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不该被忽略的民俗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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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地山：不该被忽略的民俗学家



刘锡诚



许地山（1892～1941），福建龙溪人，祖籍广东揭阳，生于台湾。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既是杰出的作家散文家，又是杰出的民俗学家。他1923年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宗教史与比较宗教学；次年进入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民俗学。回国途中短期逗留印度，研究梵文及佛学。从1927年起，任教于燕京大学，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兼课。1935年，因受司徒雷登一派的排挤，离开燕京大学，经胡适介绍，到香港大学文学院任主任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开展组织教育工作。1941年8月因心脏病逝世于香港。

任教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期间，在两校分别讲授“民俗学与历史”课程。其时正是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同仁们因北平政局的恶化而南下厦门和广州，在中山大学成立了以容肇祖为主席的民俗学会的时候，而许地山在燕京和清华开设民俗学课程，则是北平的大学里的首创。许地山故而成为中国高校里最早讲授民俗学的先驱之一。在民俗学方面，他不仅发表过一些精湛的论说，如《女子的服饰》、《观音崇拜之由来》、《礼俗与民生》、《民国一世——30年来我国礼俗变迁的简略的回观》等，还留下了丰富的专题著述，如《扶箕迷信的研究》[1]，这本民俗学专著是通过132个故事的分析来研究民间信仰（扶箕）的。他的民俗学知识和理论，应该说，主要受到了英国的人类学派的影响。他在指导燕京大学研究部历史系学生叶国庆的毕业论文《平闽十八洞研究》时，嘱他在“说明历史演变和故事关系的问题”时，以英国哥麦氏的《历史科学的民俗学》(G. L. Gomine, Folk-lore as an Historieal Science)为参考书。[2] 他对民俗作了这样的解说：



礼俗是合礼仪与风俗而言。礼是属于宗教的及仪式的；俗是属于习惯的及经济的。风俗与礼仪乃国家民族的生活习惯所成，不过礼仪比较是强迫的，风俗比较是自由的。风俗的强迫不如道德律那么属于主观的命令；也不如法律那样有客观的威胁，人可以遵从它，也可以违背它。风俗是基于习惯，而此习惯是于群己有有利，而且便于举行和认识。我国古来有‘风化’‘风俗’‘政俗’‘礼俗’等名称。风化是自上而下言；风俗是自一社团至一社团言；政俗是合法律与风俗言；礼俗是合道德与风俗言。

……礼仪是社会的产物，没有社会也就没有礼仪风俗。古代社会几乎整个生活是礼仪风俗捆绑住，所谓礼仪三百，成仪三千，是指示人没有一举一动是不在礼仪与习俗里头。在风俗里最易辨识的是礼仪。它是一种社会公认的行为，用来表示精神的与物质的生活的象征，行为的警告，和危机的克服。不被公认的习惯，便不是风俗，只可算为人的或家族的特殊行为。[3]



许地山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成员，是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他在俗文学研究上也卓有建树。《粤讴》选注（《民铎杂志》第3卷第3号，1922年3月）[4]和《孟加拉民间故事》（商务印书馆1929年1月版）的翻译[5]，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许地山与郑振铎是同乡，又是很要好的文友。他们在俗文学上的观点互有影响和互为呼应。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受郑振铎的委托在大英博物馆为其抄录过被斯坦因盗走的敦煌变文卷子，为郑著《中国俗文学史》的写作帮了大忙。他也是把俗文学的研究与民俗学的研究统一在一人身上的学者。他所译述的《孟加拉民间故事》一书，原是献给他的妻子周俟松的，而他的民间文学和俗文学观，集中体现在这本书的《译叙》中。他认为：



