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民俗学概论》

老李探花

钟老主编的《民俗学概论》，除了第四届国家图书提名奖外，
还获过别的奖吗？另，它是教育部统编教材或指定教材吗？
（有人这样说，好像书中没说明）。望知情者告知，谢谢！

nanwan

《民俗学概论》：好像是全国高等院校民俗学教学参考书。师大的老师们更清楚一些吧？
(至2002年已印刷5次，累计印数达21800册。)

nanwan

新中国为什么没有民俗学理论？
    陈真文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作为“高等院校民俗学教学参考书”，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出版了。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原来说是“教材”．现在成了“参考书”、当然也是很好的。虽然不是教材，但总是引导青年人学习的重要参考，应该把青年人引人正路，并且要有较新的理论成果才好，这是我们所期望的。
    　　看了之后，感到确有不少收获，一部分写得比较充实。但集体写作，水平不齐也是事实。从民俗基本理论上看感到很不满足，观点陈旧，并且都是外国的，似乎我们中国就没有理论；这就使人感到非常奇怪：这要把青年人引向何方？
    作为中国人编写的《民俗学概论》。理应重现总结中国民俗学的理论研究成果，但是，本书副主编所写的《中国民俗学史略》一章却只写到1949年为止，对1949年以后出中国的民俗学研究的众多成果竟完全避而不谈，成了一个空白点。相形之下，《外国民俗学概况》一章对外国民俗学的介绍反而喧宾夺主了。英国、法国、美国、苏联、日本、韩国都列专节，并把美国作为“典范”来介绍，对日本、韩国现当代的民俗学家也比对中国的介绍细致得多。似乎新中国就没有民俗学家，更没有新的理论。这难道符合实际情况吗？在第16章“主要民俗学流派及其方祛’一节中，本应全面介绍最新研究成果，但作者又介绍了西方古典的神话学派、语言学派、人类学派、心理学派、社会学派、历史地理学派和结构学派，竟完全没有中国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只到５０年代的结构主义为止，对“文化模式”理论、文化相对论等新的理论方法视而不见，更不用税〈新华文摘》1997年第１期上中国学者的文章中对“文化相对论”的批评了。此书21页谈到民间故事类型研究，说同一作品在各地的变异“形成民间故事的不同类型”，这是对类型的误解，是不应有的常识性错误。因为“异文”并不等于“类型”。作者把二者搞混了。介绍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时，又介绍1937早德国学者艾伯华的书〈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却对批评此书而新出的美籍华人丁乃通的重要著作不置一词。《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有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的译本）这里是怎么一回事？
    不错，民俗学是世界性的学问，但中国的民俗学应该有中国持色，应该更重视总结中国人的民俗学理论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理论体系，而不能继续搞西方中心论的疲劳轰炸，而对中国人的理论创造报虚无主义、不屑一顾的态度。教学用书要联系中国实际，怎能对新中国的民俗学理论完全抱虚无主义的空白态度。
    　　我们需要充分借鉴、学习外国的民俗学理论成果，但不能照搬而要消化，并且要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新的理论创造，这才是我们的正路。《民俗学概论》理应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理论体系，研究和掌握民俗发展规律的任务，可是在书中这两点一个也没有提出，这种指导思想会把青年人引向何方？值得很好考虑。虽然外国的民俗学也压根儿没有明确提出掌握民俗发展规律以移风易俗的任务，但外国人设提过我们就不能提出吗？我们中国人难道就没有进行创造的权利和任务吗？
     
    　　注：1、《民俗学概论》钟敬文主编，许钰、董晓萍副主编，上海上艺出版社1998
    　　　　2、《新华文摘》1997年第一期全文转载《民俗研究〉1996年第４期的长文《中国民俗大全》总序（段宝林）
    　　（原文载《中华读书报》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１日第１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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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wan

