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保成]韩愈《送穷文》与驱傩、祀灶风俗

张勃

一

　　《送穷文》写于唐宪宗元和六年春，时韩愈45岁，任河南令。

　　韩愈在经历了一番坎坷之后，终于官运亨通。35岁那年，韩愈被擢为四门博士，翌年又拜监察御史。虽然不久被贬阳山令，但元和三年被召还国子博士，分司东都，改真博士，升河南令。然而，《送穷文》却把作者一肚皮的牢骚发泄得淋漓尽致。文章借“主人”与“穷鬼”的对话，表白自己四十余年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恳请“五穷鬼”离去。岂知“退之送穷穷不去” [1] ，“五鬼”非但无意远离，反而“抵掌顿脚，失笑相顾”，表示“虽遭斥逐，不忍子疏”；“主人于是垂头丧气，上手称谢”，“延之上座”。自嘲的笔调，戏剧性的对白，诙谐的风格，奠定了《送穷文》的文学成就并使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愈死后30年，其友人段文昌之子成式便撰《留穷辞》，与韩文一送一留，“反之胜也”。五年后，成式复作《送穷祝》（一名《送穷文》）。“唐宣宗时，有文士王振自称‘紫逻山人’，有《送穷辞》一篇，引韩吏部为说，其文意亦工。”     [2] 北宋王令亦有《送穷文》，言“在昔有唐，贤曰韩公；立尔名字，俾传无穷”云。金李遹《送穷》诗说：“昔年曾作《送穷》诗，接柳离恨拟退之。”明谢榛《四溟诗话》卷四记：“正月晦日，侍晋川园亭，因韩退之、段成式曾于是日皆作《送穷文》，予赋《留穷诗》，以述其志。”如此等等，不暇备举。

　　韩愈一生三贬三迁，几经沉浮，终于吏部侍郎。这与许多文人相比，算是幸运的。然而他的牢骚怪话，却说得最多。元王若虚云：“韩退之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于文字。”又说：“退之不忍须臾之穷。” [3] 其对韩愈的谴责之意，溢于言表。

　　其实发牢骚不见得是坏事。《离骚》是屈原发牢骚，《史记》是司马迁发牢骚。若文人安于现状，不发牢骚，便没有文学。当然，与屈原、司马迁相比，韩愈仅遭逢了“须臾之穷”。但倘若他忍气吞声，也便没有韩愈。清人林云铭说得好：《送穷文》“总因仕路淹蹇，抒出一肚皮孤愤耳”，“末段纯是自解，占却许多地步。觉得世界中利禄贵显，一文不值。茫茫大地，只有五个穷鬼，是毕生知己，无限得力。能使古往今来不得志之士，一齐破涕为笑，岂不快绝！” [4]《送穷文》之所以使众多文人产生共鸣，大抵在乎此。“非诗能穷人，穷者诗乃工。” [5]“第天畀文士，例多命穷，而措大不能忘其愁思之声与怨刺之言耳。” [6] 韩愈散文的艺术魅力大抵在乎此。
二

　　旧说多以韩愈《送穷文》与杨雄《逐贫赋》类举，唯王若虚指出二者之不同：“退之《送穷文》，以鬼为主名，故可问答往复。杨子云《逐贫赋》但云呼贫，与语贫曰唯唯，恐未妥也。” [7] 但这仍只说到表面。实际上，《送穷文》设人鬼问答，是基于唐代民间“送穷”仪式而加以衍发、创作的。

　　宋魏仲举刊《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引洪兴祖注云：“予尝见《文宗备问》云：颛顼高辛时，宫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宫中号为‘穷子’。其后正月晦死，宫中葬之，相谓曰：‘今日送却穷子’。自尔相承送之。”又唐《四时宝鉴》云：“高阳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靡弃破衣，是日祝于巷曰：除贫也。”洪氏以为此即《送穷文》所本。按《荆楚岁时记》：“晦日送穷。”杜公瞻注：“按《金谷园记》云，高阳氏子瘦约，好衣敝食糜。人作新衣与之，即破裂，以火烧穿着之，宫中号曰‘穷子’。正月晦日巷死。今日作靡，弃破衣。是日祀于巷，曰‘送穷鬼’。” [8] 杜注所引较《文宗备问》二书早而详，当为韩文所本。

　　唐于正月晦日送穷之俗，当时诗文中或有记之，但多语焉不详。如姚合《晦日送穷》诗云：“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此诗与杜注“祀于巷”相合，云“万户千门”者，可见送穷风俗之盛。李郢《正月晦日书事》云：“诗书奴婢晨占鹏，盐米妻儿夜送穷。”记送穷仅在夜间进行。幸段成式《送穷文》尚存，与韩文相互发明，可窥知唐代送穷风俗之概况。段文云：

