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化成为“遗产” －浅谈“遗产化”矛盾的历史和问题

魏小石

作者：魏小石
Indiana University
选自：http://blog.sina.com.cn/fieldrecording

当我在云南做一个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时候，我的任何行为不仅仅和经济回报联系在了一起，也同时和某种意识形态扯上了关系：我必须要用某种特定的“正确的”姿态去和本地人交流才可以和他们建立起友好的关系，比如说“弘扬文化保护精神”和“帮助当地发展文化”。更有当地的政府官员和我提到了“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在感叹人们创造新思维的速度之快的同时，我意识到这现象其实印证着某种正在发生的矛盾，大概是一种源于“文化遗产”的矛盾吧。其实，“文化遗产”这个词的的产生也许已经说明了一个事实：“你们”作为外人是在介入“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们才是这“文化遗产”的主人。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思考的话，这也未必就是本地人的一种“地方保护意识”的产物，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我们这些“外人”的行为使得他们这样地去宣称对文化遗产的“归属权”；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某些政府官员和商人在利用他们而事后对他们“过河拆桥”。因此，“文化遗产”，或者说文化的“遗产化”该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社会矛盾，是我们在未来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当然，“文化遗产”的纠纷不仅仅是我们的社会才有的事情，美国学者Michael Brown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关于全球化和文化遗产的议题研究。他为我们列举这样一些案例：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印第安人和澳洲的原住民逐渐开始了要求政府归还博物馆里他们的物质性文化遗产；在澳大利亚；土著人宣称对袋鼠的图案拥有归属权，要求Qantas（澳洲）航空公司停止使用它们的“知识财产”；在秘鲁，安第斯山区的印第安人声称对一种叫Lepidium meyenii的植物有归属权。这种植物在很多现代国家被发展成为了性保健营养品。当地的土著人组织对美国的一家营养品公司提出了产权诉讼，声称产权受到了侵害；在印度，国家政府创办了一个电子数据库，将印度的传统医药“立项入库”，建立这个数据库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发达国家任意“盗用”印度的传统医药知识，也就是等于将其纳入到政府保护的范畴；在丹麦，一种叫做“Bionicle“的玩具网站反复地被一个来自毛利族的黑客所攻击，这位黑客在撤换的网络页面上向世人宣称Bionicle是一个毛利的土著名字；目前，Rockefeller基金已经立项去宣传“边缘社群”的知识产权，其中就包括了“原住民”的知识产权。

     这些案例都说明，“文化遗产”是一个正在扩大的“准”全球化的问题，它起源于美洲和澳洲这两个白人殖民者建立政权的地区，目前正在向全世界蔓延。在阐述这个矛盾带来的后果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文化如何从一种抽象的共同精神变成了现代社会里的“遗产”？

     文化本来就相空气一样，是我们习以为常、赖以生存、并且运作社会机制的东西，它怎么能在一眨眼间成为了大众文化（商业的或者非商业性的）的一部份呢？这个问题回答起来，不免要牵扯到文化人类学的历史。一开始，文化人类学家只是“天真”地希望“按照科学的精神”去探索异文化。但是问题出现在，人类学家并没充分预料到他们的“调查”行为的后果。如同美国的文化学者Michael Brown所说，当人类学家的“成果”被一个大众社会所消化的时候，“传统”和“遗产”就被创造了，成为了人们争夺话语权的资源。因为有了话语权，人们才能在政治上控制一个群体。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学者的这个角色扮演，有的是无意的，有的则是明知故犯。同时，Michael Brown也指出，现代社会的科技发展也使得文化成为了“遗产”。只有当现代媒介进入人们生活的时候，人们才有了更多地野心去探知异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现代媒介（图书馆、网络、博物馆、大学教育）为“野心家”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将“遗产”商品化的展示平台。当人们在媒介中创造出了关于“原始文化”的某种审美情趣的时候，商品价值就产生了。于是，原始文化成为了“遗产”。

