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学的用途及其滥用和误用 (文/张耕华)

蔷薇剑

提要：出于对整个群体命运的关怀，而不带有任何个人目的，史学就其起源和本质而言，本应是一项公益性的事业。但自从史学发生异化以后，各种历史的滥用和误用，层出不穷。历史学者当关心历史学的用及其滥用和误用问题，并自觉承当起合理运用历史的责任和使命。
　　
　　关键词：历史的滥用和误用 历史的真与用 历史该怎么用
　　
　　2000年，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的中译本出版面世 ，这部写于一百多年前的著作，原是为批判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意志的文化现状而写的，但其中涉及的问题却带有普遍性。尼采确有哲学家所特有的先见之明，他知道他的这些思考难以引起同时代学者们的注意，故把它称之为不合时宜的问题 。这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历史有什么用”，正是笔者经常思考、而至今仍不得其解的问题。论者或说，现代学术研究当提倡公开合作的精神，与其苦思冥想而不得其解，不如将有关的问题梳理罗列、论述刊布，以求教于学界的朋友同道 。这正是现代史学的态度。故撰成此文，希望能引起讨论，得到帮助，庶几可有合理的解释，至少也能对问题的澄清有所裨益。
　　
　　一、历史有什么用？
　　
　　大概还没有那一门学科会象历史学那样，有关它的功用问题会引来如此众多的疑问、关注和讨论。当我们看到历史学的功用需要她的研究者做长篇大论的辩白论证时，我们可以推测，历史学的“用”一定出了点问题。而且，这种疑问不是出于对历史学一无所知的门外汉，而是那些终身以史学研究为职业的历史学家。每一位对历史学有过一番真切了解和深刻反思的学者，都会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无法排遣的困惑。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恐怕无过于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身为当年全美历史学会主席的贝克尔曾说过一句足以使每一个历史学者为之气短的话：“科学研究对于改变现代生活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历史研究充其量也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影响” 。
　　
　　历史研究是否真的无足轻重？贝克尔的话或许并不是他的真实想法。有学者说：“历史学家的主要职责是求真。他首先应当问真不真，至于有无学术之外的用处倒是次要的”。“历史学家主观上不必注重致用，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真的无用。只是说，历史学家自己只管写出信史，求出真相，至于用不用，如何用，何时用，那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事，决策者的事，历史学家根本无法自己决定，而且这也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也就是说，史学研究只问其真，不问其用；求“真”是历史学份内的事；怎么“用”是份外的事。历史学家只要管住他份内的事，而不必去管份外的事。不过，当历史学家老是听到他人说“历史无用”，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历史学的“真”学问经常被滥用、误用的时候，他们能否老是“听之任之”、“袖手旁观”呢？他们是不是也该偶尔关心一下这些份外的事呢？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康尼尔·李德，他在《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一文中有一段说得幽默、但又发人深省的话，他说：“从长远来看，历史教学必须以社会方式，也就是说，以对于一般公民显然有意义的方式来进行，才有存在的理由。因为各级教育越来越由公众负担经费，所以这一点也越来越真实。供养诸位的纳税人是讲求实际的。他说不定会提出这样一个老问题：‘历史到底有什么用呢？’这是一个我们为本行利益着想不敢回避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的答复导致纳税人得出历史并不能当涂面包的黄油的结论，他也许就会决定：既然这样，让历史也不要供给历史学家以黄油和面包吧” 。有没有不给历史学家黄油面包的事呢？或许曾程度不同地存在过，但至少还不至于普遍地发生。不过，一门学科如何不能向社会和世人显示她的价值和意义，难免使她的研究者有所懊丧，甚至为之担心——会不给历史学家黄油和面包。如此说来，处于历史学份外的事，却对它关系重大——它关系到历史学的学科地位、声誉和历史研究者生计的大事情。如果世人都认为历史学存在的理由不充分，纳税人（或其他更重要的什么人）又决定不给历史学者以面包和黄油，那么，失去学籍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真是“无立锥之地”了。因此，为历史学的地位、声誉计，也为历史学者的生计考虑，我们不得不来关心和讨论一下这个“份外”的问题。
　　
　　二、历史的自然作用
　　
