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社会调查及其学术内蕴

刘晓春

清末民国社会调查及其学术内蕴

黄兴涛

夏明方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
黄兴涛、夏明方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11期

在中国，现代社会调查大体兴起于戊戌时期及20世纪初年。1897年的《农学报》上已有关于中国地方土产的调查报告发表。1903年前后，浙江、江苏、湖北等留日学生同乡会相继成立专门的社会调查组织，设计并进行了有计划的社会调查。该年3月，《浙江同乡会调查部叙例》，就在“社会”项下，列举了人口、地区贫富状况、社会团体、习俗和自制制度等五项调查内容；湖北调查部则在“经济”项下，列举了生产、分配、消费、岁入岁出、钱法、积储等调查之目，由此可见最初人们对社会调查的理解。与此同时，国家也开始成立专门的调查机构，如1906年，宪政编查馆就奏请在各省设立了调查局，商部也奏设了矿政调查局，各省还多设学务调查局等。正是在国家和社会的共同推动下，1903年之后的中国迅速掀起了一个现代社会调查的潮流。在清末，有关学务和商贸实业的调查最多，而其中影响较大的则有清政府各部门组织的民商事习惯调查、矿物调查、茶务调查等。为了给宪政改革作准备，清政府从1908年起，还开始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人口调查。
进入民国后，社会调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政府部门继续组织全国范围的人口调查和地方性的物价调查，社会团体和组织为了改良社会，高校、科研单位和学者个人出于学术认知目的，也都进行了大量有关教育、经济和民族、民俗等方面的社会调查。国民政府建立后至l930年代中后期，社会调查更是形成了一个高潮。1936年，燕京大学有篇学位论文，就将1928年至1935年的有关社会调查活动，称之为“社会调查运动”。[1]后来的社会学史界，不仅有人认同“运动”的提法，还有将这一运动的时间起点提前到1918年，终止时间后延至1937年者[2](72页)。就这一时期社会调查的活跃程度、自觉性与社会声势而言，我们以为将其称之为“运动”，也的确有其合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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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刘育仁《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士学位论文，1936。北京大学藏本。
[2]参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整个清末民国时期，社会调查报告的数量大，载体多，实在很难全部收罗。据初步估计，总量恐不下于3万种；其调查范围也极为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交通、婚姻家庭、宗教、习俗、人口、社会阶层与组织，灾害与环境等各个方面，内容丰富至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社会调查资料，是此前中国所不曾出现的大宗新式史料，尽管已有不少个体研究者注意到并有效地利用了其中很少的部分，发表了一些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但与传统类型史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相比，其整体的史料价值乃至学术认知价值，迄今也还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
近些年来，在李文海先生的主持下，经过多年的搜集、整理，已于2004年冬至2005年夏出版了《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续编》[3]及《清末社会调查资料》，今后也将陆续推出。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仅仅满足于对清末民国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搜集和整理，只是将其作为重要史料和价值多端的历史资源，显然还不够。此外，至少还应当努力将社会调查本身作为清末民国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一种新兴的社会行为和学术活动方式，来加以整体关注和专门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即便是从今后继续更好地整理和编排清末民国社会调查资料的角度来说，也是必要的，何况它还属于近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内涵，并理当成为认知清末民国新兴的社会科学发展史的内在要求呢?这便是《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一书的编撰缘由。
本书以清末民国时期新兴社会科学各重要门类，如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民族学、法学、教育学、民俗学和边政学等的主要研究对象之相关调查为线索，在综合考察这些调查的历史过程、方法、特点等问题时，努力去分析和揭示它们与各新兴学科之间发生、发展的历史关联。当然，这还只能算是对这一重要问题所作的一次带有整体性自觉的学术尝试。

在现代社会调查的诸多方法中，统计分析无疑是最为基础的一种，它对清末民国的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的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应有的关注。黄兴涛与李章鹏合著的《现代统计学的传人与清末民国社会调查的兴起》一文，就特意将研究视点专注于此。该文对现代统计知识传人中国和现代统计学在中国建立的过程进行了考察，较为系统地揭示了它对清末民国时期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兴起、发展的重要影响，认为这一影响集中表现在“统计型调查的大量产生，并构成中国现代社会调查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一点上。本文所谓“统计型调查”，指的是以调查表为主要工具，重在对调查所得进行统计分析的这一类社会调查。它与本书中李章鹏所提到、被人们称之为“Booth式调查”的中国形式，以及吕文浩所谓相对于社区研究派的“社会调查派”的调查，在本质上并元大的差别。此外，该文还探讨了“统计型调查”在中国的发展阶段和专业化形态，当时中国调查观念发展变化与统计的关系，以及社会调查反过来对新兴的中国现代统计学的微妙作用等问题，所思所论带有一定的全局性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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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录各类调查文献580余种。即将由福建教育出版社陆续推出。

