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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琴]民间文化与思想史研究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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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29 17:56: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民间文化与思想史研究论纲

刘志琴

来源:中华文史网




    一、 用新的视角对民间文化进行再研究

    当前在世界上最热门的人文学科是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这是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为大众消费而制造的文化产品,与传统作品不一样的是它一改既往的说教,走向市场化和娱乐化,这一趋向在国内学术界已得到强烈的反响,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人说:“ 大众文化反映着普通群众的精神要求,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现实的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有的强调:“ 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发展,在一定限度内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它在文化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从而给人民提供了选择的条件。”由此可见大众文化入主当代文化的主流,是文化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大众文化不同于民间文化,大众文化是现代都市中的流行文化,它通过模式化制作,广告式的宣传,倾销式的发行,推向广大民众。它有消费性,满足民众的休闲、娱乐的需求;它有时尚性,此唱彼随,变动不居;它有商业性,以获利为目的,以市场导向而制作的文化产业。

    民间文化是非模式化的,它起自民众自发的创作,缘情而发,因地制宜,有乡土性,民族性,千里不同俗,各有千秋,这些都不是集约化的制作,因而具有个性化的特征。

    民间文化又是群体性的集体智慧,它往往通过口耳相传,身传言教,层层加码,由众人渲染、烘托,层叠式发展的成果,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承者或创作者。只要有生活,有民众的生息,就有民间文化的存在,因此它有稳定传承的机制,任其国运兴亡盛衰,风云变幻,都能代代相传。

    民间文化的传播,不论是文本或非文本的,是即兴创作还是传之他人,都是非广告性的,民歌、民谣、神话、传说、信仰和手艺都是大众表达自己情绪、希望和想象的手段,是非文本的自我倾诉和演示。有些乡规、民约、家谱等文本,则是一家一族进行自我认同和约束的规范,是凝聚化了的风俗习惯。

    民间文化虽不同于大众文化,却与大众文化有历史的渊源,古代民众性的文化即为民间文化,这是与上层官方文化相对应的下层文化,在历史上形成的民间文化传至现代,经过现代商业包装,也可视为现代大众文化。因此民间文化可以成为大众文化之源,大众文化亦可视为民间文化的现代发展或流变。

    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同属于非官方主导的文化形态。以民间文化而言,与高雅文化相区别的是属于通俗文化,与大传统相区别的是属于小传统,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区别的是属于民间表述。本来,哪个时代的文化构成,都是大小传统、雅俗文化或主亚文化的二元组合。自古以来雅俗文化的分流和对立,又使得文化人有鄙薄俗文化的传统,士大夫们崇尚大雅脱俗的心态,使他们对通俗文化有相当的隔膜,即使有识之士也往往居高临下,以教化凡夫俗子的姿态傲视民间文化。然而,这被精英们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化,在现代社会凭借高科技和现代传媒不仅登堂入室,还入主当代文化的主流,这全新的文化观念,不得不带来考察民间文化的新视角。

    20世纪初期五四前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把新文化观念引入民间文化研究,是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化的一大盛举。1918年北京大学发布《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收集各地民谣1100多首,陆续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在知识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有人议论说:“ 北大是最高学府,《日刊》是庄严公报,哪能让这种‘不入流品’的东西来玷污它! ”把民间歌谣引入高等学府,在当时乃是震聋发聩之举,正是有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顾颉刚、钟敬文等一批著名教授的提倡,民歌才得以纳入中国文学史和民俗史的教材,改变了人们的传统偏见,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时代发展到21世纪,大众文化的崛起,引导我们视野的再次扩大,仅仅从文学史和民俗史的领域看待民间文化,不足以充分反映民间文化的丰富内涵,因此突破既有的框架,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评价民间文化的社会功能,这是提升民间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二、 思想史需要开拓民间文化资源

    在民间文化中以民歌的历史最悠久,资源最丰富。青海花儿唱的是: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时由不得自家。”陕北信天游说的是:“ 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人无法解忧愁。”这发自内心的呼声,使民众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得到最坦率、最强烈的宣泄。它所歌唱的内容,从天象时令、吃喝玩乐、交际礼仪、兴亡荣辱无所不包。以民歌作为研究的主题,可以引出许多新知识,丰富中国思想史的内容,对民歌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更是深化民间文化研究的重要路径。

