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发掘文化内涵是弘扬传统节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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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是弘扬传统节日的关键

——2009年3月11日在中央文史研究馆召开的“弘扬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座谈会”上的发言稿

刘锡诚

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召开“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座谈会”，研讨传统节日的继承和弘扬问题，倡导把普通百姓的生活文化纳入“国学论坛”研究的领域，把西方人所说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两种文化整合起来，无论对于新时代的“国学”研究，还是对于拓展和提升传统节日文化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邀出席今天的座谈会，使我想起80年前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1926年始刊词》里说过的一段话：“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他强调说，国学不只是“在故纸堆里作生活”，不只是研究“国粹”，也要“在故纸堆之外”作“实物的考察”。“研究国学的人不即是国粹论者”。一头猫，一块石，一根草，一座机械，一个圭，一张皇榜，一个灶神，一首情歌，都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地下文物、民俗实物、口传歌谣的研究，都是国学。

今天我的发言，仅从挖掘和宣传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这一小小的角度谈点意见，向大家请教。

（一）传统节日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曾经对世界文明作出过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如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文化侵略奴役和长期的国内纷争等，导致生产力遭到破坏，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缓慢，社会动荡不安，中华文化呈现出了衰落趋势，局部甚至发生了断裂，国民文化水平降低，道德规范迷失，社会和谐安定遭遇了严峻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现代化、城镇化、市场化步伐的急剧进程，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一部分的节日，其赖以发育、进化、延续的社会条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家族人伦社会结构——逐渐衰微，出现了传承和延续的困境。在这种情势下，海内外的有识之士，在人大和政协的会议上，在新闻媒体上，不约而同地大声疾呼复兴中华传统文化，这一时代的呼声，既表达了全社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切忧虑，也显示了社会对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热切期望。

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节日繁多，而且不同时代，节日也往往有所不同，不可一概而论。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发布[国发（2006）18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把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这六个传统节日、二十四节气和若干少数民族的节日，宣布为受到国家保护的传统节日和节气。这一宣布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文化理念的转换，也反映了政府文化政策与老百姓时代心理的逐渐契合。从历史长途的角度观之，文化总是处在不停的传承、创新、增益、延续和嬗变之中，时快时慢，跌宕起伏，有扬弃，有改造，有增益，按照文化内在的规律发展进化；节日也不例外。在我国历史上曾有些御用文人说，节日是由某些杰出人物（主要是帝王将相和依附于统治集团的士大夫）个人的首倡而形成的。这是欺人之谈。传统节日形成的导因是多元的，有农时的，有岁时的，有信仰的，有宗教的，有纪念性的……不一而足，不论什么样的导因，节日一旦形成，得到全社会的公认，就成为广大老百姓的文化财富。凡是约定俗成的节日，对于社会所有成员来说，都是必须遵奉的，具有某种（心理的或行为的）约束力。历史上形成的全民性的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对国内来说，节日是全社会认同的文化符号；对外国人来说，节日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文化符号。在节日形成之初，其导因，可能是比较单一的，但在其发展演变的漫长途程中，则逐渐被附会上或赋予了种种文化内涵，而这些多样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和负载着老百姓的精神寄托和利益诉求，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同时，也成为维系海内外华人民族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和节日发展演变的内在驱动力。

