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里的专家们——1961年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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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里的专家们
——1961年纪事


日期：2009-09-26 作者：刘锡诚 来源：文汇报




                     



    ■刘锡诚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以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使国家渐渐恢复了元气。1961年6月，中宣部在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会议讨论《文艺十条》（后改为《文艺八条》）。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报告，讲到文艺工作要民主，要符合艺术规律。知识分子们感觉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宽松气氛。

   

    我于1957年夏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在曹靖华老师的推荐下，进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新侨会议”后，我们研究部组建“学术活动组”，开展团结老专家的工作。从1961年的下半年开始，陆续邀请老专家开“见面会”，举办“学术讲座”。

   

    10月上旬举办的“老专家见面会”，是印象最深的一次。这天的北京，秋高气爽，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邀请了“五四”时代的五位民间文学老专家顾颉刚、江绍原、魏建功、常惠、容肇祖到颐和园乘船游览昆明湖。久别重逢的老友见面，自是兴奋异常。尽管我们设定的话题是《文艺十条》，实际上，谈话却总也离不开40年前横空出世的北大歌谣研究会和影响一个时代的《歌谣》周刊。把“五四”时代的元老辈的学者们集中到一起，这在当时的首都文艺界是独一无二的。乘船游览结束后，大家到昆明湖北岸的听鹂馆午宴，并留影纪念（见图）。听鹂馆是1750年乾隆皇帝为其母亲孝圣皇太后祝寿而兴建的，是当时的清漪园唯一一处专供皇后休闲享乐的场所。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1886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重修颐和园，听鹂馆便成了慈禧太后宴请外国使臣和与其宠臣、嫔妃听戏、饮宴娱乐的场所。听鹂馆的“万寿无疆席”、“福禄寿禧席”、“江山万代席”、“延年益寿席”这些菜席，意味着是规格最高的宴席。在此皇家饭店里招待这些几十年来一向被冷落的老专家，显然是要体现对他们和对学术的尊重。这次活动留的照片是用当时机关里的一架德国产“路来福来”照相机拍的，画幅较大，画面至今还清晰可辨，见证了20世纪60年代的那一段历史。

   

    “见面会”起了破冰的作用，揭开了团结老专家的序幕。接下来，是举办系列“学术讲座”。第一讲，定在1961年的10月13日，邀请顾颉刚先生讲演。无论是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时期，还是后来的中山大学时期，无论是《古史辨》的神话研究、孟姜女传说的研究、吴歌的集录，还是妙峰山香会的调查，顾先生在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的贡献，都是无可争议。这次他讲的题目是《我对民间文艺的认识》，后以《我在民间文艺的园地里》为题发表于《民间文学》1962年第3期。顾先生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这次演讲的内容，是述五十年来“在戏剧、曲艺中多得之知识，及在歌谣、风俗、故事方面之研究”（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371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年3月版）。一周后，又举办了第二讲，时间是10月25日，请常惠（维钧）先生讲《北京近世歌谣》。常惠先生也是北大出身，学的是法国文学，却对民间歌谣由衷地喜爱，成为《歌谣》周刊的常务编辑，对中国早期的歌谣运动作出过无可替代的贡献。他又是“老北京”，对北京的“近世”歌谣有精深的研究，不仅早在《北大日刊》上就曾对刘半农编订的第61章“北京歌谣”与罗家伦进行过考辨商榷，而且还在胡适主办的《努力》周刊（第27期，1924年1月）上发表过长文《谈北京的歌谣》。鲁迅和台静农都与常先生有着很深的友谊。常惠结婚时，鲁迅亲自送到常家一部珍本《太平乐府》作为他结婚的礼物，寓意常惠对未来所选定的事业，是和搜集编辑“乐府”（民歌）一样的。经魏建功先生推荐任教于台湾大学的台静农先生，晚年在回忆常惠的文章里写道：“我认识维钧夫妇，可能在他们结婚的这一年或第二年，已经记不清了。我所收辑的《淮南民歌》113首，就发表在第二年(1925)的《歌谣周刊》上，虽然，我们的结合，并不单纯由于歌谣的爱好，而是文学，因为我们当时的文学社，他虽不是其中分子之一，却是有密切关系的。文学社在北大理学院对面西老胡同一号，是一座大的四合院，北房三间是社址，也就是我与李霁野的住处，西房两间庄尚严住在那儿，他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维钧先已认识的同学。维钧为人厚重，热诚正直，我们都以老大哥看待他，而他对我们也如兄弟一般。当我们遇到麻烦事，他挺身任之，决不回避。”台静农1924年的8月底归乡（淮南霍邱）搜集淮南歌谣，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搜集到当地歌谣二千多首，就是“应主持《歌谣》周刊编辑事务的常惠之请”。

   

    此后，我们又组织了几个讲座，被邀请讲演的，有时任北大中文系教授的魏建功先生（讲《<歌谣>四十年》，后载《民间文学》1962年第1、2期）等。这些老前辈的讲演稿和回忆文章，后来都陆续发表了。

   

