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女娲图腾与民族精神

刘辉

伏羲女娲图腾与民族精神
刘 辉
   
远古时期，人神杂糅，神话传说充斥于世界。然而某些传说中虽然掺杂着神话，但是它与单纯的神话有着根本的区别；因其系口耳相传，失实之处在所难免，却包含了一定真实历史的痕迹。
伏羲女娲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并受到崇祀，有关他们的传说，流传的地域极为广泛。毕竟这段历史太遥远，史书中对此的记载也极其匮乏；传说来源的途径亦很多，犹如雾里看花，让人扑朔迷离。在汉墓绘画中却出现了大量的伏羲女娲图像，为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个传说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有人认为他们是人，有人说是神；有人推想该传说起源于北方，有人认为源自南方。然而传说的产生，不过是古人借助使用的一种工具，究其传说背后的实质，却蕴含着一段深厚的难以割舍的民族情结。至此，不能不提到国学大师、著名书画家冯其庸先生。冯老曾经嘱咐笔者说：我看到新疆阿斯塔那墓中伏羲的帽子、胡子都是一副少数民族的模样，说明不仅汉族、苗族，就连新疆少数民族也认同伏羲是他们的始祖了，这是我们民族团结、和谐的证明，你要认真研究一下伏羲女娲。因为受到冯老的教诲和指导，笔者才想到思考并撰写此文。
    一、伏羲女娲传说是人类社会原始宗教性质的产物
中国的创世神话很多，分别来自于远古初民对宇宙中万物的初步认识，并产生的对人、植物、动物等起源的解释；也即是万物有灵思想的体现。有些被崇拜的对象还成为氏族的图腾。人是万物之灵，人的起源当然会首先受到关注。传说伏羲女娲是创造人类的二位主神和始祖，初民就利用这个传说解释了人类的起源与繁衍问题。
1、女娲的传说
传说女娲创造了人类，有关她的传说记载在许多典籍。人类最初经过了原始社会的母系制时期，妇女成为氏族中的主要成员，她们的社会地位高于男性。当母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女性氏族族长的地位就需要通过一定手段加强。这从出土文物和传说中可发现一些端倪，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出土的女神头像就是直接证据，这里是当时祭祀女神的遗址。
说起女性被祭祀的原因，就要先从女娲的传说谈起。有关女娲的记载最初见于屈原《楚辞•天问》，曰：“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女娲对人类的功绩有：许慎《说文解字》曰：“女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化”，即孕育，说女娲创造了世间的万物。《山海经》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粟广之野。”郭璞注：“女娲古神女帝，人面蛇身，一日七十变，其肠化为此神。”《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曰：“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不暇供，乃引绳于泥土中，拳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縆人也。”《淮南子•览冥训》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娃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狡虫死，颛民生。”         
2、伏羲的传说
伏羲被尊为人类的男性始祖，传说中的他的一些功绩也记录于很多文献。《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含神雾》曰：“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羲。”《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犠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绎史》卷三引《古史考》：“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潜夫论五德志》：“（伏羲）结绳为网以渔。”《楚辞•大招》：“伏羲氏作瑟，造‘驾辨’之曲。”《淮南子•天文训》曰：“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楚辞•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宓妃”，即“洛神”，《文选》卷十九《洛神赋》注引《汉书音义》引如淳云：“宓妃，伏羲氏之女，溺死洛水，为神。”《吕氏春秋•孟春纪》曰：“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号，死祀于东方，为木德之帝。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为木官之神。”《汉书•丙吉传》曰：“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执绳司下土。”《山海经•海内经》曰：“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3、伏羲女娲传说的变异与融合
随着时代的改变，很多事情必然会不断随之变化。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曰：“女娲氏亦风姓也；承庖牺制度，亦蛇身人面，一号女希。”《路史后纪》二注引《风俗通》曰：“女娲，伏希（羲）之妹。”唐代李冗的《独异志》记载：“昔宇宙初开之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於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伏羲女娲为夫妻的传说，还见于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帛书。长沙子弹库帛书乙篇记载：“曰故囗熊雹戏（伏羲），出自囗，居于囗。田渔渔，囗囗囗女，梦梦墨墨（茫茫昧昧），亡章弼弼，囗囗水囗，风雨是於，乃娶囗子，曰女皇（娲），是生子四，囗囗是襄，天路是格，参化法兆，为禹为万（契），以司堵（土），襄晷天步，囗乃上下联断，山陵不，乃名山川四海，囗熏气魄气，以为其，以渉山陵；泷汨渊漫，未有日月，四神相代，乃步以为岁，是为四时。”大意是：创世之处，天地混沌，暗昧无日，风大雨多；伏羲娶女娲生了四个孩子，协助禹和契治理洪水；四个孩子到四海一边支撑蓝天，一边为山川命名；黑暗中用步履计算时间，确定四季。……最终完成了创世的工作。这里没有说伏羲女娲是兄妹。[1]到汉代以后伏羲女娲的传说，还融入了佛教因素。[2]在南方的苗族等少数民族中，伏羲女娲传说还演化为盘古传说（详见下文）。四川新津龙岩村出土的三国时期的石棺画像，[3]刻绘在石棺后挡板上的伏羲、女娲，一个捧日，一个捧月，二人均为完全的人形。说明该传说在当地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总而言之，伏羲女娲的传说始终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改变、融合。
