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老为安德明的学位论文所作序言

安德明

这里所附的，是钟敬文先生为拙著《天人之际的非常对话——甘肃天水的农事禳灾研究》所作序言。其中提到了与家乡民俗研究有关的问题，颇有发人深思之处。中间也有一些对拙著的好评，但我知道，那只是长者对后辈的一种抬爱和鼓励而已！

oyo

序    言

钟敬文

民间信仰，属于一种自发的、初级形态的宗教。在中国的民俗文化当中，它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向来是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文化大国。在几千年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的祖先创造、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事象，民间信仰就是其中不容忽略的一项内容。
同其他宗教现象一样，民间信仰的产生和传播有它自身的社会根源和思想基础。它是一定的人群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其发生在人们的心理活动规律上也有着特殊的依据。它从产生以后，就一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化、沿袭下来，成为了一种有着很强的顽强性、凝固性的文化现象。
长时期以来，民间信仰的影响一直渗透在人们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各个方面。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不仅没有消失，在有的方面，它还表现得格外突出。目前不少地区的民众大兴土木、修建庙宇、热衷于烧香拜佛的现象，就是这方面一个显著的例证。那么，这类民俗现象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国民心态？它体现了什么样的文化史的意义？它的长期传承又有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基础？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民俗学工作者深入思考和探讨的。
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传统文化、传统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冲击。一些文化现象正在急剧地消亡，一些继续顽强存在的文化现象，则可能同新的历史形势有不相适应的地方。这些事实，对我们文化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它召唤着我们，首先要抓紧机会，对濒临灭亡的各种传统文化现象进行全面的调查和搜集，尽可能多地记录下这些文化现象的全貌。这样的记录，对于我们以后了解和研究我们的祖先、乃至全人类的生活过程和文明创造，都将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财富。其次，要在大量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些文化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弄清它的本质特征、功能、它的传承和延续同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的关系，等等，从而为使我国的民族文化朝着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民间信仰这类文化现象，在我们今天的科学的眼光看来，是有不少同新的时代相矛盾的地方（我们通常大都把它称作“迷信”，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那么，对于这类现象，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呢？假如只是简单地给它一顶“迷信”的帽子，对它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有意回避，或者只是以行政手段或暴力去处理它，能解决问题吗？当然不能。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批判和反对宗教（民间信仰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却一直强调探究其产生和传播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心理原因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正视这种文化现象，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和本质规律，才可能有的放矢，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即使要批判这种现象，也必须首先“验明正身”，否则，只能算是“以非科学去批评非科学”，也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总之，不论是在文化史的意义上，还是在适应社会新的发展形势方面，对民间信仰的本质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和明哲的分析，都是十分重要的。
可惜的是，虽然目前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同民间信仰事象之丰富、影响之深远相比，它还远远不够。而能对这方面的问题做出科学、有力的说明和分析的著作，更是不多。安德明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天人之际的非常对话——甘肃天水的农事禳灾研究》，则是这些为数不多的著作当中的一部。
德明同志于1994年秋，考入我们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教研室。1997年夏天，他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他的硕士学位，也是在我们这个教研室攻读的。加上他的大学阶段（也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算起来他在北师大一共学习、生活了十年！自从进入民间文学教研室学习以来，德明同志在学业上非常勤奋，各门功课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在答辩时也获得了答辩委员们的一致好评。

