的。张炜最近发表在《上海文学》并引起争议的《精神的背景》一文，就试图对五六十年代文学进行重新评价。实际上，这种努力也出现在其他一些年轻学者的著述中，但对于主流知识界而言，这种声音仍然显得微弱，还处于边缘状态。因为众所周知，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恰恰是沿着一条对整个革命文学进行颠覆和否定的路径运行的。这种颠覆和否定，在80年代经由文学的主体性和现代派讨论逐步完成，一直到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国的当代文学实现了从形式到内容的脱胎换骨。较之“革命文学”之前，这种转折或断裂显得更彻底、更系统，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堪称一场声势浩大的“美学起义”，在一篇曾经产生广泛影响的诗学论文中，也被称之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新的美学原则崛起之后，作为叙述主体的“底层”黯然退位了，其一度清晰的面目再度变得模糊起来。或者说，它又回到了“被叙述的”那个语焉不详的位置，在牢固确立的当代文学格局当中，它重新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成为了某种倍受贬斥和嘲讽的对象。 　　的确，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之下，文学和文化必将融入到这种大合唱般的话语狂欢中间去，这差不多成了当今大多数人的普遍共识。在这股时代主流的冲击下，任何异质的、另类的、怀疑的声音都显得微不足道。茨威格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异端的权利》一书中，曾经为持不同宗教和文化信仰者主张合法权利发出了严厉的提醒。但警惕和辨认政治专制也许是容易的，对于异端思想实行压制和排斥的隐蔽的话语霸权或文化殖民，却并非总是一目了然。相对于前者，它可能更容易让人在一种无休无止、类似于软型饮料的品咂中昏昏入睡，甚至逐渐放弃守护异见的权利。 　　在当前语境下，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按照《梦幻与现实──中国中产阶级手册》一文的描述，中国社会已经迅速变成权贵资本的社会，一群雄心勃勃、能力超群的中国精英全面出山，他们就是近年来大量涌现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繁华都市、有着商业头脑和全球意识的年轻的“中国精英”。他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自己的个人生活和兴趣。他们和他们的50年代完全不同，那一代太关注国事、天下事而忽略了自已的生活。很显然，中产阶级文化已然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其所代表的利益共享和文化强势位置，几乎使他们天然地拒绝着那些真正来自话语劣势处境的挑衅，对一切异端声音具有超常的整除、消解和改写能力，并且总是能够不动声色和巧妙地将其纳入到他们掌控的话语体系当中去。 　　包括关于底层的叙述也是如此。底层问题的浮出，最初也是来自于某些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畸零人”，比如张承志。按照蔡翔的看法，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最早“复活了有关‘穷人’和‘富人’的概念”，但这显然还不能充分估计出这部作品的真正内涵。 　　若干年后，《心灵史》也许将作为一部伟大的书被人们传读。因为在我看来，张承志使我们重新逼近和洞悉了一些很久以来被搁置和忘却了的概念，例如种群信仰、人民主权、阶级冲突，革命与人性，等等。这一切出现在日常叙述逐显普泛化趋势的90年代初期，无疑显得那么尖锐刺耳、不和谐。当然，《心灵史》也受到了少数文化精英的肯定和欣赏，但这也是以剔除了其中若干敏感和刺眼的价值取向作为前提，刻意取舍和选择，被当成一部抽空历史感的寓言和传奇作品进行抽象化、民间化的结果。 　　所谓“民间”，是90年代以后被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认同的一种颇为时兴和有效的阐释方法。在这种叙述中，民间相对于官方、主流以及“宏大叙事”和精英文化而存在，它的特征是感性的、混浊的、蒙昧的、原生态和低等级、不确定的，具有浓厚的草根气息，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用“底层”置换，言外之意，与之相对的精英文化则是理性的、自觉的、高级的，具有清晰的价值外延和主体建构能力。民间概念的提出，为文学话语挣脱教条呆板的意识形态控制，逐步确立和繁殖出自身的审美品性，打开了一扇别致的窗口，其积极意义或许不可否认，但也应该承认，这种试图重新规划文化等级秩序的努力，透露出知识分子保持和构筑自身文化优越感和启蒙者身份，将民间（或底层）当作一种与己无关的他者进行文化想象的强烈癖好。因此，与其说民间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有些含混的美学概念，大概由于这种影响，现在关于底层的某些讨论，往往不自觉地将底层同民间混为一谈，这正是我们始终很难接近完整意义上的底层的奥妙所在。 　　当然，被进行文化收编和改写的不只是张承志式的底层叙述。