李章鹏的《社会调查与社会学中国化》和吕文浩的《重审民国社会学史上的社会调查派》两文，则是从社会学史角度，对社会调查与中国社会学早期发展关系予以深度研究的佳作。前者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科建设史为个案，揭示了其理论、社会服务和社会调查三者并重而社会调查成绩最为突出的办系特点，还通过对其不同时期所作社会调查报告的统计分析，指出其前后明显经历过从重“Booth式调查”到“社区研究”的发展变化之事实，并分别阐述了其对于社会学发展的不同意义；而吕文则将李章鹏所彰显的问题，进一步向深处推进。他具体分析当时被“社区研究派”指为“社会调查派”代表的李景汉和张世文之有关调查思想和研究实践，指出其在经历了社区研究派批评之后，一方面坚持将调查与研究加以分别，以为一则“发现事实”，一则“解释事实”，而另一方面，又注意吸收“社区研究派”重视学理分析和理论阐释的优点，以图改进其调查设计与研究。这一点，实为以往有关研究者所忽略。同时，吕文还别具匠心地引证了人文区位学派的代表吴景超、法国社会学派代表杨堃、社会人类学家李安宅和民国理论社会学的集大成者孙本文等人对“社会调查派”的多方评价，并结合陈达等人的调查实践，有力地揭示了“社会调查派”在民国社会学史上应有的重要地位。

王大任对近代中国人口调查的研究，则尝试着将调查的历史进程同人口学的兴起和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结合起来。他透视的重点，集中在人口调查的曲折性和调查方法的演进问题上。在他看来，以往以制度为中心的人口调查史研究，往往满足于整理和辨析人口数据、轻视数据获取的过程，而现有的少量从人口学学科史角度来研究有关问题的论著，又存在着另一不足：忽略对人口调查中所遭遇到的困难及其具体应对措施等内容进行深入揭示。这些困难、挫折和不足，其实恰恰最能体现人口调查与社会现实以及人口学研究的互动关系方面。因此，该文对近代中国人口调查方法的考察，从调查人员的资格与素质的变动，调查程序的调整与方法的嬗变，以及调查内容和数据处理法的调整与改进等三个方面，逐一展开。其有关的论述和分析，具体而深入，对于今天探索中国特色的人口研究和人口调查学，实不无一定的启发作用。
关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的研究，学界目前的成果已较多。郑清坡的论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较为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民国时期农村经济调查兴起发展的过程及原因，尤其是特点等问题，认为这一类的调查往往以村、乡或县为主要区域，总体上经历了从学理研究为主，到学理应用并重，再到应用为主的变化过程；其调查方法虽多样化，但却体现出传统社会关系与现代调查技术两相结合的时代特征。与此同时，该文还对当时的农村经济调查与现代农业经济学兴起的历史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指出，由于调查的方法和重点不同，民国时期形成了以卜凯为代表、主要研究生产力的“农场管理学”和以陈翰笙为代表、主要透视生产关系的经济研究这两大农业经济学传统。
民国时期，少数民族的调查相当活跃，这也成为当时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兴起和发展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王建民、张涛合著的《在现代性与国家之间》与胡鸿保、马伟华合著的《主客互渗》两文，都是研讨这一问题的。不过，其视角却有所不同。前者将近代中国民族问题的调查与研究，置于现代性叙事的引入和现代国家认同的历史视野下加以把握，揭示了其科学化和国家化的时代趋势及相关特征，并侧重于简明地总结“田野调查”、民族志方法等调查技术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后者则从主体变动及其学术认知意义的角度，对民国以来关于少数民族的调查和研究，予以深入反思。在他们看来，民国时期的有关调查和研究，经历了外国学者、汉族学者和少数民族的本族学者等主体的前后变化和交互作用过程，三者的调查与研究，都各有不同面向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强调少数民族学者以“主位”视角，“从边缘看中心”的有关研究，更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然而，作者最终还是认同三者互渗特别是“主客互渗”的方法论选择，甚至将其提升到“文化自觉”(有别于费孝通先生所谓“文化自觉”)的高度来加以提倡，其述其论颇有值得深思之处。