作为他的导师，现在我就来谈谈自己对他这部论文的意见。
这部论文，属于一种地域性的民俗研究，它是对一定地区的民间信仰的分析和探讨。它的主要的优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论文的选题有着重要的意义。这部论文所关心的，是对付农业灾害的信仰活动，这使得它尤其具有一种特殊的现实价值。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到现在农村人口还是占有大量的比例。而农业生产的收获好坏，直接影响着我们整个国家社会的经济，乃至于社会的安定——中国历史上许多次的农民大革命，以及改朝换代，它的发生当然有各种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由于农业生产上的失利，农民无法生存下去。所以我们说，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
同工商业等其他行业不同，农业对自然力量有很大的依赖性，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自然。雨水太多，干旱太久，虫灾泛滥，等等，都会使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损失。可以说，自然是农业的母亲，风调雨顺的好的自然形势，是农业生产取得收获的关键。但是，在中国，从古到今，却始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农业灾害，它们的发生也十分频繁，对我们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为了使生产能够顺利进行，并获得丰收，农业民族的人们发挥自己的主动力量，长期以来积累了许多对付自然灾害的手段。那么，如何去对付灾害？人们是在什么思维的基础之上想出办法来、想出什么办法去对付自然的灾难呢？这里就有不少需要我们关心的问题了。在各个民族、各个时代，以及各个地区，都有他们自己的对付灾害的手段，以及构成这种对付手段的思维上的根据。
德明同志的这部论文，论述的是在传统中国农业社会里面，人们在民间信仰的思维基础之上、通过信仰的手段来对付自然灾害的习俗，用他自己的词语来说，就是“农事禳灾”。这种习俗和相关的思维、观念，在传统社会里长期流行，至今还有很深的影响。对它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乃至人类的文化史，了解国民的心态，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其次，是这部论文在方法上的优点。从民俗学的学科性质来讲，至少在资料上，它是一门现代学。虽然它也可以参考文献资料，但是主要还是应该对我们现实的民俗现象进行考察、探讨。因此，它必须进行田野作业。这部论文的主要材料，是作者运用民俗学的基本方法，也就是田野作业的方法，通过对一个特定地区，即甘肃天水的农事禳灾习俗全面、深入的考察得来的。在这种考察当中，作者没有仅仅把注意力放在禳灾习俗本身，而且还对当地相关的自然、社会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从而给研究对象提供了一个大的背景，为全面说明它的性质和社会文化功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一点，同作者能够熟练运用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方法的能力是分不开的。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过去我们总是说民俗学的基本方法是田野作业。其实，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的很多学科，都能够运用田野作业的方法。甚至于古典文学，有些学者也会采用田野作业的方法。例如研究杜甫，在日本京都帝大，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他在杜甫研究方面，可能不但在日本，甚至在东亚来讲都是第一人。在研究杜甫很多年以后，到了晚年，他就来进行田野作业。怎么样田野作业呢：他从杜甫出生的地方长安，一直到他所经历的各个地方，象湖南、四川、河南、山东，等等，逐一地去进行了考察。可见，在其他许多学科里面，都是可以用田野作业方法的。
德明同志是天水人，在进行这部论文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中，他充分利用了他的“土著学者”的优势。外国有个学者说，民俗学者有三种：一种是走马观花式的“旅人之学”，就是到某个地方跑一跑，看一看，得到一点一般性的信息。比如说到西双版纳等风景区去走一走！一种是“寓公之学”，就是说在一个地区住上三年、五年，进行长期考察。这样获得的材料，就比第一种要深入、准确和全面得多。比如讲，我住在北京已经有半个世纪了，那么我对北京的了解就同走马观花的不一样了。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土著之学”。从德明同志来讲，他是天水人，他研究的就是天水的民俗。可以说在这方面他是占有很大优势的，因为有许多的知识，他根本就用不着去专门进行访谈，他从小就亲眼看到、亲身经历那些习俗、活动了。
“土著之学”，作为民俗学者或者民族学者，是最有资格来进行这类工作的。当然，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可以进行此类研究。不过总的说来，这方面的优势不属他们。
前几年，马学良先生有一个学生，是一位彝族同志，她的彝语很好。大家知道，彝族在中国的少数民族里面，有较高的传统文化。它有自己的文字，有很多经典。据说在四川大凉山等地区，彝族的经典就有两、三千种！而直到现在它都是封闭的，除了毕摩（巫师）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当然，现在也介绍了一些，翻译了一些，但是很少量。其实，这几千本经典非常之重要。假如有人从中间选取一部分，哪怕十种或八种，加以翻译和介绍，这对于人类文化史的研究也是一种贡献（不仅仅是对彝族本身）。那个彝族的同志，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关于彝族的祖灵信仰的。她为我们提供了很多除了她的论文就见不到的第一手资料，这使得她的论文具有一般研究论著所无法替代的位置。由于这位同志熟悉许多在图书馆里也无法找到的彝族材料，她毕业以后不久，还被美国一所大学看中了。他们请了她去做博士后，进行合作研究。
建立在多次深入的田野作业的基础之上，德明同志的这部论文表现出了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属于民族志的。民族志，是民俗学、民族学这一类学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它是对一定地区的一定的民俗事象所作的描述。这种描述，由于毕竟是一个学者所做的工作，其中总会有他的主观的地方，总会有他理论上的潜意识的指导。不过，从总体上来讲，它是必须要忠实于所记录对象的事实本身的。
近年来，在人类学、民俗学里，都很重视记录性、描述性的东西。特别在中国，因为我们国家又大，各地方的民俗现象又十分复杂，所以非大量地进行民俗志的记录工作不可。当然，这种记录，由于作者的学问、技术的修养不同，写出来的可能会不一样。但只要它运用科学的方法去进行实地考察，认真写出来的东西，就有一定的科学价值。我们现在在书店或者图书馆里面，能够看到很多的民族志的著作：或者是一个县的，或者是一个乡的，或者是一个省的；或者是概括各种事象的，或者是单独的一种事象的调查（例如萨满教或者傩戏）。等等。这是很值得高兴的现象。