《民俗学概论》与发展我国大学的民俗科学教育
——兼谈对陈真文书评的质疑
董晓萍


　　前不久，陈真文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对最
近出版的《民俗学概论》提出了他个人的一些意见。开展争鸣，发展
学术，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陈文说，他看了《民俗学概论》后，感到“没有全面介绍最新研
究成果”，“很不满足”。这里先讲一个原则，即他要求出版的是一
部理论研究著作，但这不是本书的编纂主旨，我们要编写的，是面向
广大高校学生的教本，是向他们介绍民俗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
而不是为少数民俗学者的书架子再添一本、半本理论参考书，两者之
间是有很大区别的。

　　确立这样一种编纂目标，是从国内外民俗学发展的实际出发的。
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的人民群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世
界上许多国家对民俗学的教育都很重视。在日本、德国和北欧一些国
家，从中、小学起，就普遍开设了这方面的相关课程。而在我国，民
俗学课程在大学都尚未普及，这个差距是很大的。原因之一，是缺少
一部可以在全国高校通用的中国民俗学概论教材。

　　自1992年起，在钟敬文教授的亲自率领下，由北京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18个单位的
33位学者，经过集体研究和撰写，三易其稿、历时八年，完成了这部
著作。它展示了中国民俗学概论的整体构架，也体现了与外国民俗学
教材的许多不同之处。形式上的差异不是要紧的，主要是中、外民俗
在历史渊源、文化含义和社会实践方面的差异。为了进行适当的文化
比较，书中也介绍了与中国民俗和民俗学关系相对密切的“外国民俗
学概况”，但写了1章，在全书的16章中，占1／16，并不像陈文所说
的“都是外国的”，这是读者打开本书就能看到的事实。

　　被陈先生所最不能容忍的问题之一，据他说，是《民俗学概论》
里“竟完全没有用”中国的“方法”。这话说得很重，可惜他也没有
给予具体论证。本书的编纂，力求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全面系统
地把握和分析中国民俗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批判地借鉴外国民俗学研
究的成果，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教学理论体系。除此而外，
陈先生还要什么样的“方法”呢？他不说，我们只能望梅止渴了。

　　我们再来看陈先生要的“新”理论是什么？他说作者介绍西方的
相关学说，“只到50年代的结构主义为止，对‘文化模式’理论、文
化相对论等新的理论方法更视而不见，更不用说《新华文摘》1997年
第1期上中国学者的文章中对‘文化相对论’的批评了”。文末注该中
国学者的文章，是段宝林的“《中国民俗大全》总序”。坦率地讲，
陈真文又错了。

　　文化模式论是“新”理论吗？姑且依照陈真文本人的分期，以
“到50年代”为线，划分西学之新、旧，文化模式论产生于三、四十
年代，不是标准的“旧”理论吗？《文化模式》一书的作者，美国女
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还算是列维－斯特劳斯老师辈的人呢。把她的
后一本书《菊花与刀》也算在内，此书于40年代下半期出版，之后，
作者辞世，那时还不“到50年代”呢。退一步说，就算把米德做的
《文化模式》1958年再版本也加上，也总不能据此就把文化模式论推
迟到1958年吧？陈先生可能是把米德的再版本当成了原版本，但它也
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一书出版时间偶合，仍旧不能算作是
在结构主义之后出现的“新的理论方法”。陈真文先生是把两者的顺
序弄颠倒了，起码是引证不规范。

　　更遗憾的是，文化模式论并不是民俗学理论，本尼迪克特也不是
民俗学家。即使她后来的著作《菊花与刀》，曾在文化人类学史上轰
动一时，也决不是民俗学的著作，而是一份受美国情报局委托撰写的
研究日本人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战时报告。这一派的学说，从来就不是
陈真文要讨论的“主要民俗学流派”。

　　人类学与民俗学能不能互相借鉴呢？当然能。陈真文举出段宝林
教授的文章，不正是一个多少使用了人类学资料的例子吗？但段文中
把“随地吐痰”、“饮料瓶”也归入中国民俗，未免有点走火。那些
“饮料瓶”，印着可口可乐之类的招牌，恐怕连中小学生都知道，它
们不是国货。不是中国传统民俗的，就不好说是。

