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民间的记忆——赵世瑜谈历史研究的视角转换

Karin

寻找民间的记忆——赵世瑜谈历史研究的视角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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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3-9-26 1:35:06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
作者：吴娟  点击 28 次


以“自下而上”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

记者：你的历史学新著《狂欢与日常》（三联书店2002年4月版），通过对明清以来庙会的研究，让读者看到一个很新鲜的民间社会。这样的研究很特别，有人说中国史是部帝王将相史，记载着王朝兴亡。但在此书中，几乎难以看到被过去的人认为是直接创造历史的显赫人物或历史巨变。


赵世瑜（北师大历史系教授）：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官修正史基本是帝王将相和重大政治事件的历史，是一部“政治史”，依据的材料都是政治方面的文书档案，把政治层面的因素看成是决定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力量。而事实上，历史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应尝试从更多的角度、以更多样的方法复原和阐释历史。我一直主张“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尝试将研究视角由“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试着将立场移到民众一方，由此观察整个世界。

记：对民间社会，传统的历史研究一直是忽视的吗？

赵：将目光从帝王将相转向基层生活，并非我们这一代的发明。上世纪初至30年代，学者关注点的这种转移已经开始，如顾颉刚等人的研究；50年代后相当一段时期，历史学再次演变为单一的“政治史”，以“重大”事件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代替了日常生活的历史，即使史学偶尔关注普通人的历史，那也已是精英历史的附属、延续或残余，或是不自觉地居高临下地审视它，而非设身处地地同情理解它；最近20年，对民众生活的研究重新成为热点，但情况比较复杂，有的研究者只将社会史简单当作社会生活史，有的研究有意追求冷僻，甚至带有猎奇猎艳的味道。我一直认为，社会史不是一个领域，而是全新的研究范式，可以重新解释过去那些有定论的东西。有必要将以往忽略的基层社会的历史、普通民众的历史、日常生活的历史和民间文化史掸去灰尘，重新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应该意识到，普通民众没有掌握记录历史的权利，没有被赋予发出声音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生活在历史中，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记忆。应该将这部分内容也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


记：中央电视台刚刚直播了埃及金字塔的考古发掘，我们看到，西方考古学家原来只注意王者的历史，但近年来有重大改变，转向寻找与建造者有关的史料，从而有了新的发现。


赵：无论埃及的历史还是金字塔的历史，都不仅牵扯法老，还牵扯到数不清的工匠和普通人，牵扯到历史学家最希望了解的古埃及社会。要做到这一点，要破解那些千古谜团，比如：金字塔的建造者究竟是外星人还是人类，是奴隶还是市民，等等，就必须要找到建造者的痕迹，这是无论如何绕不开的。历史研究是一样的道理，“民间”并不是历史学研究的终点，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站，是走向整体历史或总体史学的必由之路。


在区域性、长时段的研究中重构历史

记：民间社会中可供选择的“历史意象”、可供切入的历史细节相当多，为何你选择庙会尤其是华北地区的庙会这种大众文化现象作为明清历史研究的切入点？

赵：当我们审视地方志中的地图时，会发现除了衙署之外，标识最多、最醒目的就是当地的各个寺庙。寺庙构成了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民间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社会史研究而言，庙会当然不是惟一的切入点，事实上切入点可以有许多，目前也出现了不少好的研究成果。在我看来，这个切入点应该具备理解区域社会的功能，有可能从中透视社会的深层内容，发现过去忽视的重大问题。我的选择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刚开始做庙会研究时，我主要研究庙会作为集市的功能，但渐渐地，我发现，其作用绝不仅仅于此。今年六月我去了山西介休的一个村子，那里水的问题很突出。有一股泉水灌溉当地的大片土地，在泉水发源处的源神庙里，我们看到，这里有从宋代到民国的几十块碑，记载了这里历时一千多年的历史。当地人怎么用水，如何为水争斗，政府与民间如何协调解决，当地的村落、水利组织及其首领，写得清清楚楚。寺庙在许多地方都是微社会的中心。


记：当地围绕水发生的诸多事件，对于“正史”而言似乎微不足道，但对某区域上千年之久的一系列相关事件进行观照，就可能会发现一些新东西。

赵：是的，选择一个历史事象，沿着一条线索，做长时段的研究，我认为很重要。传统历史注重的政治事件，大多转瞬即逝，改朝换代本身很快就完成了，新统治者还会尽力消除旧朝痕迹。但社会深层的东西，决不因改朝换代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水的问题，人们永远要喝水，与水相关的社会组织网络不会因政权的更迭发生根本变化，社会管理系统有个延续性，一些长时段的东西在整个社会中一直持续地起作用。就地域而言，整部中国史是由不同的区域史构成的，区域性、长时段的研究努力，有助于我们重构或者重新解释历史。


历史研究应以开放的姿态解决问题


记：转换研究视角的结果，会不会经常提供出有别于“正史”的不同版本？你书中那个东南沿海地区“太阳生日”集体记忆的个案研究非常有意思：崇祯皇帝的自缢日被民间作为“太阳生日”暗自祭祀，实际代表着民间对朱明王朝所象征的本土历史传统的怀念，代表着与清朝的对立。这样一种历史暗流的揭示和呈现，无疑与明清之际史事的官方版本存在根本差异。



赵：结果经常是不可预见的，也许研究结果正好与“正史”所提供的趋势和动向相吻合，也可能只是一些补充，当然，也有可能是“拔乱反正”。历史研究面对的是一个个需要解答的问题，每一个出发点都有一个指向。研究者可以有自己的设想，用材料证实自己的设想，也可能得出自己也感到意外的答案，所有研究都应符合史学规范，以史实为基础，这是前提。在此前提下，我认为历史学者应强化“问题意识”，淡化“学科界限”，只要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必拘泥断代、国别，可以借鉴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我目前正在研究的华北移民传说与历史的问题，会把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一些东西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结合起来，不仅使材料多样化，而且应该能够得出一些新的结论。