（二）关键在挖掘、宣传和弘扬节日的文化内涵，各级干部提高文化自觉

前述六大法定民族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文化符号，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民族认同和国家凝聚的重要文化元素。鉴于当今传统文化传承与延续上面临着断裂、遗忘以及现代西方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冲击，继承和弘扬传统节日的关键，在深入挖掘、阐释、宣传、传播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大力提高国家公务人员的“文化自觉”（现在的情况是，许多国家公务人员对传统节日在民族认同和国家凝聚、在保持民族精神和发挥节日作为“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意义和优势缺乏应有的认知，更缺乏应有的“文化自觉”），宣传和提高民众对传统节日的内涵的理性认识。我们固然应有宽阔的胸怀与博采的气度，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以强壮我们的血液和肌体，丰富和创新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但我们也要理直气壮地反对盲目地崇洋媚外之风，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以外来文化来取代和否定我们的本土文化及其文化传统。最近几年过洋节的风气和思潮在天真烂漫涉世未深的青年一代中风靡，尤其是那些带有宗教背景的洋节的泛滥，如圣诞节、情人节之类，有关领导机关或听之任之、或引导不利，媒体舆论推波助澜，对继承和弘扬我们的传统节日及传统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在这一点上，与一些亚洲邻邦相比，我们的措施显得软弱无力，甚或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责任。

在当今的社会情况下，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或者多少被遗忘了，或者在历史烟尘中被湮没了，这已成为最常见的现象。在青年一代中，尤其是在城市青年中，以为过节就是吃喝玩乐。我们的教育界、宣传媒体、文艺创作、娱乐圈等，由于从业者在传统文化认知上的缺欠，这种倾向也显得颇为突出和严重。而在学界，甚至还出现了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说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是中国人的“狂欢节”。这种理论之所以出现并在当下社会上行时，完全是套用西方的文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节日，不仅牛头不对马嘴，而且是一种误导。须知，中国人的节日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为基础的，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的核心，不是所谓“狂欢”，而是农耕加人伦。农耕，决定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前辈学人蒋观云说过：中国进入耕稼时代最早，出于耕稼时代最迟，这一状况决定了中国人西方人思想和行为的不同。长期以来，我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为本的社会，在漫长的历史上，上至天子、下至百姓，无不以“天”为尊，为观察行事的基点，于是，有了“天人合一”的完整的理论出现，有了敬天祭天的一系列仪式行为流行。人伦，我们的社会重视家族和伦理，以家族成员的绵延和承续为上，并形成了一整套的道德伦理规范，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因素。农耕和人伦这两条，无疑是破解我们的传统节日的内涵的要点。节日固然有大小之分，轻重之别，但就其起源和内涵而言，许多节日无不是基于农时或岁时的需要，如有学者归纳为时序的“节点”；而在其发展中，逐渐被赋予了尊敬尊长、追念先祖、巩固伦常、维系道德等的众多的内容，借着节日活动，使人伦家族理念深入人心、代代相传，社会秩序稳定和谐、普及巩固。尽管中国人的心理和自我，长期受着封建社会礼教的压制，但从节日的起源和发展、形式和内涵的考察中，我们却无法找到和同意西方人所津津乐道的“狂欢”、“释放”说的有力证据。

在这方面，春节无疑是最典型的一个节日案例。春节（元旦）是古已有之的一个大节，从商周甲骨文上“年”字的出现起，在华夏大地上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尽管在历史长途中，春节的时间日期多有变化，称谓也屡有更易，但其“义”却大体未变。这个“义”，就是作为岁时和农时两个时间纬度的节点。如《尚书•大传》所说的：“正月一日为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亦曰‘三始’，‘始’犹‘朝’也。”如《史记•天官书•正义》所说的：“正月旦岁之始，时之始，日之始，月之始，故云‘四始’。”其次，在农耕社会发展中逐渐附加和强化了的“义”，是家族人伦制度及其理念。发展到今天，在我国境内过春节的民族，共有39个。除了我国境内各个民族和地区外，香港、澳门，宝岛台湾，以至世界各地，凡是有华人居住的地方，每到年终岁始，无不家人团聚，贴对联，放炮仗，吃饺子，耍龙舞狮，慎终追远，祭祖归宗，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地过春节。故而，春节已成为一个最有资格充当民族认同的主要元素的传统节日。

（三）节日处在发展嬗变中，但不要随随便便给传统节日强加上一些不相干的意义

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享受精神生活的方式和渠道日益多元化了。但人们对清明、端午、七夕、中秋这些传统节日回归的期盼，还是有增无减。现在国家终于有了规定，受到普通老百姓的欢迎。随之出现的节日和假日的纠缠，给城市里的人们蒙上了一头雾水。而对于广大的乡村里的老百姓来说，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放不放假的问题，而是要在节日里让全家吃一顿庆贺团圆的好饭，是如何以身作则、现身说法地把节日的内涵传递给子孙后代。