如张广天的《切格瓦拉》《红星美女》等将业已消失的一些无产阶级或“左翼”美学符号给予波普式艺术表达的戏剧作品，也遇到了《心灵史》类似的待遇，一方面，它一经上演，就以前卫包装赢得了一批视先锋为时尚的沙龙艺术群体的喝彩，并且产生了不菲的市场回报；另一方面，张广天又受到了来自精英文化界的强烈批判和排拒，被视为一场对死去的意识形态幽灵的拙劣招魂仪式和低级的市场媚俗表演，有的指责甚至来自于某些先锋批评家，已经修成正果的先锋艺术和知识分子文化并肩站在了一起，来携手阻击那些溢出业已充分体系化的高级艺术生产线之外的刺耳声音。而在一些描写下岗工人和三农题材的小说中（如毕淑敏的《女工》），作者索性将底层劳动者的艰难境遇，按照流行的市场元素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进行配制，打造成了合乎流行趣味的消费性文化产品。在这里，精英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与市场流行文化发生了奇妙的交汇，共同连接成了一股排斥和消解弱势和异质文化的强大力量。 　　 张广天戏剧显然并非对底层的直接陈述，它甚至同底层毫不相干，但其意义却不可低估。至少，在沉寂多年后，他第一次将早已被人们忘却的革命记忆当作一道另类艺术大餐，重新端回到了味觉日益疲惫的公众面前。这使得当我们几年后从某些新起的叙事文学作品中看到有人以“左翼”的立场来描述底层生存状况时，不再感到过于突兀。 　　我指的是近期出现的《那儿》等小说。相对于那些同样描写国企改制工人生存困境的作品，《那儿》显然不仅仅着力于底层劳动者在苦难中孤独承受和默默煎熬的叙述，而是将工人曾经作为一个被解放阶级的历史记忆，置于正在面临的生活困境，并且直接表达了他们对不合理现实所作的怀疑、愤怒和抗争，以及同知识精英之间那种日益加深的隔膜乃至敌意。从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高尔基在《母亲》中、茅盾在《子夜》中描述过的经典场面。《那儿》为我们呈现的“底层”也好，“苦难”也好，都不是抽象的、空洞的、缺少历史上下文的，而是具有鲜明的现实指涉意向。那些在底层中挣扎和承受的人们，也不是像某些小说中的人物面目模糊、单向度的或寓言化，而彰显出强烈的主体色彩，它们既有因物质匮乏带来的窘迫和恐慌，也有因精神和社会身份沦落造成的焦虑、愤懑和呼喊。“人”在这儿得到了整体而有力的表达，这跟那种现代或后现代式的底层叙述，显然是大相异趣的。因而也可以说，它为我们有效地接近底层，提供了一条有别于目前大多数叙述视角的新途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发表后，除了被有的选刊转载，却并未引起专业或权威评论家们的注意，甚或可以说是被忽略不计的，反倒是一些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给予热情的关注，在网站展开了讨论，其中有一篇文章还将《那儿》同久已失传的革命文学话语联系起来，认为这部作品的出现标志着左翼文学传统的复活，对于当下文学的中产阶级趣味具有某种特殊的启示意义。 　　当然，这样富于挑战性的底层叙述，并非始于《那儿》这样的小说。实际上，在《黄河边的中国》和《中国农民调查》等非虚构类作品当中，对于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叙述，已经呈示出了值得瞩目的端倪。再如最近出版的一部社会学著作《岳村调查》，作者沿着当年毛泽东撰写《湖南农民考察报告》走的路线，通过对湖南湘乡、衡阳等地的实地抽样式调查，对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和现状提供了大量翔实的信息和材料，其中写道，不少地方的农民在同严重不合理的农业政策和基层政权及官员的贪婪掠夺之下，被迫进行维权时所采用的方式和策略，越来越具有半个多世纪以前共产党组织的农民运动的显著特征，比如他们不再是单枪匹马、自生自灭的上访，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组织甚至“农民领袖”，等等，都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了潜藏在底层的那种强烈的躁动和不安情绪。这本书的作者于建嵘是一位有过长期基层生活经验的年轻学者，这似乎进一步表明，相对居于话语中心的主流和权威知识集团，那些来自于亚文化和亚专业群落、处于上升期的声音和叙述，由于其特有的体验性、亲历性，缺少修饰性，其所叙述的底层更具有一种值得信赖的真实品格和力量。 　　但这样的叙述往往容易遭受漠视和忽略。文化精英主义者的自负和傲慢，使他们习惯于制造幻觉，而拒绝同现实世界及任何文化异见者对话，他们总以为自己内心的影像就是世界的全部真相，并且为此津津乐道、沾沾自喜。我曾经听见一位批评家谈到某些描写底层生活的作品时，用武断和调侃的口气说：不要一写到穷人就总是掺兮兮的。其实所谓苦难，只不过是我们这些作家强加给穷人们的浪漫想象，你怎么就以为生活在贫穷中的人内心里一定充满了悲苦？他们有自己的快乐和安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而大名鼎鼎的黄永玉老先生在香港的豪宅接受采访时说：我也知道现在有许多人还过着朝不保夕、缺少安全感的生活，但毛主席那么大的抱负也没解决好这个问题，我就是跟他们一起难过也没什么用处，操那么些闲心干啥！ 　　像这种闭着眼睛陶醉于个人文化趣味和生活方式所表现出的自私和冷漠，在文学圈和知识界屡见不鲜，并且差不多成为了一种值得炫耀的时尚。 　　这无疑是当代知识精英群体潜伏的真正危机。 　　