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文化传统的重建及其思考
——写在第四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
萧 放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社会发展所）
今年6月13日是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日自2006年设立以来，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四年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国家与社会的高度重视，文化遗产日作为国家法定纪念日,成为一年一度的检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展示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以及增强人民尊重爱护祖国文化遗产意识的重要时间。在政府与媒体的积极推动下，连续四年的文化遗产日的年度周期活动，让中国人民逐步认识到了这一新型社会节日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意义。我们看到伴随着中国文化遗产日脚步的是中国非物质保护遗产工作的长足进步，及其所推动的地方文化的复兴与重建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它是维系民族国家与地方社会的重要历史记忆与情感动力，在传承民族根脉文化的工作中，我们理应特别谨慎对待围绕非遗所引发的各种相关问题。在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我主要谈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文化传统重建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非物质遗产抢救与保护工作蓬勃开展，2006、2008年政府相继公布的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一千余项，内容涉及传统艺术、传统节日、传统工艺、民间文学、民间医药、民间体育杂技娱乐、民间信仰等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在当代中国社会形成了共识，虽然不同层级、不同职位的人对它的具体理解与把握有一定的差异，非遗保护工作的动机也不尽相同，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是国家适应联合国公约的要求所启动的大型文化工程，它既是政府工作业绩体现，也是彰显地方文化资源的有效方式。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为了提高地方知名度，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些地方着力打造的对象，力图将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锻造成地方的文化名片，非物质文化遗产地位空前上升。一旦非物质文化遗产离开特定群体成为负载重大地方意义的文化象征，它的文化性质必然发生改变，它不仅是具体的精神性遗产，而且一些历史悠久，影响巨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为关系地方社会荣誉、地方文化资源、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
由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历史久远，历代社会关注程度高，传播范围广泛，在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存留与流传，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之而来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过程的文化主权归属问题。出现了伏羲、女娲故里之争，梁祝传说、牛郎织女传说发源地之争，端午节、重阳节等节日起源地之争等等文化归属地的争论。我个人理解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各地的追捧并非坏事，它反映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同时在文化资源的竞争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众认知程度也是一个有力的提高。当然我们也要防止文化资源的滥用与文化归属权的恶性竞争。
在各地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无论他们有哪种主观考虑，无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客观地看，这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不仅是为国家民族乃至世界人民保存与传承文化财富，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个深远的文化意义，这就是对已经破碎的地方文化传统的复兴与重建。
地方文化传统是特定地区特定群体共享的精神生存与物质生活的传统。长久的特定的地域生活，人与地方易于形成有机的互动关系，并逐渐养成特有的地方趣味与地方感觉，这种趣味与感觉构成了地方文化传统深层内涵；同时地方文化传统更明显地体现在地方生活方式、地方历史记忆、地方风物传说中。地方文化传统是维系地方文化生态的重要力量，是地方社会良性运行的精神保障。
中国地域广袤，族群众多，地方文化丰富多彩。同时由于中国自秦汉郡县制确立之后，行政区划相对固定，更重要的是中国农业社会的长期稳定，人们安土重迁，促成了地方文化传统的形成与长久保持。但这种地方文化传统在近一百年来持续的社会政治变革中遭到重大损毁，我们今天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许多文化现象曾经被贴上旧文化的标签予以全面扫荡，统率一切的政治文化替代了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文化同质化造成了地方文化传统的大面积消失，地方文化传统的缺失不仅是对依赖这些文化传统的生活的地方居民心理的严重伤害，从长远的角度看，也是对中华文化根脉的阻断。
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末期，我们终于回归理性，开始正确面对我们的文化传统。21世纪之初，改革开放的中国在世界文化的视野下，重新评价传统文化，从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高度,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作为民族文化传统基础的地方传统文化获得了复兴的机缘。地方文化传统在地方有识之士的推动下逐步进行恢复与重建。如家谱的编修、地方说唱传统的复活、村落节日仪式与城市庙会的复兴等。而自2003年中国成为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之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中国政府工作任务之一，地方文化传统的重建获得了空前的便利条件。我们看到了明智的地方官员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与支持，同时更感受到地方知识分子对于复兴地方文化传统的热望。地方文化人积极参与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资料整理与申报文案的写作工作，因为他们对地方乡土文化的熟稔及发自内心的热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中特别关注文化的主权，地方文化传统重建的诉求特别强烈。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给地方文化传统的复兴提供了重要机遇。虽然这不一定是中国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原初宗旨与直接目标，但事实上人们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历史机缘，在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义下，直接将地方文化遗存作为地方标志凸现出来。地方文化精英也极力利用这一机会重建地方文化传统，虽然地方传统的重建会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但地方文化标志的竖立是地方传统重建的重要步骤。由此我们对当前地方文化资源开掘及对流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权归属的竞争给予积极的评价。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也应该对地方文化传统重建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予以思考。以保证地方文化传统在重建过程中达到良性状态。
