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勃：六卷本《中国民俗史》首发式暨钟敬文历史民俗学思想研讨会综述

张勃

2008年6月14日，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校第三会议室，联合主办六卷本《中国民俗史》（钟敬文主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首发式暨钟敬文历史民俗学思想研讨会。来自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规划办公室、人民出版社、中国文联、中国历史博物馆、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鲁迅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温州大学、上海大学、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以及本书的责任编辑、部分作者共60余人，济济一堂，祝贺《中国民俗史》出版。与会人员回顾了本书的成书历程，并就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钟敬文先生的学术思想、作为民俗学分支学科的历史民俗学的相关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研讨。

1、对《中国民俗史》成书过程的历史回顾

      《中国民俗史》课题是经人民出版社编辑乔还田、张昭军提议，由萧放协助钟敬文先生申请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0年度），可谓八年磨一剑。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回忆说：“本书约稿时间是在2000年春节后，钟敬文先生在2月22日亲自与人民出版社签订合同。钟先生生前把本书的撰写比作是文化的长城，并自豪地说，‘这套书出来了，就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宝贝’。”在这次座谈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宁也深情地回忆了钟先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中国民俗学事业发展和该课题的指导与付出。

      《中国民俗史》的写作并非一帆风顺。2002年1月，钟先生不幸去世，民俗史写作工作一度停滞。乔还田回忆了当时的担心：“旗帜不在了，下面还能不能干下去？他这个学术体系、指导思想还能不能贯彻下去？我们出版社有这个担心。”作为该书主要的责任编辑，他目睹了作者们的通力合作：“后来在刘魁立教授、萧放教授努力下，再次召开了写作会议，《中国民俗史》写作又走上了轨道。”大家普遍认为《中国民俗史》是在钟敬文先生的指导下群策群力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刘魁立更将其视为“一个集体创作的成功的范例”。

2、关于《中国民俗史》价值、特点的认知评价

        对《中国民俗史》价值的讨论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充分肯定了它的学术价值、现实价值、思想史价值和对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唐伟认为该书凝聚了钟敬文先生最后的心血，是中国第一部以国家课题形式出版的中国民俗史研究著作，它对我国上起先秦下至民国的民俗起源与发展做了动态的、多角度的系统描述和分析，不仅是对中国文化史的重要贡献，也丰富了世界人类文化史的研究内容，学术价值巨大。黄书元认为该书是一部涵盖我国各民族特性、极具有原创性价值的学术专著，可以让读者穿越时空隧道，进入那久已尘封的时代，从中体味中国民俗的精深和奥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尹虎彬认为，这套书从历史材料中搜罗了关于民众生活文化的大量材料，把它们作为一个史的脉络梳理出来，是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之作。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勤建从与关注重大事件重大人物的传统历史学科比较的角度，指出《中国民俗史》是对中国历史上所忽视的民众史的重新梳理和定位，从而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填补了传统历史学科的空白。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黄景春认为该书具有“一定的里程碑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叶涛在检点先前出版的大都由历史学家撰写的民俗史著作的基础上，强调了这套《中国民俗史》的特殊性，是“由民俗学家来主编、当中一直贯穿着民俗学家对民俗史认识的第一部著作”。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则认为《中国民俗史》作为钟敬文先生亲自领导实践的历史民俗学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在充分肯定该书的学术价值之外，刘魁立还高度评价了该书在传统复兴的当下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李松认为它“为我们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基于历史传统的对照和借鉴”。中国文联研究员刘锡诚同样从推进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角度强调了它的现实价值。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局特级教师连树声则从研究传统民俗的现实意义的角度肯定了《中国民俗史》的现实意义。

       有些学者认为该书是对钟敬文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因而具有思想史的价值。比如王宁教授提到，该书体现了钟敬文先生提出的“文化三层次”说和民俗学知识三个来源的学术主张。刘锡诚说该书“完满实现了钟先生生前的设想和计划”，可以视为“钟老晚年学术思想的一个结晶”。连树声认为这一巨著是我国民俗学极为伟大的科研成果，是钟敬文先生历史民俗学思想的辉煌体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所所长、教授万建中亦从中看到了钟先生关于如何书写中国民俗史的一些理念和立场。

