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说：你要把谁变成疯子，就让他研究《山海经》吧！

扶桑国

神说：你要把谁变成疯子，就让他研究《山海经》吧！

让大家开开眼，也让斑竹长长见识，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大话《山海经》。
一下内容转自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14738/14755/22230/2012435.html

《经典图读山海经》出版
－－从此山海经可以当真

重构

2003年8月8日，上海市图书交易会隆重开幕，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一套重点丛书，其中就有我和夫人画家孙晓琴合著的《经典图读山海经》。这是一部全彩绘本的山海经，16开，近350页；同时，它也是山海经出版物中价格最贵的一个版本，定价128元；而且，它还是一部历经30年思索的结晶。
30年前，我开始从多视角解读社会文化现象，包括从信息解读的角度探寻远古神话传说及其《山海经》记录的古老信息。
20年前，我撰写出第一部学术专著《追寻远古的信息》，它用了15年的时间，才找到赏识它的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同年出席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
10年前，我的历史探索小说《老子隐迹》由中国对外出版公司出版，该书首次指出，公元前516年周王室政变，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将绝大部分周室典籍秘藏山中；并由此意识到《山海经》的编辑成书，与此事件有关（追随王子朝的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官员和学者，根据古代典籍编辑成《山海经》一书，并作为见面礼送给楚王）。
7年前，我和夫人合著的《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附：《山海经点注》）由昆仑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6年前，我撰写出《山海经地理复原图注》一书（尚未出版），对《五藏山经》记述的26条山脉、447座山的地理方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文献考证。孙晓琴据此创作绘制出整套数十幅彩绘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
4年前，即1999年9月9日，我和夫人合作的巨幅《帝禹山河图》问世，画高540厘米，长780厘米，将《五藏山经》的所有内容均收入图中，笔者欣然题诗曰：功成洪水退，帝禹定九州，踏勘海内外，千古一图收！
2年前，我应邀参加第20届国际制图大会，我的论文《根据中国古籍山海经，复原绘制的中国4200年前的古地图》被收入大会论文集，《帝禹山河图》作为唯一的手绘地图参加同期举办的国际地图展。
去年春天，上海辞书出版社科技编辑室邱家豹先生通过互联网找到我，邀请我和夫人撰写一部彩绘版图文并茂的全新版本的山海经，我们欣然允诺，并在已完成的《全本绘图山海经》、《山海经地理复原图注》、《帝禹山河图――山海经艺术大画册》等多部手稿的基础上，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重新撰写出《经典图读山海经》的图文稿。
今天，经过上海辞书出版社有关部门一年的艰巨复杂的工作，这部山海经大画册终于出版了（原定6月出版，因非典延迟了两个月）。事实上，这是继西汉末年刘歆整理古籍《山海经》，晋代学者郭璞首次为《山海经》作注以来，在《山海经》领域最重要的一个新版本。这是因为，它是全图彩绘本，而且是包含古地理信息的绘图本（以往的《山海经》绘图，均为插图性质，不包含地理信息）。与此同时，这也是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多角度对《山海经》古老信息进行全面解读的一部书。
因此，笔者有理由期待着，从此《山海经》可以当真（需要符号学的解读），人们对《山海经》的认识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史将由此而部分改写，中国人在4200年前进行的大规模国土资源考察活动亦将载入世界文明史册。
当然，笔者并不奢望，许多人的许多成见，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为此，笔者期待着认真的对话，理性的辩论。想当年，鲁迅先生给《山海经》定性为“巫书”，显然这是他的一个判断失误（另一个失误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认识不足）。但是，责任并不完全在鲁迅先生（对《山海经》误解的还有形形色色的疑古派和民族虚无主义者），那些不进行独立思考就迷信权威的人，实际上是在加重着权威失误的副作用。
此外，令人高兴的是，我的《中国古代百将图说》也由中国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而我和夫人的一部新作《经典图解楚辞》亦将脱稿，或许明年它就能与读者见面了。
北京山海文化企划苑Z63－1800 王红旗（重构）2003年8月12日
信箱whqtpw@sohu.com
附录：《经典图读山海经》自序
让我们来共同欣赏这样一部博大精深的著作，这就是千古奇书、中华宝典《山海经》，它记述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进程。《山海经》的成书经历了两千年的岁月，它的公开流传又经历了两千年的光阴。
为此，我用了30年的时间来阅读它，每一次阅读都会从中得到新的信息和新的解悟；在对《山海经》信息密码的不断探索和解读过程中，撰写成了本书《经典图读山海经》的文字稿。与此同时，我的夫人画家孙晓琴根据《山海经》的文字内容和我的研究成果，创作出612幅彩色插图，约百幅国画，数十幅山海经艺术地理方位复原图、远古部落景观图，并于1999年9月9日创作完成了42平方米的巨画《帝禹山河图》，再现出远古文明的迷人景观，以上绘画作品都被收入到《经典图读山海经》一书中。
20世纪70年代初，我从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联想到我国远古神话传说可能记录有那个时代的自然变迁及其社会变动信息。从此，用自然科学视角和信息传输原理解读远古神话传说就成为我的众多研究课题之一，也就是在那时开始第一次全文阅读《山海经》：它像是一部天书，信息丰富，形貌诡异，难以捉摸。