由此，我想到19世纪的俄罗斯，当时那场主要由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失败之后，不仅共产党分化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对立阵营，知识分子也反戈一击，纷纷倒向沙皇重新确立的威权政治集团，彻底背叛了过去曾经那么真诚地站在底层立场，为了民主自由和平等不惜献身的价值观，以及源远流长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的传统，转而为沙皇变本加厉盘剥和掠夺民众的新经济政策摇旗呐喊，成为了既得利益共同体的受惠者。到后来，在俄罗斯广大民众心目中，除了托尔斯泰获得的那份稀有的尊敬之外，整个知识分子集团几乎蜕变成了一种见利忘义、令人憎恶的形象。 　　这同当今中国的知识精英集团面临的境况是不是有几分相似呢？ 　　前几天，我从央视节目中看到这样一幕：当一首歌曲演唱完后，几个特意从贵州贫困山区邀请来的面孔黧黑的孩子和他们的志愿者老师出现在舞台上，主持人照例用那种甜腻煽情的表情和语调，介绍了孩子们在难以想象的贫穷环境下学习和生活的状况，以及他们期望有一天去北京看看“那儿的平房”的稚嫩梦想。那位主持人兴高采烈地宣布，这次邀请孩子们到北京，就是为了帮助他们“圆梦”，让他们看看，北京不仅有平房，还有高得难以想象的大楼哩！接着，那位主持人请出一位当红女歌手，女歌手送给孩子们每人一个书包，然后，女歌手跟这几个孩子以及北京某个打工小学的学生们集体演唱了一首歌曲《感恩的心》。歌星演唱的十分卖力，歌声也很感人，听起来像教堂的赞美诗。观众席上有不少人热泪盈眶，不断用手帕擦眼泪。而他们中间大部分是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从孩子们茫然的表情和生硬的动作看得出来，他们压根儿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感恩”，向谁感恩？为什么感恩？是为了央视的垂恩，让他们终于能够有机会亲眼看到了“北京的平房”，还是为沉重地压在他们瘦弱肩膀上的那只崭新的、空荡荡的、漂亮的书包？ 　　他们只是一群被随意摆布的小小的道具，也许连歌词的含义都不懂。 　　这也是一种底层叙述，但无疑是一场拙劣的底层秀。看完之后，我不仅没有丝毫的感动，反而觉得一阵反胃。说实话，如果所谓“关注底层”变味成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和大众媒体为自己脸上涂抹的道德脂粉和肆意挥洒廉价同情心的佐料，我宁愿让底层问题仍旧回到那个被遗忘和抛弃的历史角落里去。这样，至少可以避免底层在被叙述的过程中，像木偶一样毫无尊严地任人涂改和粉饰的命运吧。 　　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情绪性的说法。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所理解的底层，只不过各自选取的认识路径不同而已。也许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真实的“底层”向我们现形。由于各种因素的钳制，只要底层尚无力作为独立的阶层发出自己清晰理性的声音，它就只能始终是一个沉默的矿下世界。 　　但这仍然不能构成我们这些“叙述者”替自己开脱的理由。 　　《天涯》近期在“读者来书”发表的一篇文章颇能引人深思：“一切在苦难中的底层，他们的话语、情感都应该得到疏通、表达、形成底层自身真实、质朴的话语空间……但面对他们这个完全无声的世界，我们的经验一片空白。这么大的社会盲区，这么深的社会阻隔，我们竟然生活的如此从容，心安理得、熟视无睹，这是多么的危险啊！” 这位真正生活在底层的作者用不无沉痛的笔调说，“时事仍如坚冰，虽必将融化，却总也打不通它的入口。” 　　这似乎比许多知识者的叙述更能触动我们。 　　是的，包容或正视那些来自边缘的异议、刺耳的叙述，并不意味着怂恿、鼓励某种极端社会情绪和“革命行为”的滋生。因为，无论对于异见和抗争者本身，还是既得利益阶层，这都意味着需要付出更大甚至惨重的代价，并使社会重现陷入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周期性震荡。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任何时候，革命都是一种绝境中被迫做出的抉择，而始终与底层保持着一种近乎亲缘般的伦理联系。就此而言，“革命”应该拒绝妖魔化的叙述，就像也应该警惕过去那种绝对神圣化的叙述一样。 　　关于底层的讨论也同样如此。重要的是如何为各种利益主体和冲突性话语提供一个平等、民主和理性的对话空间，这不是讨价还价的商人式的数学换算，而是现代社会必须具备的一种价值互动机制，也是我们在日趋严酷的全球资本化语境下，寻求通往公平正义和理想社会的一条必经之路。                                                                                  刘继明 　　近两年，“底层”正在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从知识界到文学界，从媒体到社会公众，都能听到这个一度几乎被遗忘了的词汇。