过去历史研究多是这样的：先有了通史的框架，符合这一框架的东西往里装，不符合的就抛却。而这些被抛却的东西里面往往有非常重要的东西。有位社会学研究生在调查一个村落时发现，过去写的村史是按照既定的“大叙事”或国家历史的框架，把几乎无关的事件往里面填装，而村民的历史记忆由于与那个“大历史”不相干，倒被从村史中排除。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我们的通史大多有这个毛病，设定一个大的时代特点，然后所有不同地方就都是这个特点，这从本质上说是反历史的。我们希望历史的解释更丰富多样，就其本质来说，也就是更真实。

Karin

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历史知识在民间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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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3-9-26 1:44:15 来源：历史与考古
作者：钱茂伟  点击 19 次


　　中国史学走向民间始于讲史。讲史是“说话”的一种。“说话”是唐宋人用的习语，是指职业化民间艺人讲说历史故事，相当于后世的“说书”。



通俗史学是城市娱乐文化的产物



　　今人谈通俗史学，有源于夏以来者，我以为扯得太远了。通俗历史知识的传播，严格说来，是城市通俗娱乐文化兴起后的产物。城市娱乐文化的兴起、发展，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有大量的市民群体。作为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余暇时间不多，所以对业余精神享受要求不高。而城市中的市民正相反，有较多的空余时间，所以对业余生活的要求很高。这是通俗娱乐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二是和城市管理制度有关。许多文章谈到了城市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通俗历史知识的传播，这是不够的。城市及商品经济早在战国时期就发展了，之所以迟迟不能发展为通俗娱乐文化，这是和城市夜生活制度分不开的。汉唐时期的都市，尤其是首都，实行封闭式的坊市制度。市民居住在坊内，商店集中在市内，坊与市四周筑有围墙，每个大门有小官管理。又行宵禁制度，夜间不准出入。一到晚上，没有行人，没有商店，如此管理，自然谈不上发展城市娱乐文化。唐宋之际，都城制度开始变化。这时期，由于都城人口的急剧增长，广大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求日益增加。人口的膨胀，打破了规则的坊里制度；商店的繁荣，打破了封闭的“市”。商业区与居民区开始混合。北宋开始，因循上千年的宵禁制度取消。于是，有了夜市，有了酒楼、茶室，有了专门的娱乐场所瓦肆、勾栏，城市娱乐文化开始发展起来。



　　两宋是我国说书制度的发展时期，也是我国讲史的大发展时期。两宋首都开封、杭州城内有众多的瓦肆、勾栏。在一些中小城镇，乃至乡间集市，也有不少娱乐场所。城市娱乐文化的核心是围绕故事而展开的。说故事，唱故事，演故事是其一大特点。听故事，尤其是历史故事，是大众的一大嗜好。城市经济的繁荣，夜生活需求的提高，职业说书人便产生了。“讲史”为宋代“说话”四家之一，也是最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娱乐项目之一。



　　宋朝的说话主要有小说和讲史两种。两者有区别，简单地说，小说篇幅短，题材多取自现实生活，内容多关一人一事；而讲史则以讲说前代兴废历史故事为主，篇幅显得长。北宋的讲史，主要有说《汉书》、《五代史》、《三国志》三种。南宋时除这三种外，还有说《列国志》、《七国春秋》、《说唐》等。南宋时还有一种说“铁骑儿”，介于两者之间。它是说当代战争的，以抗金英雄人物和农民领袖为主线，有点类似后世的英雄传奇。



　　宋代的讲史人很多。说书人多是一批下层知识分子。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讲故事活动。一般说来，说书人“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万余言讲论古今”，须有一定的文史知识，有较好的口才。两宋的讲史以及各类说书，主要集中在汴京和临安，也有一些散见于部分城镇和农村。汴京和临安两地有相当多的讲史听众，上自皇帝、百官，下至普通市民、士兵。据说，南宋时的供奉局有专门的说书人。在有宋历朝皇帝中，仁宗和高宗是两个听话迷。



　　说书的繁荣，带动了“说话”脚本即“话本”的创作。宋朝著名的话本有《孙庞斗智》、《刘项争雄》、《黄巢》、《三国志》、《晋宋齐梁》、《收西夏》、《吕相青云得路》、《中兴名将传》、《洛阳古今记事》等。流传至今的有《梁公九谏》、《新编五代平话》、《新刊大宋宣和遗事》等。



　　元代政治压力大，“小说”衰落，讲史一科比较发达。元代的讲史话本称“平话”，也作“评话”。当时编刊的讲史话本，据《永乐大典目录》卷46所载，有26种之多，惜均已失传。其他刊本保存至今者，主要是“全相平话五种”。元代平话比宋代讲史话本有所进步，在形式上有了大的改进，分段及标题比较明确，可以供人阅读。题材兼及英雄传奇，和“小说”、“铁骑儿”有所合流。



历史演义的产生与发展



　　历史演义的产生是明代的事。“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非无生有者也”（刘廷玑《在园杂志》卷2）。到了元末明初，出现了两部演义体历史小说，一是由讲史直接而来的《三国演义》，一是由“铁骑儿”及“朴刀杆棒”相承的《水浒传》，这标志着演义体长篇章回小说的正式出现。民间有“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一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以其为人处世教科书特性，成了古代中国人最爱看的历史演义。



　　演义体在明清间的创作进入高峰。明代嘉靖以后，由于经济的发达，出版业兴旺发达，一时写书、刻书、读书成风。这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也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小说。它的成功，直接带动了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嗣是效颦日众”（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序》），出现了许多历史演义小说，如周游《开辟演义》、《盘古至唐虞传》、纪振伦《杨家府通俗演义》、佚名《皇明英烈传》、冯梦龙《新列国志》等。清代前期有陈忱《水浒后传》、褚人获《隋唐演义》、佚名《唐代演义》、江左樵子《樵史通俗演义》、钱彩《说岳全传》、佚名《说唐》等。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可以说，从盘古到明朝的中国历史，每一朝都有了历史演义小说，“其浩瀚与正史分签并架”（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序》）。这其中，《隋唐演义》、《说岳全传》、《杨家府通俗演义》流传最广。



　　历史演义的发展是清末民初的事，它是爱国革命思潮的产物。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完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的“国亡有日”的感觉越来越浓。为了拯救中国，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清抗帝宣传活动。在这场宣传运动中，历史成了他们的主要宣传工具。而演义体则成了他们的主要宣传形式。历史演义的创作，在近代经历了一个由零星到长篇的发展过程。蔡东藩在吴趼人等人的影响下，发誓编了系列中国历史演义，集近代历史演义编写之大成。