　　予大中八年作《留穷辞》，词人谓予辞反之胜也。至十三年客汉上，复作《送穷祝》。是年正之晦，童稚戏为送穷船。判筒而槽，比箨而闾，细枲缠幅楮，饰木偶，家督被酒，请穰穷，将酹地歌舞，予谓穷曰…… [9]

　　以下尚有主人对穷鬼所言，不具引。据韩文，送穷时要“结柳作车，缚草为船”，段文亦有“送穷船”，二者可互为印证。虽段文言“童稚戏”云，然所戏必模仿乡俗无疑。段文未提“作车”，但言“比箨而闾”者，显系陆地行走，非车不可。结合《荆楚岁时记》注及姚合诗推测，唐时送穷，各家先将以木偶装饰成的“穷鬼”请出家门，于巷中祝祷一番，再用牛车载之河边，请上船去，送往他方。韩文言主人“三揖穷鬼”，可见这“穷鬼”必有偶像，段文“饰木偶”可补韩文之阙。韩文、段文均记主人（予）对“穷鬼”所言，实在是对民间送穷时所念咒辞祝语的改造而已。韩文独出心裁，杜撰出“穷鬼”对白，使文章波澜陡起，妙趣横生，则为段文所不及矣。宋王令《送穷文》全仿韩文，设穷鬼答词，又属效颦。

　　唐陈惟岳画有《送穷图》，宋董逌《广川画跋》云：“其画穷女，形露渨涹，作伶仃态，束刍人立，曳薪船行，绳引 鞄，帆系栙 ，裹以 ，荐之醭 ，周遍室居，开门送之。又为富女，作嫈嫇象，裁槻为衣，镂木为质，载之 舰，饰以缨络。主人当户，返导却行。引阶升堂，拜献惟谨。” [10] 此画题“送穷”，又兼迎富。贫为草束，富为木镂。且二鬼均为女形，值得注意。段文言送穷须以“歌舞”，此言“作伶仃态”“曳薪船行”云云，可想见当时舞姿。又言“引阶生堂，拜献惟谨”，与韩文“上手称谢”、“延之上座”相类。但韩文系送穷不得而留之，此二者不同处。然唐时送穷颇富戏剧性，于此可见。

　　唐以后，送穷风俗一直在民间流行。宋人《临江仙》词云；“正月月夕尽，芭蕉船一只。灯盏两只明辉辉，内里更有筵席。奉劝郎君小娘子，饱吃莫形迹。每年只有今日日，愿我做来称意。奉劝郎君小娘子，空去送穷鬼，空去送穷鬼。” [11] 此言送穷为晚间，与李郢诗“夜送穷”相合。又言“芭蕉船”者，当为南方之地。而“穷鬼”显为一男一女，恐从“社公社母”而来，详后文。宋代还有正月六日送穷之俗，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人日前一日，扫聚粪帚。人未行时，以煎饼七枚覆其上，弃之通衢以送穷。” [12] 可见“送穷”尽可因时地而宜，不拘于一。

　　明陈耀文《天中记》卷四：“穷九：池阳风俗，以正月二十九日为穷九，扫除屋室尘秽投之水中，谓之送穷。”按“穷九”即“穷鬼”。“九”为“鬼”，孙作云、于省吾先生早已指出。 [13] 佛经有“鬼子母”，亦曰“九子母”；周时“九侯”一作“鬼侯”，均可证。一般人不知九即鬼，遂将晦日送穷提前至二十九，以应“送穷”之说。

　　明清时期，各地送穷风俗虽异，但多少仍存有唐宋旧俗的遗迹。在山西朔州，正月初五“俗称破五，以彩纸剪作裙衫，装女子形，于五更送之街头，曰‘送穷媳妇出门’。” [14] 这和唐《送穷图》女性贫鬼一脉相承。山西临潼也“以正月五日为送穷节，家家剪纸人，送之门外而掷之。是日人人必饱食，谓之填五穷。” [15] “人人必饱食”与宋词“饱食莫形迹”相承，折射出广大群众食不裹腹的悲惨现实。此言“五穷”者，亦源于韩愈《送穷文》。湖南巴陵也在正月初五送穷：“乞儿尤忌此日，多索不可斥詈。” [16]