　　有关历史的功用，我们曾有过长篇累牍的论证，有关的专著也都设有专章对其有非常详细的叙述。然而，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卡尔·贝克尔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一文。贝克尔把失去历史记忆的人，称之为失去心灵的人。他说：“每个普通人，同你我一样，记忆种种说过做过的事情，并且只要没有睡着也一定是这样做的。假定这位‘普通先生’早晨醒来而记不起任何说过做过的事情，那他真要成为一个失去心灵的人了。这种一下子丧失了所有历史知识的情形是曾经发生过的，不过正常地说来这是不会发生的。正常地说来，这位‘普通先生’的记忆力，当他早晨醒来，便伸入过去的时间领域和遥远的空间领域，并且立刻重新创造他努力的小天地，仿佛把昨天说过做过的种种事情联系起来。没有这种历史知识，这种说过做过事情的记忆，他的今日便要漫无目的，他的明日也要失去意义”。他又说：“因此在真正意义上，不可能把历史从生活里割离开来：每个普通人如果不回忆过去的事件，就不能做他需要或想要做的事情；如果不把过去的事件在某种微妙的形式上，同他需要或想要做的事情联系起来，他就不会回忆它们。这是历史的自然作用，也是历史被简化到最后一层意义上、成为所谓说过做过事情的记忆的自然作用。换言之，说过做过事情的回忆（不论发生于我们贴近的昨天抑或人类久远的过去），是与将说将做的事情的预期携手共行，使我们能就每人知识和想像所及，获得智慧，把一瞬即逝的现在一刻的狭隘范围推广，以便我们借镜于我们所已做和希望去做的，来断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贝克尔的这一番讨论，简单、浅显而不失深刻。因为惟有深入到这一层面上，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历史意识同我们当下生活有着难以割裂的关系，一种与生俱来的联系。从最根本上说，作为人类生活经验的记忆，历史意识是联结时空的纽带，借助历史意识，我们才能有效地组织起生活，才能把昨天、今天和明天有序地联结在一起。
　　
　　如果说，对历史的记忆来自于现实生活的需要，那么，人们首先需要记忆的，就是那些符合当下需要的历史，而不是一些与当下生活无关的历史。普通先生时常会为他的健忘、或历史记忆的模糊而苦恼，为此，他不得不准备笔记本或备忘录之类的东西，以记录一些虽与当下无关的、但日后可能会有用的历史。这么一来，普通先生就在做类似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由于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未来会有什么需求，一时不能确定什么是必须记忆的、什么是可以遗忘的，为此，我们只得多保存一些历史记忆——一些与当下的生活无关的历史。于是，历史学的责任之一就是尽可能多的保存历史记忆，以满足日后各种可能的需要：你可以去研究明成祖的生母是谁，也可以去考证洪秀全有没有留胡子，更可以化大功夫去推测“武王伐纣”的年代。
　　
　　然而，如果这样的历史研究成为历史学家普遍的嗜好，如果这样的历史知识的积累逐渐演变成有一种无穷尽的追求，如果我们为获得这样的历史知识而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另外一些更为重要的历史记忆却无人问津。那么，我们不得不说这类历史知识的获得是过于奢侈了。这时候，历史学似乎变成了智力游戏，借用戴昂尼夏斯嘲笑柏拉图时所说的话，那只是“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讲述一些无用的故事” 。
　　
　　三，遗忘也是生活所必需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我们的生活不仅需要记忆，也需要遗忘。
　　
　　每一位普通先生都会明白，为了有效地组织起生活，我们并不需要记住所有的历史以及它的细节，这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历史记忆反而会妨碍我们的生活。如果某位普通先生的历史记忆力特强，早晨醒来，所有的说过和做过的事情，同时涌进他脑海的，而且，所有的这些历史记忆都是一样清晰、一样精确，以至于他可以开列出一份包含了所有生活起居的历史时刻表。然而，面对这么一份历史时刻表，他又会险入新的困境，他同样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什么。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人，当然无法生活；而一个记忆所有历史事情的人，也同样会沉没于事实的汪洋大海之中而迷失方向 。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人，自然不能生活；而一个不会遗忘的人，也同样也无法生活。这就是尼采所说的：过量的历史记忆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生活都绝不可能没有遗忘” 。
　　
　　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儿子曾向他身为历史学家的父亲提出这样的疑问：“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说，不要认为孩子的问题太幼稚，“可在我看来，这个质问切中了要害，童言无忌，他的发问恰恰是针对史学存在的理由而言的” ，而那些有知识、会分析的历史学者已经丧失了提出和感知重要问题的能力。在孩子看来，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没有他父亲那样多的历史知识，不是同样生活地很幸福吗？这便是尼采所说的，“没有记忆，幸福的生活也是可能的” 。