历史演义的影响



　　讲史及历史演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历史的国家，就史学的发达程度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和中国相媲美。但中国史学是一种典型的中世纪史学，为政治服务的色彩很浓。它的读者群，只局限于有知识的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它是一种“雅学”，一般人是无缘接触的。加之历代之史篇幅很大，卷帙浩繁，文字艰深，令人望而生畏。这种史书，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准，是难以阅读的。在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里，历史的位置越来越小，除了专业史家外，绝大部分人没有时间去阅读浩繁的史书。这样，历史的普及便成问题。讲史的产生，打破了这种格局。



　　讲史及历史演义小说的产生，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民间化。历史有多种用途，它除了政治、军事、人生、德育教育作用外，还有娱乐、消闲功能，这是古代正统史家没有意识到的。对于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市民、农民、士兵来说，他们也有懂一点历史知识的内在需求。他们学历史，不是为了成为历史学家，而是为了业余消遣。对于他们来说，“历史之真”与“传闻之真”是一样的。他们关心的是情节，关心的是故事发展的结局，关心的是前人的事迹，以从中获取一些人生经验。至于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其事，他们不关心，也不感兴趣。历史演义小说以其生动、活泼的形式出现，适应了大众的这种文化需求。它使非专业的社会成员、无知识的社会底层人员得以凭感官，也有机会接受历史知识。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说：“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历史演义小说能起到如此大的社会历史教育作用，这是正规史学远远达不到的。



　　历史演义体的创造，开辟了一条形象化中国史编纂的道路。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人、事、物综合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生动的、形象的。中国是一个史学发达的国家，也是一个史体发达的国家，有编年体，有纪传体，有典制体，有传记等。从观察历史的角度与写作的体裁来说是够丰富的，但没有一种史体是综合反映这个过程的。编年体按时间顺序排列，面广而散；纪传体则将人、事、物分开来写，这又太板实，读起来太吃力。而历史演义小说是用形象手法来重现历史过程，这种情节性很强的书，某种程度上说，更符合历史实际过程。历史演义小说的产生，给中国的文史界吹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对文学界来说，创造出了长篇章回小说；对史学界来说，创造出了按事件为历史发展线索的新角度、新体裁。我认为，史学色彩很浓的历史演义
是一种预示着史学改革的新史体。蔡氏《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是第一部全面反映中国历史的演义体作品。中国历史向来只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三个系列，蔡氏这套丛书的出版，可以说创造了第四个系列的中国通史。史体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历史是可以从多角度来观察的。用形象化的手法来写历史，是一种创新。



　　吴晗认为，只有把历史知识变成人人都能享受并从中得到鼓舞的东西，史家才算尽到了责任。这话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治史传统的国家，但是，怎样把祖国的历史深入浅出地、雅俗共赏地写出来，在人民群众中加以普及，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还是一个远未解决的问题。　　

Karin

雷颐访谈：日常生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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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3-7-6 1:19:07 来源：中国广播网
作者：张绍刚 等  点击 7 次

嘉宾：雷颐
主持：张绍刚
责编：高岩、冯雅

主持人：听众朋友好，传播知识，传播知识，了解科学，感悟人生，把握成功，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周末专版《眼界》，我是主持人张绍刚，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来了一位嘉宾，他是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雷颐教授，欢迎您。（掌声）大家听到雷教授研究的领域，叫近代史研究，说到历史在座的各位并不陌生，因为在座的都是北京人文大学的同学们，中学在学历史，大学还在学历史，在你们的印象中历史应该怎么分类？

听众1：应该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我觉得应该分为这三个阶段。

张：还有什么分法？

听众2：还有政治史和思想史。

张：还有呢？

听众3：战争史，应该是这样。

张：按照世界类别，还有吗？按地域来分，亚洲史，欧洲史，美洲史，还有按什么分？

听众4：按国别。

张；好，我相信各位同学说得都对，但是你们今天听到雷教授研究的方向和我们刚才说到的历史的方向都不一样，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我们先问一下雷先生，您说的日常生活的历史您怎么界定？

雷：日常生活就是指普通百姓，大多数人最平常的生活，之所以对此感兴趣，我单独把它作为史学的一个方面、一个类别提出来也有几方面原因，首先从前无论中国还是外国，一说就是政治史，首先是占最主要的地位的，从前的历史都是以政治史为主要线索的，一谈起能进历史的都是一些英雄豪杰，一些帝王将相，当新史学兴起的时候很多历史学家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在历史上起最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对人们影响最深的不是这些英雄豪杰的历史，而是人民大众，普通人一代又一代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对这方面的历史记载是非常不详细的。

（音板：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周末专版《眼界》，本期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
雷颐，1956年生于湖北武汉，自幼随父母工作调动而走南闯北。1972年到农村插队时只有小学文化水平。1975年参军入伍，1978年4月复员到工厂当车工，同年9月考入吉林大学，4年后继续攻读硕士学位，1985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
雷颐在自己的个人简历中写道："工、农、兵都当过的经历，使我的研究视角不同于他人。"
雷颐研究历史的视角究竟有何独到之处，请继续收听本期《午间一小时》周末专版《眼界》。）

张：您说到日常生活的历史，您会把它分大概会分几个方面呢？

雷：这看你具体研究，根据你研究课题需要做不同的区分，比如我们界定中国可以按时代，比如晚清清末是怎么生活，明国普通百姓怎么生活，建国以后50年代怎么生活，60年代怎么生活，80年代怎么生活，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吃穿住行这是按时段的分法，另外可以按不同类别分，现在很时兴性别史，尤其是女性研究，研究女性的生活，他们的历史变迁，他们地位的变化，这也是一方面，有人研究青少年在不同时期处于什么状况，甚至现在有专门研究饮食文化的发展状况，但是我觉得只要是研究，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状况都可以归到日常生活的历史这个范畴之内。

张：实际就是看看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他的衣食住行，他的起居，他的生活习惯，以及在那个年代形成的老百姓生活的主弦律，我们知道研究历史要靠查史料的，历史上真的很少写到老百姓的生活，比方说我们想到唐代，马上想到的是长安城，长安城帝王生活的地方，如果我们想唐代老百姓怎么活着，为数不多的一些画本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画本，但还是很有限，您在研究日常生活历史的时候您的史料来源在哪儿？