但除了“底层”所蕴含的诸如弱势群体、农民、下岗工人等特定的叙说对象，不同的文化人群面对这一概念时的认知角度似乎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眼里的底层，一般都与贫穷、三农问题、国企改制以及社会分层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寄寓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焦虑；而人文学者、评论家和作家艺术家眼里的底层，则往往伴随着对社会公正、民主、平等以及苦难、人道主义等一系列历史美学难题的诉求。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底层问题在今天的浮出水面，实际上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形态和思想境遇。作为一个文化命题，它也决非空穴来风，而是上世纪90年代继人文精神、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等论争之后又一次合乎逻辑的理论演练和进一步聚焦。 　　然而，承认底层问题对激活知识界对于社会现况的关注热情，并不能掩盖其中存在着的某些认识论误区和歧义。正如有人指出的，“底层”最初语出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它首先是作为一种革命力量而存在的”。在经典的社会主义叙述框架下，它始终同无产阶级、工农大众、阶级斗争以及共产主义革命相生相伴，植根于人类对不平等社会等级制度的颠覆和反抗冲动，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是尖锐对立的。但在当下的叙说中，不少人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搁置了这一历史情境，将“底层”抽空、简化为一种古典人道主义或普遍主义的修辞，因而使底层变成了一种抽象的、被动的能指，一个外在于我们的他者。所谓“底层出场的同时，阶级退场了”，就是这种修辞的精当注释。 　　于是，底层这一本来曾经作为充满意志力和历史能动性的主体性概念遁入了失语的暗箱，被重新遮蔽起来。这固然同人们深陷于所谓历史终结和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认知框架，丧失了对人类生存多样化及其可能性的探求热情有关，但任何现实的必然性都不能取代历史的或然性，如果人们对世界进行描述与“合法化”求证的兴趣，完全代替了对存在进行不断去蔽和发现的努力，那么，任何一种思想行为就难以避免地会蜕变为一场话语游戏，甚或只是知识分子满足道义上的优越感的说辞和凌空蹈虚的精神意淫。 　　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形正在成为一种习焉不察的事实。许多人谈论底层，不是注重于从相关历史缝隙中搜寻和打捞出那些被遗忘的思想面容，并赋予其现实指涉的功能，或者即便描述历史，也只是停留于对其进行道德与政治的指控或滑稽戏仿，但作为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乃至政治的人同特定历史和现实情境的复杂纠结和粘连，却被连根斩断了。 　　这也许就是前些年李陀先生提出对80年代以来形成的“纯文学”观念给予重新反思的理由之一。作为中国新时期最早鼓吹“现代派”的代表人物，李陀一改初衷地呼吁文学把目光从“纯文学”的狭小写字间，重新投向斑驳复杂的现实场景和社会进程，这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当然，也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为纯文学进行辩护，但辩护者将李陀对文学重新介入现实的吁求理解为只是“关注底层，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这就是‘新左派’或‘新右派’们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话语权之争，担心文学“变成别的什么：社会学的调查报告，新闻纪录片的解说词，直抒胸臆的杂感，网络发牢骚的贴子……”，从而对“文学性”品质构成损害。（陈晓明：《在底层眺望纯文学》）这种提醒也许是善意和必要的，但其中显然存在着某种误读。以我的理解，所谓文学参与或介入现实，不能仅仅理解为将底层和现实题材作为叙述对象，而还应该在叙述过程中体现出创作主体的思想投射和发现。但事实上，在许多当代作家的笔下，“人”被描述成了在情欲和日常生存的煎熬下的命定和孤独的受难者和纯粹生物性的符码，当“苦难”和“底层” 获得了独立的、具有普泛性的所谓文学性品格，被高度抽象化和境遇化之后，固然能够产生颠覆既定伦理秩序和人性的诱人魅力及恒定的艺术价值，但这种现代主义的美学嗜好，对我们探究人与今日现实世界的复杂纠缠及其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意义呢？ 　　对此，蔡翔、薛毅等人关于底层以及“纯文学”的相关文章和对谈，对其中隐含的语义含混现象给予了具体的辨析。蔡翔坦言，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诸多叙述中，底层也许掺杂着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文化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互相缠绕的情结。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对的只是一个被叙述知识者出来的“底层”，真实的底层仍然处于一种匿名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关于底层的叙说就显得游移不定、闪烁其辞。