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大热

任双霞

《北京晚报》：为什么“中国不高兴”

2009年3月31日 星期二 文/孙红


  观点摘要

  “中国因何不高兴”

  ■拉萨“3·14”事件背后鬼影憧憧，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战略围堵越来越具体化和明目张胆。

  ■三鹿奶粉事件对国民心理的“精神撕裂”，使一个大国理应秉持的多项核心价值受到威胁甚至动摇。

  ■萨科齐之类对中国的屡屡侵犯，是卑鄙下流的机会主义作祟。

  ■一些“知识精英”或所谓“优秀的中国人”正在戕害我们国家的精神品质。

  “中国需要厘清的若干个‘为什么’”

  ■为什么中国人“现在挺爽”是巨大假象，西方阵营的“拖垮”战略乃中华弥久大患？

  ■为什么同西方“有条件决裂”是必须筹划的未来选项之一？

  ■为什么瓦解国族认同的“第五纵队”情怀与“汉奸兴趣”会如此猖獗？

  ■为什么新儒家的“感化论”“拯救世界说”是白日梦呓？

  ■为什么行“失败主义”之实的“王小波神话”是当代最丑陋的文化蛊惑？



  一本书引发社会大范围的争议。3月中旬正式出版的《中国不高兴》到昨天已加印到27万册，绝对属于业绩傲人的畅销品；而针对书中5位作者所述观点，仅参与网上评论的人数，每天也都在以万为单位计。

  有人说，这部时事评论集的出版已经演变成一个社会性新闻事件；有人说，这本普通读物原本不等于学术著作，却形成了一种学术现象。而无论如何，一本书在很短的时间内引起群体性或喜或骂的激动，还有上百家境外媒体表现出 “友邦惊诧”，无论是商业炒作的成功，还是观念论点确实雷人，它都不应该、不可以被忽略而过……

  为何写

  “眼下的中国，很需要一些观念提示”

  《中国不高兴》（以下简称《不高兴》）还有副标题，叫“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全书34万字分为三个部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的主张”、“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有人概括，全书是通过批判中国现实、揭示中西关系来呈现：中国要做一流国家、依托国家大目标实现众生幸福平等、告别自我矮化的精神历史等主题。书的封面腰封这样介绍5位作者：央视和凤凰卫视著名军事评论员宋晓军、中国民族主义领军人物王小东、社会学家黄纪苏、《中国可以说不》作者宋强、资深媒体人刘仰。据称，《不高兴》是这5个人去年秋天经过一场持续三天的长谈整理出来的产物。

  应该说，这部文集第一个让人心下微顿的噱头，是它和13年前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以下简称《说不》）一书的“亲子”关系。各媒体一开始就十分统一地报道称，《不高兴》是《说不》的升级版。这当然是有依据的，首先两本书的策划人都是张小波，“升级版说”也是他自己的提法；作者又同时都包括宋强；另外，宣传语称它是一本“正视内政的愤懑”，“呼唤高尚集团”，“要做英雄国家”的“复兴宣言”，这种基调与当年的《中国可以说不》看上去一脉相承。

  跨越13个年头，再次组织编写这样一本书是出于什么考虑？张小波当即纠正记者：“不是组织，是互动的结果。我们平时当然不会总能像那三天一样聚集一处，但是大家对于很多国际、国家、民族、民众问题的交流是一直有的。最后能在一起聊，是基于大家对很多现实问题基本看法的共通。更何况，眼下的中国，很需要一些观念提示！”

  张小波说，没有2008年，就不会有这本书。“2008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奥运会西方一些不友好的举动，还有，中美舰船在南海对峙、南沙群岛问题、钓鱼岛问题、俄罗斯军舰击沉中国货轮、圆明园兽首被拍卖、西方借西藏问题说三道四等等；而类似三鹿奶粉的事件，对我们国家的核心价值又是怎样的一种摧残！《中国不高兴》是被这样的国内外因素催生的。中国需要一些信念来支撑，人心要想上行要有精神引导，我们只是做了一个开头，希望它的作用是呼唤，内修公正，外争族权，建立国家的大目标，让国家更加强大起来。”

  黄纪苏则告诉记者：“我参与此书的初衷很简单：中国史和世界史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头，中华民族面临重大的危机和机遇，我们必须有所准备。”

  给谁看

  “有些精英吃饱了混天黑，他们要做出选择”

  出版者对《不高兴》目标读者的定位一方面是80后，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各个书店的销售情况看，购买群也确实是这些人。“买这个书、看这个书，多的肯定应该是年轻人，但数量不会像《说不》那么大。”资深媒体人解玺璋分析，“今天人们的阅读取向、方式都随着互联网时代变化了，表达方式和途径也拓展了很多，各种声音都更容易表现。类似《不高兴》风格的文章在中文网络上比比皆是，甚至比书里的更犀利、更精彩。”

  但是，类似的评价似乎一点儿也不会让《不高兴》的作者们有什么不高兴。“毕竟时代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不高兴》的国内影响力不会达到《说不》”的程度，宋晓军一点儿也不避讳地说。

  作者们不奢望销量的创新，而在意知识分子们的反应，更希望《不高兴》能鞭策知识分子树立起大目标。黄纪苏说：“现在，中国比13年前各方面更加强大了，但我们想说的是，中国不能到这儿就不向上走了，不能就这么凑合了……王小东用的一个词我觉得特好，就是‘天命所归’。我们这个国家那么大，它只要存在，就必然深刻影响这个世界，也要参与到管理世界中去。你这么个文明体，不承担这个任务也得承担！中国要确定大目标、大任务，这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根本就由不得你。但我们的精英们呢？他们没有这个目标，也没有动力推动中国去干这个事情，他们还在那儿醉生梦死。”