　　广东不少地方保持着正月晦日送穷的旧俗，如吴川、新宁、东莞、花县。但以正月初三送穷者更多。如康熙《乳源县志》卷八：“初三日扫门庭，以其敝帚置箕，掷纸钱弃郊地，以送穷鬼。妇女以糕饼、桔子相馈。”民国《赤溪县志》卷一：“自除夕至初三日始扫地，妇女早起扫除，携香纸送于路旁，谓之送穷鬼。是日男女不出门，恐遇穷鬼。”此外，高州、茂名、龙川，以及广西、江西的许多地方，也在正月初三送穷，其方式多是将堂室尘秽送之水浒。较之唐代，显然趋于简化了。韩愈《送穷文》的民俗学价值，于此可见。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将送穷与驱傩或祀灶视为一事。如同治《瑞州府志》卷二：“正月三日侵晨，束刍像人，以爆竹锣鼓，欢噪逐鬼，曰送穷，即古傩遗意也。”又《湖北通志》卷二十一：“祀灶，则各属皆于小除日或二十三日进行，先以竹杖扫户宇，弃其尘于道旁，谓之送穷。”那么，送穷与驱傩、祀灶之间，究竟有何内在联系呢？
三

　　浅见以为，晦日送穷，是在上古驱傩、祀灶神的影响之下，于中古时期产生的一种民俗活动。先看送穷与驱傩的关系。

　　驱傩风俗早在商周时已形成，《周礼》等典籍记之甚详。据《说文解字》，“傩”的本字为“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见鬼惊词。……此驱逐疫鬼正字，击鼓大呼，似见鬼而逐之，故曰 ，为经传者皆以‘傩’为之。故“傩”的本义即驱逐疫鬼。这是驱傩与“送穷鬼”之间最本质的内在联系。

　　据《荆楚岁时记》注引《金谷园记》以及《文宗备问》、《四时宝鉴》，所送“穷鬼”为高阳氏子。高阳氏即古帝颛顼。汉人伪托孔子所作《礼纬》之《稽命徵》、《斗威仪》篇，王充《论衡》中的《订鬼》、《解除》篇，《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阳仪》，蔡邕《独断》，以及《玄中记》、《搜神记》等书，均记有颛顼氏之子死后为疫鬼，“居人宫室，善惊小儿”，于是“正岁命方相氏帅肆傩以驱疫”的传说。据此，古代神话传说中送穷与驱傩的对象，均是高阳氏（颛顼）之子。但“疫鬼”传说在前，“穷鬼”在后。“穷鬼”显从“疫鬼”衍生而来。

　　从“疫鬼”衍生出“穷鬼”，恐怕还有语言上比附的原因。《大戴礼•帝系》云：“颛顼产穷蝉。”《史记•五帝纪》：“帝颛顼生子曰穷蝉。”上古神话又有穷奇，为四凶之一，一说即共工，是恶神。但在《后汉书礼仪志》中有“穷奇、腾根共食蛊”语，知穷奇在汉代已成为为民逐疫鬼之吉神了。明嘉靖八年《蕲州志•祠庙》载：“神高阳氏三子，乡市皆崇重之，即古大傩为民逐疫者。”这说得恐怕就是穷奇。姑且推测，“穷鬼”即从穷蝉、穷奇附会而来。

　　然而从根本上说，“疫鬼”传说在前并流行较广，反映出人类对生命本体存在的关心胜过逐穷求富的要求。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医学的发展，人们进一步要求五谷丰登、子孙繁盛、岁岁平安。总而言之，人们不仅只要活着，而且要求活得幸福美满。这样，逐穷求富的内容便渗入到驱傩活动中。敦煌遗书伯3468号《驱傩词》所记有“贫儿之鬼”，正可表明送穷与驱傩之间的关系。同时，汉以后儒家独尊，驱傩的活动只有愈渐世俗化，才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明黄道周《月令明义》卷一云：“傩者，敬畏而除之也。”他接着总结傩的六项宗旨，其一便是“发仓廪，赐穷赈灾”，并云“是亦鬼神之事也。”从逐疫鬼到送穷鬼，或者是原始驱傩活动中掺进送穷内容，便是在以上双重背景下造成的。毫无疑问，韩愈《送穷文》的出现，标志着儒家知识分子对民间宗教思想的认同与改造。