20世纪80年代初，我读到了袁珂先生的《山海经校注》一书，该书版式清楚，注释详实，旁征博引，发挥畅快；同时也与袁珂先生建立了联系，并从中获益良多。这时的《山海经》一书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座名副其实的信息宝库，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打开一扇扇封藏着远古信息的门窗。
1983年夏，我撰写了第一部专著《追寻远古的信息》，论述了远古神话传说作为人类文明初期信息载体的重要性及其相应的规律。其一，先有传说，后有神话；传说是对事件的记忆，神话是对传说的解释。其二，由于古人没有掌握记录大尺度时间的方法，因此神话传说记录的远古信息具有“时间压缩律”，即那些很久很久以前的彼此相距很长时间的事件会被叠压成彼此相隔很短的事件。其三，神话传说所使用的文字符号，其内涵需要重新解读，例如十日并出、后羿射日、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共工撞倒不周山等，记述的是远古发生的天地大冲撞事件。由于我在大学的专业是近代物理学，在文史研究领域既无家传、又无师承，以及社会接受新观点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该书直到十五年后才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1983年底，我远赴成都参加全国第一届《山海经》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山海经试注（选）》被收入大会论文集《山海经新探》一书中。1987年《民间文学论坛》第五期发表我的《昆仑山地望探索》一文，这是我在阅读《山海经》十余年后首次对《五藏山经》的地理方位进行研究，并指出《五藏山经》所记述的昆仑丘位于今日黄河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事实上，如欲解读《五藏山经》26条山脉447 座山的地理方位，首先就要复原出当时的昆仑位置。在这个问题上，我受益于徐旭生先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所附的《读山海经札记》一文，该文引用杨钟健先生黄河河套古为湖泊的观点，指出幼泽可能不是古人所说的罗布泊，而是在河套地区。
此后，我开始分课题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文化现象，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已陆续撰写出一系列专著，它们是《神奇的八卦文化与游戏》、《神妙的生肖文化与游戏》、《神秘的星宿文化与游戏》、《旅游寻宝》、《生活中的神妙数字》、《符号之谜》、《探寻圣人的足迹》、《谈兵说阵》、《宇宙的重构》、《老子隐迹》（历史探索小说）、《灾祸与生存》、《一言兴邦》、《财富属于谁》、《千载治国梦――孟子》、《光明寻访者――黄宗羲》、《环中子（马骀）百将图说》、《审视你的座右铭――名言点评》、《宇宙的回声――科学与文化组诗》、《预测的玄机》、《人类社会三原色》、《比较中生存》，以及《山海经与中国远古文明》、《仙人指路心理咨询苑的故事》、《黄河与中国发展战略》、《思维扫描社会》、《新世纪扫描》、《重构杂文集》等文章作品集，其中多数专著已先后在大陆、香港、台湾出版。
自1994年，我开始与夫人画家孙晓琴合作编写出版《天地人鬼神图鉴》、《中国古代神异图说》、《中国古代民间福佑图说》等书，尝试用图说的形式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其中亦涉及到《山海经》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萌生了为《山海经》等远古神话传说重新绘图的设想。
1995年，孙晓琴创作出山海经神异图350幅（包括黑白图和彩色图），我为每幅图配写了简短的文字说明，并撰写出12万字的《山海经点注》一书，上述内容合辑成《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一书，于1996年由昆仑出版社出版。同年，我们还合作绘制撰写出《文明之源――中国远古神话传说图集》一书。1998年孙晓琴创作绘制出全本山海经图608幅，我为每幅图配写了文字说明，完成《全本绘图山海经》一书。
1997年的某一天，我们忽然意识到一项历史性的任务选择了我们，这就是为《山海经》绘制艺术地理复原图，重现帝禹时代的《山海图》，以使读者能够直观地从画面上了解《山海经》所蕴含的人类文明信息。这是因为，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山海经插图均过于简单，一是缺少山川地形地貌内容（而这正是《五藏山经》最有价值的部分），二是某些绘画内容未能揭示出《山海经》文字内涵的科学与文化信息，三是《山海经》记述的许多重要的古代文明活动场景没有被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
显然，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绘画创作尝试，为此孙晓琴要求我提供《五藏山经》447座山的相互地理方位关系。有鉴于此，我再一次深入全面地研究了《山海经》这部旷世奇书。
在1997年夏天的几个月里，我的大脑里装满了《山海经》的每一座山，它们甚至不断出现在梦中，渐渐地它们的彼此方位清晰了，并且与实际的地形地貌对应起来。我认识到《山海经》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文明典籍，同时也是一部记录中华民族地理大发现的伟大著作，它记述着那个时代的远古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以及这种生存与发展所凭依的自然生态环境，具有极其珍贵的和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事实上，《山海经》一书是由帝禹时代的《五藏山经》、夏代的《海外四经》、商代的《大荒四经》、周代的《海内五经》合辑而成的。其主要依据是《五藏山经》没有记述帝禹时代以后的内容，《海外四经》没有记述夏代以后的内容，《大荒四经》没有记述商代以后的内容，《海内五经》则表现出浓厚的追溯历史的兴趣和倾向，因此其成书也相对较迟。从这个角度来说，《山海经》乃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宝典，也是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它是一种与埃及金字塔同样雄伟的文明聚集，其文献资料有助于我们今天重现先夏时期的文明与文化场景，有助于我们寻找祖先失落的文明，为人类增加数千年有文字记录的生存经验，具有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充足资格。