       历史民俗学作为民俗学的分支学科之一，是揭示民俗史与民俗学史发展演进过程的学问。刘魁立、刘锡诚、陶立璠、陈勤建、刘铁梁、黄涛等专家学者都高度评价了《中国民俗史》对于历史民俗学和民俗学学科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副教授陈岗龙认为这部《中国民俗史》，为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给民俗学学科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增添了关于中国民俗史方面的一个必读书目。

      此外，也有学者对本书的学术特点进行了总结。黄书元认为该书按照钟老的总体思路，系统地再现了中国民俗延展、传承的演进轨迹，具有四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是多视角、全方位展现了五千年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色、民俗特点以及彼此间的相互碰撞与交融，并对各类民俗事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描述与阐释；二是在体系方面有所突破。钟先生生前不仅强调对一般民俗事象的历史描述，还提倡再现民众精神和物质文化史、物质生活史。与同类专著相比，该书增加了民间工艺、民间歌舞戏曲与艺术等内容，从而弥补了一般民俗史认识和知识方面的不足；三是图文比照，相得益彰。四，本书不拘于民俗的口耳相传，注重让文献材料说话，尤其引用了不少新近考古发现的资料，如马王堆汉墓帛书、郭店楚墓竹简等。从这些特点，也能窥见该书的价值所在。

3、对钟敬文先生学术历程和学术贡献的探究

       钟敬文先生作为中国民俗学的学术泰斗，他的学术历程推动和反映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展，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贡献是后学的宝贵财富。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回顾与研讨。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子艾在发言中，从社会变迁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变迁中理解和评价钟敬文先生个人的学术历程和学术思想，指出了学科发展、学者作为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密切关系，令人深思。她同时对钟敬文先生并重资料与理论的思想进行了强调。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兹全回忆起钟文生先生治学生涯中的点点滴滴，感人至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陶立璠从民俗学的人才培养、机构建立、学科结构体系构想等方面总结了钟老的学术贡献，王宁对钟敬文先生的学术思想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他的“学术思想不只属于一个学科，它引领着中国的一切既要继承又要走向现代的人文学科和历史学科”。万建中的发言更侧重钟敬文先生作为学科领路人的贡献，他从钟先生将民俗学著作书写与学科建设、队伍建设结合起来的独特工作方式中看到了先生的非凡境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安德明通过钟先生在不同时期对民俗学科性质的不同强调上，看到了他为构建民俗学学科的体系性和合法地位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并就钟先生为什么特别重视历史民俗学这一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连树声更多地强调了钟敬文先生在历史民俗学上的贡献，这一方面体现在他将历史民俗学作为自己构建的学科体系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体现在特别重视民俗史的研究并亲自实践。“钟先生特别重视民俗史的研究。他曾经援引马克思的话说一切学问都是历史科学。他指出，对于民俗学者来说，应该既要探寻研究对象的原型，又要弄清楚它发生发展的形态及其规律性。对民俗生存及演变规律的探索，又都离不开民俗的原来形态，离不开对原来形态的历史观照，就是史的研究。民俗生存及发展的规律即包含在原来的形态之中。从这句话里我感觉到，历史民俗学这个概念应该是个大概念，它讲的既是通史，还是某一个民俗事象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钟先生自己在这方面早就做过实践……实际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此外，印地安那大学教授苏独玉的发言让我们看到钟敬文先生在美国民俗学界的广泛影响。

4、对历史民俗学相关问题的深入研讨

        历史民俗学是钟敬文先生建构的民俗学结构体系里的重要部分，这次会议上，刘锡诚梳理了钟敬文先生提出“历史民俗学”的过程。北京大学副教授陈岗龙认为“从中国民俗的历史去了解中国民俗学，会让人产生更多的思考，这样我们可能找到民俗学的定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世瑜对何为民俗学科的民俗史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传承和传承机制是民俗学科的民俗史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部分，北京大学教授高丙中则更强调在写作民俗史时如何体现民俗学的特色，并认为“民俗史的选题不仅是一个历史的、学术的课题，而且对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和共同体具有意义”。