　　
　　有时，过多的记忆会产生一种束缚。初次外出旅行的人，都会经历这样一种体验：当你提着旅行包乘上火车或飞机时，当你乘坐的火车或飞机驶离你所生活的那个城市时，你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解脱感觉――割断了时间的联系，把所有的生活琐事全都抛在脑后，我们顿时会有一种自由或解放的体验。这就表明，如果我们过多地依赖于历史的经验，过多地遵循历史的轨迹，我们就会在现实的生活中，丧失一种创造能力。所以，尼采说：“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地感觉。这就是要请读者来考虑的问题：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和一个文化体系的健康而言，非历史的感觉和历史的感觉都是同样必需的”。他又说：“历史，只要它服务于生活，就是服务于一个非历史的权利，因此它永远不会成为像数学一样的纯科学。生活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样一种服务，这是影响到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的健康的最严肃的问题之一。因为，由于过量的历史，生活会残损退化，而且历史也会紧随其后同样退化” 。
　　
　　但是，问题又接踵而来。既然遗忘也是生活所必须，那么，历史学家的责任之一是否也应该包括遗忘历史、或者是帮助人们遗忘历史。为了获得心灵的平静或安宁，我们常常本能地回避或遗忘历史，以便能“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以应对现实的挑战 。这样，历史学似乎有着双重的责任：一方面是记忆历史，一方面是遗忘历史；一方面是还原、求真历史，一方面是回避、掩盖、伪造历史。因为回避、掩盖，伪装，也是一种遗忘历史。如果上述分析不误，那么，我们能不能说回避、掩盖、伪造历史，也是生活所需呢？如果遗忘损害了我们的生活，如果历史学的工作与我们的生活背道而驰（比如，强化不该记的记忆、或促进不该忘的遗忘），那么，历史学岂不成了智力的犯罪－－难怪法国诗人瓦勒里（P。Valery）把历史看作是“最危险的智力化学调制品” 。
　　
　　四，历史学的“真”和“用”
　　
　　众所周知，史学的“真”不同于小说的“真”，史学的“用”不同于小说的“用”。小说可以有虚构、夸张，史学则必须是真实。因为，历史的“用”以历史的“真”为基础，没有历史的“真”也就不会有历史的“用”。这是我们都能同意的一种看法，也是很容易得到验证的一种看法。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最懂得历史记忆上的“真”的重要性，如果他们有见面的约会，那么有关的时间、地点等“历史知识”是不能有任何虚构或夸张，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显然，在生活的某些方面，我们需要的是历史的“真”，而不是文学小说的“真”。
　　
　　“用”须寓于“真”，无“真”即无“用”，这在一般科学研究里是不必一再提醒、反复强调的。然而在史学界，许多论文论著在讨论历史学的“用”的时候，却再三提醒、反复强调——这是否“反证”了存在着这么一种事实：许多历史学的“用”并没有建立在“真”的基础上；历史的“用”，有时候并不需要寓于历史的“真”。最典型的是历史研究中的“以今说古”或“借古讽今”。西方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史学家们，把历史看作是运用过去经验的哲学教育，他们常常歪曲史实，借古讽今，但他们的著作在反对宗教神学，推翻专制主义政权的斗争中，起到了巨大的进步作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史学界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配合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撰写许多“借古讽今”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但它对当时人民革命却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还有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学派，古奇在《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中，曾对其作了这样的评说：“这个学派的成员是在德意志的消沉时期的政治教员，他们唤起他们同胞努力奋斗，而这种奋斗精神终于造成一个强大的帝国。这个学派是由于民族的需要而成长起来的，而当这种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如果说历史学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一个民族采取行动，那么德罗伊曾、聚贝尔、特赖齐克都应归入最伟大的历史家之列。如果说历史学的基本目的是揭示真实情况和解释人类的活动，那么就没有什么理由把他们算作第一流的历史学”。“这些历史家以研究来为他们的政治观点服务，并在使他们的同胞作好准备，迎接那完成于1870年的大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 。
　　