雷：研究古代史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研究现代史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上个世纪初一些新史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了，像一些有名的人物，像胡适这些，反复说每个人，只要能认字的人要养成记日记的习惯，你是个很不起眼的小人物，但多年以后，日记就是你的生活历史，你的生活历史就具有代表性，我从前研究也是研究思想文化，研究一些精英的历史，研究胡适的时候就发现他怎么老劝街头一个卖烧饼的人，劝他你还认几个字，你从小到大怎么卖烧饼，写下来，或者我请个人，你说我记下来，这不就是平平常常一个卖烧饼的人吗？有什么意义？现在随着我对历史观念的转变，我才体会到这是很有意义的，实际上首先人民的生活应该被记录，二，判断一个时代决策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判断在这个政策之下，最普通的人处于什么生活状况，人的生活状况具体发生什么影响，历史书上这一点是做得不够的，我自己的经历，我下过农村，当过知青，从城里到农村，对农村的生活有一定体会，7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在农村插队插过三年，我现在研究共和国的历史，我想我们在史书一个很重大的政策就是听众1953年国家为了实行工业化，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这在史书中就是一句话两句话带过去了，实行统销政策后，对工业化有什么作用？但是随着我历史观念一转，我更想说明的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是把中国的居民或者公民实际分为吃商品粮的和吃农业粮的两部分。

张：实际雷教授讲到的统购统销现在很多人觉得陌生，但是我们回忆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50年代之后有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叫票政制度，买粮要有粮票，买布要有布票，这是统购统销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直接的表现，粮票，农民没粮票，农民自己种地没粮票，他想进城就很难，一个农民想改变自己的悲剧和喜剧很多，大家可能对一个作家写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很有印象，就是路遥写的《人生》，事实就是一个农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雷：高家林。

张：对，尝试做出自己的牺牲甚至人格的牺牲，我觉得雷教授说得特别有道理，往往在历史上记载的都是大事，帝王将相的事情，小事讲得很少，我给您讲一个小时候困扰我的事，我小时候特别爱看小人书，男孩儿一般爱看三国，东周列国这样的小人书，我就发觉小人书上的古人都是宽袍大袖，我想这个问题是多大开始困扰我？大概六七岁就开始困扰我，我就想，穿着宽袍大袖，那他们怎么拉屎，我毫不夸张，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六七年的时间，直到我大了，上了中学，学古文了，学到一篇课文，选自《史记》，《鸿门宴》，里面出现一个内容，叫更衣，古人上厕所叫更衣，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呢？古人上厕所真的脱衣服，明白了，古人上厕所会脱衣服，但是雷老师您仔细想想，我们的古书里面会记载古人上厕所吗？是不是真的没有专门的记载？

雷：起码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其他的历史学家说过，确实这种小问题在特定的情况下实际是一个非常大的大问题，你说起来我就想到了，我们知道在文革期间让很多知青到农村去，有到农村去的，有到边疆去的，有到牧区去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不可能有厕所或者庄稼地，男女在一起放牧，一放牧牧区都那么远就会遇到那样的问题，我现在就知道蒙古族穿长袍子就是有一定需要的，长袍子就起了一个遮蔽的作用，但是支边青年去了都是穿着汉族这种服装就不方便，有的还生病了，膀胱炎什么的，对这个问题，周总理好像还有一个讲话，一个批示，应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我也不知道，但这种问题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大问题，是生活中时常碰到的问题。

张：所以日常生活我们看起来是小问题，但我们给它一个历史的架构，承载历史这样有分量的话题，我们发现它代表的含义特别不一样。

（音板：关注日常生活的历史，研究普通百姓的经历，这正是雷颐教授的独特视角。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周末专版《眼界》--《日常生活的历史》，请您继续收听。）

张：雷教授是研究日常生活，我们不妨借今天节目时间和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日常生活，太远的我们没什么印象了，我们从父辈经历的生活，50年代开始，50年代有代表性的，我们讲日常生活中的细节，50年代有代表性的服装是什么？

雷：50年代有代表性的服装分作两个部分，中国城市人和农村人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城里有代表的服装叫干部服或者雷锋装，或者类似红军的八角帽，一般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变化。

张：农村没有变化，50年代的服装比较流行的是列宁装，50年代流行的音乐是什么？

雷：苏联歌曲是比较流行的。

张：但是50年代也有一些歌曲出来，后来给大家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回忆，一想到50年代火热的激情，比如《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等等。

雷：还有，过去刚去世的一个作家叫管桦，我就会唱一首，特别喜欢，他的歌词，什么"无边的田野，绿色的田野，麦浪吹来"什么的，因为反映出共和国新建时期比较和谐，全心全意搞经济建设这些东西。

张：您怎么总结50年代的日常生活呢？

雷：我觉得50年代的日常生活总结起来可以分为两类，日常生活我讲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居民开始分为两类，从50年代初期开始建立，以后这两类人的生活方式，本来城乡差别很大，会越来越远，国家或者当地的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服装，对日常生活开始有明显的自觉的介入，就像要穿列宁装，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一个农民，他头脑很灵活，中国的北方农民扎白羊鹿毛巾，一般都是从前往后扎，但是你们发没发现，陕北延安地区的农民白羊鹿毛巾是从后往前扎，有一个其他地方的农民，是模范还是什么，他们那个地方的农民扎白羊鹿毛巾也是从后往前扎，但他就要改过来，实际就是和延安看齐，这是在50年代最明显的，那时候日常生活还是比较丰富，还是比较多样性，但意识形态的干涉已经开始了。

张：60年代开始流行什么服装？

雷：我觉得60年代是变化比较激烈的时代，60年代初期中苏开始分裂，中国的一些政策就越来越左，后来又搞四清，那时候报纸上公开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什么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比如女性喜欢烫发，抹口红，这些在50年代还是允许的，在60年代就是不允许的了，服装更加单一。

张：60年代比较明显的一个表现是在女性身上，50年代的女性还可以穿裙子，但60年代女性就只能穿裤子了，在我印象中，50年代，曾经有一项中国妇女调查，是中国妇女杂志的第一期，它的封面人物是当年的著名影星白杨，白杨穿着非常漂亮的旗袍，但是60年代这种现象就不会出现了，60年代女性的偶像不再是白杨，不再是这些电影明星，好像是邢燕，李素文这样一些模范，这些模范是一身工作服。60年代您怎么总结呢？