    在前近代中国,民歌的全盛时期是在明清之际,这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新阶段。以这时期的民歌为例,最能反映民众心态、精英文化与社会思潮的关联。这是思想史研究中的难点,从民间文化考察,别有一番境地。

    众所周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以人文启蒙为前导,在中国这一前导可追溯到明清之际。明末出现非经非孔、非圣非君,倒翻千古是非的“危言邪说”,学术上以异端自诩,追奇求新,生活上放纵个性,追逐情欲,政治上抨击君主,以逆麟为荣。袁宏道的“性灵”说、李贽的“童心”说、冯梦龙的“唯情”说、以及黄宗羲、唐甄对君主专制的批判,都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三纲五常的藩篱,表现出个性的苏醒,闪耀出人文启蒙的曙光。

    与此相应的是民歌在都市中的兴旺,在商业经济发达的苏州,新兴的市井文艺受到民众的欢迎,家弦户颂的吴歌,不径而走,远播到其他地区。史书记载,歌唱者“多浮虚艳词”(1),《客座赘语》说:“ 诲淫导欲”的民间俚曲, 风靡一时,“里(彳+共+亍)童孺妇媪之所喜闻。”酒店茶肆的“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这些为道学家们所不肖的异调新声,展现出社会变迁中的新气息。正如胡适所说: “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 但我们不应向那‘古文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2)  

    这被胡适视为代表时代的不肖之作,正是所谓“诲淫导欲”的民间俚曲,这一导欲,道出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大忌。以崇天理,灭人欲为主旨的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王朝的统治思想,它拥有法制的、宣传的、教育的各种手段向民众灌输,种种违反人性的说教,压抑了民族心理的健康成长。然而到明末,这种统治出现了从未有的裂变,大量民歌涌动出要求挣脱封建枷锁,寻找情爱的呼声,矛头所向,直指封建礼教。在万历时期盛行的的挂枝儿,90% 的作品是倾诉私情的,其中尤以女性对情爱的渴望,表现出挣脱枷锁的热情冲动。明朝是提倡妇女守节最严厉的时代,一部《明史》为节妇烈女立传的人数之多,为二十四史之最,仅徽州一地明清两代所立的节妇碑就有六千多座,根据歙县地方志所记,这一地区的节妇烈女多达6 万5 千多人,然而就在这些禁锢最深的地区,从吴歌中迸发出另一种声浪,试看:

    《偷》“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

    《姐儿生得》“姐儿生得滑油油,遇着子情郎就要偷,正像个柴擦(加为禾)上火烧处处着,葫芦结顶再是囫囵头。”

    《同心》“你是男,我是女,怎知我二人合一个心肠,若将我二人上一上天平也。你半斤我八两。”

    《小尼姑》“小尼姑猛想起把偏衫撇下。正青春,年纪小,出什么家? 守空门便是活地狱,难禁难架,不各蓄好了青丝发,去嫁个俏冤家。念什么经文也,守什么的寡。”

    《八十婆婆》“八十婆婆要嫁人,寻头讨脑骂乡邻。脚跟里水窠老皮里介养,多年裙带是老腰(妖)精。”(3)

    仅仅从这儿首吴歌所见,女性要求自主择偶,不畏众议,不为利诱,敢于走出家门,与情人私奔,坚贞不屈,出了事自己承当的勇气,就令人惊叹。这说明民间社会并不都受统治阶级意识的控制,理学家们灭人欲的思想在这里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只要看看,深锁寺院的尼姑在思春,高龄的老妇要再嫁,这些被禁锢最深的人群,都敢于冒人言之大不讳,为争取爱情,亡命献身。被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的人性,终于喷薄而出,化为琅琅歌声,传播到乡间里巷,这与正史宣扬的节烈观形成强烈的反差。纵使其中难免有良莠并存,精粗混杂的情况,但这自发生成的民间吟唱,不加修饰地把自己的情欲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种景象是不入正史的,可这又是活生生的存在,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背相悖的另一种存在,正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所说:“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和情绪。中国妇女们的心情,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大胆的、称心的不伪饰的倾吐着。”(4)