　　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这涉及到历史之用的特殊性。在一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我们要判断某一个事物是否对我们真有用、真有价值，既取决于事物本身的性质属性，又取决我们的主观需要。煤炭经燃烧所产生热能可以满足我们取暖、炊事等需要。这是一个有关价值关系的判断，在这个价值关系式中，无论我们如何强化主体的主导地位和决定作用，都不会导致太大的错误，因为这里的价值关系是真切和实在的，其兑现总是受制于事物本身的属性。如果煤炭没有某种属性，无论我们施加什么主导或决定性的作用，都不会产生出取暖、炊事效用。历史学的情况有所不同，历史的意义常常表现为一种虚拟的意义，历史事实与我们的需要之间的某种契合关系，常常也是一种虚拟的关系。所以，许多历史的效用实际上并不是以“真”为前提或基础的（尚且不说许多历史中的真，我们常常还不愿承认它），没有“真实事实”的前提和基础的历史认识，同样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起到一种正面的效用。
　　
　　如果“借古说今”能在社会实践中起到一种积极的作用，那么，我们是否当批判“影射史学”呢？因为“影射史学”与“以今说古”，在逻辑方法上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何以肯定“借古说今”而否定“影射史学”？两者的区别又在那里呢? 而且，在实践上我们还会遇到一个更麻烦的事：如果我们的“用”不必寓于“真”，如果无“真”也能“用”，那么，历史的错用、误用就难以避免了。事实上，人们不是偶尔地错用、误用了历史，而是常常有意识地错用、误用、甚至反用历史。这便牵涉到历史该怎么用的问题。
　　
　　五，历史该怎么用？
　　
　　说起历史的用，多数人会不假思索地想到历史借鉴功能。所谓历史是前车之鉴：前人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后人可奉以为法；失败的，后人当引以为戒。如果我们把人类的文明比之为一种“挑战与应战”，那么，“前车之鉴”就是借助昨日的经验来应对今日或明日的挑战，这也是历史的另一种功能。
　　
　　不过，“前车之鉴”也常会落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耗费巨资修建的马奇诺防线，是法国人认真总结两次德法战争（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后作出的战略决策，以为要突破这条固若金汤的防线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并不会简单得重复，德军以“黄色计划”，而不是“史里芬计划”，绕过了防线，结果法军全线崩溃。论者或谓，这是历史的错用，以史为鉴，最易导致的失误是“执陈方以医新病”，“世事亦安有真相同的？执着相同的方法，去应付不同的事情，那有不失败的道理？在社会变迁较缓慢之世，前后的事情，相类似的成分较多，执陈方以医新病，贻误尚浅，到社会情形变化剧烈时，就更难说了” 。
　　
　　显然，应对挑战，借鉴经验，并非依样画葫芦这般简单，否则就会错用或误用了历史。然而，这一类错用、误用尚可谅解。更麻烦的还在于人们对历史经验的“反用”。近些年来，历史剧很为走红，尤其是戏说之类，收视率之高，前所未有。有一年，央视播出《雍正王朝》，一时成为京沪等地人们茶余饭后的主要话题。《雍正王朝》的剧情主要还是君臣间的权利斗争和宫廷里的阴谋诡计，这很符合历史实际，因为传统社会的王朝统治者都是把自己一生的聪明才智，用于阴谋诡计和权利斗争之中。然而，这一份历史遗产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编剧者想告诉观众的是什么？观剧者从中想得到些什么呢？它是该丢进历史的垃圾桶呢？还是该当作“宝贝”，可以反复体会、揣摩，从中学得一些为人处事、甚至争夺名利的“诀窍”呢？有学者曾说：“中国人最讲修史，故有二十四史之盛，可是中国两千年来硬是眼睁睁日近衰朽，没有在前鉴上获得任何新生，到头来还是借西洋人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包括马恩的主义，作愈合剂，才止住越溃越大的伤口而转现生机。但凡二十四史的经验教训中有万分之一的为国人世代所津津乐道的所谓免蹈前辙的功效，谅不止此。司马光神圣得领衔主编的《资治通鉴》，自负为治国通用大全，后世治者也真当经典锦囊去读，可他们从中到底读到些什么？于中国社会究竟有何补益？我不知道。我倒觉得，凡经验，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类，到后来往往成了中堂对子的内容，而凡教训，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类，却重现在历代封建社会的行政行为当中” 。如果拿这一番去规劝历代帝王，说历史当这样“用”，不当那样“用”，那无异于对牛弹琴、与虎谋皮。
　　