　　陈还对本书未提AT系列的丁乃通索引表示不满。AT是以欧洲故事
为中心的、对民间故事进行分类的一种索引，本世纪初诞生于芬兰。
现在世界上已有欧洲、亚洲和南美的索引50余种。其中，域外学者所
编的较为全面的中国故事索引，有艾伯华索引和丁乃通索引。本书对
外国的50多种索引，没有一一介绍，而重点选讲了与中国有关的索引。


　　在有关中国的两部索引中，丁乃通的立场是西化的，他自己说，
他“总是试图使中国类型适应AT类型，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这种
西化的立场，还使他将“同一（中国）故事会放在四个或五个（西方）
类型之下”（英文原著第16页，中译本第17页）。这样的工作，用我
们中国人的话说，叫“照搬”吧。此书出版后，国际学界已提出了一
些批评。和丁乃通相反，艾伯华的索引，只有限地参照了AT。它的主
要部分，是艾伯华根据中国实际的创造。今天看来，他的索引已不能
概括中国故事的现状，然而，不能否认，它是消化AT而新出的一种索
引，相对说来，对中国学界更有启发性，本书的第21页提到了这部书。


　　陈真文又问作者为什么“没有明确提出掌握民俗学发展规律以移
风易俗的任务”？在中国民俗学者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自己肩负着
“移风易俗”的使命的。但在民俗学的功用中，移风易俗，还不是最
主要的方面。建设民俗学，首先是能帮助祖国儿女认识祖先的历史文
化，激励爱国主义情操，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其次是能指导我们
改造现实生活，既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民俗传统，又吸收外来的良好文
化因素，移风易俗，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服务；再次是在推动
民俗旅游业等方面的实用价值等。民俗学既是一门人文科学，也有一
定的实用价值，它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本书对这个问题的阐述，见
第10、11页。

　　陈真文还一再质问，《民俗学概论》要把“青年人引向何方”？
这就恐怕要等待时间的检验了。试想在从前极“左”思潮盛行的时期，
民俗学曾经遭到不公正的批判，更不要说用它来教育青年了。但祖国
的科学春天终于来临了，民俗学又复活了。短短的十年、十几年，它
还拥有了大批的青年后来者。这个变化之大，可能是那些曾以为搞大
批判就能“把青年引上正路”的个别人所想不到的。可见，关于把
“青年人引向何方”的问题，历史自会淘洗出答案，付予后人评说。

原文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1月12日。

nanwan

回答一种责难
──与陈真文先生商榷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陶立璠

    1999年7月21日《中华读书报》第14版“书评广场·观点”栏发表了陈真文（化名）先生的一篇书评《新中国为什么没有民俗学理论？》（以下简称陈文），该文对钟敬文教授主编的，新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民俗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提出种种责难，读后不禁愕然。因为从文章的标题看，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新中国为什么没有民俗学理论？这样就将《民俗学概论》的出版，从理论上全面否定了。本人是该书的作者这一，对钟敬文先生主编这部著作的过程十分了解。且陈文对我写的部分的内容采取断章取义，偷换概念的方式，加以曲解和指责，所以我有义务指出陈文提出的许多幼稚的观点和武断行为。

    　　一、关于文章的标题

    　　陈文本是一篇书评。《民俗学概论》出版之后，任何一位读者都有发表评论指出得失的权利，但陈文却采用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文章标题《新中国为什么没有民俗学理论？》此话真不知从何说起，难道钟敬文先生历八年之久主编的这部《民俗学概论》著作，不是新中国的民俗学理论著作吗？何况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民俗学的长足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其理论上的建树正是体现在这部《民俗学概论》之中。书中所涉及的民俗事象全部是中国各民族的，理论的概括是在吸收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之后得出的。陈文一方面指责这部《概论》“观点陈旧，并且都是外国的”，另一方面方面又嫌对外国的理论引述不够，说《概论》“对‘文化模式’理论、文化相对论等新的理论方法更视而不见”，正是在这里作者透出自己的目的，那就是文章中说的“更不用说《新华文摘》1997年第一期上中国学者的文章对“文化相对论”的批评了。”难道对“文化相对论”的批评就是新中国的民俗学理论吗？换句话说就因为《概论》的第16章“主要民俗学流派及其方法”一章中，没有介绍段宝林先生对“文化相对论”的批评，新中国就没有民俗学理论了？就是“抱虚无主义的空白态度”？可见文章的作者是在作标题之外的文章。
     

