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文化对抗与文化整合中的民俗研究

Karin

文化对抗与文化整合中的民俗研究
刘锡诚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多民族国家。有史以来便有风谣民俗之记载和议论。《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礼记·淄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御民之淫，则民不惑矣。”《史记·孙叔敖传》：“楚民俗，好库车。”《管子·正世》：“料事务，察民俗。》《史记·乐书》：“博采风俗，协比音律。”《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这些文字都是记述和议论风谣与民俗的。[1] 古籍所说的“民风”，与我们今天采用的“民俗”这一术语，其含义是同一的。历代文人学者不仅保留下来了丰富的风谣民俗资料，而且还提出了相当完备的风谣民俗学术思想。殷商甲骨文里，就有“岁”这个字，我们依稀可以了解远古的“岁”收和“岁祭”的一套仪式民俗；[2] 甲骨的骨版中，有一片镌刻着以弓矢射糜于京室图，“可以窥见古时田猎献禽的遗俗”。[3]

如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的关系。《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社”是古代国家、聚落或族群举行集会和祭祀祖先的地方，社有社树和社石，以为社主，而不同朝代、不同族群的社树是不同的，夏人的社树（即祭祀的社主）是松，殷人的社树（即祭祀的社主）是柏，周人的社树（即祭祀的社主）是栗。民族史和原始宗教研究证明了，自然崇拜先于祖先崇拜而出现，而树神——祖先神在“社”的出现与“社祀”仪式中的角色，在观念中把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连接了起来或同一起来。

如民俗中的颜色崇尚。《礼记·明堂位》：“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刚。” 按：据《正义》，騂，赤色。“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按：据清·朱彬《礼记训纂》注引方性夫曰：‘三代各祭其所胜，夏尚黑胜赤，故祭心。殷尚白胜青，故祭肝。周尚赤胜白，故祭肺。’”

如民俗志文体的盛行。除《史记》等二十五史中的《礼仪志》、《艺文志》、《天文志》、《食货志》等外，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宋周密《武林旧事》、梁宗懔《荆楚岁时记》等汗牛充栋的笔记野史，以及浩如烟海的“地方志”中的“风俗篇”……对岁时风物、神话传说、风土物产、奇闻逸事、地理人文等诸种民俗事象的记述和搜罗甚为宏富，且有记述、有考论。尽管这类史书、笔记、特别是地方志中的风俗志，与我们今天所论之民俗学不尽相同，却无疑使中国古代民俗学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传统。

但由于自汉代以降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霸权地位，不仅饱含着民主成分的民间文化及其思想，得不到以儒家思想为圭臬的上流社会及其知识集团的承认，中国古代民俗学及其思想遗产，也长期得不到健康发展，只能偏居于小说家杂事类或小说家异闻类的地位，且时断时续，若有若无。尽管上面说到古人为我们积累了历朝历代的民俗资料和有关民俗的论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古代的民俗学思想，终因儒家文化的挤压，以及自身缺乏严整的学术体系，特别是缺乏现代思想——民主与科学——的引导，而未能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洋人的坚船利炮震醒了沉睡的中国，西学东渐，人本主义、启蒙主义思想在知识界获得了大发展大传播，扭转了中国历史的航程，中国现代民俗学也就在此大情势下萌生了。

从略，全文见：
http://www.chinesefolklore.com/9/mslt.files/009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