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陈述历史？

nanwan

谁来陈述历史？

　　——“老舍之死”与口述历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 《社会科学报》改版第82期（总第882期） 2003年8月14日

　　1966年8月23日：一个“罗门生“式的历史圈套

　　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个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却没有随同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他的谜一样的“非正常死亡”，早已在不经意间成为历史传说的一部分。至今我们没有找到答案，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其实，这就是历史。我们只能无限近地接近历史，却无法还原历史本真。

　　 老舍是真实的人，他的死也是真实的事，这实人实事自然就构成了“老舍之死”这段历史。但几乎每一位口述者对几十年前的这“实人实事”的叙述都不尽相同，实人倒是不假，“实事”却反而变得模糊不清。倘若按照许多今天的描述，当时的“实事”就当是另一番景象了。历史与文学合二为一的症结，便是遗留下这样一个难解之谜：何以老舍会在那么多的同情与保护下死去？

　　 可老舍还是死了。这让我们感到，历史真是有太多人性的弱点，同时，历史的叙述者与历史的记录者之间，也存在着可能很大的历史“真空”。我们绝不敢说，这本书在文字里构成了一部“绝对历史”。所以我们用“真实的神迹”来指那惟一的史实。我不是史学家，但研究调查“老舍之死”这个事件，我想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当福尔摩斯。

　　 下面我就顺着五个W，来做一回福尔摩斯。

　　 从简到繁，先说最没有疑义的地点（Where）。现场一共有三个，就是孔庙、北京市文联和太平湖。老舍先生在孔庙和文联遭到两场毒打。太平湖是他自杀的地方。

　　 时间（When）。老舍受难被打的时间是1966年8月23日确定无疑。但在他自杀的时间上，已经出现了两个说法。一说8月24日（民警），一说8月25日（普遍说法）。

　　 What、Why、Who，即内容、原因和人就错综复杂了，而且这三者是相互关联相互交融。

　　 内容What指事件本身。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紧接着又有社论发表《红卫兵的矛头始终是正确的》。8月16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直接揭开了“红8月”的序幕。Who人更复杂，Why原因就更为复杂。

　　 可以明确地说，我们采访的目的不是为了给某个具体的人洗冤。每一个被采访者，从一个陌生的姓名符号变成了一张血肉丰满的脸和一段在漫长生命旅途中相对短暂的几天。历史留给每个人选择的空间太小了。

　　 文革中发生这样的事并不是孤立的。导致老舍自杀的根源，其实我觉得也正是导致文革发生的根源。这个根源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至今尚没有足够深刻和清醒的审视。下一纸文件，彻底否定文革，给毛主席划个四六开，就万事大吉了吗？这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的真正态度。

　　 看看我们周围，“文革”疾风暴雨夹枪带棒式的大批判早就结束了，但我感觉还是有许多人在留恋“文革”遗风，甚至情有独钟。据报载，今年早些时候，在宁夏银川市出现了一家名叫“人民公社大食堂”的餐厅，门口贴着“回味过去的岁月”的条幅，餐厅一楼展柜里陈放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最高指示》、《红旗》杂志等书刊，菜盘上印着“文革”中的“革命指示”，雅座的命名全是“前进大队”、“向阳大队”之类，喇叭里播放着《红灯记》等“革命样板戏”。以商业赢利为目的，也犯不着打“文革”这张臭屎牌呀。

　　 大字报没有了，但小报告、匿名信仍然在有些地方盛行。缩小到文学圈，就说文学批评，也还经常有红卫兵式的话语霸权出现。有些人总爱以正义的化身出现，好像世上的正义全在他一个人身上。

　　 有一个问题，我至今仍在思考，就是从古到今，所有的施暴者和受暴者很少考虑权利。施暴者从来不想，谁给了你使用暴力的权利。受暴者也从来不想，谁给了他施暴的权利。

　　 所以我想说，历史上的“老舍之死”带给我们的现实思考太多了。让我们不要让“老舍之死”连同那被填平的太平湖一起消失。

　　“口述历史“就是信史吗？

　　历史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硬性的文字材料——历史的原始档案，二就是由历史的记录者将人们口口相传的“历史”——“口述历史”记录下来的文字记录，就像我们的《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经记录者文学梳理过的“口述历史”。严格意义的所谓“信史”，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我现在扮演的也只是一个记录“历史”的书记官的角色。因为被称为“文革”的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几乎是在我有准确的记忆之前便宣告结束了，它对我来说已不是生活中的客观现实。