二、汉画中伏羲女娲的类型及其形象的文化意蕴。
伏羲女娲传说出现的地域遍及全国各地，所表现的形式多样：有说唱的形式，如现今保存在南方少数民族中的创世史诗；有文献的零星记载，如《淮南子》等；有出土的文物中，如画像砖、石、壁画、帛画等。在出土的画像中，伏羲女娲的表现形式多样：有的是单体出现，有的是二人交缠的形式，还有的是他们的形体或手中所持物件的区别等。不同形式的伏羲女娲画像，代表了每个时代、文化中相异的信息。
1、汉画中伏羲女娲的类型
汉画中伏羲女娲的类型很复杂，形象亦不尽相同，其意义也就有所区别。一是形体的差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非衣帛画，最上部中间是人首龙身盘曲的神人，有人认为他是烛龙，笔者认为是伏羲或女娲。因为画中的女墓主死后去始祖神那里才合乎情理，假如她到烛龙那里去，与理不通。河南洛阳西郊浅井头汉壁画墓，洛阳墓顶由南向北绘有伏羲和女娲。伏羲人首龙身无足，尾部呈鱼鳍状（图117）。汉画像石中的伏羲女娲图像最多，主要分布在祠堂的侧壁和墓室的门柱、横梁等部位。1986年四川简阳鬼头山出土的3号石棺画像（图118），其后挡右上部，刻一人首龙身的人物，其旁刻写“伏希（羲）”。左边亦刻人首龙身像（伏羲女娲为龙身的问题详见下文），其旁刻写“女蛙（娲）”。二是头衣和手持道具的区别：山东嘉祥武梁祠西壁（图119），[4]戴冠的伏羲执矩，头挽发髻的女娲执规，二人均人首龙身且尾部交缠，他们中间有一小人。左边题刻“伏羲仓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的铭文。河南唐河汉画像石上，刻有伏羲手执排箫的图像。[5]微山两城镇出土的一画像上，中间是“西王母”，其两侧是手执便面、人首龙身的伏羲女娲，二人作交尾状（也有的伏羲女娲中间为东王公）。三是对伏羲或女娲个体始祖的崇拜形式：费县潘家疃出土的伏羲图和女娲图分别刻在两个门柱上，伏羲为人首龙身（图120），身上有日轮而手执规，下身长两只足；女娲人首龙身（121），身上有月轮而手执矩，下身有两只足。四是创造型或情景的再现：江苏睢宁出土的“伏羲女娲”汉画像石（122），[6]画面中伏羲女娲皆人首龙身交尾状，二人躯体中间有羊、马等，下方的二人两侧各一小人首龙身之人。河南唐河针织厂出土的伏羲女娲图（123），[7]伏羲女娲各手执一草扇，在一神人身上相向而立；南阳七孔桥出土的“女娲捧璧”图，原文说“女娲人首龙身，手执灵芝”。[8]他们手执的应当是草扇。当然，上面列举的形式并不完全；还存在相互混合的情况，这里只是作简单的分类区分。
2、出土文物中不同伏羲女娲形象的文化意蕴
不同的形象就是不同文化的表达。在谈到伏羲女娲的形象时，《鲁灵光殿赋》中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汉画中伏羲女娲的图像很繁杂，其文化意蕴也就各异：其一，伏羲女娲手中不同的工具代表了各异的传说和伦理观念。伏羲女娲手执草扇，是文献中所谓其因兄妹结婚而“结草为扇，以障其面”遮羞的情景；也是在描绘始祖神初始创世的状态。神话传说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吸收新的思想、观念；并会出现一个母题的孪生神话，如由伏羲女娲而衍生的盘古传说，却符合社会的需要。从女娲创造人类开始，到伏羲神话的出现和伏羲女娲兄妹结婚，“结草为扇，以障其面”的说法，以及《风俗通》所说女娲成为“女媒，因置婚姻”等，已经脱离了原始氏族的状态，显然渗入了封建伦理观念和思想。《周髀算经》上卷记载：“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窃闻乎大夫善数也，请问昔者包牺（伏羲）立周天历度——夫天可不阶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请问数安从出？’商高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作为妻子的女娲从属于伏羲，伏羲执矩、女娲执规的图像意义，大概是“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的体现，即尊卑关系。其二，是伏羲女娲祖神崇拜和创造、主管万物的表现。伏羲的形象是通过其头衣如进贤冠、山字型王冠、通天冠、手中所持的日等方法；女娲是通过其头挽的发髻、持月等方法，区别二人的身份、性别。伏羲头戴王冠，则是表示其“初造王业，以理海内”的象征；伏羲女娲手捧日月，是其创造和主管阴阳与天地的体现。伏羲或女娲以个体的形式出现，是祖神崇拜的表现。有的伏羲女娲身体交缠或交尾，描绘了他们正在繁衍人类；而二人中间的小人，则是描绘他们已经繁衍出的人类。传说伏羲作箫，《礼记•明堂位》说：“女娲之笙璜”，注引《世本》曰“女娲作笙璜”。把乐器的发明归功于圣王的事在古代很常见，但至少说明这些民族乐器都很古老。其三，伏羲女娲的奇异形体是具有“圣德”的象征。汉画中的伏羲女娲，人首龙身，他们的神奇躯体是其超凡神性的证明。如《列子》曰：“女娲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生而有大圣之德。”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说：伏羲“蛇身人首，有圣德。”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人以为，李冗《独异志》记载的伏羲女娲以兄妹结为夫妻，而“以叶障面”的事件是唐代人记载的，所以这是晚出的故事。但这些情况在汉画中都反映了出来，战国的帛书也说他们是夫妻，说明不能因为是晚出的文献就断然否认它的真实性。因为文化具有很强的传承性，有些晚出文献中记载的却是古代发生的故事或传说，所以要慎重考虑晚出文献的记载。
三、伏羲女娲的传说反映了古代社会与文化的变化
在女娲传说的创世故事中，主旨为了强调是伟大而神圣的女性（或指始祖、母亲），拯救了世界、创造万物，其原始性显而易见；伏羲传说中的其作八卦、制嫁娶之礼等，流露出人类处在进步、发展中的阶段和痕迹，到伏羲女娲以兄妹婚配，并因羞耻而以叶扇障面，越来越表达出人类进入高度文明下的社会伦理道德范畴中的思想、感情。伏羲女娲传说经初民口耳传唱、到文字记录，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难免会在原始的基础上陆续增加一些新时代的文化；这种情况在南方少数民族的创世史诗中都可以得到证实。