    　　二、关于把青年引入正路的问题

    　　陈文多处提到“应该把青年引入正路”的问题，文章说“《民俗学概论》理应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理论体系，研究和掌握民俗发展规律的任务，可是在书中这两点一个也没有提出，这种指导思想会把青年人引向何方？值得很好考虑。”这使我们犯了糊涂。《民俗学概论》顾名思义是讲民俗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它是一部民俗学的入门著作，目的在于使民俗学爱好者掌握民俗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全书是给读者一种知识结构，没有任何引导青年人走邪路的嫌疑。难道陈真文先生连什么是民俗学都不懂吗？《民俗学概论》是学术著作，不是供青年人阅读的政治、思想、道德读物，连这样浅显的概念、界限都闹不清，还煞有介事地指责别人。陈文最后说“虽然外国的民俗学压根儿没有明确提出掌握民俗发展规律以移风易俗的任务，但外国人没提过我们就不能提出吗？我们中国人难道没有进行创造的权利和任务吗？”这些话真有点胡搅蛮缠，不讲道理。如果把中国民俗学的创新限制在“移风易俗”上，不然就有“把青年人引向何方”的嫌疑，那真是中国民俗学的悲哀？
     

    　　三、关于民间故事的类型研究
     
    　　陈文说：“此书21页谈到民间故事类型研究，说同一作品在各地的变异‘形成民间故事的不同类型’，这是对类型的误解，是不应有的常识性错误。因为‘异文’并不等于‘类型’。”首先在《概论》一书中主要讲“民俗的类型性（或模式性）”，在谈到民俗文化的类型性时，是这样表述的：“由于民俗文化是靠集体创造、流传，加之流传中的不断扩布和变异，不易形成一个个性化的符号系统。这就决定了民俗的传递，主要不是个性的，而是类型的，即众多传承因素汇合成一个民俗文化丛作类型传递。”讲到民间文学时指出，“民间文学的作者大都是无名氏，受传者又可以随时参与作品的修改和再创作，这样原作品的简单情节，在经历了不同时代，不同传承者之后，便像滚雪球一样，，变得越来越丰满，而且出现了同一作品在不同民族和地域流传时，情节上所产生的变异，从而形成民间故事的不同类型。”这里所说的变异，是指民间故事在流传时的变化，即基本情节保留，次要情节产生了变化（或增或删）。也即是故事情节的大同小异。变异并不是专指“异文”，当然更不能指代“类型”，这也是常识。在这里陈文偷换概念，将“变异”置换为“异文”，无中生有的来了一句“异文并不等于类型”，究竟谁在犯了“不应有的常识性错误”？至于陈文指责，在讲到民俗的类型性时为什么只介绍德国学者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却对批评此书而出新的美籍华人丁乃通的重要著作不置一词。这又是怎么一回事？”真没想到写文章引不引别人的著作也成了一条罪状，还要追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坦率地告诉读者，在这里陈文的作者有难言之隐。因为丁著恰恰是化名为陈真文的作者的校译成果。

    　　学术批评应该实事求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的确度过了它的黄金时期，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田野调查成果累累，民俗学专门人才的培养已有了专门的阵地。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体系，在中国民俗学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钟敬文先生还提出建立民俗学中国学派的问题，所以无论如何也不应提出“新中国为什么没有民俗学理论”的问题。

来源：华夏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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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wan

