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研的故事

田兆元

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科研队伍、拥有与整个欧盟相当的高档仪器设备总量、拥有位居世界前列的研发投入、以及拥有位居世界第二的论文数量，那么这个国家肯定是一个令全世界尊重的科研强国。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例外，中国就是这个不幸的例外。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拥有如此好的条件，却无法取得相应的科研成绩和地位，世界上恐怕只此一家。但事实就是这样，中国科研就是这样奇怪，奇怪得恐怕要成为世界科学史上的“奇迹”。到底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种“奇迹”？今天，我们就来唠叨唠叨中国科研的那些事儿。

    （一）先说说科研经费发放的事儿。中国科研经费投入逐年增加，总量已接近日本，按理中国科研不差钱！你差钱吗？肯定差！很多处于创造高峰期的底层年青人都差钱！美国NIH等项目经费多数也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的规模，人家照样批量做出诺贝尔奖来。而中国科研项目动辄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甚至十几亿，但至今没有产生过一项真正广为世人所倾佩的世界级重大研究成果，牵动国人神经的诺贝尔奖更是遥不可及！中国目前执行的科研经费发放机制造成的局面是：科研经费过分集中于少数学术包工头手里，使得很多想做事的人望眼欲穿、等米下锅！而且，真正能拿到钱的人中不少还过了科学创造的高峰期。实际统计数据表明，几十万、一百多万规模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单位产出远远高于973、863和国家专项，甚至有个别几千万的973项目在结题时连一篇象样的SCI文章都没有。事实告诉我们，经费过分集中实际上等于科研经费的浪费。中国科研不是没有钱，而是经费太过集中，让很多处于创造高峰期的年青人无米下炊、游离在科研的边缘。如果国家借鉴国外将主要科研经费在考虑试剂成本增加的前提下分成几十万、几百万稍多一点的规模，摈弃“小项目大审，大项目小审、超大项目不审”的怪异评审模式，而是依靠更加公正公平的竞争而资助更多处于创造高峰期的青年学者，能像美国那样让助教授kill掉正教授成为常态，那么中国科研的产出效率必将成倍提升，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也将会越来越多。而且，基础研究是不可计划的，只有把钱资助给更多在第一线做事的人，才会有更多机会产生重要原创性的科研成果。但现实情况是，科研管理者差不多是在赌，将宝压在少数人身上，希望用大钱在少数会跑钱的人中砸出几个诺贝尔奖级别的绚烂成果来。殊不知，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不是用少数几个人就能“计划”出来的，这种做法恰恰违背了基础研究本身的规律。

    （二）再说说地区不平衡的事儿。世界上最牛逼的科研教育重镇大多不是位于政治、经济中心，相反很多甚至是坐落在鸟不拉屎、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在中国，科研资源却源源不断地向文化、政治、经济中心汇聚。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科研资源分配像中国这样畸形。优质设备、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科研经费，绝大部分科研资源都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少数政治、经济中心，少数地方的科研资源多得到了浪费的程度，而其他地方却嗷嗷待哺，这恐怕也是世界上的一大奇观。“到上海嫌楼小，到北京嫌官小，到深圳嫌钱少”，人不是绝缘体，如果环境提供的都是“楼小、官小、钱少”的噪音信息，科研人员尤其是年青科研人员谁还能潜心研究？在科研、教育行业的年青人越来越被迫为口粮算计的环境中，能指望这帮天天沉浸在“楼小、官小、钱少”噪音中的人静下心来十年磨一剑，做出世界级的重大科研成果？中国为什么不能像国外那样在更适合潜心做科研的非政治、非经济中心批量建立科研重镇？