1、图腾的产生
有些图腾是人类最初的精神寄托。初民在起初认识自己及周围的事物时，首先会提出“是什么”的问题，之后才逐渐明确“从何而来”。新石器时代以前，人类的思维主要还处在“是什么”的阶段。[9]万物有灵思想，是初民中最常见的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类自发的幻想，二是出于宗教的需要。在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极为低下的原始时期，图腾就成为氏族的精神支柱。古代社会的图腾很多，初民会把人、动、植物和自然物作为自己的始祖或神灵崇拜（即图腾）。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语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有些图腾在以后也就成为某些氏族的姓氏，有些成为始祖神，显示出图腾强盛的影响力。   
2、伏羲女娲传说产生的时代
一般意见认为，人类是从母系制社会过渡到父系制社会。有人说，女性氏族崇拜，其流行时期大约相当于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中期[10]。《吕氏春秋•恃君》记载：“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退进揖让之礼。”证明母系社会确为最先存在。陶阳等先生说：“作为女性创世大神，女娲神话当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时代。”[11]陆思贤先生在《神话考古》中认为：牛河梁出土的红山文化中的女神庙是“最古老的女娲庙”。这一结论尚早。因为直到秦汉女娲还是人首龙身，此处的女神却不具备这些特征而是人首人身，但可以证明当时对女性的崇拜已经进入到了很高的层面；并与女娲的崇拜相吻合。出土文物、文献与民间传说，也佐证了伏羲女娲的神话是个很古老的传说。女娲神话所反映的主要其造人，反映出神话的原始性，产生在母系制时期的可能性很大。伏羲则有其“初造王业，画卦结绳”，制嫁娶之礼等功绩。强调的是男性的功绩，显然伏羲传说比女娲传说所处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时代也进步了。就是说，伏羲传说大约产生在父系制时期。
3、图腾与伏羲女娲的传说包含了初民对人类产生的朴素的认识
伏羲女娲被初民奉为人类始祖，其根源在哪里呢？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对此分析得很精辟：“从一开始，宗教就必须履行理论的功能同时又履行实践的功能。它包含着一个宇宙学和一个人类学，它回答世界的起源问题和人类的起源问题，而且从这种起源中引申出了人类的责任和义务。这两方面并不是截然有别的。”这是说，回答世界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是一切宗教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只有这样，才有说服人的权威。[12]对伏羲女娲的阐释来自于宗教贵族，他们根据自己熟悉的事物加以综合、幻想，利用超凡的人来维护氏族中的各种活动，并让大众产生敬畏、膜拜，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这个情况直到春秋战国、秦汉仍然存在。这种状况反映在文献记载中。《左传•成公十三年》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战争是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事情，而祭祀被排在首位，说明它高于一切。这是伏羲女娲被作为祖神并进行祭祀的原因之一。反映在墓葬中。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墓葬中，死者旁边随葬一些生前用过的生产工具、食物或装饰品等，都是灵魂不灭和对祖先崇拜的表现；[13]以及辽宁牛河梁出土的“女神庙”，说明初民对生与死都有相当的想象力和安排，宗教意识极为鲜明。
从女娲神话传说中所反映的种种事迹看，从客观上分析，这些传说自然是无稽之谈，由此她与伏羲的婚姻并创造人类也就纯属虚构。其目的是为了强调女娲的伟大母亲（或指代氏族女族长）的形象，伏羲则代表了整个氏族的父亲（或指代氏族男族长），借此起到了团结、统治氏族的宗旨。与女娲传说相关的遗迹很多。例如女娲补天的所在地之一河南西部的王屋山、传说是女娲遗民建立的河南西华县的思都岗、陕西骊山的女娲遗址、甘肃秦安素有“娲皇故里”的陇城乡，等等，这些都不足为据，因为类似的传说与遗迹在中国屡见不鲜。传说的存在，只能证明远古曾经流传过女娲伏羲的故事。从伏羲的传说看，把这一些发明创造都归功于他一人，依然不足为信史；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存在的资料。在中国，不仅伏羲女娲是神奇的身体，其他神奇的动物也是如此，乃至外国也大量出现，外国许多大神均为兽身人面，比如埃及的斯芬克斯。神人奇异的形象成为他们的神性、超凡的象征。
综上所述，伏羲女娲只是人类初民编造的具有神奇的功绩卓越的“人性化了的神”，实际上伏羲女娲仅是被人利用的一种“媒介”或“工具”。 李发林先生同样认为，伏羲女娲是“两位象征人类始祖而实际并不存在的礼俗人物”。[14]
4、伏羲女娲传说的起源地
对伏羲女娲信仰起源的研究，有南方说，即起源于南方的苗、瑶诸族或古巴蜀一带。芮逸夫与闻一多先生依据女娲或伏羲的人首蛇身形象，是源于南方自称作“蛇种”的民族。依据是《山海经•海内经》曰：“南方……有人约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之，伯天下。”《庄子•达生篇》中桓公与齐士有皇子的对话：“桓公曰：‘然则有鬼乎？’曰：‘有。……水有罔象，丘有莘，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公曰：‘请问委蛇之状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业恶雷，闻雷车之声，则捧起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郭璞注说延维即委蛇。据此闻一多先生推测：延维或委蛇是人首蛇身，左右有首；伏羲为“百王之首”的帝王，故飨之或见之可以霸天下；以伏羲、女娲为中心的洪水遗民故事，本在苗族中流传最盛，因此伏羲女娲故事起源于该族。所以延维或委蛇即是伏羲女娲。[15]