在文学研究和创作中，所谓文学性也经常被解读为一种封闭，回避同其他社会话语发生对流和碰撞的固定模式。 　　在精英话语一统天下的语境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底层或许难以产生自己的代言人，“被叙述”注定是它摆脱不掉的宿命。那么，真实的底层究竟在哪儿？如果知识精英不能改变雄踞话语中心和高高在上的优越感，陶醉在中产阶级文化编织的话语谱系中流连忘返，不能将所谓“对灵魂的忧虑”和“对世界的忧虑”置于同等视域，我们可能就不仅不能有效地走近底层，反而在理智和情感上与之南辕北辙，日益隔膜。 　　尽管如此，蔡翔在一篇发表于1995年的散文《底层》中的描述，仍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一概念的体认： 　　“对我来说，底层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道摇曳的生命风景，是我的来处，我的全部的生活都在这里开始。我常常在午夜醒来，默默倾听我的少年时代从窗外悄悄走过。”“然而有一天，革命开始兑现它的承诺，我们搬进一个巨大的新村。我看见无数高楼林立，崭新的学校，崭新的商店，我们在崭新的马路上发疯似地追逐。在那一刻，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们真诚地唱着：社会主义好！”“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神话中走过，尽管我们贫穷，但是无怨无悔。我们以许多年过去了，革命似乎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平等和公正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旧的生活秩序正在解体，新的经济秩序则迅即地制造出它的上流社会。阶层分化的事实正在今天重演，权力大模大样地介入竞争，昨天的公子哥儿成了今天的大款大腕大爷，他们依靠各种权力背景疯狂地掠夺社会财富。权力和金钱可耻地结合。‘穷人’的概念再一次产生……” 　　近10年后重读这样富于体验性和情感色彩的叙述，仍然能够使人产生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这或许正是一些人士提出重新正视“社会主义遗产”的缘由所在。在过去的20世纪，席卷全球的社会主义思潮在给人类带来诸多灾难的同时，也创生出了一种新的道德评价体系，并且对被视为普世准则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一种狂飙突进的政治实践可能是失败了，可它毕竟为我们在以不平等为天然伦理秩序的壁垒之外寻找新的生存依据提供了启示和震撼，这决非仅仅以人道主义的激愤给予所谓彻底否定和清算就能轻而易举打发掉的。因为，长期被特权阶层用一种俯就姿态叙述着的中国底层阶级，正是通过社会主义实践头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从配角变成了主角，从被叙述变成了叙述的主体。他们不再只是作为“被启蒙者”的身份，而开始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创造历史的主流中，这对既往社会秩序的确是粗暴的、充满“破坏性”的，一种彻头彻尾的异端的革命。 　　这种以异端和激进为主要特征的革命，势必会带来与之相适应的美学形式。在文艺范畴里，它们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者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等等。这些新的“革命文学”同传统的审美形态相比，在艺术上或许有些幼稚、粗陋和简单，不那么精致和“高级”，甚至是排斥“多样化”的，但他们从语言、叙述立场、文化趣味上，无疑是鲜活、朴素的、生动的，是直接从底层和人性内部迸发出来的。它们是一个长期被压迫和忽略的阶级在美学上的集体亮相和对传统艺术格局的决绝突破，因而，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既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又不仅仅是孤单的个人，始终带着鲜明的“阶级烙印”。在苏俄，从高尔基的《母亲》、《在底层》，到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在中国，从30年代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到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从四十年代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三里湾》，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新中国建立后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浩然的《艳阳天》等等，都可以看作是这种具有鲜明阶级特征的“底层叙事”不断强化和扩张的一个连续过程，并且逐渐构建起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这种美学原则独立于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话语谱系之外，在相当长的时段里对由学院、知识分子垄断的文学等级观念构成了强有力的冒犯。 　　