    处于社会上层的士大夫们对此并非无动于衷。面对如此汹涌的民歌浪潮,一些精英深受感染,著名文人金銮、刘效祖,赵南星等高雅之士,理学名流,不顾反对者的嘲讽,也参与俗曲、小调的创作。更为可贵的是,对民歌中的情爱现象作了理性的提升。冯梦龙称誉这是“人生世间第一乐境”,把“情”推为人生的至高境界,这不是无端而发,也不是简单的鼓吹纵欲主义,他所宣扬的是,情能动天地、泣鬼神、生万物。他说:“ 人知圣贤不溺情,不知惟真圣贤不远于情。”他列举周文王喜好《关睢》的调情诗;吕尚不忍美人被诛,掩面斩妲已;孔夫子也有小老婆等等,阐明圣人也不能不为情色而动心。所以他认为:“ 情者,怒生不可(门+必)遏之物。”“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 ”(5) 因此他倡议创立情教,并以“情”字解释家事和国事。

    在明清之际抨击君主专制的思潮中,民歌、民谣是一支生动活泼的生力军。冯梦龙把追逐情爱的行为,与忠君孝亲的理念相提并论,他说: “谚云,色胆大如天,非也,直是情胆大如天耳。天下事尽胆也,胆尽情也。杨香孱女而拒虎,情极於伤亲也;刖跪贱臣而击马,情极於匡君也。由此言之,忠孝之胆,何尝不大如天乎 ?总而名之曰情胆。聊以试世,碌碌之夫,遇事推调,不是胆谦,尽由情寡,鸣呼,验矣。”(6) 他把“色胆大如天”的贬词,改为“情胆大如天”的褒词,一字之改颠倒了善恶价值观观。把儒家伦理中最高的道德准则忠孝,改换为情感的表现,至忠至孝的行为,都是源于“情”的有胆有识,因此宣称六经皆为情教说,把情教凌驾在礼教之上。对于这一宗旨他毫不讳言:“ 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於挂枝儿等。”这一“发名教之伪药”,可谓一语中的,在歌咏者是叙私情,在社会上却掀起冲击礼教的浪潮。这样惊世骇俗之言,是出自他搜集、整理民歌集的评论中,冯梦龙可谓从思想价值观照民歌的第一人。

    在民歌中不占多数,却极有价值的是抨击时政的歌谣,万历王朝的首辅沈一贯在《请修明政事收拾人心的揭帖》中陈述1598年的社会情景说:“ 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败,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耳。”(7) 流传在市井平民中的民歌,何以有那样大的威力,惊动最高统治者? 这是因为它道出了民众心中的积怨。一曲《多》的情歌说:“ 天上星多月弗明,池里鱼多文弗清,朝里官多乱子法,阿姐郎多乱子心。”把官府作为嘲弄的对象。一曲《万古愁》从秦始皇、汉高祖骂到唐宗、宋祖。市井谣谚戏谑三皇五帝也不为过,有首《黄山谜》说:“ 三皇是我兄,五帝是我弟。欲罢而不能,因非而得罪。”谜底是一个“四”字。三皇五帝是历代王朝崇奉的先祖,神圣不可侵犯,可在民谣中,平民百姓不仅与他称兄道弟,这被奉为至尊的先祖若有过失,一样被问罪,这样赤裸裸,大胆地藐视圣祖权威,要求平等的意识,是亘古未有之高论。可这高论不是出现在庙堂,也不是出现在书斋,而是活跃在民众的口头。刑部侍郎吕坤上疏陈述天下之安危说:“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天下之民,不乐有生。怨(言+卖+言)愁叹,难堪入听。”(8)像这样非议朝政,抨击君主,蔚然成风,直闹到满街说书卖唱的都肆无忌惮地攻击朝廷,在整个封建王朝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景象。