从桓公与皇子的对话可知：委蛇，是泽中的神怪或精灵，并且“见之者殆乎霸”。这些表明委蛇与作为始祖神的伏羲女娲根本就不是同一类，各自的意义、神性不同，更不能与人之祖相提并论；也同苗民奉祀的祖神是盘古、槃瓠或伏羲（此从常任侠说，见下文）传说的理念不合。委蛇是一身生双首，而伏羲女娲即使是交缠一起也不能称之为一身双首。所以，延维或委蛇即是伏羲女娲及南方说的依据似觉不足。
有北方说，比如茅盾先生认为：“北方民族大概是多见沉重的阴暗的天空，这是从自然现象的关系上推测‘女娲补天’之说大概是北方的神话。”以及《楚辞》中的《离骚》、《天问》均未提及女娲或女娲补天的事，而断言女娲神话源出北方（《茅盾说神话》第9页）。此说显然属于臆断。
持北方说的还有常任侠先生，他说：“稽考中国古史，苗瑶之民，亦中夏原住诸民族之一。”[16]陶阳等先生也说：许多南方少数民族的创世史诗中都有民族迁徙的章节，如纳西族的创世史诗记载纳西先祖是由北向南迁徙的，与汉文史书关于古代纳西人由甘肃、青海一带往南迁徙的路线的记载基本一致；云南一些氐族群来自西北甘、青一带，与汉文古籍文献以及考古资料相互印证。[17]此观点颇具说服力。以下考古发掘出土的许多文物、遗址，为北方说提供了力证。
陕西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仰韶文化的遗址，各发现一个铜片，有人认为仰韶文化已进入了青铜时代；甘肃马家窑和马厂遗址各出土一件铜刀，距今3000左右，是我国发现的最早青铜制品。[18]渭水流域存在陶窑、房屋等众多古代文化遗址，这些遗迹与文明说明，文化较为发达并进行宗教活动是必然发生的现象。
甘肃甘谷西坪出土的距今5500年左右的一件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瓶，上面绘有所谓的“人面鲵（实为龙）纹”图像[19]生（图124）：人首龙身，体生两足，尾部弯曲上翘。此神物的身体还有蜥蜴说、蛇说。但此神物有两条腿，鲵和蜥蜴都是四条腿的生物，蛇则无足，然而此物又生人面，所以说他为神物；从形象看，却无法辨别其是男是女。因为文化具有承续性，结合汉画中的伏羲女娲图像看，认定其为伏羲或女娲似乎更合理。
张自修先生根据1972-1979年考古界在陕西临潼骊山北麓，发掘的仰韶文化早期原始村落姜寨遗址，出土了彩陶盆，其壁上有蛙纹图像，认为这证明中国原始时候母系氏族中有一个女娲氏时代确曾存在。[20]此说可商。西坪遗址出土的彩陶瓶上绘的人首龙身神人，则比姜寨遗址的蛙纹更符合传说中的女娲。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还出土过彩塑女神头像。陆思贤先生认为：辽宁牛河梁出土的红山文化女神庙是“最古老的女娲庙”；其中出土的泥塑猪嘴龙，“就是雷泽中的雷神，华胥因踩在他的脚迹上而生伏羲的”。[21]伏羲女娲的形象流传到战国和汉代都是人首龙躯（包括过去被认为无足的即是蛇身），而此时两位祖神却是另外一副模样，所以，此说不妥。甘肃武山县付家门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件属于马家窑文化类型、年代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彩陶瓶，器表绘一只硕大的六足鲵状神物。据考古学家研究，鲵状纹及变体纹是“甘肃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早期彩陶特有的花纹”（《中国彩陶图谱》166页）。显然，说六足神物为鲵的说法也不妥当。此外，在秦安、礼县、永登县等地也发现此类纹样的彩陶。甘肃临洮冯家坪齐家文化遗址（距今约4000年），出土一件双连杯，器表上刻画两个对称的“人首蛇身像”，[22]则与传说中的伏羲女娲更加吻合了。
5、伏羲女娲传说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关于伏羲女娲的传说，许多专家、学者都作过深入的研究。伏羲，亦即宓牺、庖牺、伏牺、伏戏、庖羲、炮牺。《世本•帝系篇》曰：“太昊伏羲氏。”太昊，是伏羲的号，亦是大皞、太皞。苗人以盘古为始祖，《洞溪纤志》记载：“苗人祀伏羲、女娲。”常任侠先生认为：“伏羲、庖牺、盘古、槃瓠，声训可通，殆属一词，无间汉苗，俱自承为盘古之后。”[23]看来此说不虚。盘古的传说见于《太平御览》七八所引三国十吴国徐整的《三五历纪》：“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南朝任昉《述异志》曰：“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秦汉俗说：盘古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先儒说：盘古氏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古说：盘古氏喜为晴，怒为阴。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所以盘古神话的产生早于秦汉。依据常先生的观点推想，苗族等地的盘古（即伏羲）传说虽然是同一人，二者传说中的内容却并不一致，应该是少数民族保留了伏羲这个人物，而编织了盘古传说中的内容。
何新先生以为：伏羲传说来自初民对的日神信仰，伏羲与羲和、帝俊、帝喾、黄帝是同一人；女娲与女蛾、常仪、嫦娥、嫘祖、西王母是同一个人或神。[24]何先生是根据上古音、同音，或依据个人推测等方法考证的；不仅把伏羲女娲与太阳联系起来，还认为许多人或神都是太阳神：比如，说伏羲是太阳神，是《易经》中“帝出于震”，就是日出于晨，表明伏羲生于东方并具有太阳的光明；还说，黄帝的“黄”字，按《风俗通》说：“黄，光也。”黄帝即是光帝，因此黄帝是太阳神，等等，皆为诸如此类的臆测。这些观点难以让人苟合。例如其中黄帝的帝号，是《古微书》一五引《易坤灵图》中说：“中央土，色黄。”黄帝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史记•五帝本纪》）
袁珂先生在《神话选译百题》中说，女娲补天传说的核心是治水。“女娲补天神话，过去一般都从‘补天’这个角度去理解，但仔细研究、分析它的实际，中心内容却是治水。”[25]其实，女娲传说中的灾害很多，诸如天破损、地裂、大火、洪水等；何况女娲用“芦灰”也难以止住洪水，这是说整个世界正在面临灭顶灾难，是女娲为世界消除了这个灾难。女娲就是救世主，是她为人类创造的生存的环境，人们当然会膜拜女娲——这个女性。女娲也许是某个母系氏族族长的影射，或是女性崇拜的产物。女娲造人之说，颇与巴比伦古传说相似。[26]希腊也有宙斯愤怒人类而降洪水之传说，南美亚洛加尼亚之印第安人、南洋费济岛土人之中也存在此说。[27]正如唐兰先生指出：我国历史悠久，语言文字是逐渐统一，但决不能认为从古至今我国只有一种文字。[28]说明类同的思想在世界初民中存在得很广泛，洪水或造人传说不是我国的专利，人类对其自身来源等探究的意愿是一致的，方式也是多种的。
