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贴一段我所撰小书《重返故园——一个民俗学者的家乡历程》中的一节,请诸友批评。
怀着不一样的心情回家(第一次的田野作业)之二:把熟悉的人对象化
由于怀着强烈的做田野的目的,这一次回家,看见任何事、任何人,我几乎都想要去探究相关的民俗知识。在这种心态下,我的家人、家里来的客人、还有我前去探望的亲友,都成了我热心访问的对象。
我的祖母是一个非常善讲故事的人,从小我就听她老人家讲过不知多少的故事,象《人祖爷和人祖婆》、《八十万老虎下江南》、《蛤蟆丈夫》、《百鸟衣》、《“梦仙”》,等等,而且每一个我都听过无数遍。记得那时候,尽管自己对这些故事的内容都已经是烂熟于心,但总是觉得听不够,一到吃过晚饭或雨天不能出门的时节,便要缠着祖母“说古今”。那些故事,祖母讲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有什么具体的名称,但只要稍一提及其中的主要人物或主要事件,我们都能够知道指的是哪个具体的故事。
小时候我是由祖母带着睡,听着故事睡觉,则几乎成了那时我每天晚上必不可少的娱乐。
“给我说个古今吧,奶奶。”
“说哪一个呢?”
“说从龙宫里要来的花儿变成姑娘的那个吧。”
“能成。……”
这样的对话,还有祖母的故事,不断地重复着,而我,则在这样的重复中一次次地进入梦乡,也一天天地长大。
有些晚上,忙碌了一天的祖母如果太累了,偶尔也会拒绝我的请求,即使在我的坚持下讲一个故事,也会采取删减的办法:或者略过一些细节,或者讲到中间就告诉我已经结束了。这当然逃不过我的耳朵。“奶奶,你咋没说回来的路上那花儿一阵变蔫了、扔了以后回头看又变得很好看的那一段呢?”我会这样去提醒祖母:不要敷衍我。而对于讲到一半就结束的,我更是会用这样一句简单的问话催促祖母继续讲下去:“后来呢?”
有时,祖母实在是太困了,一个故事说着说着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而我却正听得高兴,这时候,“后来呢”的追问会变得格外频繁。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看过苏联一位儿童文学作家的一篇作品,说的就是一个孩子临睡前要求祖母讲故事的事。它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记了,但其中所描述的情景,却让我颇有“深得吾心”的感觉。这样一种心灵的共鸣,让我记住了那篇作品,也让我对自己同样的经历印象更为深刻:
“她就照着自己的样子剪了一个像,让他干活的时候……拿到地里去……”
“后来呢,奶奶?”
“哦!男人去地里的时候就天天带着这个像,立在地梗上,看着,干活计也就踏实了。有一天,起了一阵大风,把像给刮跑了,刮跑了……”
“后来呢?”
“啊?噢!像叫皇上给拾到了。皇上看到这张像,就说,就说:‘……世上还有这么心疼(漂亮)的人哩!’就……没有了……”
“不对,奶奶!皇上就派人来把女人给抓走了,女人还让男人打一百种鸟,用鸟皮做一件衣服,穿上去找她哩!”
“嗯?!对,对,就是。过了三年,男人打够了一百种鸟,用鸟皮做了一件衣裳,披在身上,到皇城里去寻女人。”
……
我忘不了祖母所讲过的那些故事的主要内容,更忘不了听她老人家讲故事时的无限愉悦。在这次回家做田野之前,我便有一个打算,就是把祖母所掌握的神话、传说、故事和风俗掌故进行一次比较细致的调查,并做详细记录,以使那些正逐渐减少、消亡的珍贵的民间口头资料得到比较完整的保留,倘能得到农事活动的相关材料,那当然就更好了。这是我学术方面的目的。另一方面,我也期待着能够借此机会,重温儿时听祖母讲故事的那种欢乐。这后一种愿望,甚至比前一方面还要强烈。
于是,回家以后,每当家中比较空闲的时候,我就让祖母“说古今”。但让我分外失望的是,祖母却不能再象当年那样连绵不断、娓娓动听地讲出任何一个故事了!
当我说出自己的要求时,祖母首先是表示为难:“说罢时间长了,都忘了!”在我的鼓励和提示下,她勉强答应试着说一说,可是却很难完整地进行下去。
“那时候有一家子人,有两个娃娃,一个儿子,一个女子。兄妹两个经常给大门的两个石狮娃子喂饭哩。后来发了大水,兄妹两个就骑上狮娃子上了南天门……”
“奶奶,你不是说兄妹两个看见狮娃子的眼睛红了,就问是咋回事,狮娃子才让他们骑在背上的吗?”