    （三）发文章的事儿。中国科研论文数量已上升为世界第二，如果算上国内的中文文章，位居第一也不是没有可能，理论上科研产出还是可以的。但是，除了教育部之外，恐怕没有哪个人真的能以此为傲，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垃圾论文产出国。在国内，形形色色的学术不端，令人眼花缭乱的造假，高级的、低级的，中国人的聪明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学术不端种类和数量绝对位居世界第一。一稿两（多）投、一稿两（多）发、剽窃、抄袭、伪造数据、篡改数据、选择性使用数据、图片重复使用或旋转180度或反色或PS后再使用、图表互换、自我抄袭、恶意漏引关键文献、未经授权的不同语种重复发表、搭便车署名、利用职务之便强行署名、剥夺研究生第一署名权、为了交帐一篇论文同时挂上多个无关项目资助、一篇论文挂上多个无关单位、稍好一点的杂志就多个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以求利益最大化......，各种外国人不知道的招式数不胜数，这也成就了方舟子在华人圈的巨大名气。中国人在国际同行面前的信誉越来越低，论文零引用比比皆是，如果这样下去再多的论文又有什么用？国外SCI论文还有相对客观的国际同行评议，国内论文除少部分外多为垃圾中的垃圾，致使很多老板坚决不允许学生投国内期刊。在现阶段，我们还找不到适合中国的最佳评价标准。造成目前造假横行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急功近利的考核、官方不作为、造假成本太低、少数功成名就的大佬本身就有未被揭露的造假原罪、科技经费过于集中而不得不滥竽充数制造低质论文交帐、缺乏基本经费被逼上“梁山”等。可以想像，在可预期的将来，如果官方不真的有所作为，中国学术造假、学术腐败依然会屡禁不绝。

    （四）报奖的事儿。中国恐怕是世界上科研奖励最多的国家，如此多的奖项造就了中国科研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当然，只要是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些全都是假繁荣。除了国家级一等奖之外，很多奖项都不值一提。不是因为级别低，而是因为这些奖励的水分太重。可以说，国内报奖注水、掺假一点也不逊于论文造假，什么经济效益啊，什么社会影响啊，全凭一张纸，地球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更让人放心的是，国内报奖注水、掺假还不会承担论文造假的潜在风险，难怪大家对报奖乐此不彼。国内的学术奖项、学术称号越来越多，但却越来越不值钱。国外科技奖励不多，但都货真价实。国内绝大部分助长学术腐败的奖励都应该取消，什么时候中国的科技奖励少了，大家对奖励都心悦诚服了，中国科研强国的地位也就真正确立了。

     （五）最后简单罗列一下其他值得关注的那些事儿:（1）垃圾专利越来越多；（2）年轻时不受重视，越老越值钱；（3）近亲繁殖与门第观念；（4）海龟被本土化；（5）沾洋高人一等；（6）学而优则仕；（7）学官治校与官学相长；（8）学术明星化；（9）基础研究的“计划化”和“指令化”；（10）外行管理内行。限于博文篇幅，此处不再展开细述。   

本文引用地址：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77349

施爱东

说得好！
一个字：顶他！

五院女婿

中国大学缘何成人类史上最大的笑话？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说中国大学是人类史上最大的笑话。　　

尽管施密德特的论点、论据、结论辛辣犀利，却是绝对的入木三分。　　

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他嘲笑说“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由于当前经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施密德特对此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他说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
　　他还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五院女婿