还有人认为，“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即所谓“天倾西北，地倾东南”，乃是共工触不周山的结果；还说洪水是共工所致。[28]但是认真探究这两个事件的本质，前者主旨是根据我国南低北高、大水东流的地理地貌，属于解释地理地貌起源的神话；后者则为了表述创造人类的女娲，具有盖世的功绩，她是救世主，而洪水只是众多灾害中的一种，并借助种种灾害衬托女娲的伟大。类似的神话很多，陶阳等先生说：“羲和生十日、羿射九日是日月起源的神话；简狄吞卵生契、姜原履帝足迹而生后稷，是族源神话；燧人氏钻木取火、神农教民耕作、仓颉造字等神话，则属文化事物起源的神话。”[30]
袁珂先生在《古神话选释》中说，伏羲女娲的蛇身是源自对蛇的崇拜。“伏羲、女娲传说都是人首蛇身，他们原是以蛇为图腾的原始民族所奉祀的始祖神。”[31]但他根据《山海经•海内东经》中说：“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在吴西。”和《诗含神雾》：“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犠”，认为：“雷泽是‘龙身人头’的雷神所主管，大迹当然是雷神之迹，‘蛇身人首’的伏羲自是雷神的儿子。”[32]那么，依据袁先生的推论，作为“龙身”雷神的儿子伏羲，不应当“原是以蛇为图腾”的始祖。笔者认为，华胥履大迹，目的是在强调伏羲非凡的身世。从原文再结合初民中较为普遍龙的崇拜看，“大迹”当为“龙”的足迹；况且，“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左传•昭公十七年》）因此根据常理，“龙种”生下的伏羲自然也应是“龙身”。《说文》十一记载：“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把龙幻想为无所不能的、具备世间一切美好的品质、美德的神物。许多自诩受“天命”者亦说自己受到了龙的感应。徐杰舜先生在研究先秦风俗时说：龙神是初民图腾崇拜中最大的神灵。在夏代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已普遍出现，这些陶器上的龙纹大多取象于蛇。并且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有七十余种，“长身而曲”，“有足”或“无足”。[33] 在远古，龙是宇宙中超凡的神物，代表了天，伏羲女娲为龙身，则象征他们秉承了天的意志，为天的化身，是天命观的表现。从原始社会至商周、秦汉、明清，源远流长的龙的崇拜，都是历史的承续，这才符合我们是“龙的子孙”这一千古流传下来的传统理念。所以，有人说伏羲女娲是蛇身，应该是误解。不管他们有足或无足（汉画中无足的伏羲女娲是被画工省略了）都应是龙身；甲骨文中的龙字与陶器龙纹也恰巧佐证此说。龙，其形体取自于蛇（或蜥蜴、鲵等；有时却是兽身）身体的一部分，主旨是强化龙的神奇，这从其他神人的身体上可以体现出来，甚至有些外国的主神也是如此，而与对蛇崇拜的理念有本质的区别。假如是对蛇的崇拜，伏羲女娲身体之足岂不成为画蛇添足了吗？以蛇为图腾的民族很少；也不具备强大的影响力，即使汉代文献有“蛇躯”的记载，也不能作为定论，由于历史久远等种种因素，古人也难免会出现误解；因之，作为初民最受尊崇、地位最高的神——龙；先秦大量文献和出土文物也显示龙的崇高地位；超凡的人亦被比附为龙。所以伏羲女娲本来的面貌应是龙身，只是历史遥远，秦汉间的人已经把他们身体的概念混淆了；这从汉画和文献记载中能够充分体现出来。
6、同一母题大量延伸到不同领域是中华龙神话显著的特征
仿效与延伸是很多文化的显著特点。龙文化为什么具有如此强烈的社会效应而被广泛的崇拜呢？因为龙被神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的包罗万象的文化内涵更被嫁接到人类始祖或人皇等的身上，产生一种连锁反映。于是，人们不厌其烦的把他（它）们附会成为琳琅满目的龙家族的成员。伏羲女娲就是其中之一；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刻。
随着龙的影响力越传越广，无论是强大的氏族或弱小氏族、民族，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也纷纷扯起了伏羲女娲的龙的后裔大旗。比如炎帝，其母“有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黄帝不仅“龙颜，有圣德”（《易•系辞下》正义引《世纪》），平时还“乘龙扆云”（《大戴礼•五帝德》）。帝喾，“春夏乘龙”(《大戴礼记•五帝德》)，帝尧之母庆都“出以观河，遇赤龙”，一阵“唵然阴风，而感庆都”(《易•系辞》下引《帝王世纪》)而受孕生尧。尧“梦御龙以登天，而有天下。”(《路史•后记》中引《帝王世纪》)帝舜“龙颜大口黑毛”(《山海经•海内经》注引《归藏•开筮》)。夏禹之父鲧死后，“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山海经•海内经》注引《归藏•开筮》)，鲧所化之黄龙即是禹。《易•乾卦》九二爻辞的《文言》中说：“龙德而隐者，不易乎世。”《疏》阐释说，“世俗虽逢险难，不易本志也”，有圣德者要不畏艰难险阻，去追求并要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易•乾卦》九四《文言》还说：“龙德而正中者，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疏》阐释说，“庸”是中庸，“庸，常也”。有圣德者要自始至终常言之信，做事要谨慎，保持诚信，做了好事而不自夸，以自己高尚广博的德行感化世风并移风易俗，从而达到社会和谐。总之，“龙德”可以归结为：一是矢志不移的追求精神，二是以诚信厚德，移风易俗，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共谋发展。[34]其实“龙德”只是龙文化中反映出的一个方面。
红山文化、仰韶文化等，以及大江南北出土的许多与龙相关的器物、图像，不一而足，充分说明龙文化极大的影响了华夏文明的进程。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同一母题延伸的现象还反映在其他方面。如楚人所谓的“东皇太一”、“东君”，汉画中的东方之神东王公和《汉书•丙吉传》中司春的“东方之神太昊”、《后汉书•祭祀中》说，东汉时“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旗服饰皆青。”都是东方之神的延伸，但从神性、事迹看，却非指一人。这是不同地域文化、时代背景的产物。也同袁珂先生所说：“盘古的传说，不但颇有和槃瓠相通之处，就是和古神话里的烛龙、伏羲，也息息相通。”[35]