雷：我刚才没讲完，60年代有一个最关键的，最激烈的变化在穿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那是一个非常剧烈的时段，那时候的青年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流行一身绿，穿着军装，因为当时红卫兵很多父辈都是军人，就把父亲的旧军装穿出来，扎着大皮带，扎着武装带就开始在街上破四旧，这种日常生活就反映了当时的历史。

张：60年代你可以做一个总结，它可以以66年做一个点，也是分一个点，在66年之前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是越来越严，从66年开始到了一个极端，到了70年代呢？

雷：70年代是延续的，将近到1976年，但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总是有追求的，比较讲情趣的还是上海人，当时中国和外界几乎封闭的，只有一个铁杆盟友，就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所以当时唯一进口片子，开始都是阿尔巴尼亚的两三部电影，阿尔巴尼亚毕竟是欧洲国家，并且没有达到中国控制那么严格，所以当时我看了报纸，从上海一些人很聪明，看电影就学女演员，毛衣怎么织，头发怎么做，自己都能做出来，看电影就知道这个毛衣针法怎么织，当时流行阿尔巴尼亚头，阿尔巴尼亚花。

张：当年还有阿尔巴尼亚家具。

雷：对，都是上海人学会，慢慢往内陆城市扩散，因为电影可以公映，是阿尔巴尼亚的，你穿阿尔巴尼亚花的毛衣，他好像不高兴，也说不出什么来，你都公映了，说明是没问题的，从70年代起，人们还是冒着很大的压力在追求美。

（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周末专版《眼界》--《日常生活的历史》，本期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主持人张绍刚、嘉宾雷颐和现场听众正在以普通人的视角回顾我们国家走过的50年风风雨雨，欢迎您继续收听。）

张：说到生活习惯，说到70年代，各位同学不一定记得，但我有个印象，在76年左右曾经有首诗曾经非常流行，这首诗的作者叫食指，后来他疯了，这首诗怎么写的呢？有那么几句，"当你的情怀化作深秋的露水，当你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的用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这首诗叫《相信未来》，事实上这也是很多知青在迷茫的时候当时的一个心理支撑，很多知青都把食指的这首《相信未来》倒背如流，也可以说这首诗是在70年代最流行的一首诗，您觉得这首诗算不算当时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雷：对于知识青年来说算是，我当过知青，那时候知青就在下面抄这些东西，但抄这些东西也要冒很大风险，当时有一个运动，叫查抄手抄本，这些东西是违法的，但是它确实反映了我们的心理状态，反映了我们的感情非常的迷茫，但是他类似于这种《相信未来》给了你一种支撑。

张：70年代也是分两截，在76年以后就开始了一些变化，比如76年我们知道是粉碎四人帮，人们的生活也开始了很大的变化，这时候我们在座的各位就应该有所了解，喇叭裤出来了，港台歌曲开始慢慢进来了，开始有人提着砖头似的录音机在街上流浪了，中国开始慢慢出现摇滚了，再往下走牛仔裤又进来了，萝卜裤又进来了，马海毛毛衣又进来了，蝙蝠衫又进来了，我们的生活就开始琳琅满目了，您怎么总结80年代呢？


雷：我觉得是从单一走向多元的时代，也是一个关键的时代。

张：它虽然从单一走向多元，但是每一样新的东西出来之后都有争议。

雷：对，尤其是在80年代中期以前，你说的萝卜裤进来，蝙蝠衫进来已经没有争议了，喇叭裤开始流行的时候马上就被禁止，说不许穿喇叭裤，喇叭裤是代表虚幻的，没落的，腐朽的，但是已经有很多人认为这跟思想是没关系的事，我记得是中国青年报，因为中国青年报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前沿，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写了一篇文章论证，根据中国唐代壁画飞天，中国舞蹈人物不都穿着喇叭裤吗？他论证说这个喇叭裤是缘于中国的，不是西方的，是我们民族的，这样一下，不让穿喇叭裤的人就不好说什么了。

张：而且当年恰好还有一个舞剧特别流行，尤其是走向世界的，叫《丝路花雨》，这个舞剧里让很多人不是看丝路花雨，就是要看看丝路花雨里面的喇叭裤。

雷：包括音乐，听众1978年起提倡的，有点恢复到50年代的状况，开始提倡跳集体舞，跳集体舞也给人很大的振动，跳完集体舞也可以跳50年代流行的交谊舞，但是始终是不许跳DISCO的，也说不出来很腐朽没落，但是有人说DISCO来源于黑人，黑人是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现在恐怕大家都会笑，觉得很荒诞，但是日常生活有时候也反映了我们是怎么生活过来的，当时是什么样的生活状况，一种思想状况，一种什么意识形态在干涉阻挡人们的生活，现在想来是很不合道理的，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现在穿衣服基本是百无禁忌了，这两年夏天我看到很多女士，夏天都穿露脐装，从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当年是绝对不可能的。

张：我们一总结就发现短短50年，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了多大变化，从一个最简单的穿衣服，从一个最简单的流行指标上都有那么多奇怪的，也是非常复杂的变迁。

（音板：普通人每一个生活细节的变迁都是历史留下的印记，史书中许多事件、政策和数字背后往往蕴涵着无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而这些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状态恰恰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实质。对于雷颐教授来说，研究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绝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周末专版《眼界》，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话题《日常生活的历史》。）

张：在您研究了这么多年日常生活的历史之后，您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雷：还是刚才说的，我们判断一个政策或者一项政策的实施，主要看它对大多数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不是像它的文本说的--

张：您的历史研究是一个不强调文本的过程，您比较强调文本对于普通百姓的影响。

雷：要透过文本之后。

张：比如我们研究今天的历史生活，影响力往往是持续的，多年之后才看得出这个影响力。

雷：53年的时候谁也没想到那么多人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我们回过头发现它现在还在影响，包括现在人们觉得中国社会的发展其中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城乡二元化，这时候才知道那时候实行的政策确实没有多少人能够意识到对农民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张：我现在还很感兴趣，您是做社科院近代史研究的，我相信近代史研究大概很少有人把自己的目光定在日常生活的历史上加以研究，您是为什么想到要研究日常生活呢？