“哦,就是的!你看我忘了吧?兄妹两个给狮娃子喂了一向(一段时间)饭,有一天狮娃子的眼睛红了,还淌开了眼泪。这两个就问是咋来。狮娃子就说,现在大水要来了,要把人都抹了。你们两个对我这么好……”
在我的不断提示下,祖母终于能够完整地讲完一个故事。这倒是有点象我小时候曾经经历的情形。然而不同的是,那时候祖母是因为过于困乏,要我不断叫醒和催促来说完她所稔熟的故事,现在却是老人家忘记了故事中的大部分内容,需要我不断提醒和补充才可以回忆起其中的情节!而且,我还发现,祖母即使能够比较完整地讲出一个故事中的某一段落,同我能够记得的相比,其中的不少细节也都遗漏了,或者讲述得格外简略。遇到这种情况,我除了因为不能完成自己的学术计划而感到遗憾外,心中更多的,是一种感伤。
现在距离我的儿时,已经有十多年的时光。在这十多年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过去,家家户户晚上原来都是点着煤油灯,后来虽然通了电,停电也是司空见惯的事。而走遍一个村子,也很难找到一部半导体收音机,更不用说电视这种神话一样的遥远的东西了。闲暇时节,人们除了睡觉休息之外,串门、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讲古论今是一种主要的娱乐方式。这种方式,从现在来看,也许可以说是格外地单一,但其中饱含的纯粹质朴和浓浓的人情味,却是现在的许多娱乐形式难以替代的。而对于儿时的我和弟弟、妹妹们,它更是充满了欢乐和无限吸引的一种享受。这样的背景,为祖母经常地讲述故事、以及从其他人那里听会新的故事,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在简单的生活中,她一遍遍的讲述,既给了我们听众无限的快乐,也让她自己体验到了无限的乐趣;同时,重复的讲述,还使她加深了对每个故事内容的记忆,讲述的技巧也得到了反复的锻炼和提高。
但现在,生活却复杂了许多。人们要做的事情多了,娱乐的方式多了,人的心思也多了,大家平心静气坐在一起说古的时候却少了。老人们即使有谈天的机会,也往往议论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如何紧张、或如何发家致富、怎样提高粮食产量等等之类近在眉睫的事,而很少有人说及遥远的古今。孩子们和年轻人平时则宁肯去听流行音乐、看电视、看录像,而少有听故事的耐心和热情。在这样的情形下,祖母当然就很少有说故事的机会、也难得有说故事的心境了。由于长期不说,她所记得的许多故事,自然而然便淡忘了,说故事的技巧,也因为始终得不到锻炼而逐渐退化了。这大概是她老人家所以不能再象过去那样给我讲故事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现在的我”这样一个特殊的听众,对祖母造成的无形中的心理压力,可能也是让她难以发挥的一个原因。尽管我自己还抱着体验儿时的那种亲情那种温馨的愿望,但即使自己象老莱子那样去讨老人的欢心,大概也无法再回复当年那种纯粹自然的祖孙之情了。在祖母的眼中,我早已不再是从前的小孩子,而是一个读了大学、“念过很多书”的人。她恐怕很难相信自己过去哄小孩的那些东西还能对我有什么吸引力,也很难再以当年那样一种轻松自由的心态,来对我说一段古今!
做着这样的分析,我忽然想起了一位朋友,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与音乐文化学系的系主任John McDowell教授。有一次,我和妻子在同他交谈时,听说他的父亲非常了解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山林习俗,而且经历十分丰富,便提议他可以对自己的父亲做口述史的研究。但John否定了这样的做法。他说他不想让理性的学术研究过多地参与到家庭生活中来。在家中,他只想享受一种亲情,不论是与父母还是与妻子、与儿女之间,这种亲情都应该是比较纯粹的。学术研究的介入会使这种亲情受到干扰,会使他与家人之间具有一种距离感。这种想法,也许代表了一批学者的心理,是以他们对学术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关系的特殊理解为基础的。但就我来说,我的感受和理解又与他们有所不同。这一次对祖母讲故事活动的调查就让我感到,对自己家人的调查,不仅不会加大我同亲人之间的距离,反而会进一步加深我对他们的了解,对他们比较深层的情感因素和心理状况,也会由此有更多的理解和认同。这可以说是对自己家庭成员的民俗活动进行学术研究能够获得的额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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