　　韩文谈到“穷鬼”的书目时说：“在十去五，满七除二。何以“穷鬼”偏偏是五个呢？

　　《管子•轻重》甲：“昔尧之五吏五官，无所食，君请立五厉之祭，祭尧之五吏。”按，厉即鬼。《左传•成公十年》：“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又《昭公七年》：“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可知五厉即五鬼，五厉之祭即驱傩。《论语•乡党》：“乡人傩，朝服立于祚阶。”《礼记郊特牲》记作“乡人禓”，可见禓即傩。《太平御览》卷五二九引《世本》：“微作禓，五祀。”以此推之，五祀亦即五厉之祭，亦即驱傩。唐宋以后民间有“五通鬼”，如《唐诗纪事》卷六六郑愚《大沩虚佑师铭》：“牛阿房，鬼五通，专觑捕，见西东。”柳宗元《龙城录》上《龙城无妖邪之怪》亦载柳州有“五通鬼”。清康熙时汤斌巡抚江南，尽毁苏州诸处五通祠。又明清江南乡傩有“打五猖”，至今仍在贵州、湖南、江西等地流行。丁山先生认为“五通鬼”即“禓五祀”、“五厉之祭”的变相，“打五猖”即上古驱傩的变相。 [17]按《管子》所云，“五厉之祭”乃因“无所食”而立，正可与颛顼子“好食糜”的传说、段成式《送穷文》所云“馋 历戚”“ 荤瀹饼”、宋人《送穷词》“饱吃莫形迹”等相印证。因此，韩愈《送穷文》所云“五鬼”，实即从上古神话与驱傩风俗衍袭而来。

　　至于五个穷鬼的名称：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便是韩愈的杜撰了。至此，从上古神话、驱傩衍生而来的送穷风俗，便上了儒家的印记，“五穷”也几乎成了比喻文人坎坷境遇的专用名词。“何必送五穷，呼收结车柳。”（程俱江《再和戏答》）“五穷虽偃蹇，二竖已奔忙。”（陆游《闲中乐事“之二》“短衣穿肘不掩胫，五穷相与为雷陈。”（周权《次韵徐景端席上》）“高楼人散酒樽空，漫拟新文送五穷。”（边元勋《瀛台春望》）毫无疑问，这一声声呼唤、沉吟，只与他们的科场奋斗、宦海拼搏相联系；而只有民俗中的“五穷”一词，才较多地保持了它的原始意义。
四
  
　　不少地方把送穷与祀灶视为一事。太巧了，灶神原来也是颛顼之子！许慎《五经异义》引《古周礼》云：“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可以推测，在上古神话中，傩神穷蝉与灶神必为同一人。《东京梦华录》记除日禁中大傩，即有“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元方回《岁除次韵全君玉有怀》诗云：“乡傩礼失求诸野，小鬼应犹畏灶君。”明清江南一带，每逢腊月二十四日，“丐者涂抹变形，装成男女鬼判，叫跳驱傩，索乞钱财，俗呼跳灶王 ”。 [18] 这些习俗，必源于上古傩神与灶神的二位一体。而丐者求乞，又隐隐透露出与送穷风俗相类的消息。

　　《后汉书•阴识传》注引《杂五行书》：“灶神名禅，字子郭，衣黄衣，夜披发从灶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恶。”《酉阳杂俎》云：灶神“又姓张名单”。按，禅、蝉、单三字形、声皆近，可互为假借。故丁山先生考证，穷蝉即是灶神。 [19] 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灶神祝融亦即火神，起源于远古先民的太阳崇拜。融者，化也。《诗•大雅•既醉》：“昭明有融，高朗令终。”言阳光渐高渐烈，将草木上的露珠晒干了。古神话有十日并出，弈射九日的故事，显然也起源于太阳崇拜，当与灶神、火神有关。更巧的是，这位射下九个太阳的后羿，名为有穷氏，亦称“有穷鬼”！《山海经•西山经》：“东望衡山四城，有穷鬼居之，各在一搏。”郭璞注：“搏犹肋也，言群鬼各以类聚，处山四肋，‘有穷’总其号耳。”倘非郭注，我们简直要把“有”字忽略，直称“穷鬼”了！《辞源》（修订本）“穷鬼”条，即将“有穷鬼”与韩愈《送穷文》中之“穷鬼”混为一谈，释为“传说中使人贫困的鬼”。因此，可进一步确认，“穷鬼”之称，既源于对上古神话的承传，亦有语言上比附的原因，可列表说明如下：

　　上文已述，民间“穷鬼”多为女性。这可能与灶神的传说有关。《庄子•达生》：“然则有鬼乎？曰：有沉有履，灶有髻。”司马彪注云：“髻，灶神，著赤衣，状如美女。”《酉阳杂俎》也说：“灶神名隗，状如美女。”

　　值得注意的是，“著赤衣”当与《金谷园记》“人作新衣与之，即破裂，以火烧穿着之”有关联，透露出穷鬼亦即灶神，其原始神格是火神。火神形红，又被民间附会成“着赤衣”之女性。