出土文物中的龙、传说中的龙，是民间信仰的综合体现；伏羲女娲是龙文化所体现出的精华与影像；应龙、黄龙、青龙、烛龙，甚至帝王身上所出现的龙的感应等，都是龙效应的扩展、延伸；龙内涵的精神，即“龙德”，等等，归根结底，这些都是中华“龙”的精神的升华，从不同角度诠释了龙的精神和内涵。总之，古代贵人（如帝王等）为神龙的崇拜源自于伏羲女娲，而伏羲女娲为龙的图腾原型，来自于初民对变化莫测龙的信仰，其最终宗旨是为了实现团结、友爱与和谐。
四、伏羲女娲在各民族中的流传表明了民族间的融合、团结与和谐
中华民族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历经沧桑，经过了数不清的分离和融合，当抛却政治因素，蓦然回顾历史，会发现大家原是血脉相连同根生，这是任何力量都割不断的中华民族同源共祖的历史现实。伏羲女娲的传说，正是这一铁的事实的证明！
1、伏羲女娲传说在各民族中的流传是民族间团结、融合的见证
据闻一多先生考证，古代几个主要的华夏族和夷狄民族差不多都是龙图腾的民族。他还说，古代的匈奴族也有以龙为图腾的风俗。匈奴每年祭龙三次，名曰“龙祠”；龙祠时，首领们会议国家大事叫“龙会”；祭祀龙的地方叫龙城。[36]陶阳等先生说，以伏羲女娲为始祖型的神话，在苗族、仡佬族、仫佬族等民族中都有流传。[37]对伏羲女娲的崇拜与对龙的崇拜，意义实为一体。
新疆出土大量的伏羲女娲图像。其中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伏羲女娲交尾图，伏羲就生有两撇维吾尔人的胡须，服饰也带有维吾尔族的衣着特色。[38]说明维吾尔族也以他们为自己的始祖。
多种因素的迁徙，也是地域广泛的伏羲女娲信仰的原因之一。大约在四五千年以前，黄帝、炎帝等华夏部落居于黄河上、中游，太皞、少皞等东夷部落居于黄河下游，南方的长江中游是苗蛮部落的根据地。[39]《盐铁论•结和》曰：“轩辕战涿鹿，杀两暤、蚩尤而为帝。”“两暤”，即太皞、少皞。有人认为，春秋时居住在淮水流域的东夷，有英氏、六、蓼和群舒，他们的共祖是皋陶、庭坚，而庭坚是祝融的后裔。他们应是东夷氏族。传说“卫，颛顼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卫在今河南濮阳，郑在今新郑，不知后世什么时候南迁。[40]还考证说，祝融的后裔分为八姓，散居在相当于今河南的大部、河北南端的一小部及山东西南、江苏西北的一小部。这一氏族又南迁于江苏、安徽间的古三苗故地，最后才沿江西上，停留在江、汉之间，楚国乃其后也。[41]战争、自然灾害等，促使人们不断迁徙与融合。
2、伏羲女娲的传说更是中华民族共源同祖的证明
伏羲女娲传说虽然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通过该传说和出土文物，却在各民族之间找到了连接彼此感情和关系的远古纽带，印证了中华民族共源同祖。原始先民的图腾虽然极为复杂，然而经历长期的交流、融合，伏羲女娲为各族始祖的现实最终被大家所接受，证明各民族都期望有一个和平、统一和团结的大家庭，这符合大众的愿望。据《绎史》卷五引《新书》曰：“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根据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一书中考证，夏人的先妣涂山氏就是女娲；而《史记•夏本纪》中说，夏禹的远祖是黄帝。说明伏羲、女娲、黄帝、炎帝都有很亲近的血缘关系，也就是说，他们都是龙的子孙。说明海内外华人自称为炎黄子孙，亦正是龙的子孙。正如刘尧汉先生所说：“汉族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各少数民族混血形成的”，“汉族的先进文化也是吸收了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而成的”，“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是先有所谓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四夷’尔后才有‘华夏’。华夏者，乃由‘四夷’中的先进部分融合而成的人们的共同体也。”[42]诚然，经历无数次的交流、迁徙、融合，中华各族已经融入了一个大家庭中，四夷的时代早以被文明的脚步摈弃，团结、发展才是硬道理。伏羲女娲传说所留下的不仅仅是一段神话故事，是象征了华夏民族的团结精神，留下的是一份发人深思的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永远珍重、珍藏这个美好的传说。
3、明确提出并大力提倡、发掘龙文化的精髓使之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
古老的伏羲女娲传说，把华夏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伏羲女娲的龙身，到历代帝王自称为龙、黄龙、龙德等，“沙里澄金”，龙文化的核心是，通过龙这一媒介，激发中华民族的亲情和追求团结、和谐的民族精神。海内外不断传唱的龙的传说，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世界任何民族、宗教都需要有它的精神，如日本有武士道精神，道家或道教利用清心寡欲或长生不老作为它的精神。否则，它们无凝聚力与活力，是一盘散沙。现在虽然社会文化、物质都很丰富，但是金钱观念浓厚，缺乏一种正确引导民众的精神。所以，我们要以精神兴邦，树立“龙”的精神和旗帜，旗帜飘扬之处都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众志成城，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攻克，有什么人会去闹分裂，有谁不知道友爱、诚信、团结！假如总结龙的精神的话，它包括：矢志不移的追求、容纳百川的胸怀、团结友爱、追求和谐、诚信厚德。
如今，龙已经不在那么神秘，飞入了寻常百姓家。龙舟、龙灯、舞龙、龙的吉祥物，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世界各地的华人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只要看到龙的吉祥物都会倍感亲切，大家会自豪地呼喊：我们是龙的传人！


注释
[1] 郑先兴：《汉画像的社会学研究》12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郑先兴：《汉画像的社会学研究》16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3] 郑先兴：《汉画像的社会学研究》158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4] 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图1，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