第一，在地方文化传统重建过程中重视国家整体文化与地方文化相互依存的关系
从世界文化史上看，中国是唯一没有出现历史中断的文明类型，中国文化史的绵延不绝，有许多重要因素，对统一文化的强调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下，重视意识形态的控制，重视伦理文化的灌输；在社会上强调“广教化，美风俗”的生活规范。在长达数千年的一以贯之的伦理文化氛围中，中国人创造了丰富而有效的为各社会层面所共享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超越地域的文化大传统，对于维系与促进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稳定与发展十分重要。如果从整体文化影响地方文化传统的形成的角度看，可用古代理学家所说的“月印万川”的譬喻，地方文化在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主流文化制约下，地方文化中自然蕴蓄着整体文化的光华。因此我们应该从这一角度在审视地方文化个性与特色，也只有从这一角度看地方文化，我们才能避免将广大地域共享的文化财富主观论证为地方文化的固有产物。如女娲之乡、盘古起源地、牛郎织女之乡等争论，就源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共享意义的客观不理解或者主观上不理会。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地域广阔，生态条件复杂、人口众多的国家，超越地域的文化大传统要落到实处，还有赖于地方文化小传统的接受与转化。地方文化因为风土的不同，也会产生服务于特定地域人群的地方文化，形成地方性文化标志。这些地方文化既是对文化大传统的丰富与补充，同时也使地方社会生活新鲜而生动。中国的地方文化传统既是地方自足的文化整体，也是整体性中国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今天重建的地方文化传统还离不开当代信息社会与经济全球化的新背景，地方生活方式中的现代性渗入十分明显。地方文化传统就不仅与民族历史文化有着纵向的源流关系，同时也有着与世界文化交织的横向联系。由此可见，重建的地方文化传统是一种既保留传统底色，又具有现代新鲜元素的新型传统。这是地方社区文化与人类整体文化的关系，区位文化与整体文化的内在联系在未来社会中呈增强趋势。
第二，地方性文化传统的重建要符合地方文化生态法则与地方文化历史的逻辑
随着地方经济自主化的过程，地方文化逐渐复兴，地方文化传统的重建日益为人们所重视。由于地方文化传统在近现代遭受重创，地方文化传统中断了大半世纪，要重建文化传统并非易事。在20世纪末期开始的地方文化传统重建工作任务繁重，困难重重。如何重建地方文化传统人们大都没有清醒的认识与构想。地方文化传统的重建是今天我们面临的新课题，这种重建既要接续地方历史传统，找到地方历史文化源头与发展逻辑，也要重视当代地方文化生态环境，使重建的地方文化传统具有符合当代社会需要的适应性与延展性。
每一文化区域都要自己的文化品性与文化景观，我们应该善于开掘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在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开掘中，许多地方人士对地方文化遗产进行了合理的总结与提升。人们从丰富的地方文化中提炼地方标志文化。按照文化类型学的观点看，地方文化作为统一文化的亚文化类型，它有一个总体的特点，最能反映这一总体的特点的文化现象就属于地方文化的标志文化。比如北京文化，从历史积淀的文化层次看，它有帝王文化、官宦文化、平民文化等；从北京文化来源看，有来自本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有来自国际的现代工业文化与后工业时代的文化。北京作为传统社会的帝都与现代国际大都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并陈，文化形态异常复杂。我们要提炼北京的标志文化就得考虑这几个文化层面与文化成分，找他们共享的文化。当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看，我们首先是看它的传统性。比如北京的庙会，就是北京独特的文化景观，京西妙峰山庙会在晚清民国初年享誉华北。同时北京还有各个区县，各区县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由此可见，地方的标志文化不是轻易获得的。它要求对地方文化空间与群体生活进行考察、分析与总结，然后找出能反映该地文化特性的标志文化。
反思当前的地方文化建设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急功近利的盲目比附或任意夸张的弊端，眼睛只盯住那些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化现象，极力在地方上找到那些文化依据。虽然这些文化在当地的确不同程度地存在，也为地方人们所知晓，但它大体是统一文化的地方呈现，并非地方文化生态的独特产品，也非地方历史文化逻辑重要结晶。这样的文化现象要作为地方文化标志差强人意。更有甚者，是一些地方为了强占文化资源，跑马圈地，利用经济实力与社会关系资源，将原本不属于自己或跟自己联系不紧密的文化现象，打造成地方文化品牌。这种做法既不符合本地的文化生态原则，也不符合历史文化发展的逻辑。没有传统文化底蕴，没有地方群众基础，这样的人造文化景观与文化产品，不大可能实现地方文化的传统的重建，结果很可能是昙花一现。对于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机，为获取地方名利，伪造传统的行为，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
第三，地方文化传统的重建应遵循文化宽容原则，避免过分文化自恋与文化自足。
地方文化传统重建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需要审慎的态度，认真考虑地方文化在重建过程中的取与舍。我们应该明白，我们重建地方文化传统，是为地方民众提供精神家园，为统一和谐的整体文化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因此，我们应该秉持文化开放与宽容的原则，在充分肯定褒扬乡土文化的前提下，对家乡文化感性认同，同时也要理性看待乡土文化，避免过分的文化自恋与文化自足。我们既重视地方文化建设，也要提倡文化的流动与文化共享的精神。地方文化传统的重建，在较大程度上是文化空间的恢复与发展。但这文化空间是与更大的文化环境，与整个时代生活背景息息相关。地方文化传统不是封闭自足的传统，不是自说自话的传统，更不是自我陶醉的传统。它是一个与文化大传统不断交流，与周边地方传统不断接触、比较，以显示自己存在的传统。没有大传统，地方传统就没有依靠；没有周边的与自己共同成长的其他地方文化小传统的相互辅助、相互衬托，特定的地方传统也就失去生长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为地方文化传统的重建提供了重大的历史机遇。在非遗保护工作中，我们不仅充分感知了优秀的地方文化，同时也为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地方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我们近年来，看见许多非遗保护地与学术机构联合主持召开国内或国际学术会议，探讨某一特定文化的内涵，共同商讨保护大计。如2008年4月浙江诸暨的六大传说保护地的高层论坛，11月河北涉县举行的“中国女娲文化首届高层论坛”等，他们的眼光已经超出地方，这是十分可喜的文化建设动向，地方文化只有在这样的眼光与格局中，地方文化才能根深叶茂。
（说明：本文是在拙著《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概念阐释与地方文化传统的重建》一文基础上节选修改而成，原文刊发于《民族艺术》2009年1期）
[ 本帖最后由 1217 于 2009-7-8 22:57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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