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五藏山经》所记述的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的26条山脉，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某种没有直接说出来的排序规则，这种规则就是先内后外、先近后远、先中心后外围，其地理中心大约在今日渭水与黄河交汇处。而且，《五藏山经》的第一条山脉南次一经，也与《五藏山经》最后一条山脉中次十二经存在着地理方位的衔接关系。
由于我对地理和地图有着浓厚的兴趣，小时候的理想之一就是当地质勘探队员，喜爱的书之一就是《徐霞客游记》，家里挂的装饰画就是地图，这些都对我解读《山海经》的地理方位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此外，我不是一个喜欢用静止角度和唯一视角观察事物的人，这也有助于我从自然环境变迁的角度去理解《五藏山经》的地理方位。事实上，根据现代的地理研究，山东半岛的胶莱平原在四千年以前曾经长期被海水淹没；而《东山经》东次三经部分山的地理方位正是在胶莱平原一带，其文字记述亦称这些山（可泛指地名）被海水分隔着。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1997年秋，我撰写出《山海经地理复原图注》一书，对《五藏山经》的地理方位进行了全面的文献考证，主要观点于1998年起在《地图》杂志连载两年；当然，这种文献考证还需要田野考证的进一步验证，而田野考证需要相当的资金投入和多领域的协作。
与此同时，孙晓琴一方面根据我对《五藏山经》的地理方位考证，一方面与我不断探讨和争论如何用绘画艺术的手段复原再现《山海经》时代的山川地貌景观和人文活动场景，开始了新的艺术创作历程，并绘制出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组画数十幅。应当说这是一段非常艰巨的艺术路程，需要不断地变换视角和比例关系，同时还要对画面背景色调进行大范围的协调。这种艺术上的探索，诞生出一种全新的艺术地图绘画形式，其艺术的无穷魅力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内涵之中。
自古相传《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大禹是治服水土的一代圣王，伯益是当时的山林环境大臣。近代多数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作于一时，其成书年代或谓在春秋战国时期，或谓在秦汉之际，亦有相信其资料源于先夏时期（公元前2200年以前）者。关于《山海经》的作者，更是众说纷纭，或谓楚人，或谓中原人，或谓“海外人士”。其中“中原人士”之说又有两种观点，一说为周人，一说为齐人；而“海外人士”则涉及古印度人和巴比伦人等等。至于《山海经》所记述的地理区域，同样存在着意见分歧，或谓全世界，或谓亚洲，或谓中华文化圈，或谓中国境内的某一个省区。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山海经》一书性质的评价也不尽相同，或谓是地理书，或谓是古代百科全书，或谓是巫书，或谓是文学神话，或谓是荒诞无稽之谈。尽管如此，历代研究注释《山海经》的学者，仍然功不可没；正是他们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为正确解读《山海经》所记录的古代自然与社会文化信息奠定了基础。
其实，《山海经》产生的时代并不洪荒，因为它是文字成熟使用后的作品，文字数量多达3万余字，而且用字简洁准确，基本上都是陈述句，即有什么说什么。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感到阅读《山海经》非常的困难，一是其所使用的许多字到今天已经变得相当生僻了，二是其所记述的自然社会环境与今天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是其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大量章节、文字的错讹，四是其所指称的事物与其所使用的字面意义存在着许多差异；五是其文字本身存在着缺陷或疏漏，例如对每一条山脉内的山与山之间有着距离和方位的记述，却没有对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及其26条山脉之间的方位进行描述；六是今天的人在阅读《山海经》时不大容易设身处地思考那个时代的现象和理念，往往把自己的矛盾和困惑当成了《山海经》的问题。
事实上，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地理发现的开拓精神，有绘制地图的文明渊源，有撰写图书的文化传统。相传中国最古老的图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中《三坟》指三皇时期的泥版或石版图书，《五典》指五帝时期的竹简或木简图书，《八索》指结绳纪事或丝帛图书。《九丘》指实物地图或沙盘地图等地理书，《尚书序》：“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显然《九丘》属于国土资源白皮书，亦即《山海经》类图书。
《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记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也就是说，在周朝的政府机构中专门设有职方氏一职，负责掌管国家的国土资源，以及各地的经济情况，类似今天的国土资源部部长。
明代学者陈耀文在《天中记》卷七引《元命苞》称：“神农氏，怪义生白阜，图地形脉道。”注曰：“怪义，白阜母名。白阜为神农图画地形，通水道之脉，使不壅塞也。”如果记载是可靠的，那么在神农时代已设有国家测绘和水利部门。