    民间文学运动的兴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一脉。我们邀请和约稿的这些前辈学者，都是“五四”运动和北大歌谣研究会时期的年轻学人，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催生了或以各种不同方式推动过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诞生和发展。就说容肇祖吧，他是国学大师容庚的弟弟，包括他们的妹妹、1925年跟随顾颉刚、容庚、容肇祖一起上过妙峰山的容媛，都是“五四”时代的北大学子。容肇祖1922年进北大哲学系读书，但他不仅治哲学，还兼攻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教书时，兴办风俗调查会，到福州采过风；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任职时，不仅参与主编过《民间文艺》和《民俗》两本杂志，而且写过很多有分量、有影响的文章，如《德庆龙母传说的演变》和《迷信与传说》（专著）等，他还是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的会长。

   

    最后一个应邀开讲座的是杨成志先生，与前面几位不同，他在学术上的西学背景鲜明，主攻人类学，基本上与民间文学无缘。留法回国后在中山大学主编后期《民俗》季刊，一改由顾颉刚策划奠定、先后由钟敬文和容肇祖执行主编的办刊方向，虽仍沿袭旧名，实则已改造成为一家纯人类学性质的学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范围是民间文艺而不是民俗学，更不提人类学，所以他不在该会经常联系的学者名单之中。我们之所以邀请杨先生来做民间文艺学术演讲，主要是因为他在解放前曾写过一篇中国民俗学史方面的长文，特别是他受中研院派遣于1928年和容肇祖、俄籍民族学家史禄国夫妇一道到云南彝区去做田野调查、化装进入彝区的那一段非常故事，况且建国以来久已销声匿迹了的民俗学也不应该继续被遗忘、被埋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从1954年起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团体会员，工作的对象是民间文艺，虽然涉及民俗，但毕竟工作重点、研究方向不是民俗。杨先生这次讲演的题目是《我国民俗学运动概况》，与他过去发表过的旧作大体相同，无太多新意可言，但这次讲演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宣讲民俗学，至少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历史上，他还是第一人。

   

    顾颉刚、江绍原、魏建功、常惠、容肇祖这五位曾经在中国民间文学运动中作出过不同贡献的“五四”文化老人，当建国前夕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时，无一例外都被排斥在代表名单之外。这一方面说明了，至少在建国初期，文艺界的主流人士，仍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对民间文学的大力提倡和研究——采取了不予承认的态度；另一方面，平民百姓口传心授的民间文艺，仍然被排斥在新文艺的范围之外。在新侨饭店讨论《文艺十条》的大背景大氛围下，在民间文学领域里，容许邀请顾颉刚等“五四”学者登台作学术演讲，至少可看作是文艺政策转换的一个小小信号，大而言之，把从“五四”到解放前在“国统区”从事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当作“资产阶级民俗学者”的历史，应该是宣告解冻了。

   

    12月15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歌谣》周刊创刊40周年纪念座谈会，这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表示了对“五四”歌谣运动的肯定。《民间文学》杂志1962年第6期集中发表了出席座谈的专家们的文章，其中有：魏建功的《<歌谣>发刊四十年纪念》、顾颉刚的《我和歌谣》、常惠的《回忆<歌谣>周刊》、容肇祖的《忆<歌谣>和<民俗>》、周启明的《一点回忆》。周启明即周作人。

   

    通过组织这样的民间文学学术活动，我不仅系统地学习了民间文艺研究的历史，与这些前辈学者们的交往也使我这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终生受益。蜗居于黄化门碾儿胡同一所四合院里的常惠，借居于八道湾周作人住宅里的江绍原先生，他们的简陋条件和刻苦精神，时刻感染和激励着我。时任科学出版社编审的江绍原，家中有一个常年卧病在床的儿子，而古稀之年的他还每天出入于科学出版社的办公室和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他将自己的译著《资产阶级民族学批判译文集》（苏联布宾诺夫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赠送给我，还提议并于1959年帮我和我妻子马昌仪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第一本译著《苏维埃民间文艺学四十年》。我约他撰写了题为《恩格斯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龙鳞胜和》的文章，交《民间文学》杂志1961年第9期发表。这大概是这位28岁就当上北京大学宗教学教授、后来为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奠基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学者，在《民间文学》上发表的唯一的文章。那些年，我常去他的府上求教。和他成了忘年之交。他对后学的无私教诲和倾情帮助，使我永志不忘。“文革”后，他调到商务印书馆任顾问，我则先后到新华社和《文艺报》工作，来往就少了。他逝世时，我已应周扬同志之召，从中国作家协会调回到年轻时候供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命我在他的追悼会上宣读悼词，我在悲痛中接受了这一委托。冥冥中我意识到，也许这是一种缘分吧。他逝世后，他的藏书，通过民俗学家王文宝同志的沟通，捐赠给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图书资料室。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图书资料室成立之初，无论是其藏量，还是有价值的珍藏，在全国文联所有协会研究会的图书资料室中是首屈一指、有口皆碑的。曾先后接受过许多文化名人的捐赠，如疑为刘半农的《绥远民歌集》手稿，周作人的《绍兴童谣》手稿，容肇祖的《粤讴》《迷信与传说》《二荷》与《歌谣周刊》全101期，程砚秋的寒亭年画，公木的《陕北信天游》等一大批捐赠品，如今，又增添了江绍原先生的包括《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在内的“五四”时代民间文学报刊私藏，这在那时和现在，都是很了不得的事。

   

    摄于颐和园听鹂馆（1961年10月）

   

    前排左起：魏建功、江绍原、顾颉刚、常惠、容肇祖

   

    中排左一贾芝，后排右一为本文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