    对封建伦理的冲击也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人们都熟知《西游记》孙行者大闹天宫的故事,殊不知,在明代还有一个比孙大圣更有造反精神的土地神,明清刊本《土地宝卷》说的是土地公公逛南天门,受到天兵天将的阻挡,“土地曰: ‘乞众公方便,将门开放,我今随喜。’众神闻言,(言+虎)一大惊,众神大咤一声:‘你这老头,斯不知贵贱,不晓高低! 你在这里还敢撒野。’” 两者大打出手, 天兵大败,土地唱道:“土地呵呵笑,我把天宫闹,神兵不能敌。”“土地拐一根,摇动晃乾坤,神仙敌不住。”天帝又调动孙行者,虽知这齐天大圣又败在土地的手下,连如来佛也感叹:“土地之神,只可尊敬,不可冒犯,冒犯土地,我也难敌。”(9) 这最低层的神仙土地公公不仅制服天帝,还冒犯贵贱之别的天条,把天宫打得落花流水,此可谓大不忠的范例。

    20世纪六十年代出土的明代《花关索出身传》则是又一件背叛伦理的故事,它说的是,刘关张三结义时,关羽、张飞表示为了跟随刘备成其大事,决心互相杀掉对方的老小,以消除后顾之虑。于是关羽杀了张飞的全家,张飞杀了关羽一家十八口后,顿生不忍之心,放了关羽怀孕的妻子胡金定。这本身就是违反重视家室传统的事,更有悖于常理的是,关羽的次子花关索长大成人后到荆州认父归宗,岂知关羽不认,花关索一怒破口大骂,表示投奔曹操,捉拿关羽。儿子做到这份上,当是不孝之至。(10)  

    这样忤逆的作品并不多见,但却生动地表现了另一种社会层面的价值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指出,即使“有三五篇作品,往往是比之千百部的诗集、文集更足以看出时代的精神和社会生活来的。他们是比之无量数的诗集、文集,更有生命的。”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不要小视民间的异端言行,这是对既存的封建秩序和传统文化格局的抵制和消解,启蒙思潮正是从这解构的裂隙中获得蓬勃滋长。只要看一看流行在坊间里巷的吴歌、戏文、小说、民谣、笑话、谜语,莫不为这一时期“大逆不道”的言行和非君思潮而震撼。

    明清之际一度涌现抨击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潮,作为一代思潮的代表人物黄宗羲、唐甄等思想家,提出限制君权,改革君主制,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但是他们的著述长期被湮没,直到三百年后才重新发现,这样的思想即使在后世大放异彩,在当朝却得不到传播,不能形成有影响的思想,从而失去在当代的作用。民歌中的思想火花虽然只是星星点点,却从生活中自发生成,很容易得到民众的呼应,愈传愈盛。这一星之火,远比思想家的长篇巨著,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歌中风动一时的离经叛道之论,大都发源或流行在江南,这是16、17世纪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正是这一腔质朴地、真挚的人生感受,萌动着追求人生幸福的渴望,哺育了明清之际的异端思潮,显示了人文意识的觉醒,这是前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篇章。所以思想史的研究不仅要注意思想家的主观诉求,还要注意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力,受众愈多,愈有力量,得不到传播就无以显示思想的力量。中国思想史研究应该走出思想家的书斋,从民间文化中发掘新的资源。

    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民歌,以民歌解析民众心态,建设民间文化的理论体系,必将跨入思想史的领地,为丰富和改写中国思想史增辉添彩,这就是民间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值得提醒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歌坛上一股西北风,使深藏在黄土高原的山歌、小调、信天游,唱遍全中国,民歌借助现代传媒转换为都市的消费文化,这是民间文化发展的机遇,但是这一转换又使得创作者与受众分离,使乡土民歌都市化,从而对民间性起了消解的作用。由于商业化的渗入,民间文化面临失真和被消费文化蚕食的危运,包括目前原生态的表演,实际上也脱离了它的原始面貌,这对观众来说是艺术加工,有它的合理性。对于研究者来说,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从这意义来说,对民间文化的田野调查是学科建设中带有抢救性的任务,希望引起有志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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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吴风录》,见《续说郛》。

    (2) 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

    (3)(5)(6)均引自冯梦龙《明清民歌时调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册第一章,商务印书馆,1938年。

    (7) 《敬事草》卷三。

    (8) 《明史. 吕坤传》。

    (9) 《土地宝卷》,郑振铎编《变文与宝卷选》,商务印书馆。

    (10) 引自李慎之《发现另一个中国》,王学泰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学苑出版社,1999年。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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