《古三坟&#8226;地皇轩辕氏政典》曰：“太常，北正。尔居田制，民事尔训。尔均百工，惟良。山川尔图，尔惟勤恭哉。”也就是说，轩辕黄帝时代的太常一职，不仅要绘制自然地理图，而且还要绘制人文地理图（包括丈量划分田地，以及调整手工业生产布局，当时有可能已经考虑到环境污染问题，例如风向与气味、烟尘的关系）。此外，《轩辕本纪》还记有神兽白泽的故事：“（黄）帝巡狩，东至海，登桓山，于海滨得白泽神兽，能言，达于万物之情。因问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者凡万一千五百二十种，白泽言之；帝令以图写之，以示天下。”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白泽图相当于民族或部落分布图（包括动物分布图），显然也是有其实用价值的。此外，《中国地方风物传说选（二）&#8226;大禹取<水经>》记有大禹在太湖地区治水时，在林屋洞里获得名为《水经》的书三卷，一卷为河道图，一卷为山脉图，一卷悉为弯曲难识之古文。
《吕氏春秋&#8226;先识》称：“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据此可知，我国至少在夏代就已经建立了国家图书档案管理体系，并可能收存有先夏时期的图书典籍。
公元前516年秋冬之交，晋国出兵支持周敬王复位，王子朝在占居王城数年后，携周室典籍投奔楚国，定居在今河南省南阳石桥镇。从此，绝大多数周室典籍下落不明，它们很有可能被王子朝及其随行人员密藏地下（老子因参与其事而辞周退隐），而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古代历史之所以模糊不清，与此事件关系重大。与此同时，也有少量周室典籍流散民间，被孔子等学者收集整理成《书经》、《诗经》等著作。此外，还有一部分周室典籍则被楚国获得，其中可能就包括《山海经》。由于《山海经》在当时仍然具有政治军事价值，故而长期被秘藏在楚国档案馆里，只有少数高层官员才能读阅；这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很少有人知道《山海经》的原因，也是屈原在自己的《天问》等作品中能够大量使用《山海经》内容的原因所在。此后，秦灭楚，《山海经》等典籍被收入秦国档案馆，因此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也引用有《山海经》的内容。再以后，汉灭秦，萧何尽数取走秦档案馆的文献资料；由于时过境迁，前朝图书解密，《山海经》等著作经刘向、刘秀（歆）父子整理后成为公共图书资源，从此世人方知《山海经》。
根据《山海经》以及其它典籍《尚书》、《吕氏春秋》、《史记》、《淮南子》的记载，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地理考察，发生在中国。公元前2200年以前，大禹治服洪水之后，率众大臣和科技人员考察华夏山川大地，记录物产风情，撰写国土资源白皮书，绘制国土资源分布图；并在此基础上将帝国统辖地域划分为九个行政区，称为九州。可惜古老的山海经图久已失传，所幸当年的考察内容被记录在《山海经&#8226;五藏山经》的文字中，并流传至今。
与此同时，我们还能够从《山海经》中，获得数千年前的生态环境和人文活动信息，它们涉及到那个时代的地理、地貌、湖泊、沼泽湿地、沙漠、山川及其变化信息，矿物分布信息(古人对颜料矿石的寻找加工促成了冶金术的诞生)， 植物分布信息(记录着气候变迁)、动物分布信息(记录着动物的迁徙与灭绝、变异与演化)，民族部落的分布、交往、迁徙信息，以及那个时代的医药学、预测学、天文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人文活动信息，其中大量信息是从出土骨头、陶片上难以获得的。
相传与《山海经》同时成书的还有《山海图》，《山海经》是《山海图》的文字说明，《山海图》曾被铸在九鼎上，由于九鼎失踪而《山海图》亦随之失传。此后，《山海图》或其部分内容可能被重新绘制在楚先王及其公卿的庙堂内，以及汉宫室的墙壁上。再以后，晋代学者郭璞（324年遇难）、陶渊明（427年去世）曾见到山海经图，从其记述可知属于插图性质。南朝梁代画家张僧繇（今苏州人，519年去世）、宋代画家舒雅先后绘有山海经图十卷，均失传；据《中兴书目》称其“每卷中先类所画名，凡二百四十七种”可知，当属于插图性质。清代学者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汪绂的《山海经存》各绘有数百幅插图，仅有怪兽人神形象，而无山川环境背景。
唯独宋代欧阳修在《读山海经图》诗里说：“夏鼎象九州，山经有遗载；空蒙大荒中，杳霭群山会。炎海积镐蒸，阴幽异明晦；奔趋各异种，倏忽俄万态。群论固殊禀，至理宁一概；骇者自云惊，生兮孰知怪。未能识造化，但尔披图绘；不有万物殊，岂知方舆大。”仿佛他看到的是一幅有着山川地貌的山海经图，可惜未言何人所绘，而同时代的其他人则似乎都没有见到过这幅图。
帝禹山河图问世后，我国神话传说学领域的泰斗袁珂先生题词称赞《帝禹山河图》是“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辉煌成就”，北大著名教授张岱年先生欣然题词“深研山海经，精绘山河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国家地理杂志》等许多报刊都给予了报道介绍。与此同时，我的学术论文《根据中国古籍山海经复原绘制的中国4200年前的古地图》被收入第20届国际制图大会论文集中，帝禹山河图的彩照作为唯一的手绘艺术地图也在国际地图展上同时展出。事实上，我们祖先在四千多年前进行的国土资源普查，乃是人类文明史和科技史的伟大创举，其功绩一定会被炎黄子孙乃至世界人民永远铭记在心中。笔者欣然为帝禹山河图题诗曰：功成洪水退，帝禹定九州，踏勘海内外，千古一图收！
2002年春，上海辞书出版社约我和孙晓琴绘制撰写一部以彩图为主的前所未有的大开本《山海经》专著，我们欣然应允，并在《全本绘图山海经》一书的基础上，重新修改和增绘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组画，并重新撰写解读文字。由于该书采取图文在一页的形式，而且对说明文字的数量有严格的限制。因此，本书的文字内容也采取了灵活的叙述形式，即同一个问题可能要在不同的地方进行论述。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观点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同时也是经过长期思考的真知灼见。如果说《山海经》是一座信息宝库，那么本书就是这座宝库的一扇大门，走进来，你会看到一个光辉灿烂的文明世界，它的物质实体虽然已经消失在地平线下，但是它的信息却是永存的。