毕苑、沈洁和邱志红三位青年学者，是《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续编》中有关教育、宗教民俗和法律部分资料的具体参编人。她们以掌握的大量调查资料为基础，完成了各自的研究任务。其中，毕苑对清末民国教育调查发展和演变所作的整体而简要的考察，带有一定的开创性。她抓住教育调查中不是数量最大但却极有特点的教员调查部分，通过呈现其生活方式、生活质量、教育组织以及教学方法的改良等事实，从一个重要方面集中而生动地揭示了教育体制在近代中国的转变，特别是新教育兴起的过程与特点。同时，作者还对此期教育调查与教育学“科学性”的建立和强化，以及与教学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等教育学分支学科的创建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透视和分析。不过教育调查和教育学发展的内容极为丰富，如果作者对于近代中国教育本土化或中国化这一重要关切也能够有所反映，就更好了。
事实上，1930年代初期和抗战时期，有关教育本土化努力方面的调查，曾有过值得注意的表现。如1933年7月，著名科学教育家任鸿隽，就曾完成并发表很有影响的《一个关于理科教科书的调查》，并将如下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告知国人，以警示教育界：当年中国大学一年级的理科教材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用外国教材，其中物理、化学、生物、算学等几乎完全采用外国教本。国内高级中学除生物学一门外，科学教科书百分之六十以上都采用英文课本。其调查的结论是：中国提倡了几十年的科学教育，但“学校里面这一点最小程度的科学教育工具，还不曾有相当的努力”，其结果“不特阻碍学生之学习科学，而且妨害其充实国语之机会”，亟需加以改进[4](155页)。在此调查之前的1931年，教育界的领袖人物蔡元培也曾演讲过《国化教科书问题》，呼吁大学理科教材必须迅速实现中国化、本土化。可见这一关切，当时已成为教育界精英人士的重要共识。
沈洁的《礼俗改造的学术实践》一文，则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次民俗调查的高潮和特点，进行了论述。她认为，其第一次高潮发生在1925至1928年间，大多为民俗学初创时期以学术目标为主的礼俗调查；另一次则发生在1931至1935年间，主要是响应国民政府及乡村建设派改良习俗主张而进行的调查。对于当时的各种礼俗调查，作者特从主体人员构成、调查目的和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类型化分析，指出，民俗学家为主体的调查，以了解、理解和适当改造大众礼俗和民间文化为宗旨，故往往表现出综合描述性的学术特点；而社会学家的礼俗调查则较为复杂，既有出于学术动机的，也有基于改造社会目的的。其中“社区研究”派的调查研究，呈现出整体性结构分析的学术表征；而国民政府组织的有关调查，则直接构成为国民党训政实践的一部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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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任鸿隽的《一个关于理科教科书的调查》，载《独立评论》第61号。他的调查方法是，对全国公私大学已颇具规模的理学院30个，全国立案的高中200个共发出230份问卷，收回的问卷调查前者有20份，后者109份。见段治文《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不仅如此，沈洁还从民俗学家这一调查研究主体的独特角度．深入地分析和反思了其礼俗调查和民俗学成长的复杂关系。她认为，1918年才正式发生的现代中国民俗学，起初只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其后民俗家们在“走向民间”、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既为学术的认知找到了“现场感”，进一步扩大了视野和学术研究的范围，还因此赋予了他们更加深沉与厚重的思想能力，使之对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在这一调查过程中，不得不对自己与民众的关系予以反思，对那种粗暴地改造民俗的政府倾向保持理性的批评。由于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门新兴学科从其诞生之日起，研究者就始终处在科学与迷信，现代与传统，了解与理解，毁弃与保存，一句话，现代性与反思现代性的思想张力之中而左冲右突。作者见证了该学科的时代性、复杂性，攫住了其思想的底蕴，因而也体现出思考的深度。
邱志红的论文，讨论的则是一个学界——特别是法学史界——目前较为关注的课题：清末民国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她下工夫对目前有关研究所涉及的调查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补充，尽可能考辨了当时的调查情形以及遗留下来的调查结果。除了作出一些有意义的拾遗补缺工作之外，她还进而以票据习惯调查及其引发的票据法问题研究等为例，对习惯调查激发票据法讨论和学理研究，以推动民商法学发展的问题，进行了具体而有益的探讨。
边政学，乃是抗战中期中国勃兴的一门带有交叉性的独特的现代学科。它以挽救民族危机为时代使命，以保卫、建设、开发和稳定边疆为直接目标，以政治学、人类学为主要学术依托，以研究边疆政治为最主要内容，同时涉及边疆经济、地理和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相关问题。在当时，该学科已拥有自己全国性的学会组织(“中国边政学会”)，大学建制(如西北大学、中央大学设边政学系等)，专业期刊(如《边政公论》和《西南边疆》等)，乃至学科成立的理论宣言(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这样一门当时的“显学”，与社会调查的关系究竟如何?我们从林超民的《应对边疆危机的新学科》一文中，也可以找到一些直接的答案。
林先生此文以顾颉刚、吴文藻、方国瑜、江应棵四位学术大家在边政学上的贡献为线索，深入阐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政学的形成、发展、运用和特点等问题。透过这一研究，我们能够看到社会调查对于这门学科诞生和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正如林文所指出的，顾颉刚这位为边政学研究奠基的大师，其边疆研究的发皇，就得益于1930年代中后期他对绥远和西北地区教育和交通等问题所作的实地考察。如1934年实地考察绥远之后，顾氏就将《禹贡》半月刊对边疆问题的研究，从传统的沿革地理转向现实问题，并扩大研究范围，成立了边疆研究会。1937年和1938年多次考察西北之后，他又在《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并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整体性命题，这也成为此后边政学的核心课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边政学的建立。
此外，标志着边政学正式诞生的《边政学发凡》一文作者吴文藻有关建立该学科的基本理论思考，也是在其1939年到达燕京大学建立于云南的“大学社会实地调查工作站”以后，才得以激发出来的。至于方国瑜研究边政学的经典之作《滇西地区考察记》和江应棵关于《大小凉山开发方案》等应用边政学代表作的完成，更是凝聚着他们对云南地区反复进行调查的心血。实际上，社会调查对边政学这门中国独特的现代学科所发生的巨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集中体现了社会调查对于民国新兴社会科学建设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