　　在祀灶神时掺入逐穷求富的内容，滥觞于汉代。《后汉书•阴识传》载：汉宣帝时，阴子方因祀灶而“暴至巨富”，“故后常以腊日祀灶神”。魏晋以后，“晦日送穷”相对独立，但仍可看出与祀灶的关系。《抱扑子•微旨》：“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四：灶神“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状。”可见晦日送穷亦带有祀灶神的意味。

　　应当指出，晦日亦即穷日。《礼记•月令》：十二月，“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且更始。”宋张 《月令解》：“十二月之表在丑，曰星纪，盖月当建丑。日月星辰之行至此月皆周于故处，既会之后，于是又分行焉。至次年建丑之月复会如初，周而复始。次，舍也；纪，会也。日曰穷日，尽于此；月曰穷月，尽于此。”据此，穷日之“穷”，乃穷尽意也。故每月晦日均可称“穷日”。但中古尤重正月，《荆楚岁时记》注云：“按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为初年，时俗重之，以为节也。”故中古送穷常在正月晦日。

　　实际上，宋以后民间送穷多在岁末或年初进行。王令《送穷文》写于十二月三十日。河南洛阳到清代尚有腊月末送穷习俗。 [20] 广东客家地区流行的一则民间故事说：旧时有个姓李的穷妇女，改嫁给一个财主，她的前夫于年三十向她讨钱，李氏把他锁入柴房，不想第二天饿死了，李氏怕招来祸殃，在年初三用火焚尸，同垃圾混在一起送到河边去。邻居问她干什么，她说：“送穷鬼，送穷鬼，家里正晓发财。” [21] 这个故事中的荒诞因素姑置不论，但从中不难看出送穷习俗与辞旧迎新相联系的事实。宋代祭灶神就有辞旧迎新的因素，《乾淳岁时记》云：“二十四日谓之交年，祀灶，用花饧米饵。”驱傩也一样。卢植《礼记•月令》注：岁末大傩，“所以逐衰而迎新”。敦煌遗书伯3270号《驱傩儿郎伟》：“驱傩岁暮，送故迎新。”所以，尽管儒家思想将民间宗教观念日渐冲淡，但送穷、驱傩、祀灶活动，却仍然可以在非鬼神的世俗世界中找到它们共同的容身之处。
五

　　韩愈不信鬼神，但又非全然不信。他那篇《原鬼》写得扑朔迷离，便是明证。《送穷文》写主人对穷鬼恭敬有加固然是自嘲，但也与民间对鬼神敬、畏兼有之心态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送、迎结合的祭祀仪式有关。在上古神话中，鬼神常常善恶不定、亦善亦恶。高阳氏之子可以是人们驱赶的疫鬼、穷鬼，也可以是帮助人们驱逐疫鬼的傩神。灶神可上天言人罪状，带来祸患，，也可以使人“暴富”。《送穷文》设穷鬼对主人言：“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天下知子，谁过于予”，乃言穷鬼之“善”。正如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所说：“余观韩退之《送穷文》，历述穷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穷鬼力。”韩文辩证法思想，与民间以鬼神亦善亦恶之心态，在精神上何其相似！以此可见，这篇发牢骚的“游戏”之作（李石《原鬼》注语），反过来对民俗活动产生影响，不是偶然的。

　　综上所述，《送穷文》深深植根于当时的民俗活动中。忽略这一点，就难免得出未为允当的认识与评价。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云：


　　裴晋公《与人书》：“昌黎韩愈，旧识其人，信美才也。近有传其作者云，不以文为制而以为戏可乎！”盖谓《毛颖》、《送穷》等作也。五代刘昫修《唐书》，至以韩文为大纰缪，亦指此类。今遍读唐三百年文集，可追西汉者仅《毛颖》一篇，《送穷》亦出杨雄《逐贫》上,而当时议论如此。匪昌黎自信，戛乎难哉！

　　《送穷文》“为大纰缪”乎？抑或“可追西汉者”乎？不妨让我们回顾前文，另作回答吧。

　　除《送穷文》外，韩愈的其他作品，文如《讼风伯》、《祭鳄鱼文》、《潮州祭神文》、《袁州祭神文》、《祭竹林神文》、《曲江祭龙文》、《南海神庙碑》、《黄陵庙碑》；诗如《贞女峡》、《刘生诗》、《月蚀诗效玉川子作》、《谴谑鬼》、《赛神》、《华山女》等，多少都含有民俗与宗教的因素。深入剖析这些作品，是进一步了解韩愈，正确评价韩愈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