王红旗 2002年7月24日

[ 本帖由 扶桑国 于 2003-10-6 21:48 最后编辑 ]

小人家

这份自信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呀！特别是自信又敢于说出来。

扶桑国

还有更自信的哪，瞧瞧宫玉海宫大侠的高论，耶稣本是中国人，真给华夏儿女长脸呀。

“石破天惊”一新说
　　　　　　──耶稣即颛顼　墓葬在扶余

新华社记者　周长庆
　　基督教中的耶稣是否真有其人？他“复活”之后到了何处？死后又葬在哪里？……这些扑朔迷离的历史文化之谜，最近有了新解。
　　中国著名《山海经》权威、吉林学者宫玉海教授对《山海经》等古籍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究和考证后，最近提出一个堪称“石破天惊”的新说：耶稣并非只是宗教或神话的人物，而是实有其人：他就是中国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颛顼；他死而“复活”后，回到了中国（西方学者有人认为他回到东方的印度）；其墓葬则在吉林省扶余县！
　　而基督教上的耶稣则是以颛顼为原型重新塑造的。历史上是否真有耶稣其人，因史料不足，众说纷纭，世界上至今没有一致看法，成为世界未解之谜。宫玉海说：“西方有一种说法：｀宗教上的基督，历史上的耶稣＇。其实应改为：宗教上的耶稣，历史上的颛顼。”这一新说，对揭开这个谜带来了希望之光！宫先生的这一观点发表在《〈山海经〉与中国文化论文集》（第三辑）中，并
在不久前在东北举行的一个山海经国际学术探讨会上引起轰动。

　　（小标题）宫玉海和“天下第一奇书”

　　出生于松花江畔吉林市、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宫玉海，１９８９年离休前任长春光机学院副研究员，后又被聘为教授。他是中国作协吉林分会会员和筹建中的中国《山海经》研究会会长。离休后宫先生“十年读一经”，独辟蹊径，从语言民族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考证《山海经》，终于有所获。“耶稣原型即颛顼”，就是他在钻研此书时发现的。
　　《山海经》是我国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的珍贵古籍。由于成书年代久远，语言简练而晦涩，加上语言、环境的变化，十分难读难懂，致使该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被誉为“中国第一奇书”。汉、唐以来，甚至把它列入神话、传说、小说、异闻之类，常使研究者望而却步，一读三叹。
　　深入研究后，宫玉海认为，《山海经》并非神话而是“信史”，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志书”，其中包含珍贵的世界古代文化史料，堪称一本难得的“博物志”。他认为，该书是中国上古时代黄帝等几任统治者先后派人去世界“六大洲”考查后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大约成书于四千多年前。
　　为此，宫教授运用语言学并结合当代考古实证，把对《山海经》的破译与解开世界文化之谜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在研究上有重大突破。如他最早提出的“印第安人是中国人后裔”、“现代人类发源于中国”、“古代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世界三大宗教皆起源于中国”、“伊甸园在中国云南”等一系列新观点，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轰动，其中一些已被考古新发现和有关学科研究成果所证实。
　　宫先生认为，上古世界本是浑然一体，正如《书经》所说的“普天下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夏以前的上古时代，即距今四五千年到一万年前，只有家族与氏族，还没有形成“国”和“民族”等概念。“国”的含义与今不同，开始是“地域”，后来是“诸侯领地”。上古人类并不愚昧穷苦，不像摩根以现代原始村落为依据所描绘的那样，而是生活在自然物产丰富的优越环境之中，因此才能“百乐歌舞”，创造出高度的文明。人类不仅有过共同的语言，还出于共同的“根”：现在人类大多是伏羲、女娲、神农、轩辕的后代。古代的中央帝国曾是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宏伟的巨石文化、辉煌的金字塔、神秘的古希腊文化、印第安文化，都与中华文化密切相关，气息相连……
　　最近，由海峡两岸史学家联名发起的“重写中华古史”的倡议，得到了海内外一百多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热烈响应与广泛支持。他们认为，过去习以为常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说法和历史事实不尽相符，“中华文明史应追溯到万年前”。这在某种意义上，对宫玉海的上述说法也是一种印证。