　　古今中外，这一类错用、误用、乃至反用的事例，比比皆是，如今更是越演越烈，举国上下，无不如此，大有不如此，便无法生存的趋势。故有关的批评报道也日益见多 。有报道说，如今的小学生都想当官，有些甚至不惜“行贿受贿”，以达到当学生干部的目的，不仅学生、还有学生的家长都纷纷削尖脑袋为自己子女去争着当“官”。一名七岁的小孩，将零花钱全都换成了彩色贴画等小完意，送给多名同学，以此拉选票，结果被“民主评选”为三好学生 。这是不是对历史的误用、错用或反用呢？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也曾这样总结和使用历史经验？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这是人的本能，无可非议。所以，每个人（集团、党派、阶级）都有理由从自己的实际利害关系出发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于是，不同的人，从历史中学习到不同的东西；即便是同一个历史事件，不同的人，从中也能得到不同的经验教训。史学家吕思勉对此颇有感慨，他说：屋子住了一年要扫除，是没人反对的，而且大多数人认为必要。社会上堆积着千万年的灰尘、垃圾，却赞成扫除的人少，反对扫除的人多，甚而至于把灰尘、垃圾，视为宝物，死命地加以保存。世界之所以多事，岂不以此？ 。 况且“社会的体段太大，其利害复杂而难明。更有一班私利害和公利害相违反的人，不惜创为歪曲之论。于是手段和目的，牵混为一。目的本来好的，因其手段的不好，亦必一并加以辩护；遂至是非淆乱，越说越不清楚” 。这么一来，何谓正用、反用，何谓错用或误用，又如何说得清呢？看来，历史学家所要思考的不是历史有没有用，而是历史究竟该怎么用 ？
　　
　　六，史学的异化和社会良心
　　
　　平心而论，大多数称历史无用的人，其真正的用意并非否认历史之用，而是感慨历史被错用、误用，乃之反用，感慨她未能产生出真正的效用。上文提到的贝克尔就是如此，他曾不无遗憾地说道：从1814年到1914年这一百年中，历史学进行了空前的、令人惊异的大量研究，但“所有这些专门研究对于我们时代的社会生活会产生什么作用呢?它对于制止政客的愚蠢、或增长政治家的智慧是否起了作用呢?它对于启发广大人民，使他们能更明智地行动或适应某种更为理智的要求，是否起了作用呢?如果有什么作用的话，那确实太少了” 。
　　
　　史学就其缘起和本质而言，本是一项公益性的事业，她出于对整个群体命运的关怀，而不带有任何个人目的和利益取向。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但人人未必肯做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群体的历史学家。后者虽然也像“普通先生”一样，要关心和记忆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主要的职责是关心和记忆群体的历史，了解所有以往岁月中人们说过做过的事情，并使之传之久远，不管它们已经十分遥远，不管它们与他自己的生活的联系是多么疏远。正如莫里逊所说：历史学家“有权利也有义务把这种屡验不爽的历史教训指出来，即使这同他本身的信仰或社会相抵触”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史德”一定带有几分宗教性，必须有追求真理的信徒式的虔诚，有一种对公众的责任感和为公众谋利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
　　
　　然而，自进入文明时代以后，“著述只为稻粱谋”，当历史研究成为一种职业，一种谋生手段，那么，历史学就开始逐渐走向她的反面。史学发生了异化，史学的功用也随之发生了质变。历史学逐渐失去了它应有的公益性，而直接与个人、集团、政党、阶级的利益相联系，历史学家也纷纷从个人、集团、政党、阶级的利益出发去研究历史。随着历史学的发展与知识门类的专业化，历史学家越来越退缩到他个人狭小的专业天地里，作为一名学者，他将耗费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撰写论文著作，他们孤灯苦守，皓首穷经，积累的是精湛的技术和深奥的知识，缺乏的是“己饥己溺之怀”和思想驰骋的能力 。学术的异化又培植了另一类学者，他们频频在公众传媒上亮相，评论时事，引导舆论，宛如一位公共的知识分子 ，但实际上已沦为潮流的随从、政治的附庸。难怪史学家古奇曾要大声疾呼：“任何一个为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党派或教会大声辩护的人，是无缘进入历史女神之庙” 。因为，任何出于一己私利的研究者，一定会歪曲历史，一定会误用、错用、甚至反用历史。
　　
　　作为一位严格的看门人，古奇只允许那些能超越个人（或其所属的团体）私利，关怀人类普遍命运的人进入历史女神的殿堂，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 。一如尼采把人类的命运托付给超人，人们也把希望寄托给一门真正的历史科学，希望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能怀抱宗教式的虔诚，绝去名利之念，做真正的历史学者，担负起合理运用历史的责任。史学和历史学家能否担当得起这番责任和使命呢？这是每一位从事史学研究的人都该正视的问题。
　　
　　如今，尼采的问题――历史的滥用和误用问题再次被提起，2000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过去与现在历史的利用和滥用与历史学家的责任” 。如此看来，尼采当年将书名题为《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并非是骇人听闻，或故弄玄虚。事实上，近一百年来，人们对历史的误用、滥用的现象不仅有所减少，反而是越演越烈。当历史学的用、尤其是它的滥用和误用成为一个国际史学界讨论关注的问题之时 ，我们国内史学界的反映是冷漠、迟钝和滞后的。奥斯陆会议及议题是否意味着进入新世纪的历史学者开始了一场新的反省——全面检讨长期以来（人们）对历史的滥用和误用以及历史学者的责任呢？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人类的未来命运可以持谨慎的乐观主义。
　　
　　【《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