民俗学者对于民间故事认为重要的研究材料。凡未有文字而不甚通行的民族，他们的理智的奋勉大体有四种从嘴里说出来的。这四种便是故事，歌谣，格言（谚语），和谜语。这些都是人类对于推理，记忆，想象等最早的奋勉，所以不能把它们忽略掉。故事是从往代传说下来的。……要把故事分起类来，大体可分为神话，传说，野乘三种。神话(Myths)是解释的故事，……传说(Legends)是叙述的故事，……野乘(Marchen)包括童话(Nursery-tales)，神仙故事(Fairy-tales)及民间故事或野语(Folk-tales)三种。……从古代遗留下来的故事，学者分它们为真说与游戏说二大类，神话和传说属于前一类，野语是属于后一类的。在下级的民族中，就不这样看，他们以神话和传说为神圣，为一族生活的历史源流，有时禁止说故事的人随意叙说。所以在他们当中，凡认真说的故事都是神圣的故事，甚至有时做在冠礼时长老为成年人述说，外人或常人是不容听见的。至于他们在打猎或耕作以后，在村中对妇孺说的故事只为娱乐，不必视为神圣，所以对神圣的故事而言，我们可以名它做庸俗的故事。

庸俗的故事，即是野语，在文化的各时期都可以产生出来。它虽然是为娱乐而说，可是那率直的内容很有历史的价值存在。我们从它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风尚，思想，和习惯。它是一段一段的人间社会史。研究民间故事的分布和类别，在社会人类学中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因为那些故事的内容与体例不但是受过环境的陶冶，并且带着很浓厚的民族色彩。在各民族中，有些专会说解释的故事，有些专会说训诫或道德的故事，有些专会说神异的故事，彼此一经接触，便很容易互相传说，互相采用，用各族的环境和情形来修改那些外来的故事，使成为己有。民族间的接触不必尽采用彼此的风俗习惯，可是彼此的野乘很容易受同化。[6]



许地山虽然是个作家，由于他长期受的西方比较宗教学的教育，故他在思考问题时，毕竟更多地自觉不自觉地从民俗学和宗教的角度切入。这就养成了他与其他人的不同视角。他在《译叙》里说：“我译述这22段故事的动机，一来是因为我对‘民俗学’(Folk-Lore)的研究很有兴趣，每觉得中国有许多民间故事是从印度辗转流入的，多译些印度的故事，对于研究中国民俗学必定很有帮助；二来是因为今年春间芝子问我要小说看，我自己酗酒没有动笔了，一时也写不了许多，不如就用两三个月的工夫译述一二十段故事来给她看，更能使她满足。”

许地山于1941年英年早逝，年仅49岁，当时，文学界并没有多少文章悼念他和研究他，倒是民俗学界的杨成志在他所主编的《民俗》季刊第2卷第3、4期合刊（1943年12月）上辟“纪念民间宗教史家许地山先生”专栏，发表了罗致平的《前言》、李镜池《许地山先生传略》和《关于许氏道教研究的信》、叶启芳《追忆许地山先生》、于田《〈扶箕迷信研究〉提要》等一组文章予以纪念。他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遗产，也一直被学界所忽视。在许地山逝世快半个世纪时，由他的遗孀周俟松和杜汝淼编辑的《许地山研究》一书，于1989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了许多文学前辈对这位有独特个性的作家和学者的回忆和学人的研究。

《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的一节

增订重写稿，改定于2010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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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许地山《扶箕迷信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47年初版；1999年再版，北京。

[2] 叶国庆《忆许地山师在燕大》，《漳州文史资料》1993年第18期。

[3] 许地山《礼俗与民生》，原载《国粹与国学》，商务印书馆1947年6月；此处引自高巍选辑《许地山文集》（下），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707—710页，北京。

[4] 许地山《粤讴在文学上的地位》，《民铎杂志》第3卷第3号，1922年3月。

[5] 许地山《孟加拉民间故事·译叙》，商务印书馆1929年1月初版；又《孟加拉民间故事研究》，《民俗》周刊第109期，1930年4月23日；又高巍选辑《许地山文集》下卷第819—826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

[6] 《许地山文集》下卷第821—823页。

blackerman

其实，我更认同他是宗教学家。
因为他是宗教学科班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