雷：我也是研究经济史这些的，但通过历史研究，我发现一些政策对人的影响很大，我对它很感兴趣，比如我后来的研究转到1949年以后，共和国的发展史，其中就要涉及到1953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这一下我把下乡的经验结合起来，它给了我一个视角，我看所有的书都是说它对工业化怎么样，而没说这个政策对农民的影响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几十年来对大多数人影响最长的政策。

张：如果研究日常生活，研究普通老百姓，有时候老百姓对历史的理解是有偏颇的，有一家之言的，比如我上小学是在文革的末期，在我整个的童年阶段，我一想到旧社会这三个字，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怎么想的旧社会，我一想旧社会具有几个特征，一，永远是阴天，二，永远特别冷，三，永远刮着西北风，四，永远有一个白毛女在路上奔跑，这是我想像中的旧社会，如果你研究我这个个体，我所理解的旧社会和历史真实的旧社会是有偏颇的，我的问题是当您在做日常生活的研究的时候，一定会出现日常生活中得到的信息和史料记载上得到的信息，是有矛盾，甚至有违背的，您取哪个？

雷：我感兴趣的是你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印象的，你作为一个小孩儿，这个信息是怎么灌输给你的，作为千千万万的小孩儿，像你一提旧社会这些概念可能不是你一个人，多数那个年代小学生可能都是这几个符号，这些符号是怎么灌输给我们的？通过什么样的儿童书，什么电影，你看电影中，看小儿书中，不知不觉就把这几个符号灌输进去。

张：我可以告诉您这个信息是从哪儿来的，因为我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一块银元》，吓得我号啕大哭，因为里面有个坏人叫李三刀，他是个特坏的坏人，我现在印象都很深。

雷：都有关，比如我搞日常生活历史研究，就会注意到小学生普遍会有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是怎么灌输进去的。

张：事实上您会先找到这种表相，然后找导致这种表相出现的原因，您现在在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的时候，会不会有小提大作的感觉？会不会有您的同行觉得您是小提大作？

雷：别人怎么想我不管了，我有我的视觉，以偏重政治史的人确实会认为这是小提大作，但相反，我觉得传统意义把政治史摆在历史研究的首要地位，这是千百年来已经小提大作了，我觉得恰恰日常生活的历史才是应该恢复它的重视，比如现在的研究外国历史的潮流，他们恰恰从二几年开始就是提倡生活细节，生活的历史。

张：您的研究也和其他史学家交流过吗？

雷：交流过，大家觉得很有意义，确实，我研究过程中也发现收集资料太难，搞历史研究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形成文献文本，要记录下来才能引用，我希望在座的听众尽可能多写一点东西记录自己的生活，我也碰到一些熟人总是让他记录自己的生活，他有可能就被后人查到形成历史，如果你没有记录下来，没有这些，这段历史等于没有了，我记得一首诗，他说"在每一块墓碑下面都有一部历史"，意思说每个人都是一个历史。

张：有一句话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雷先生的意思我也能理解，今天对于每个人来说，你生活的点滴和细节，最后加起来就构成了明天我们看到的日常生活中百姓的生活史，对吗？

雷：对。

（音板：在雷颐教授眼中，历史真正的主角是日常生活的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构架整个历史。科学认识历史，有助于我们把握自身的命运。请继续收听本期《午间一小时》周末专版《眼界》--《日常生活的历史》。）

张：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日常生活，可能和在座的同学所熟悉的生活稍稍有点距离，但是我认为雷先生今天提到的对于百姓生活的关注，这种视角本身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各位，有什么问题我们来交流一下。

听众5：雷教授，您研究的是近代的，更看重大众生活方面，像当年宋朝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反映的也是大众生活，您对大众生活的研究，像鲁迅的那些作品，还有矛盾的《子夜》等对您有影响吗？

雷：有，有很多东西，历史的记忆有局限，但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却有比较真实的反映，比如好多历史学家从《红楼梦》中可以反映出历史的东西来，包括生活的细节，包括当时收租这种经济关系，地主和佃户的关系，也可以分析出来，作为其他历料的佐证，有时候它更细节化一些，所以我还想起列宁说过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张：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到历史总想到恢宏，但实际上每个人都在构架历史，因为历史的主角不光是我们看到的大人物，我们都在构架我们的历史，假如说家里一代一代延续下来不就有家谱吗？家谱就是家族史，每个人事实上都有能力构架自己的历史，包括雷教授讲到的大家要记日记，实际记日记就是慢慢攒你们的经验，慢慢写你们自己的历史，各位记日记吗？一般记什么？爱情？挫折？您会记什么样的日记？

听众6：平常不大爱记日记，平时发生--

张：失恋了就记。

听众7：偶尔记一次。

张：记什么呢？

听众8：发生大事件的时候记一下。

张：天塌了你就记一下。

听众9：我想问雷教授，咱们的历史中分正史和野史，请问您是怎么看待正史和野史的关系？另外野史有一部分可能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您又是怎样加以考证和辨别？

雷：我觉得历史的正史野史之分也是传统的分法，直接把帝王将相的历史分为正史，非帝王将相那些贩夫走卒分为野史，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恰恰是后一类更丰富，对社会史，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笔记，中国恰恰有这个传统，笔记什么的不如正史，但是更丰富，更好看，所以我觉得要重视被认为是野史的，但用野史的时候要很谨慎，尤其是我翻了一下，里面充满了妖魔鬼怪这些东西，你要辨别一下，但你长期搞历史研究，慢慢就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经验去辨别，你要和大量的东西在一起加以比较，校稿，包括前人的研究，你再写，所以搞历史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投入很多，产出很少的职业。

张：我们今天讲的是历史，讲到的是在历史当中活生生的一个个个体和历史对我们每个人造成的影响以及我们自己是怎么共同架构起来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最后仿佛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不是精英人士的特权，每个人都有权利写历史，而且每个人都有权利用自己的眼光看历史，比如雷先生，他考察历史的方式，他在看我们怎么活着，我们幸福吗？我们是怎么让自己幸福的等等，非常感谢雷先生今天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也非常感谢各位听友坚持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节目的宗旨是传播知识，了解科学，感悟人生，把握成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的周末专版《眼界》，主持人张绍刚代表责任编辑高岩冯雅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扶桑国

小人物和大时代

李霞

　　小人物通常不在传统历史学的视野之内，因为他们被视为愚昧、
粗俗，在大时代的变迁中只能随波逐流。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
挑战了这种观念，开始注意到弱势群体，相信他们团结起来的力量。
作为一种结构的日常物质生活，也在费尔南·布罗代尔那里获得了决
定性的意义。但是，作为个体，人们能从一个小人物的身上发现什么
呢?