  黄纪苏认为，中国要崛起，当然一路和风细雨最好，但这决不是仅仅靠谈判、靠多送点熊猫、建些孔子学院就行了的，“我希望知识分子来看这本书，他们的世界观不对，今天很多人还不知道调整自己，还没有看清世界和历史的大势，所以生活在安逸里。有些精英吃饱了混天黑，我们就从民间角度，把大势说给他们听。知识分子应该明白，中华民族应该往前走一步、走一层，他们要做出选择。”黄纪苏说，“中国不仅要拯救自己，也要拯救全人类。在金融危机之下，中国必须领导世界走出这场危机，中华民族要把这个任务担起来，不论是否担得动。”

  记者手记

  想点事情有什么不好？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曾一度陷于凌乱的困惑。书中的文字一会儿让人振奋一会儿让人摇头，认同处很多，反对处也不少。采访不少人多听见“偏激”一词，开始时频频称是，后来琢磨着，一本表达观点的书，没有所谓偏激岂不才叫真怪？况且，一本书的出版发行本就属于公共事件，它产生的影响也必然是公共的，而阅读是个人体验的事，人之珍馐我之毒药的情形，谁人能够奈何？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用了“冲击力”这个词，他以为就是这“冲击力”让很多事情更加桌面化了，“让人们更加明确地去看待中国的大目标问题、中华民族的认同感问题等等，是好事啊！”

  策划人张小波说，《中国不高兴》要不带偏见地仔细阅读，才能真见作者们的心肠，而这令人多少有些担心的是，围绕《不高兴》争议的热潮究竟能持续多久，因为能够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而且又有谁能知道，今天《中国不高兴》的表现，会不会在不久之后的日子里，变成人们嘴巴里的娱乐性事件？

  获知作者们又如当年《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们一样各忙各的去了，在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中，除了稿费（版税形式），这些绝对都不属于既得利益者的人们，似乎更愿意做点自己认为该做的实事，宋晓军又开始在他的博客上撰文继续呼吁发展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了，宋强作为一个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还将在北京和重庆两地奔走，继续一个在北京租房的北漂族的日常生活。问及著名语词收藏人黄集伟会不会把“不高兴”采了去，他笑说：还没这打算。



  争什么

  “坦率地说，目前的争议还相当肤浅”

  《不高兴》看上去是用极具杀伤力的标签式主题，去引人激辩的。

  书中的目录、标题可见一斑：“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西方人的自以为是，是被我们惯出来的”，“美国不是纸老虎，是‘老黄瓜刷绿漆’”……

  而对知识分子的鞭挞，表现为对社会上充斥的“浑浑噩噩”进行强烈批评。作者们还痛责龙永图、厉以宁、林毅夫、樊纲、丁学良、崔卫平、朱学勤、余世存、宋鸿兵、马立诚、王蒙、王朔、李银河、周孝正等“当红精英”，批判“失败主义”、“万金油式的明白人”、“抖机灵的文化施虐”……

  如此指名道姓直截了当，被追捧或谩骂可想而知。

  从平面媒体到网络，对于书中观点的反应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新浪网的专题区域中，力挺派夸《不高兴》重拳打击了崇洋媚外者，见证了中国人的血性，给了中华脊梁们一剂强心针；质疑派则请作者们不要动不动就高姿态地擅自代表中国，认定作者们表达的是大目标的心愿，实质是小国民心态的典型表现，判断《不高兴》提不起人们的精气神儿……而偏激之说、“投机”的怀疑则在一开始就充斥各处。

  事实上，一如13年前《说不》引起海外舆论强烈关注并产生轰动的新闻效果，《不高兴》在今天再次吸引了海外媒体。《联合早报》、《时代周刊》、《经济学家》、《泰晤士报》、《金融时报》、《世界日报》、《亚洲周刊》、《日本产经新闻》等上百家报刊登载了相关文章，只是相比13年前，外电的态度多了一些温和，甚至显现出的根本就是担忧，诸如“如果民族情绪不加以适当制止，它可能会推动北京方面采取好战孤立主义路线”等。

  对于争议，记者在作者们身上看到的也是截然不同的反应。宋晓军“没觉得有很大范围的争议，很多老百姓知道中国还没有航空母舰，但他们并不知道这本书，也不会看这本书。”倒是国际社会反应快而广，出乎了宋晓军的意料。

  而王小东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表示，《不高兴》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和西方在综合国力对比上有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仍然要寻求西方的理解和接纳，但不再是一面倒地讨好、逢迎、跟西方接轨，西方国家也要理解中国的观点和情绪，不能动辄教训、打压或围堵中国。

  对于各种非议，黄纪苏有些不屑：“中国社会仍处在利益高度分化、思想高度分裂的剧变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涉及社会关系本质的话题都不可能不引起争议。但坦率地说，目前的争议还相当肤浅，很多人还没读这本书就痛心疾首了。他们为我们缝制了‘极端民族主义’、‘极左’两顶帽子。这帽子我们戴着不是桄荡就是开线，但推辞不掉。他们拳头虽然打向我们，打中的却仅仅是他们粗制滥造的帽子。”

  张小波则坦率地说，并不认为作者们的观点偏激，只是大家把经过长期酝酿、认真思索的成果十分鲜明地亮了出来。但是相对于今天孔老之学、养生保健、饮食化妆等图书占主流的状况，“这本书稍稍有些与众不同，引发一些争论很自然，但社会需要这样的争论，社会应该允许各种言论存在。而说到底，一本书不能把整个中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