如果我们只是着眼于革命文学写作依附于特定甚至僵硬政治理念的历史情境，而忽略了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创造出的一种具有独立文化形态的审美品质，显然是难以完整客观地评估其文学史乃至社会历史价值的。张炜最近发表在《上海文学》并引起争议的《精神的背景》一文，就试图对五六十年代文学进行重新评价。实际上，这种努力也出现在其他一些年轻学者的著述中，但对于主流知识界而言，这种声音仍然显得微弱，还处于边缘状态。因为众所周知，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恰恰是沿着一条对整个革命文学进行颠覆和否定的路径运行的。这种颠覆和否定，在80年代经由文学的主体性和现代派讨论逐步完成，一直到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国的当代文学实现了从形式到内容的脱胎换骨。较之“革命文学”之前，这种转折或断裂显得更彻底、更系统，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堪称一场声势浩大的“美学起义”，在一篇曾经产生广泛影响的诗学论文中，也被称之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新的美学原则崛起之后，作为叙述主体的“底层”黯然退位了，其一度清晰的面目再度变得模糊起来。或者说，它又回到了“被叙述的”那个语焉不详的位置，在牢固确立的当代文学格局当中，它重新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成为了某种倍受贬斥和嘲讽的对象。 　　的确，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之下，文学和文化必将融入到这种大合唱般的话语狂欢中间去，这差不多成了当今大多数人的普遍共识。在这股时代主流的冲击下，任何异质的、另类的、怀疑的声音都显得微不足道。茨威格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异端的权利》一书中，曾经为持不同宗教和文化信仰者主张合法权利发出了严厉的提醒。但警惕和辨认政治专制也许是容易的，对于异端思想实行压制和排斥的隐蔽的话语霸权或文化殖民，却并非总是一目了然。相对于前者，它可能更容易让人在一种无休无止、类似于软型饮料的品咂中昏昏入睡，甚至逐渐放弃守护异见的权利。 　　在当前语境下，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按照《梦幻与现实──中国中产阶级手册》一文的描述，中国社会已经迅速变成权贵资本的社会，一群雄心勃勃、能力超群的中国精英全面出山，他们就是近年来大量涌现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繁华都市、有着商业头脑和全球意识的年轻的“中国精英”。他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自己的个人生活和兴趣。他们和他们的50年代完全不同，那一代太关注国事、天下事而忽略了自已的生活。很显然，中产阶级文化已然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其所代表的利益共享和文化强势位置，几乎使他们天然地拒绝着那些真正来自话语劣势处境的挑衅，对一切异端声音具有超常的整除、消解和改写能力，并且总是能够不动声色和巧妙地将其纳入到他们掌控的话语体系当中去。 　　包括关于底层的叙述也是如此。底层问题的浮出，最初也是来自于某些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畸零人”，比如张承志。按照蔡翔的看法，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最早“复活了有关‘穷人’和‘富人’的概念”，但这显然还不能充分估计出这部作品的真正内涵。 　　若干年后，《心灵史》也许将作为一部伟大的书被人们传读。因为在我看来，张承志使我们重新逼近和洞悉了一些很久以来被搁置和忘却了的概念，例如种群信仰、人民主权、阶级冲突，革命与人性，等等。这一切出现在日常叙述逐显普泛化趋势的90年代初期，无疑显得那么尖锐刺耳、不和谐。当然，《心灵史》也受到了少数文化精英的肯定和欣赏，但这也是以剔除了其中若干敏感和刺眼的价值取向作为前提，刻意取舍和选择，被当成一部抽空历史感的寓言和传奇作品进行抽象化、民间化的结果。 　　所谓“民间”，是90年代以后被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认同的一种颇为时兴和有效的阐释方法。在这种叙述中，民间相对于官方、主流以及“宏大叙事”和精英文化而存在，它的特征是感性的、混浊的、蒙昧的、原生态和低等级、不确定的，具有浓厚的草根气息，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用“底层”置换，言外之意，与之相对的精英文化则是理性的、自觉的、高级的，具有清晰的价值外延和主体建构能力。