好书知时节
——钟敬文教授主编《民俗学概论》出版小记

晓方

1999年2月5日，正值立春时节，虽然屋外寒气依然袭人，但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会议室内却洋溢着宜人的春意。年尽百岁的世纪老人、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正满面喜气地与在京的部分《民俗学概论》作者及有关专家学者一道为本书的出版而庆贺。

在经历了八个冬夏春秋之后，钟敬文教授主编的《民俗学概论》终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不仅是民俗学界的大事，同时亦是文化界的盛举。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中国民俗学已走过八十年的历程。八十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曲折坎坷，作为探寻社会中下层文化奥秘的民俗学也经受了数度风雨；如果将20世纪中国民俗学发展情形划分为三个阶段的话，那么可以说是两头热，中间冷。从五四到抗战前，是中国民俗学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北大歌谣研究会（1920）、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27）与杭州中国民俗学会（1930）这三个不同地域却前后相继的民俗学组织构成了中国民俗学运动的第一阶段。

从抗战军兴到七十年代末，中国民俗学大抵处于沉寂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以1949年为界又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在国统区有一批学者，如闻一多、芮逸夫、凌纯声等对西南地区民族文化（主要在神话传说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而在解放区有很多同志如李季、康濯、董均伦等对民间口承文艺作品作了搜集整理。1949年后沿袭的是解放区的传统，遵循苏联的模式，只搜集整理“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民俗学这门研究民众的学问被莫名其妙地资产阶级学术的标签，从而将其幽闭于冷宫之中。直到1978年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民俗学这一封冻已久的领域在春天中苏醒，20世纪末中国民俗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79年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罗致平、钟敬文等七教授联名发出了重建中国民俗学的倡议；1983年正式成立以钟敬文教授为理事长的中国民俗学会。在此前后全国各省市相继成立了地方性民俗学会，开展了系列的田野调查与研究整理工作，中国民俗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随着中国民俗学广泛而深入的发展，她不仅赢得了应有的学术声誉，同时也为其跻身于国家学科建设行列奠定了基础。在1998年的国家学科调整中，民俗学被正式列入国家二级学科，这是民俗学八十年发展中第一次得到官方的法定认可，它标志着长期以来民俗学研究的民间状态的结束，民俗学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空间。这份政府签发的“身份证”无疑将是对中国民俗学的有力推动。

作为民俗学入门书的《民俗学概论》，此刻出版可谓生逢其时。一门学科的发展壮大离不了一批学术骨干，而学术骨干的培育基地主要在高校与一些研究单位。钟敬文教授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年近九旬之时（1991年），决然要为中国学界主编一部高水平的学科教材。为此，他不顾年高体迈，亲自领导、组织了《民俗学概论》的编写工作。钟先生约集了国内一批长期从事民俗学教学研究工作的学者，在对写作大纲反复讨论斟酌后，根据学者的专长进行了分工。一年后，大家如期写出了初稿，接着是不断的琢磨修改。一向以严谨著称的钟老，不顾出版社的一再催促，迟迟不肯交出书稿。钟老认为教科书，也有学术性，不可随便。直到去年，国家学科调整之后，对民俗学教材的需要更加迫切，钟老觉得不能错过时机，在七月流火的时节，钟老亲自坐镇，钟老助手、本书副主编董晓萍教授组织了几名博士生对《概论》再次通读通改，最终将《概论》定稿、出版。（前此，武汉大学李惠芳教授参加了本书的修改）在出版座谈会上，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本书的评价与感受。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概论》是一本著书立说的新书。《概论》提出了完整的中国民俗学体系。本书不仅纵述民俗历史，横陈民俗事象，而且注意对民俗学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及域外民俗学发展状况的论述与介绍，为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提供了规范的读本。二、《概论》是一部厚重的学术著作。它基本体现了主编的严谨精神，注意了资料的科学性与阐述的科学性，其写作质量明显超过了一般教材。全书34万字，有32位作者，各章节作者大都是学有专攻的学者，除钟敬文先生亲自执笔外，马学良、华觉明、许钰、张振犁、陶立璠、宋兆麟、乔建中、周育德、王汝澜、连树声、柯杨、陈子艾、杨知勇、李惠芳、李耀宗、董晓萍、刘铁梁、程蔷、何建安、陈瑞林、阎云翔、高丙中、秦家华、陈建宪、汪前进、廖育群、萧放、段友文、苑利、何红一、黄涛等都负责了专章的撰写，这是一部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学术成品。正是有这样一批学者的参与，钟敬文教授主编的《民俗学概论》成为了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