　　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界在对宏大叙事的不断反思和批判中，试
图从微观、具体的视角理解和阐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现出了更
加丰富多彩的历史进程。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在《奶酪和
蛆虫》一书里，就成功地探索了一个小人物的精神世界。他的主人公
是一个名叫多莫尼科·斯堪德拉的磨坊主，一五三二年出生于意大利
北部弗瑞乌里地区的小山城蒙特瑞阿勒，当地人通常称他为麦诺齐奥。
像众多普通人一样，这个磨坊主遵循着既有的生活轨迹。除了因吵架
被逐出过两年以外，他一生都居住在那儿；他娶妻生子，是十一个孩
子的父亲；为了糊口，他干过石匠、木匠，但主要以磨坊劳动为生，
在第一次出庭受审时，他便穿着传统的磨坊主服装：短上衣、外罩披
风，头戴白色的羊毛帽子。尽管自称“很穷”，但女儿们出嫁时，他
还是送了丰厚的嫁妆。年近半百的时候，他交了点官运，先是当选为
当地的镇长，后又管理过教区的教堂。他在当时当地不算默默无闻，
但比起兰克笔下权高位重的教皇席克斯特五世，或者是当上了护国主
的克伦威尔，却实在是历史的浪涛中太不起眼的小人物了。仅仅讲述
这样的一个故事，显然无法激起今天的人太多的兴趣。

　　我们这些五百年后的人能够了解这个磨坊主的名字和生平，是因
为他受到了教会法庭的审判。他对世界的形成、天堂和人间、教士和
教会圣仪的作用以及其他宗教，都有着不同于《圣经》和罗马教会的
独特理解。最典型、最有意思的看法是，他拒绝将世界的产生归结于
神性，不承认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混乱，也就是说，泥土、
空气和水是混合在一起的大团物质，从中形成了一个簇群——正如从
牛奶中制造出奶酪一样。然后奶酪腐烂，蛆虫出现——这些就是天使。
……”这正是本书标题的含义。毫无疑问，麦诺齐奥虽然不是一个思
想家，他的各种看法也很不系统、完整，但却忤逆了教会的意志，这
在教会权威至高无上的年代，是一件难以饶恕的罪行。

　　不过，今天的人再翻阅那些尘封的审判材料，已没有必要再当一
次法官，去揭露和批判麦诺齐奥的罪行了。任何时代，不满教会的都
大有人在，即使酷刑恐吓，也无法禁绝与教会唱对台戏的现象，尤其
是在教会自身的腐败和堕落日渐为人所知的时候。有趣的是，这个磨
坊主非常乐意到处宣扬自己的观点。他对妻子、邻居，村里的其他人，
以及所能遇到的一切人谈他的各种想法。虽然他们多不能明白和认同
他的想法，亲人疏远了他，周围的人都不理睬他，但只要有机会，他
还是要说出自己的想法，甚至站在教会法庭的审判官面前，他还想说
服他们接受他的看法，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打算向领主、国王
和教皇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样，最终的结局是，就像宣扬“日心说”
的布鲁诺一样，他被视为危险的异教徒、思想的犯罪者，被处以火刑。

　　正是从上述举动中，金斯伯格捕捉到了非同寻常的信息。倘若是
道听途说，不用法官威逼，也不用多长时间，一个人就会主动放弃自
己的想法。而金斯伯格注意到，麦诺齐奥并不是在疯狂地胡言乱语，
他的态度严肃而认真，并且相当自信。与预言家和巡游四方的教士不
同的是，他也没有声称自己的观点受到了谁的特别启示或点拨。因此，
问题是，他的想法究竟来自何处?

　　一般的研究思路，通常是从时代、社会以及此前的某种思想中寻
找这些想法的逻辑来源。金斯伯格的分析也从这里开始。在分析了十
六世纪弗瑞乌里地区的民族、各社会阶层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
后，金斯伯格发现，麦诺齐奥对暗中决定自己生活的时代环境的认识，
是一种典型的农民社会里关于阶级结构完全两分的观点，　即社会由
“上等人”和“穷人”组成，自己是穷人中的一分子，领主、贵族和
国王都是上等人。

　　在那个意大利山区小村庄的磨坊主眼里，最主要的压迫者是教士
等级，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属于教会的某个主教或红衣主教”。重要
的是，他还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除了拥有权力外，教皇是与我们
一样的人”，教士们凭什么压迫穷人呢? 表面上看，这些想法与宗教
改革对权威原则的冲击是一致的。但是，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思潮就
是麦诺齐奥世界观的直接来源吗? 金斯伯格指出，麦诺齐奥在一定程
度上了解路德派，“我相信一个路德派教徒是四处宣讲坏的事情，在
星期五、星期六吃肉的人”，但这又是一个简单化的、扭曲的定义。
他坚持的许多宗教观点，如要求简洁的圣言，拒绝圣像、圣仪和典礼，
拒绝基督的神圣性，称赞宽容等等，都可以追溯到再洗礼派的宗教激
进主义思想，但他又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成人洗礼，并且，他是在不同
的背景下来认识圣餐和弥撒的，因此不能为他贴上再洗礼派的标签。
最后，他的观点似乎与意大利福音主义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其宗教观
中的激进因素远远超出了福音思想，如拒绝基督的神圣性，拒绝《圣
经》的完整性，指责洗礼等等。而且在审判中，麦诺齐奥对“得救”
和“前定”这两个宗教改革的主题，似乎一点也不明白，而已有的史
料证明，它们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上层阶级，下层农民也可能对这两个
主题有所了解。从这些词汇和概念上的微妙差别，很难说麦诺齐奥的
世界观就直接源于宗教改革思潮。