民间概念的提出，为文学话语挣脱教条呆板的意识形态控制，逐步确立和繁殖出自身的审美品性，打开了一扇别致的窗口，其积极意义或许不可否认，但也应该承认，这种试图重新规划文化等级秩序的努力，透露出知识分子保持和构筑自身文化优越感和启蒙者身份，将民间（或底层）当作一种与己无关的他者进行文化想象的强烈癖好。因此，与其说民间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有些含混的美学概念，大概由于这种影响，现在关于底层的某些讨论，往往不自觉地将底层同民间混为一谈，这正是我们始终很难接近完整意义上的底层的奥妙所在。 　　当然，被进行文化收编和改写的不只是张承志式的底层叙述。如张广天的《切格瓦拉》《红星美女》等将业已消失的一些无产阶级或“左翼”美学符号给予波普式艺术表达的戏剧作品，也遇到了《心灵史》类似的待遇，一方面，它一经上演，就以前卫包装赢得了一批视先锋为时尚的沙龙艺术群体的喝彩，并且产生了不菲的市场回报；另一方面，张广天又受到了来自精英文化界的强烈批判和排拒，被视为一场对死去的意识形态幽灵的拙劣招魂仪式和低级的市场媚俗表演，有的指责甚至来自于某些先锋批评家，已经修成正果的先锋艺术和知识分子文化并肩站在了一起，来携手阻击那些溢出业已充分体系化的高级艺术生产线之外的刺耳声音。而在一些描写下岗工人和三农题材的小说中（如毕淑敏的《女工》），作者索性将底层劳动者的艰难境遇，按照流行的市场元素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进行配制，打造成了合乎流行趣味的消费性文化产品。在这里，精英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与市场流行文化发生了奇妙的交汇，共同连接成了一股排斥和消解弱势和异质文化的强大力量。 　　 张广天戏剧显然并非对底层的直接陈述，它甚至同底层毫不相干，但其意义却不可低估。至少，在沉寂多年后，他第一次将早已被人们忘却的革命记忆当作一道另类艺术大餐，重新端回到了味觉日益疲惫的公众面前。这使得当我们几年后从某些新起的叙事文学作品中看到有人以“左翼”的立场来描述底层生存状况时，不再感到过于突兀。 　　我指的是近期出现的《那儿》等小说。相对于那些同样描写国企改制工人生存困境的作品，《那儿》显然不仅仅着力于底层劳动者在苦难中孤独承受和默默煎熬的叙述，而是将工人曾经作为一个被解放阶级的历史记忆，置于正在面临的生活困境，并且直接表达了他们对不合理现实所作的怀疑、愤怒和抗争，以及同知识精英之间那种日益加深的隔膜乃至敌意。从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高尔基在《母亲》中、茅盾在《子夜》中描述过的经典场面。《那儿》为我们呈现的“底层”也好，“苦难”也好，都不是抽象的、空洞的、缺少历史上下文的，而是具有鲜明的现实指涉意向。那些在底层中挣扎和承受的人们，也不是像某些小说中的人物面目模糊、单向度的或寓言化，而彰显出强烈的主体色彩，它们既有因物质匮乏带来的窘迫和恐慌，也有因精神和社会身份沦落造成的焦虑、愤懑和呼喊。“人”在这儿得到了整体而有力的表达，这跟那种现代或后现代式的底层叙述，显然是大相异趣的。因而也可以说，它为我们有效地接近底层，提供了一条有别于目前大多数叙述视角的新途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发表后，除了被有的选刊转载，却并未引起专业或权威评论家们的注意，甚或可以说是被忽略不计的，反倒是一些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给予热情的关注，在网站展开了讨论，其中有一篇文章还将《那儿》同久已失传的革命文学话语联系起来，认为这部作品的出现标志着左翼文学传统的复活，对于当下文学的中产阶级趣味具有某种特殊的启示意义。 　　当然，这样富于挑战性的底层叙述，并非始于《那儿》这样的小说。实际上，在《黄河边的中国》和《中国农民调查》等非虚构类作品当中，对于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叙述，已经呈示出了值得瞩目的端倪。再如最近出版的一部社会学著作《岳村调查》，作者沿着当年毛泽东撰写《湖南农民考察报告》走的路线，通过对湖南湘乡、衡阳等地的实地抽样式调查，对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和现状提供了大量翔实的信息和材料，其中写道，不少地方的农民在同严重不合理的农业政策和基层政权及官员的贪婪掠夺之下，被迫进行维权时所采用的方式和策略，越来越具有半个多世纪以前共产党组织的农民运动的显著特征，比如他们不再是单枪匹马、自生自灭的上访，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组织甚至“农民领袖”，等等，都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了潜藏在底层的那种强烈的躁动和不安情绪。这本书的作者于建嵘是一位有过长期基层生活经验的年轻学者，这似乎进一步表明，相对居于话语中心的主流和权威知识集团，那些来自于亚文化和亚专业群落、处于上升期的声音和叙述，由于其特有的体验性、亲历性，缺少修饰性，其所叙述的底层更具有一种值得信赖的真实品格和力量。 　　但这样的叙述往往容易遭受漠视和忽略。文化精英主义者的自负和傲慢，使他们习惯于制造幻觉，而拒绝同现实世界及任何文化异见者对话，他们总以为自己内心的影像就是世界的全部真相，并且为此津津乐道、沾沾自喜。我曾经听见一位批评家谈到某些描写底层生活的作品时，用武断和调侃的口气说：不要一写到穷人就总是掺兮兮的。其实所谓苦难，只不过是我们这些作家强加给穷人们的浪漫想象，你怎么就以为生活在贫穷中的人内心里一定充满了悲苦？