　　（小标题）颛顼出生地点和耶稣一致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宫玉海认为，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上古历史的真实反映，“三皇五帝”都是中华文明史中的著名的领袖人物。他说，“三皇”就是“天皇”（伏羲氏）、“地皇”（炎帝神农氏）、“人皇”（黄帝轩辕氏）。而“五帝”则指少昊、颛顼、喾、尧、舜五人。“五帝”之后，以治水闻名的大禹开始称王，之后又有汤王、周王，后世共称“三王”。
　　宫教授说，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的原型，乃是“五帝”中顺序排第二的颛顼（音“专须”，又读“瑞须”）。他是轩辕黄帝之孙，少昊之侄儿，其父是“降居弱水”的昌意。
　　史书说：（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昌仆，是为女枢，……生帝（指颛顼）于若水”。宫玉海说，根据专家研究，“若水”即为“西方之水”（如《山海经》和其它古籍所载：“若木”即“西方之木”）。由此可见颛顼生于西方。后来他的领地封在扶余，为高阳之国，方圆三百里。这和基督教所称耶稣生于巴勒斯坦的伯利恒是一致或至少相似的。

　　（小标题）语言学上的证据：颛顼即耶稣

　　宫玉海说，语言是考古的活化石。从古代语言学的角度看，颛顼和耶稣其实是同一个名字。
　　一方面，根据古汉语中“四通”之法，“颛顼”又读作“瑞须”；而“书”、“稣”也读作“须”；所以“颛顼”又可读作“瑞稣”。另一方面，“耶稣”在古希腊文中为Ｊesous，翻译成汉语为“约书亚”。宫先生在“中华文化中心说”中论证古希腊是颛顼之子“伯鲧”的封地，所以伯鲧和其后代对先王颛顼尊称为“颛顼爷”，也是很自然的。如人们现在仍尊称“开天劈地”的盘古为“盘王爷”，尊称关 羽为“关老爷”。在古音中，“亚”、“爷”读音相通。如伯鲧的儿子是治水的大禹，他生于西方（古希腊），封地在山东。现在的山东方言中仍称“读书”为“读须”。所以“颛顼爷”与“约书亚”其实是一回事。因此，从古代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古希腊语中的“约书亚”（耶稣）其实就是颛顼。
　　按照上古时代“一昭（东方）一穆（西方）”、“一幽（北方）一明（南方）”的培养、选拔接班人的原则，少昊（居东方）之后，应由其弟、居西方的昌意的大儿子颛顼接任帝王位。据宫玉海分析，因为同居西方的古罗马人是黄帝重孙子，他们认为有权接班，所以千 方百计不让颛顼接班，采取了“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网一个”的极端措施，把当地与颛顼同时出生的婴儿全部杀死。但颛顼被人们藏匿起来而获救，他因此得名颛顼。后来的基督教中耶稣的故事，很可能就是以这段历史为原型的。“颛顼”与“拽恤”同音，也有“拯救”之意，但他并不是“救世主”，而是“被拯救”的意思。

　　（小标题）犹太人根在中国西北

　　据宫教授研究，不仅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中华文化同宗同源，而且犹太人本身就是从中国迁走的，犹太文化因此上和中华文化也是相通的，可称“近亲”。西方的世界史专家也认为犹太民族是东方民族，他们经过几个世纪的西迁，于前１１世纪从两河流域迁到中东，并在巴勒斯坦地区建
立了“以色列犹太国”，但该民族在此之前来源不祥，但承认他们是东方民族。
　　宫教授研究发现，犹太人的起源在中国，应在中国寻根。他们是炎帝神农氏之后，姜姓，封于邰（今陕西省武功县一带），所以号“有邰氏”（“犹太”即是“有邰”）。其地应在今河南偃师一带。那一带，也是帝喾时的首都，称为“西亳”（音“伯”）。公元前２６世纪，尧执政时，舜又把“有邰氏”封到“　来　”（其地在陕西 武功一带）。这可能是犹太人又自称“西伯来”（即“西亳　来　”人）的原因吧？“这一家族于公元前１５至１４世纪（夏代）开始西迁，经过几个世纪，于公元前１１世纪达到中东。这和世界史上所记载的犹太民族西迁在时间上也基本吻合。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把中华文化和犹太文化做了比较，也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也为犹太人来源于上古中国提供了一个佐证。例如，从宗教信仰上看，人信仰上帝耶和华；而中国人特别是在帝喾时代，对上帝的崇拜是特别虔诚的。“上帝”一词，在我国古已有之，而且是上古人民崇拜的神。帝喾的“喾”字，古读　go，与英语的中的　god（上帝、圣人）相同。古籍《纲鉴易知录》中讲到喾时，说他：“帝普施利物，不私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意，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既执中，而偏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这嫣俨然是上帝的化身，耶稣的形象。由此可知，在上古时代，
犹太人的信仰其实和中国人的信仰基本上是一致的。