　　 我喜欢用“圈套”来形容历史的真空，我们现在大批量对历史的“戏说”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制造历史的“真空”。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雍正即位。小时侯我就从在故宫工作的父亲那里得到这样的历史灌输，说雍正是篡改康熙的遗诏即位的，即位后杀兄杀弟，搞“血滴子”暗杀，并因此最后被吕四娘砍了头，埋葬时装了个金脑袋。这成了许多港台武侠小说和大陆影视剧“戏说”历史的上好佐料。可这绝不是历史！但我当时深信不疑。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历史圈套呵！也许今天还有人没从这个圈套中挣脱出来。这让我后来在读书做学问的时候，更加体会到要不疑处有疑，有疑处更疑的妙谛。

　　 其实历史的圈套非常脆弱，一捅就破。就雍正即位来看，凡是中了这个圈套的人，都说雍正是将遗诏上的“将皇位传十四子”改成了“将皇位传于四子”。从字面看上去似乎合情合理。仔细一想问题就出来了，清朝是满人的大清，清帝留遗诏怎么会只留下汉文，而没了满文。我们去看故宫，所有大殿的牌匾像“太和殿”、“乾清宫”什么的，都是满汉两种文字。再说，清朝也还没发明简体字呢，康熙怎么会写这个“于”呢？雍正有那么傻吗？要真是“于”，也该是那个繁体的“於”。但那样就没法改遗诏了。还有，清朝称皇子时都习惯称皇多少子。所以，如果遗诏是“将皇位传皇十四子”，改了之后就是“将皇位传皇于四子”。雍正他敢吗？历史的圈套不攻自破了。现在康熙的那份遗诏真迹还在清史馆里躺着睡大觉呢。

　　 正如汤恩比所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看看我们的许多历史，得有多少是在以“胜利者”的姿态对自己进行“宣传”？也即是对自己的历史有所遮掩？

　　 我早就听到一些说法，说萧先生在我帮他整理的口述自传《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里，对“别人”过于刻薄了，而对自己的某段“历史”却故意“隐瞒”了一些。我想，他确实没有“说假话”，但“尽量”说出的“真话”，即“口述历史”却不够多。他没写到这一点，这是我为他感到遗憾的地方。不过，在他去世前不久，我曾试探着问过他。他并没有回避，也没有躲闪。他深深叹了口气，一字一顿地说：“那个时候，人活得连畜生都不如，还能怎样！”当然是指“文革”期间。我感觉到，这一定是扭结在他心灵深处的一个难以解开的死扣。

　　 无疑，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他自己历史上的“真空”。这要怎样去填补呢？历史的证人正在一个个逝去。历史都是有“真空”的。历史有绝对真实的吗？我不敢妄自置喙。只要我们别有意制造“真空”的历史，就已经是历史的幸运了。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口述历史”不啻是摆放在历史案头的原材料。

　　 所以就有了我和《人有病，天知否？》的作者陈徒手的不同。他在书的后记里断言，“这本书文字里构筑的一切成了绝对历史，一去而不复返”。而我的疑惑恰恰就在这里。无论陈徒手书中采访到的上百位受访者，我采写的萧乾和有关“老舍之死”的目击者、见证人，还是郑实采访的浩然，他们所口述的就是“绝对历史”吗？他们有没有出现事过境迁的记忆模糊？有没有凄风苦雨之后的自我升华？甚至有没有狡黠的睚眦必报，给历史打上人性弱点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就连司马迁的《史记》也是一部蚀刻着人性弱点的史书。而我们今天往往把它当信史来读。按胡适的标准，《史记》算不上“历史”，充其量只是一部历史小说。在这个意义上，二月河的“清代帝王系列”也不例外。谁要拿它当正史来读，便是在帮历史设圈套。

　　其实，聪明睿智的王蒙先生已在《人有病，天知否》的序里，就以他惯常的通灵文字点出了这个症结。他说：“陈先生是以一种极大的善意敬意写这些离我们不远的作家们的，善人写，写得对象也善了起来可敬了起来。话又说回来，不往善里写，你往恶里写一下试试，光吃官司的危险也足以令作者吓退的。不全面是肯定的，不粉饰也不歪曲却是有把握的”。历史的“真空”有时就是在“善意”和“敬意”之中保留了下来。而且，历史甚至有时模糊到经不起追问，历史在哲学意义上的深邃也脆弱得一捅就破。这是人性的无奈，也是历史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