1998年12月，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钟敬文教授以学会理事长的身份作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刍议》的报告。同时，与会代表得到了一份珍贵的礼品——《民俗学概论》，这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特地为大会赶印出的第一批样书。正如一位著名学者读到《民俗学概论》后所说：《概论》将对中国民俗学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民俗学概论》钟敬文教授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定价20元。）

来源《人民书城》 ：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261/1/class026100002/hwz194993.htm

老李探花

师大的大虾赶快告诉俺一声啊

夏敏

我每个学期都开《民俗学》课，钟老主编的《民俗学概论》是指定教材，使用起来非常顺手，也受学生欢迎。没有细读此书，而在一旁信口雌黄的人说话要凭事实和良心说话。但是瑕不掩瑜，指出问题是应该的，毕竟不是一人参与写作。但不要不负责任乱扣帽子。

老李探花

啊呀呀，俺现在也是拿这本书当教材，现在学校教务处要填表，问使用教材是否
教育部统编、获过什么奖之类，故在此向各位求教，不想引出一大串是非来。

shi

教育部的名堂很多，我听说这本书是什么教育部“指定”教材，不知与“统编”的关系是什么。
书好就用，哪管得了他得不得奖，你是文学院院长，这点小事还难得到你吗？
以我的意见，这本书虽有不尽完善之处，但也算是目前最好的本科民俗学教学用书。别的教材，有些只是在此书基础上的改编。
叶涛那本《民俗学导论》倒是从章目编排上有些新意思，但作为本科教材，还是涩了一点，不如钟老主编这本好读。

老李探花

shi brother, 不要搞错，王蒙是院长，偶是跑腿的。
经常在这里出没的萧放、建宪兄有没有什么确切的信息提供（统编、指定？），都是参与其事者。

萧放

承蒙李兄发问，本书题为高等院校民俗学教学参考书，是一种供大家选用的参考，您觉得可用，就用，何必问统编、指定。因为参加教材编写的人员来自全国部分高校，是集体编写的成果，比较一人之力来说，从体例到内容都要相对完备，这是国家中华基金项目，至于是否属于统编性质，如果从钟老的学术权威来说。有他亲统，也是统编，如果要国家教育部明文规定，我也不大清楚是否有。

老李探花

萧放 于 2003-9-10 08:21 写道：
承蒙李兄发问，本书题为高等院校民俗学教学参考书，是一种供大家选用的参考，您觉得可用，就用，何必问统编、指定。因为参加教材编写的人员来自全国部分高校，是集体编写的成果，比较一人之力来说，从体例到内容都要 ......

萧兄，多谢。不是我问，是学校问。要填教务处的表。现在的教学评估系统，其中一项就是：是否采用教育部统编或指定教材。《概论》我一直在用，也列为硕士点的考试书目。但填表时是不是可称之为“统编”，不是太清楚。

陈建宪

该书1999年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我特地考证过，提名奖即国家奖。我个人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比这更好的中国民俗学教材。当年钟老组织编此教材，教育部是知道并支持的，但那时似没有统编教材一说。该书是中华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申报书是本人在钟老和刘魁立先生指导下填写的。记得其中似有“规范这一学科”的话。在我看来，钟老最后将它定为参考教材，一则是谦虚，二则表明他对这本书所达到的水平，也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倒很希望有人能写出比这更好的教材来，可惜现在还不见。大概一门学科的概论，与该学科发展的整体水平相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