节日与文化的其他形式一样，不会停止在一个点上不再变化，而永远处在嬗变之中。但这个“变”，是符合于节日嬗变规律的“变”，而不是外加的。我们发现，在城里，总有些好心的领导喜欢改造和创新传统的节日，强加上一些东西，当然，有的可能是适合节日之本义，并逐渐会成为被老百姓接纳为节日的内容，有些则可能因与节日的本义并不协调，甚至违反传之既久的传统观念而最终被淘汰。在端午节放河灯便是一例。在老百姓的传统观念中，放河灯是七月十五鬼节的仪式之一，主要的功能是祭祀那些游荡于外的孤魂野鬼，以免他们骚扰村里活着的人们，体现了人们乞求平安的心理诉求。端午节放河灯，在端午的历史记录中找不到先例。明人谢肇淛的《五杂俎》记述说：“古人岁时之事，行于今者独端午为多，竞渡也，作粽也，系五色丝也，饮菖蒲也，悬艾也，作艾虎也，佩符也，浴兰汤也，斗草也，采药也，书仪方也，而又以雄黄入酒饮之，并喷屋壁、床帐，婴儿涂其耳鼻，云以辟蛇、虫诸毒，兰汤不可得，则以午时取五色草沸而浴之。至于竞渡，楚蜀为甚，吾闽亦喜为之，云以驱疫，有司禁之不能也。”  他的汇集比较广泛，却并没有记载端午节有放河灯这一事象。可见，端午节的意旨在驱毒逐疫，而不是驱鬼送鬼。这是两个不同的观念。如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有较为固定价值观的放河灯，在传统文献中没有发现新解前，就要慎之又慎，贸然拿来用在端午节，怕是一种误解误用，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不尊重。
2009年3月11日

之农

刘先生的会议发言,归纳而论,重在两点:一是深层次地认识与传播传统节日的核心精神;一是新义的附加需要论证。寄望于政府官员。其余观点，在此不作深析。

受益于先生之说，对妙论不作累述。

在此，就内涵与新变之关系略作展开。

其一，内涵之于传统节日，其实是传统节日世代相承的生命累积，既有往古斯年的智慧接力，也有历年历代的生活印迹，更有文化变迁所赋予的特定的意义，等等，还有更多的因素，共同组成传统节日强大的历史动力和延伸趋向。
我们短暂一世，对于传统节日的承传，往往太重其影响了，翻动千年卷轴，我们对于传统的改造其实不然，本质上，只是传统路经有山有水的山川面貌不一致罢了。内涵之在，如同节日灵魂之在，节日形式淡化，内涵变得隐晦，所以，我们以发掘节日之内涵来强化传统节日。这是一说。
其二，究竟这新变与节日内涵有无本质关联呢？我以为二者存在内在关联，并非现实的一种强加，或者纯粹的一种新因素的注入。很难说：“传统于是不再传统，现代也难得现代起来。”
因为，每一时代都自称为新，也确实有无数个新在充实其意义。也就是说，这些无数的新因素都可能进入传统节日的历史河流之中，但最终成其为传统节日之一部分的却少之又少，传统节日融入新因素，并不见得比其往昔更有新意，而只是说新因素的融入，补充了传统节日本身的某种要素，使其内在结构的要素分配发生变化，或者说正是这种新因素的融解，更使传统节日呈现出一种焦虑的革新之中，也许这种革新还得经历更长的时代，也许这种革新原本就是一种复古。如果这种新变已经妨碍了传统节日，那么，我们只能说，传统节日内在的结构存在危机，未来的修正可能超越这种新变而成为真正的节日新变的要素。
胡乱想到，请先生斧子不必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