　　因此，考察十六世纪整个大时代的环境，把握当时的社会政治、
经济和思潮这些宏观的外部因素，这种结构的解释从逻辑上似乎可以
说通，但却与实际的经验相违背。对于麦诺齐奥这样的人，大时代的
影响固然不可忽视，但却是间接而有限的。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不是空
泛、抽象的，而是位于具体的情境当中。

　　因而，金斯伯格将视线投向了麦诺齐奥的日常生活经验。与大多
数农民不同，他不是文盲，而是有文化、能识字的人。通过阅读获得
的信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认为……因为我读了某某书…
…”金斯伯格甚至整理出了麦诺齐奥在两次审判中提到的书名目录。
答案似乎已经唾手可得，然而，它还是无法指出通向麦诺齐奥观念世
界的路径：那些书不能反映麦诺齐奥的真实阅读倾向，因为它们大多
是他借阅而不是购买的，不能完全体现他个人有意识的爱好和选择；
而且这个书单也不完全，仅仅从这个书目，并不能解释他如何形成了
那些与众不同的“疯狂的观点”。

　　这种步步紧逼式的自我否定不由使人感到陷入了绝境，但金斯伯
格再一次因麦诺齐奥的话语而看到了柳暗花明的希望：“我的观点来
源于我的头脑中”，“我相信……”，“根据我所认为和相信的……”
在金斯伯格看来，这说明麦诺齐奥明白自己想法的来源，不是简单地
接受他人的观点。麦诺齐奥的阅读习惯片面而武断，几乎只是为了印
证自己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想法和信念：有时，他改变文本的强调重点，
有时，他将文本中的记述变成了完全相反的故事。于是，金斯伯格得
出了一个大胆而不无理由的论断：“对于他的阅读而言，关键是他已
经超越了文本，在他和书面的文字之间无意识地放置了一个屏幕，或
者说一个过滤器：它能够强调某些词而忽略其他词，能够脱离一个词
的背景而将其意思延伸。它作用于麦诺齐奥的记忆，扭曲了他所读文
本的词语。这个屏幕在他的阅读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不断将我们引
向一种非常不同于书面表达的文化——建立在口头传统上的文化。”
就麦诺齐奥的阅读而言，“过滤器”远比“材料”更重要。

　　麦诺齐奥的日常体验主要是口头文化的。就拿奶酪和蛆虫的比喻
来说，虽然但丁的《神曲·炼狱》中有“蛆虫出现，变成天使一样的
蝴蝶”这句话，但金斯伯格认为，麦诺齐奥用来比喻世界的诞生的看
法并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他所熟悉的生活经验：蛆虫在腐败的奶
酪中出现。在印度的古代神话中也有类似的比喻，因此，“麦诺齐奥
的世界观基本上是物质的——比教会关于创世纪的教义更科学”。麦
诺齐奥的世界观有着直接的传承——一种口头文化的传承。他的言语
中时常有矛盾、犹疑和不一致的地方，这是因为他通过阅读获得的语
言和概念工具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纯洁的。还有诸如“母亲子宫中
的孩子”、“上帝是人类的父亲，也是权威的形象，是不需要用双手
劳动、而把繁重工作交给下人的地主”等等表述，都混合着来自上层
和下层的语汇。“他以无意识的开放心灵，利用了其他人的思想来建
构自己的想法。”因此，“不是书本，而是书面文字与口头文化的碰
撞，在麦诺齐奥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爆炸式的‘疯狂观念”’。

　　之所以会在十六世纪发现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碰撞，金斯伯格
强调了宗教改革和印刷术发明的重要意义。前者使一个朴实的磨坊主
敢于想到要说出自己关于教会和世界的观念；后者使他有机会运用词
语来表达头脑中模糊的、未曾说出口的世界景象。麦诺齐奥世界观中
最具革命性的观点是对“新世界”的向往，它超越了已有的乌托邦文
学的认识，是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形象，不是因耶稣在云端显灵而实
现的，而是通过像他这样的农民的斗争才能实现。没有印刷术和变革
的精神，那些看法是不可想像的。只是在这两个前提中，我们才看到
了小人物与大时代之间存在的某种无法割断的具体联系。

　　在挖掘了麦诺齐奥独特的个人经历和思维之外，金斯伯格还试图
勾勒出——种普遍的磨坊主文化。当时被指控为异端的磨坊主不只是
麦诺齐奥，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在前工业欧洲社会，以水或风为动
力的磨坊是最小的聚居中心。在相对封闭和静止的社会里，磨坊是一
个聚会和社会关系之所，也是一个思想交换之所。这种工作环境使磨
坊主特别容易接受新思想，也易于宣传它们。但在另一方面，磨坊主
又直接依赖于当地的封建领主，倾向于将自己与所生活的社区分离开
来，社会地位很特殊。在普通农民心目中，磨坊主的形象是“精明奸
诈，注定要受地狱之火的炙烤”。因而，这些案例也反映了农民和磨
坊主之间长久的敌视。从更宽阔的视角来看，十六世纪的教会，无论
是耶稣会还是新教教会，都加强了对边缘群体，如流浪汉和吉卜赛人
的控制，加紧了对巫师的审判。因此，麦诺齐奥的个案，也可被视为
对这一迫害和消灭大众文化的背景的反抗。

　　麦诺齐奥这一个案本身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但这本书对他的世界
观来源的阐释，体现出小人物在劳动和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
文化传统，他们并不都是被动地接受精英文化、完全没有自己的个性
和创造力。每个人都生活于特定的时空坐标网络中，并且是这个网络
上的一个节点，同时，每个人先天和后天条件的不同，又意味着这张
网络的维度不尽相同。尽管大时代的氛围和主流会影响甚至决定着小
人物的命运，但这种联系绝不是单向的，也不是简单的服从与被服从。
因此，从逻辑上解释个人与时代之间的联系，这种宏大的叙事或许有
着一定的合理性，但从具体的情境出发来阐释个人的生存状态，才能
真正理解人们今日生活的由来。这本《奶酪和蛆虫》不仅为七十年代
后日益陷入困境的新史学指引了新的方向，而且使我们对自己的生活
有了更多的思考。

(Carlo Ginzburg，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
Century Miller，trans．by John and Anne Tedeschi，Penguin Books，1982．)

《读书》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