     当主流社会的人们欢欣鼓舞地庆祝这些“文化遗产”的时候，不管是出于天生的占有欲望，还是出于对“原始族群”的大众同情心（庆幸知识分子“拯救”了弱者）。“遗产化”的后果是产生了众多的问题和矛盾。Michael Brown指出：“大多数时候，原生地的人们并没有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更多的时候，原生地的愤懑来自于一种‘外人控制了他们’的感觉，原生地的人们感到他们不再是文化的拥有者。更可怕的是，他们失去的是本地的社会认同感。”关于“遗产化”的后果，艺术史学家Deborah Root曾经这样描述：一开始，文化元素从原生地到外部世界只是一种“文化窃取”，到最后，它就是一种“文化灭绝”。

    因此，可以这么说，在文化“遗产化”（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大众化）的过程里，给原住民带来的，很难说不是一种伤害。在北美印第安人的Sweet Lodge（当地的灵魂仪式）案例里，一些印第安人倍感受到冒犯，因为一些白人白领阶层将他们最神圣的仪式当成一种“冒险”体验（说白了就是一种另类休闲）。这就像，如果有外国的嬉皮士把“咱们中国”的某种传统功法当成娱乐搞笑剧来排演的话，我们会觉得舒服么？Michael Brown在此指出：这种“遗产”大众化的行为威胁到了印第安社区是因为它“削弱了一条界定‘本族’和‘外族’ 的界线”。在我看来，这种行为无疑是和强制通婚没有区别的，严重打击了当地民族的认同感。如同，在任何社会里，当大多数人看到一位外籍男子和一位本地妇女走在一起，人们会本能地也会产生一种“被侵占”的感觉。

    从Michael Brown列举的案例和我们能观察到的情况来看，这种“文化矛盾”已经在美洲向全世界蔓延开来，这些地区的特点都是有明确的殖民历史。在这些地区里，“文化归属权”的问题都是由殖民的历史所引起的。现代媒介（书本、网络、博物馆、大学教育）的影响等于是在殖民矛盾中火上浇油，让原住民觉得“那些人不仅抢夺了我们的土地，还准备吸干我们的灵魂”。这种矛盾就像艾滋病从猴子传到人身上一样，可以从殖民政权国家传染到非殖民政权国家。在以原住民（这里我说的是一个广义概念）为政治主体的国家里，现代媒体技术将导致人们为自己的身份认同“创造”历史。于是，“我们的历史遗产”也肯定会相应地创造出来。

    举几个例子，在中国，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纳入到了大众媒体的讨论范围，更多的“遗产”被相应地创造了出来。有的群体宣称他们是某个民族的一支；也有的民族声称他们是56个民族以外的未被政府认定的民族。总之，不少群体总有各种理由宣称自己的群体很“独特”。这个情况的出现和学者们的猎奇心理是脱不开干系的。另一方面，这种思维模式在近些年也产生了一批“文化产品”。比如，有的人在七、八十年代采录了数盘歌谣并制作成了卡带；有的人有足够的“本地号召力”聚集了传统艺人办个了“生态传习馆”。这些产品都具有成为商品利润的价值。导致这个情况出现的原因无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开展在中国引起的政治-商业震动。在中国官僚体制里，地方性的政府/团体确实可以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实惠。

     我并不是说这样的现象是绝对负面的，只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它可能产生的社会矛盾：对社会行政资源的浪费以及对平民百姓带来的伤害。上文提到的两方面的情况都构成了在中国产生“遗产矛盾”的可能性。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传统文化遗产问题”在中国极有可能成为政府、学术界、地方“民意”的三方博弈。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各类NGO的参与也可能成为另一种力量（NGO背后的推动力实际上来自一批对文化有兴趣的新兴资产阶级，他们接受过国际化的教育同时又反感国家的“文化互助”以及学术的“坐而论道”）。在以上提到的这几方力量达成一种关于“文化遗产”的共识之前，必然有一番“你争我抢”的过程。比如，各地争夺“非遗”头衔，从社区开始，到省的政府，必然要花大精力去操办华丽的展演。这个争抢的过程里，对行政资源是种巨大的浪费。在这个过程里，有多少实惠是带给平头百姓的，有多少回报是带给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的，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能知道的是，在一切尘埃落定后，带给本地社区的心灵上的失落感将是巨大的。

     没办法，谁叫人是一种那么善于幻想的动物，在满足了物质需求时，创造历史和“文化遗产”便成为了大众的乐趣。

人类学家Frances Densmore 在录制印第安人的音乐“遗产” (1916)

[ 本帖最后由 魏小石 于 2009-10-19 13:0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