人文学科早已弄丢了“中国”   
早报记者石剑峰
东方早报2008-06-16
   “中国学者的研究居然把‘中国’弄丢了，研究工具和问题都是西方的，所有的成果也用西方标准衡量。”学者邓正来日前在华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揭幕论坛上一针见血地说。在这一论坛上，与会学者对国内人文社科研究的现状和前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忧虑。
    以知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命名的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日前在华东师范大学揭牌成立，在同时举行的“人文研究跨学科论坛”上，邓正来、许倬云、许纪霖、黄俊杰等华人学者就国内人文社科研究的现状和前景展开讨论和反思。
    问题：西方化、唯学科化、泡沫化……
    “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出了问题，不知道这些问题谈发展是不可能的。”刚刚来到复旦大学的邓正来教授说，在他看来，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遇到的最大障碍来自“西方化倾向”和“唯学科化”。与“西方化倾向”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是更为狭隘的“唯学科化”，“这种倾向肢解了中国，把原本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活生生的中国，肢解成一个个孤立而互不相干的切片。”
    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刘康教授认为，目前人文社科研究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工程导向化，纯粹量化指标导向”，“在1970年代末，中国人文社科研究还是以问题导向为主，只是从1990年代开始学科导向，背后是利益取向，现在我们非常需要回到问题导向。”刘康教授说。
    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楼宇烈教授最痛心的还是近百年来学术研究方法以西方经验为主，不重视中国经验，“我们意识到要强调传统、人文等，但更多是把这些当作知识，而非价值、思维方法和自我自觉。”
    而在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看来，人文社科目前所谓的学科繁荣是“泡沫化”的，“规范化成了形式化；制度化变成行政化，即行政直接管理学术，1980年代没有钱有自由，现在有钱自由哪里去了？而学科化与封建化对应，学科话语成了黑话，不同学科之间的公共语言在哪里？”
    出路： 超越国家中心、学科界限
    问题一大堆，那中国人文社科的出路和未来发展在哪里？台湾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黄俊杰院长表示，进入21世纪，人文社科的新动向与全球化潮流、亚洲崛起相激相成，东亚人文研究迫切需要新的趋势和倾向。“东亚学者要将东亚作为整体出发思考，逐渐从国家中心主义转向东亚研究视野。”
    虽然诸多学者对学科分类日益细化和专业化有诸多诟病，但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认为，学科分类是自然现象，不是弊病，也不是要治的病，要改善的是学科研究的人文关怀，“西方、中国那些东西都要学，事实本身是最为重要的。”对跨学科交流问题，王家范教授认为，“跨学科研究的目标是整体研究。”华师大杨国荣教授也认为，确实需要知识分类，“但在为学科设置界限的同时，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交流”。而建立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就是“寻找学科公共性的努力之一”，杨国荣说。
    高研院：培养大师还是人文价值重建？
    近几年来，国内人文社科高研院建设方兴未艾，而世界第一所人文社科高研院由普林斯顿大学在1933年设立，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教授认为高等研究院应该是，“知识界、知识人的先锋营，蒙着眼睛往前打，然后恍然打出新的世界。”
    许纪霖认为，人文社科高研院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培养大师，否则大楼就没有意义。纽约大学张旭东教授则认为，国内大学纷纷设立高等研究院，要有平常心，“知识生产成果无法策划，可遇不可求，我的观察是中美本科教育的差距越来越大，本科生质量越来越差，如此一来不仅是高等研究院培养大师免谈，研究生教育也免谈。高研院的成果，取决于整个高等教育质量的状况。”
    台湾大学廖咸浩教授也表示，高研院不应只是学校的一个附属机构，它需要影响大学人文价值重建，对普通本科生而言通过这个机构感受到人文价值，这点在这个人文价值和关怀日益失落、大学日益职场化的今天尤为重要。

五院女婿

关于中国足球的故事

2008-06-18 08:58:17    其他 |  评论(25) |  浏览(968)

一个幼儿园的阿姨问小朋友，“世界上最臭的东西是什么？”其中一个小朋友说，“是大便。” 而另一个小朋友说，“是臭豆腐。”老师对答案不太满意，于是接着问。结果，一位怯生生的小朋友腼腆地说，“我想应该是中国足球吧？！”因此，他得到了一块老师奖励的巧克力……



一位小学老师问学生，“在中国，什么最没有前途？” 一个同学回答，“是分裂主义分子。” 另一个说，“是恐怖主义分子。”老师失望地摇摇头。这时，一位害羞的女生小声地嘟囔道，“应该是中国足球。”于是，全班的同学都推荐她当语文课代表……



一位高中的政治老师问学生，“我想问一问大家，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那些政策和机构需要改进？” 一位男生说，“教育改革有问题，我们的学费需要减免。”一位女生回答道，“医疗改革失败，应该减免医疗费用。”还有一位同学补充道，“住房改革存在问题，应该立即整顿房地产市场。” 老师对同学们说，“这三位同学说得都很好， 但是感觉还有个重要的没有人提出来。” 这时，一位调皮的同学说，“应该是中国足球。如果取消中国足协、撤消国家队，中国会发展得更好！”由于他的出色回答，老师同意以后他如果再犯错误就不用出去罚站去了……



一位大学老师问学生，“你们认为从事什么职业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但是会遭到国人的唾弃？”一位同学说，“当汉奸。”另一位同学说，“作妓女。”第三个同学说，“是当房地产开发商。” 大家的回答都没有让老师满意。这时， 一位差等生回答，“应该是进足协工作，或者是加入国家队。”因此，这位差等生没有通过答辩就拿到了学士学位……



一位公司老板问下属，“太得意了很可能会乐极生悲，所以我们要学会知耻而后勇。为了使自己有挫败感，大家都会做些什么呢？” 一位下属说，“如果是我，我就看报1840年至此1949年间的近代史。” 另一位下属说，“如果是我，我就会看一些‘九一八事变’或‘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纪录片。”大家各抒己见，最后一个回答的说，“如果是我，我就看中国足球队的比赛。”因为最后一位下属的做法和老板的相同，所以他得到了加薪……