       叶涛在肯定民俗史价值的前提下，表达了对目前民俗史研究不足的担忧和进行改善的期待：“我们通过钟老亲自来主编这套书，来回顾这三十年来民俗学发展的历程，民俗史在我们学科建设中还应受到特别的重视，不管是人才培养，还是在学科的整体构架当中，还应该看到问题，想到方法，来进一步促进它的发展。”温州大学教授黄涛呼吁民俗史研究应该在学界以至社会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受到国家和学界的相应重视。在如何进行历史民俗学研究方面，黄景春强调了对传世的书本文献、出土文献、田野调查资料、以及非文字资料等多种史料的综合使用。

5、对民俗史书写方式的讨论与思考

       对中国民俗发展规律的探讨和展示需要以书写的方式进行呈现，那么如何书写就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民俗史应该以断代史书写还是以事象史书写，学者们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一些学者对目前存在的中国民俗史成果以断代分卷进行书写的方式略表遗憾。叶涛认为，包括《中国民俗史》在内的“这些大部头的民俗史应该呈现民族自己的发展规律的，但我们现在基本还是个朝代史，基本上还是按照朝代史、正史的框架来架构我们的民俗史，没能真正地反映出民俗学发展的特色。”他特别表明了自己对民俗史书写的愿望：“历史有它自己的规律，而钟老已经把民俗史摆在整个民俗学中很重要的位置，钟老的历史民俗学思想中也特别强调了史和志的区别。他特别强调了‘志’是当代的民俗资料，‘史’是过去的民俗资料，我们应该通过民俗史的研究总结出民俗发展的规律，来为民俗学的理论建设做出贡献。这一点，就像葛兆光写《中国思想史》，他关于民间思想史的写法很值得借鉴。”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泳超试图寻找更好的书写方式，他提出了民俗单个事象史和总体史之间存在着中间环节的观点，并希望从这个中间环节着手，为综合性民俗通史的书写作铺垫。黄涛、安德明则在指出了以断代史分卷书写的不足之后，肯定了这一架构的长处和合理性。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施爱东认为“民俗史的编撰体例，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不利于写作的体系”。万建中具体回顾了《中国民俗史》（六卷本）书写体例的选择过程，说明断代史分卷书写实乃当前学科专业划分细致情况下的不得已之举。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郭必恒另启话题，认为写好民俗史首先要有原创性的民俗学理论做支撑。中国民俗史之所以不同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它必然需要有一个理念性、观念性的东西贯穿其中。按照钟敬文先生的一贯主张，文化分为上层文化、中下层文化，民俗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中下层文化，在本书的写作中也确实体现了这一主张，这也是这套书区别于一般历史或文化史的主要特点。其次，写好民俗史还需要有好的组织架构，我们看到这部书之所以和其他风俗史不同，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的组织架构比较贴近民俗学。本书的组织架构是按照民俗学的要求来的，不同于已出版的中国风俗史、文化史。第三，写好民俗史要有广泛的材料来源。田野作业资料、历史文献、考古发现、语言文字和文学资料等都很重要，由文学甚至推广到整个艺术领域，包括美术、工艺等各种艺术品都含有大量的民俗，这些方面的材料也可以纳入进来。

        此外，与会学者还本着对学术的严谨态度和学科发展的负责精神，对《中国民俗史》（六卷本）存在的若干瘕疵予以批评，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韩养民和乔还田都表达了对该书进行一步提炼、修订、充实的愿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陈进国则希望在将来的修订中能够增加中国民俗的当代卷以及中国民俗往外传播继承的历史。安德明建议在修订中应于“照顾时间维度的同时，也注意空间这种角度”，以呈现风俗的地方性差异。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萧放是本次会议的召集人、本书编纂的实际组织者与副主编，他对研讨会进行了简要的回应与总结，并对各位专家对《中国民俗史》的关注与评议表示衷心感谢。


发表在《民俗研究》2009（1）。同期还发表了萧放老师等人整理的多位学者在此次会议上的发言提要。

[ 本帖最后由 张勃 于 2009-8-3 22:4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