德明同志的这部著作，有一半是属于民族志的，但是，它又不仅仅如此。在民族志的部分，他很小心、很细致地记录了当地的有关的禳灾事象，然后，又参考文献，参考关于其他地区的同样现象的民族志资料，来进行科学分析。在分析当中，他运用了民俗学、宗教学以及其他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对农事禳灾的性质、结构、功能等等方面，做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述。这不仅使他的论文在材料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对材料的处理等方法论上，也具有了他自己的特色。
再次，作者在一些问题的论述当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例如，在分析农事禳灾的结构时，作者提出了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多神崇拜是以地方神崇拜为中心这样一个观点，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民间信仰的特征以及民众的观念，是很有帮助的。中国的民间信仰，向来是以神灵繁多复杂而著称的。那么在民众的观念中，这些神灵之间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作用是不是有大有小？在这些问题上，我还没有看到有一定说服力的研究。德明同志的论述，可以说是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具有一定的填补空白的意义。再如，他对农事禳灾的社会和心理的功能的分析，也是很有见地的。我们以前在这方面的注意很不够，长期以来，都一直以为民间信仰，也就是普通所说的“迷信”，都只有害处，而缺少对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够长期流行的社会、心理原因的分析。一切的东西，只要加上一个“迷信”的盖——好像过去讲阶级斗争一样，帽子一戴你就完了！但是，实际的情况要远比这个复杂，是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科学的分析的。
论文最后一章，关于民间信仰的手段与科学技术的手段在农业抗灾中并存的论述，也很具有启发性。事实上，从文化史看来，农民对付自然灾害历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传统信仰的，象求雨等种种禳灾的方式，另一种是科学技术的，比如打农药之类的。千百年来，传统的农民在生活、耕作以及收获中，尽管在不断运用各种信仰的方法去对付自然灾害，但同时，他们也始终在应用和发展技术的、或者经验有效的方法，来对付灾难。虽然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技术的手段的效率可能比较低，但是，假如没有这类手段去对付灾难，只靠信仰的方法，古代的农民是活不下来的！
我们过去——包括我自己在内——往往认为，传统的农民，没有科学知识，没有现代文化的知识，而只有那种幻想的、“非理性”的知识，似乎农民只知道用一种非科学的手段来解决各种现实的难题——很多外国学者也是如此片面。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其实，原始的民众，狩猎民也好，畜牧民也好，农耕民也好，在他们实际的劳作生产方面，或者在对付灾难方面，是有很严重的宗教或信仰的部分，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有现实的、经验的部分。拿打猎民来说，很多民族志的资料都告诉我们，打猎民有很多的迷信，很多禁忌。但是打猎的人，如果只有这种想象的、非训练有效的方法，他是无法真正打到猎物的。在打猎时真正起作用的，还是猎民的枪法、战法以及他对于野兽习性清楚掌握。
这部论文，在对禳灾方法的社会、心理功能进行分析之后，又在最后一章，用大量的材料来说明，技术的或经验有效的抗灾手段，是使得中国农业社会得以长期延续的主要保障。这种论述是很有力的。它对于论文前一章关于农事禳灾习俗的社会、心理功能的分析，起到了进一步地明确的作用。在学术史上，这种论说也是比较有意义的。而就现在来说，在普及传统文化的知识、提高国民的文化史修养方面，它也有着重要的价值。
总的说来，这部论著，在写作的态度上是严肃认真的，方法上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并且提出了一些有一定开拓性的见解，应该说是一部比较优秀的民俗学专题研究著作。
当然，像许多其他的优秀著作一样，与它的长处并存，这部论文当中，也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例如，论文中虽然论及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的民众，对农事禳灾仪式所持的心态有所区别，但尚嫌不足。又如，关于女性在农事禳灾方面的作用以及相关禁忌的论述，也似可以做进一步的展开论述。但是，尽管有这些瑕疵，这部论文却仍然不失为一部成功的著作。
从这部论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经过研究生阶段系统的训练，德明同志已经具备了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加上去年夏天和他同期通过民俗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其他几位同志，我们的科研队伍当中又增添了一批生力军，这是我以及所有关心我们学科的壮大和发展的同志，都乐于看到的！
前些日子，德明同志和他的爱人杨利慧同志（她也是我们这个教研室毕业的博士），分到了一处新房子。我为此作了一副对联赠给他们，以表示祝贺。这里，就让我用它来结束这篇长文吧：

民俗学方兴、进业欣看双博士
京华居不易、栖身幸得两间房
                                                           
                                                     1998年4月20日于北师大小红楼
                                                     时年九六

天水女子

从“网上天水”看到安德明博士的简介，冒昧闯入，先看看。

吉国秀

自Malinowski开创了三阶段的田野工作以后，在人类学史上，有关田野工作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息。主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田野工作的不可检验；二是局内人与局外人研究问题的局限。前者有Freeman对Mead的质疑(1999)；后者有Edmund Leach与费孝通的争论。田野工作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断受到批评，不断改变表述方式。

英古阿格

“以非科学去批评非科学”.
诚哉斯言。
什么是科学？科学真的科学吗？恐怕不只是当代他无法回答，在以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也是无法解答的，只能说，在探索的路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