　　（小标题）颛顼死而复活与耶稣复活故事一致

　　宫玉海说，“死而复活”在事情，颛顼与耶稣身上都曾发生过。 而据考证，在世界历史上，“死而复活”的著名人物只有颛顼；宗教史上也只有耶稣一人。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么？《山海经·大荒西经》里这样记载：“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稣。”
　　宫先生解释说，“风道北来”是说传教者从北方而来（当指颛顼）。“天乃大水泉”，“天”即“天方”，指西方。上古时中国人的方位称呼是：西方为“天方”（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天方夜谭》里的天方，即是西方），东方为“人方”；北方为“鬼方”；南方为“兽方”。。“泉”指源泉。这两句话说的正是《圣经》中所说的大洪水的故 事，是说洪水是从西方发源的。“蛇乃化为鱼”，是指当地居民由蛇图腾转化为美人鱼图腾。“鱼妇”按古音与“以埽”相通，“以埽”即以色列；“鱼妇”也可以看成是美人鱼。我国长江中就有“美人鱼”（《梦溪笔谈》等古书记载），而美人鱼图腾是波兰人（即古籍中的“亳人”）的图腾，犹太人也来自于“亳”，所以很可能也是以美人鱼为图腾的。这句话是说犹太人从东方西迁之后，统一为以色列国，并由蛇图腾转变为美人鱼图腾。最后一句则指颛顼“死而复活”无疑。宫教授说，《大荒西经》记载的地点在现今中国西部更远的地方。
　　 这一段话语言虽简练，但所记述的内容明显是西方也就是中东地区的一段历史。因为“颛顼复活”应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宗教课题，所以很可能当时就已成为人们庆祝的一个盛大节日──复活节。对如此重大的事件，作为上古博物志的《山海经》一书有所记载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后来基督教中的“复活节”则很可能是以此为蓝本。

　　（小标题）耶稣并不是基督　耶稣教非基督教

　　据宫玉海介绍，按玛雅历（玛雅人为古中国移民）及《外纪》等中国古籍的记载，黄帝应生于５１２０年前（公元前３１１３年），１０岁有国（封地），寿命１１０岁。其子少昊在位８４年，应为９４岁以上；“颛顼十岁佐少昊”，２０岁继帝位，在位７８年，享年９７岁。
　　以此来推断，颛顼应生于４９４６年前，卒于４８４９年前。也就是说，他生于公元前２９４８年。宫先生认为，生于西方的颛顼，１０岁到东方建立了自己领地，２０岁继帝位，３０岁又往西方传教。
　　人们所熟知的耶稣出生日期是公元元年，有人不禁会问：既然耶稣的原型是颛顼，但他为什么与颛顼在时间上相差了近三千年？宫先生解释说，要搞清这个问题，先要弄明白：基督教并非真正
的耶稣教。耶稣是创立耶稣教（颛顼教）的人，也就是颛顼；而基督则是一位名叫“叔达”的传教士。后世的基督教是在继承古代耶稣教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改造形成的。
　　他说，上古时代，政教合一，最高统治者也是天下教主，当然要负责创立宗教文化、派人传教的工作。据中国古书记载：“舜举十六族”，“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正因为政教合一，所以不能把“总揆百事”（管理行政事物）和“布五教于四方”（到各地进行传教）截然分开。据记载，高阳氏的“才子”八人中，有一人名叔达（又写作叔得、 季达、子都）就曾在世界许多地方留下足迹。宫先生说，他就是“基督”。因为“叔得”之“叔”古读为“基”，“得”也读“督”；“叔得”也就是基督。“子都”的含义是“有德行的美男子”。他还说，后人可能是为了“世济其美，不陨其名”，才在修建“九丘”以为崇敬和纪念。在这里已发现了古代留下的七座金字塔（按《山海经》中的记载，应有九座金字塔即“九丘”），其中之一的“叔得之丘”，就是为了纪念叔得（基督）而建。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名字也来源于基督（叔达），这是印第安人带去的；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港口高七十多米的石像也是为纪念他而建。
　　另外，西方把基督奉为新教的创始人，并且认为基督是一位“有德行的美男子”，也和中国古代所标榜的“子都”的内容也是一致的。其实在西方，耶稣的存在与否及生卒年也没有搞清。公元一年左右，在宗教革新的浪潮中，耶稣教改为基督教（是为新教）。宫玉海说，为适应世俗需要，宗教改革者在对旧的教义做了大幅度修改的同时，并把２９００多年前的往事拉到近前，此举为了抓住人们“事情发生的年代越近就越可信”的心理，“新瓶装旧酒”，重新定义、重新解释了古耶稣教即“颛顼之教”的教义。