他们有自己的快乐和安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而大名鼎鼎的黄永玉老先生在香港的豪宅接受采访时说：我也知道现在有许多人还过着朝不保夕、缺少安全感的生活，但毛主席那么大的抱负也没解决好这个问题，我就是跟他们一起难过也没什么用处，操那么些闲心干啥！ 　　像这种闭着眼睛陶醉于个人文化趣味和生活方式所表现出的自私和冷漠，在文学圈和知识界屡见不鲜，并且差不多成为了一种值得炫耀的时尚。 　　这无疑是当代知识精英群体潜伏的真正危机。 　　由此，我想到19世纪的俄罗斯，当时那场主要由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失败之后，不仅共产党分化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对立阵营，知识分子也反戈一击，纷纷倒向沙皇重新确立的威权政治集团，彻底背叛了过去曾经那么真诚地站在底层立场，为了民主自由和平等不惜献身的价值观，以及源远流长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的传统，转而为沙皇变本加厉盘剥和掠夺民众的新经济政策摇旗呐喊，成为了既得利益共同体的受惠者。到后来，在俄罗斯广大民众心目中，除了托尔斯泰获得的那份稀有的尊敬之外，整个知识分子集团几乎蜕变成了一种见利忘义、令人憎恶的形象。 　　这同当今中国的知识精英集团面临的境况是不是有几分相似呢？ 　　前几天，我从央视节目中看到这样一幕：当一首歌曲演唱完后，几个特意从贵州贫困山区邀请来的面孔黧黑的孩子和他们的志愿者老师出现在舞台上，主持人照例用那种甜腻煽情的表情和语调，介绍了孩子们在难以想象的贫穷环境下学习和生活的状况，以及他们期望有一天去北京看看“那儿的平房”的稚嫩梦想。那位主持人兴高采烈地宣布，这次邀请孩子们到北京，就是为了帮助他们“圆梦”，让他们看看，北京不仅有平房，还有高得难以想象的大楼哩！接着，那位主持人请出一位当红女歌手，女歌手送给孩子们每人一个书包，然后，女歌手跟这几个孩子以及北京某个打工小学的学生们集体演唱了一首歌曲《感恩的心》。歌星演唱的十分卖力，歌声也很感人，听起来像教堂的赞美诗。观众席上有不少人热泪盈眶，不断用手帕擦眼泪。而他们中间大部分是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从孩子们茫然的表情和生硬的动作看得出来，他们压根儿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感恩”，向谁感恩？为什么感恩？是为了央视的垂恩，让他们终于能够有机会亲眼看到了“北京的平房”，还是为沉重地压在他们瘦弱肩膀上的那只崭新的、空荡荡的、漂亮的书包？ 　　他们只是一群被随意摆布的小小的道具，也许连歌词的含义都不懂。 　　这也是一种底层叙述，但无疑是一场拙劣的底层秀。看完之后，我不仅没有丝毫的感动，反而觉得一阵反胃。说实话，如果所谓“关注底层”变味成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和大众媒体为自己脸上涂抹的道德脂粉和肆意挥洒廉价同情心的佐料，我宁愿让底层问题仍旧回到那个被遗忘和抛弃的历史角落里去。这样，至少可以避免底层在被叙述的过程中，像木偶一样毫无尊严地任人涂改和粉饰的命运吧。 　　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情绪性的说法。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所理解的底层，只不过各自选取的认识路径不同而已。也许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真实的“底层”向我们现形。由于各种因素的钳制，只要底层尚无力作为独立的阶层发出自己清晰理性的声音，它就只能始终是一个沉默的矿下世界。 　　但这仍然不能构成我们这些“叙述者”替自己开脱的理由。 　　《天涯》近期在“读者来书”发表的一篇文章颇能引人深思：“一切在苦难中的底层，他们的话语、情感都应该得到疏通、表达、形成底层自身真实、质朴的话语空间……但面对他们这个完全无声的世界，我们的经验一片空白。这么大的社会盲区，这么深的社会阻隔，我们竟然生活的如此从容，心安理得、熟视无睹，这是多么的危险啊！” 这位真正生活在底层的作者用不无沉痛的笔调说，“时事仍如坚冰，虽必将融化，却总也打不通它的入口。” 　　这似乎比许多知识者的叙述更能触动我们。 　　是的，包容或正视那些来自边缘的异议、刺耳的叙述，并不意味着怂恿、鼓励某种极端社会情绪和“革命行为”的滋生。因为，无论对于异见和抗争者本身，还是既得利益阶层，这都意味着需要付出更大甚至惨重的代价，并使社会重现陷入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周期性震荡。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任何时候，革命都是一种绝境中被迫做出的抉择，而始终与底层保持着一种近乎亲缘般的伦理联系。就此而言，“革命”应该拒绝妖魔化的叙述，就像也应该警惕过去那种绝对神圣化的叙述一样。 　　关于底层的讨论也同样如此。重要的是如何为各种利益主体和冲突性话语提供一个平等、民主和理性的对话空间，这不是讨价还价的商人式的数学换算，而是现代社会必须具备的一种价值互动机制，也是我们在日趋严酷的全球资本化语境下，寻求通往公平正义和理想社会的一条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