一位浑身病痛的老人快要去世了，可是一直死不了。为了尽快帮助老人结束痛苦，大夫们想了很多办法：让他的儿女从海外归来让他瞑目、让他的初恋情人来看他以了却心愿…… 可是，都不起作用。最后，一位实习医生建议让他观看中国队和伊拉克队的比赛。结果，球赛还没完，老先生就气死了。因为这位医生的出色表现，医生破格录用他为正式的医院大夫……


备注：以上所涉及的中国足球队，不包括中国女足。 另外，大家如果要是留言一定要含蓄一点儿——就像中国男足运动员对待对方的球门的态度一样：一定要矜持。

施爱东

原帖由 五院女婿 于 2009-12-23 23:15 发表
中国大学缘何成人类史上最大的笑话？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说中国大学是人类史上最大的笑话。　　

尽管施密德特的论点、论据、结论辛辣犀 ...

不知道五院女婿此帖的出处在哪里，虽然我对施密德的不友好很不满，但不得不承认，这些话说得都很对。

施爱东

原帖由 五院女婿 于 2009-12-23 23:16 发表
关于中国足球的故事

2008-06-18 08:58:17    其他 |  评论(25) |  浏览(968)

一位小学老师问学生，“在中国，什么最没有前途？” 一个同学回答，“是分裂主义分子。” 另一个说，“是恐怖主义分子。”老师失望地摇摇头。这时，一位害羞的女生小声地嘟囔道，“应该是中国足球。”于是，全班的同学都推荐她当语文课代表……..

正确答案应该是“中国教育”！

五院女婿

原帖由 施爱东 于 2009-12-24 11:06 发表

不知道五院女婿此帖的出处在哪里，虽然我对施密德的不友好很不满，但不得不承认，这些话说得都很对。

施老师，我总觉得这位“耶路大学的校长”说话太迎合中国网民了：）
虽说我也觉得有几分道理，但三人成虎的事儿也不得不防啊

耶鲁大学的公开启事：
Yale University Statement Regarding Alleged Remarks Made by Former Yale President
http://opa.yale.edu/news/article.aspx?id=6926

Published: September 29, 2009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has been contacted regarding rumors that Benno C. Schmidt Jr., former president of Yale University, criticized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the country’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general. These alleged disparaging remarks purportedly appeared in a Yale publication.

Yale University has contacted Mr. Schmidt concerning these rumors. "I have never said anything about Chinese universities that has appeared in a Yale publication," Mr. Schmidt told Yale. “Most importantly, those quotes are not my comments and they do not reflect my views."

PRESS CONTACT: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  203-432-1345

田兆元

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科问题，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与教育体制的关系，不能不说是很重要的一条。中国教育的问题，连我们这些对于教书是那样的专注的人都感到灰心。

施爱东

原帖由 五院女婿 于 2009-12-24 18:47 发表


施老师，我总觉得这位“耶路大学的校长”说话太迎合中国网民了：）
虽说我也觉得有几分道理，但三人成虎的事儿也不得不防啊

耶鲁大学的公开启事：
Yale University Statement Regarding Alleged Remarks Ma ...

哈哈，又是一个借刀杀鸡的事件。

五院女婿

可我总认为像侠骨柔肠的田老师、施老师等诸先生才是教育的主体，才是中华师道长久的根本。

施爱东

我不敢说自己是个好学者，但我想，我应该是个好老师（至少在中山大学的时候是）。
尽管像我这样的好老师也挺多，比我更好的也不少，但是，相对于整个中国庞大的高校师资队伍来说，我们这样的老师还是少数。在比例上，是少数。
但这不是老师的问题，而是教育体制的问题，现行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是一种逼良为娼的体制。

施爱东

我呢，因为不愿为娼，所以被中山大学中文系一脚踢到了社科院。
贞节烈妇啊！

巾帼三侠

上大学的时候，学校老让我们作假来应付检查，我们系里一位很正直的女老师在会议上斥责领导：“老师逼着学生作假，简直就是逼良为娼！”就我们学生而言，老师的课上得好不好跟一位老师的人品和人格魅力同样重要，在现在的社会，如果老师自己都同流合污，还怎么教书育人，如何对得起“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八个字！

田兆元

可悲的是，原来的部长的造假作风现在还在传承，有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在搞评优，我问是不是造假，他们说怎么不造假呢？天天在造假材料，累死了！
由此看，新上任的部长也不是什么好人，否则的话，下面的高校公然造假他的官还是当得好好的，难道是后台硬，还是本来这个教育制度已经烂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