[5] 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141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6]《睢宁汉画像石》图23，1998年。
[7] 闪修山、王儒林、李陈广编著：《南阳汉画像石》153页，河南美术出版社，1989年。
[8] 闪修山、王儒林、李陈广编著：《南阳汉画像石》153页，河南美术出版社，1989年。
[9]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 宋兆麟：《中国史前的女神信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第1期。
[11]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2]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2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3]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4] 李发林：《汉画考释和研究》262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15] 闻一多撰，田兆元导读：《伏羲考》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6] 常任侠：《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17]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2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8] 杜廼松：《中国青铜器发展史》4页，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19] 张力华主编：《甘肃彩陶》图3，重庆出版社，2003年。
[20]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1] 陆思贤：《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年。
[22] 李仰松：《试谈我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双连杯”和“三耳杯”及其有关问题》，《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4期。
[23] 常任侠：《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24] 何新：《诸神的起源》20-5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
[25] 袁珂：《神话选译百题》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26] 常任侠：《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4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27] 常任侠：《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28]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1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9] 闻一多撰，田兆元导读：《伏羲考》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30]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1] 袁珂：《古神话选释》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32] 袁珂：《古神话选释》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33] 徐杰舜：《汉族风俗史》第一卷，321页，学林出版社，2004年。
[34] 王宇信：《炎帝、黄帝与中国龙——兼谈中国龙的“龙德”与炎黄文化的和谐精神》，《殷都学刊》2008年第1期。
[35] 袁珂：《古神话选释》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36] 闻一多撰，田兆元导读：《伏羲考》42-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37]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1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8]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1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9]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1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40]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1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41]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1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42] 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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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刘辉 于 2011-3-17 12:12 编辑 ]

王沿鳗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伏羲和女娲是图腾吗?