　　（小标题）扶余──颛顼之领地和归宿

　　《山海经》中有三处提到颛顼葬于扶余。《大荒北经》说：“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九嫔葬焉。”《海外北经》说：“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海内东经》也说：“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
　　宫玉海认为，上述说法应是比较可信的。他说书中多处提到的“附禺”、“鲋鱼”、“务隅”、“凫余”之山，就在吉林省扶余县境内，其南北皆有松花江（北江为松花江干流，南为第二松花江），北有长春岭，从地形上看就像一条大鱼。他说，这个地名是从记音和记形两方面而来：因为它在松花江的拐弯处，因此叫“附禺”；它的地形像一条鱼，渔猎氏族把它叫“鲋鱼”；鸟氏家族又把它叫“凫余”。
　　他介绍说，上古时代实行氏族分工负责制，扶余人原是伏羲氏的一个家族，被派到今黑龙江以北作“冬官”，即是“黑龙氏”（黑龙江就是因此而得名的）。后来，这个家族不愿意在这个寒冷的地方生活，私自违抗帝命，南迁到扶余县境内的松花江以南地区。为了表示告别冬天，他们过了松花江就把一道山岭命名为“长春岭”，又在其西方修筑了“长春城”居住。由于是“叛逆家族”，后来的扶余人老者仍自称“古之亡（逃亡之意）人也”。这个家族离开后，统治者又把“华渚人”派到了黑龙江流域及北极圈内，即今之赫哲人和爱斯基摩人。
　　上古时代，伏羲氏定下了培养、选拔接班人的原则“一昭（东方）一穆（西方）”、“一幽（北方）一明（南方）”，即生于东方者必须封于西方，上一代住南则下一代住北，反之亦然。此举当是为了不断加强中央帝国对世界的了解和管理。直到周代，统治者还遵守这个规矩，如昭王生于东，穆王生于西，是典型的“一昭一穆”。
　　按照这个规矩，生于西方分颛顼必须到东方来建自己的领地。中 国许多史书都说：“颛顼十岁佐少昊”（少昊是黄帝之子，颛顼之伯父），“少昊孺帝颛顼”，就说明颛顼十岁时即有领地。宫玉海说，大约４９００多年前，颛顼受命到扶余来建国（领地）。这使得一部分扶余人迁到现在长春市一带，他们把地名带到新址，就是“长春堡”（长春市的前身，以此推断，长春历史已有４９００多年了）。
　　另据《扶余县志》和当地考古资料证实，当地发现了五六千年以上的古墓葬群，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均有文物出土，其中还有黄帝时代的彩陶。但是，由于缺乏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并没有确定出其具体归属。这会不会就是颛顼和扶余人留下的呢？
　　世界著名神学家、德国的霍尔根·凯斯顿在其《耶稣在印度》一书中坚信：耶稣“复活”之后，经过克什米尔逃到了印度。宫玉海认为，耶稣（颛顼）“复活”后回归东方是可信的，但不是到了印度。因为他“复活”之后最大的可能是回到中国。因此《山海经》中所说颛顼葬在扶余（故国），也是完全可能、并有迹可寻的。另有一些古籍记载，颛顼死后葬在“濮阳”，传统观点认为是今河南省的濮阳。宫玉海说，“濮阳”应为“濮水之阳（南）”，也就是将扶余地方。因为扶余的北松花江，在《山海经》中原叫“濮水” （有卜奎地名为证），“濮阳”就是““濮水之阳（南）”。这和《山海经》中的记载也是一致的。

　　（小标题）“圣诞节”应为“众圣之诞”

　　现在基督徒们所普遍过的１２月２５日“圣诞节”，到底是不是耶稣诞辰之日呢？
　　宫玉海教授认为，耶稣（颛顼）的诞辰有可能是在１２月２５日，但更准确地说，“圣诞节”不仅仅是“颛顼之诞”，更应是“众圣之诞”。据了解，西方对这一天到底是不是耶稣的诞辰之日也还没有搞清楚。我国一些专家则认为，现行的“圣诞日”是后人推定的。宫先生解释说，按上古时代的习俗，“仲春二月令会男女，是时 也，奔者不禁。”在男女相会中，即会有“无夫而生子”（没结婚而怀孕）的现象，而且在当时视为合法。另外，根据古代的优生优育法，男女一般也在仲春二三月间结婚，因为为仲春季节，大地回春，阳气上升；女子怀孕后所生孩子一般智商较高。九个月后，一般在农历十一月前后生子，这段时间是为生育的旺盛时期，古时的圣人就多出生在这段时间里。正因为前后延续一段时间，所以世界各地的“圣诞节”并不统一，而是从１１月末到来年１月中旬的都有。
　　至于给孩子们送礼物的“圣诞老人”原型，宫玉海也有新说：地处北极圈附近的格陵兰人，基本是赫哲人（爱斯基摩人，按古音可读“赫哲”）。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代替扶余人为“冬官”的“华渚人”。现在西方学者也认为“圣诞老人”和白雪公主是格陵兰人，而格陵兰人即是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丁令人”。
　　宫玉海说，这些身为“冬官”者规规矩矩听命于中央帝国，在北极圈地区生活。但按规定，每年冬天他们都要赶着驯鹿拉的车，给作为“天下共主”的中央帝国统治者进贡送礼。后来，因为各种条件所限（强大起来的丹麦、英国人等半路打劫），本该送给中国统治者的礼物截下。后来，这段往事中的格陵兰人逐渐演化成今天专给小朋友送礼物的“圣诞老人”。由于年代久远，“圣诞老人”的故事，中国人已经淡忘了。（完）

小人家

这不是自信，这是有病把？

老李探花

这个王红旗经常有石破天惊的奇谈怪论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