江河

武鸣 “三月三”骆越文化研讨会上透出重要信息
                     
　　 4月11日下午，2013年中国壮乡•武鸣“三月三”歌圩暨骆越文化旅游节骆越文化研讨会武鸣大酒店三楼会议室举行，来自北京及区内的专家与当地政府领导共聚一堂，探讨骆越文化真谛。本次研究透出重大信息：武鸣为华夏文明发源地，骆越与华夏共创古国文明；同时在大明山下马头镇出土的青铜礼器也有出处，为西周应国铜器。
    出席当天研讨会的领导和专家有：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梁庭望等中央的专家学者，有广西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韦苏文、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会长谢寿球等区内专家，今年骆越文化研讨会的议题有项：一、壮民俗文化、民俗风情与节日；二、政府在骆越文化保护中的作用；三、骆越文化如何在群众中普及；四、骆越文化产业化探索。各方专家围绕主题作专题发言。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梁庭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亚洲传播中心主任策划梁越、中央民族大学壮侗学研究所负责人博士生导师李锦芳等都先后作了发专题发言。“尽快建立国家级的骆越文化博物馆”成为最大期盼和最强烈的呼声。
      席间，一位本土研究专家发言时，以其田野考察的结果和古籍索引，证明武鸣县是华夏文明发源地，骆越与华夏共创古国文明。她说，经过长达七年的骆越文化研究，直到最近才发现《山海经》所述：“黄帝生骆明”是真实的。华夏、九黎、夷越、洛民、周人等部族都从古骆越地武鸣开始发源。武鸣有华夏文化、龙母文化、骆越文化、应国青铜文化、太阳崇拜文化（日南郡地）、且兰文化（牂牁郡地）、夜郎文化、琅琊文化、巴蜀文化可考。只是各王朝、各郡县存在时期不同，文化的名称不同而已。
据其提供的信息，在武鸣大地上最早是华胥氏在宁武镇华山、濑雷、濑泽踏雷泽孕育伏羲的地方华岳村，有“西罔庙”（汪罔氏）、防风氏（旧唐书为防风县）、华岳村遗存为证，还有雷泽、雷大、雷招等50多个“雷村”和雷神庙、盘古岭和盘古传说——布伯的故事为证；这里有九黎族的黎庙、黎圩、高丽和角尤村，有90多个“伏”（ 伏羲）村，伏羲氏生于仇夷的“古仇、陇仇、伏王”村，以及伏羲创造八卦的“伏占、伏算、伏吉”村等。夷族创造了用“夷平”山丘填湖造岛的方法治理湖泊的奇迹，用夷山造岛的办法治理河水，在十几公里的河泽地上造出了五十多个半岛，多个阴阳图，从而造就了“可”“局”表示半鸟居住地的最古老的字。最典型的半岛就是“双鸟半岛图”、“壶城”、“螺城”。 有华夏、华岳、伏王、伏夏、夏黄（含尧开）、皇后、皇朝、皇城等村。后来，仇夷、黄夷、方夷沿武鸣河下郁江、出南海，沿东南海岸进入东海、渤海，发展了沿海东夷文化，进而进入中原，华夏文明才得以大发展。
    武鸣不仅有带“黄”字村40多个（不包括不带“黄”的黄姓村屯），还有太阳部落的“古阳”村（包括红阳、大阳、敏阳、都阳、淝阳——罗阳）地名，那是帝喾前承炎黄，后启尧舜，奠定的华夏基根，他以亳为都城，就在大阳的“亳军、思毫、联毫”之地。这里有颛顼、帝尧帝、舜帝、老童娶妻妃的地名；还有“舜囚尧於平阳”的昆仑平阳地。而与骆越有关联的是，有“后桀伐岷山，弃其元妃於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的大、小尹村，有汤遂灭夏，桀逃南巢氏的“南巢泉”。有伊尹往来于伊、洛之间的“坛洛”村、洛达（河）村和伊水、伊岭敢桑村，还有新石器时期的文物出土，有青铜器、玉器、兵器和商代汉墓葬出土数百，有巨型鸟图腾、龙图腾石柱，祭祀石器等等。其中，大明山下马头镇出土的青铜礼器，为西周应国铜器，有“公应、龙潭、龙角（应龙氏）、“姑曼”“作京”（胙伯）、平天村和公应村李邓两姓供奉的庙可证。这里还是秦建象郡的郡治所在，日南郡庇景县、象林县，九真郡爱州，夜郎候国、且兰古国牂牁郡治所在。希望各级专家，特别是广西专家对武鸣作进一步发掘，还中华文明及骆越文化的本来面目。
图片请看壮族在线僚人家园 :  http://www.rauz.net.cn/bbs/rauz-4818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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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江河 于 2013-5-31 00:05 编辑 ]

江河

要想使资料更全面、更准确、更有权威性，请到广西武鸣县来考察,这里有华山、华胥踏雷池巨人足的濑雷、濑泽村，村中有西罔庙祭龙母、泽阜大王神祉。距此地10公里的锣圩镇是防风氏和汪罔氏发源地,有关的地名有渌防（防谷）、岜防（防山）、汪潘、江江、古鲁、济力、古阳、红阳、敏阳、大阳、都阳、淝阳等，附近的陆君洞里有巨人骨骸、巨猿遗址。
    华夏文明是从这里开始的。这里也是九黎族、应龙氏的发源地，黎圩、黎村、黎庙、那黎（黎田）不足为奇，而有那邑、高丽、公应、上皇和唐时的松州都督府、裒州的，却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这就是有力的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