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下惠的事迹,举其要者可以概括如下八个方面:坐怀不乱、片言退敌、三黜不去、岑鼎立信、论祀守礼、伐国怀忧、断狱明道、风化乡里。而柳下惠辞世后,夫人美谥曰惠,殊称允当。儒家开宗先师孔子称其为贤者,孔学传人孟子赞之为和圣,可谓千古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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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怀不乱”,是一个流传了近三千年的脍炙人口的美德故事,也是柳下惠传播最为广泛的事迹。这一事迹最早的出处是《孔子家语·好生》。《诗·小雅·巷伯》毛亨传、《列女传》卷六《辩通传·齐威虞姬》等古籍也有关于坐怀不乱的相关记述。《孟子》、《荀子》的记载也与此有关。至少在唐代初期,成为与今天的讲述完全一致的“典故”而广泛传播。按照定型的典故,是说:柳下惠夜宿城门之下,有一女子也来此同宿。是夜苦寒,柳下惠怕女子冻死,于是让这个女子坐到怀中,以衣覆之,到天明而没有非礼的行为。 2.片言退敌 “片言退敌”,主要见于《左传》、《国语》、《说苑》的记载。鲁僖公二十六年(前634),齐国攻打鲁国,柳下惠派遣展喜犒劳齐师,劝齐退兵。展喜面对齐师,临危不惧,坦诚以告:齐、鲁两国先君均受命于成王,股肱周室,夹辅先王,世世子孙无相害。现在齐师虽然临境,但不会有攻伐鲁国的举动。这一番说辞,让来犯的齐师爬上了梯子,无以应对,齐国因此而撤兵。 [1]孔子夹谷之会与柳下惠片言退敌,何其相似乃尔。 3.三黜不去
“三黜不去”,主要见于《论语》、《孟子》、《战国策》、《列女传》的记载。柳下惠为人耿直不阿,得罪权贵,多次遭到贬抑,但不离开父母之邦。《论语》卷九《微子》:“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2]《孟子·万章下》记孟子之言说:“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褐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南朝梁代诗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云:“柳惠善直道,孙登庶知人。写怀良未远,感赠以书绅。” [3]明代泰山诗人萧协中写道:“薄宦甘三黜,高名百世芳”,也是对柳下惠这一德行的颂扬。“三黜不去”,反映了传统知识分子在“治国平天下”的俯仰体验中感同身受的心灵共鸣,也成为后世士子的榜样。 4.岑鼎立信
“岑鼎立信”,主要见于《吕氏春秋》、《新序》的记载。鲁国有岑鼎,其形体巨大、气势宏伟,鼎身铸有精致、美丽的花纹,给人以震慑心魄之感。鲁国国君非常珍爱岑鼎,把它看作镇国之宝。一天,国力强盛的齐国进攻弱小的鲁国,索要鲁国的岑鼎。鲁国国君仿制了个岑鼎送给齐国。齐国国君怀疑它不是真品,把岑鼎送回鲁国,提出要求:柳下惠说真,就相信是真的。鲁国国君想让柳下惠糊弄一下。柳下惠说:您想以岑鼎换取国家的平安。而信用对我来讲,和国家一样重要。您想要我破坏我的信用而保全您的岑鼎,我办不到。鲁国国君听了这番话,就将真的岑鼎献给了齐国。 [4]这一事迹,成为中华文化史上讲究诚信的典范。 5.论祀守礼
“论祀守礼”,主要见于《国语》的记载。曾评议臧文仲祭祀海鸟爰居,不注重人事,非为政之宜。有只海鸟“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柳下惠批评臧文仲的行为,不符合国家祭祀的典制,是不恰当的。 批评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夏父弗忌担任宗伯,冬祭时要把鲁僖公的位次升到鲁闵公之前,理由是僖公有明德,当为昭;闵公德不如僖公,应当居于穆。这种做法打破了传统礼制“左昭右穆”的等级秩序,自然会遭到柳下惠的批评。 [5]这一举动,是柳下惠对儒家理想的坚守。 6.伐国怀忧
“伐国怀忧”,主要见于《汉书》的记载。《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答易王问时提到,鲁国国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说:“不可。”柳下惠满怀忧虑:“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三国志·魏书·何夔传》载何夔对谋臣李业语中也曾引及:‘昔柳下惠闻伐国之谋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斯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 [6]这是一位仁者的忧郁。 7.断狱明道
“断狱明道”,主要见于《奏谳书》的记载。 《论语·微子》记柳下惠为士师,《新序·杂事》说他为理,即司法律的官。湖北江陵张家山第247号汉墓汉墓出土的汉初竹简法律文献《奏谳书》,提供了柳下惠为鲁国国君断狱的一个案例。一个佐丁偷了一斗粟,按照当时法律应该罚金一两。柳下惠却主张加重判理,完为倡。就是建议鲁君对佐丁施以双重刑罚,先“完”后“为倡”。“完”,就是剃光头。古人蓄发爱发。剃光头在当时是一种损伤尊严但不伤及身体的较轻处罚。而“倡”是一种比低贱的“隶臣妾”还要低贱的下人。“为倡”就是要去当(一段时间)这样的人。若判“完为倡”,偷盗额当“过二百到千(钱)”,但佐丁案值不过三钱而已。所以鲁君接到柳下季所报奏折后便问他:“不已(亦)重乎?”柳下季如此重判是因为当初佐丁戴着鉥冠,穿着儒服,案上陈放公(功)牒,负责礼制管理,他竟干出偷盗勾当。鲁君听后,称赞柳下季量刑得当。 8.风化乡里
“风化乡里”,主要见于《孟子》的记载。孟子说:“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7]柳下惠晚年退居柳下,教化子弟和乡民。传统的“二十四孝”中有个“恣蚊饱血”的故事,说的是晋朝濮阳人吴猛,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家里贫穷,没有蚊帐,蚊虫叮咬使父亲不能安睡。每到夏夜,吴猛总是赤身坐在父亲床前,任蚊虫叮咬而不驱赶,担心蚊虫离开自己去叮咬父亲。而明代人张岱《夜航船》却记载了一则这样的故事:“展禽者,少失父,与母居,佣工膳母;天多蚊,卧母床下,以身当之。” [8]这个故事与“恣蚊饱血”雷同。柳下惠的故乡流传着“六月六吃炒面——正拌(办)”的歇后语,说的是:柳下惠母亲的生日是六月初六。每年这一天,柳下惠都要回到故里,为母亲祝寿。为了感谢乡邻,柳下惠都要请乡亲们吃当地一种特色面食炒面。不仅言传,而且身教,这是柳下惠风化乡里的魅力所在。 9.孔子称贤
孔子称柳下惠为贤者。《论语》卷八《卫灵公》载:“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晋代的傅咸说:“先有画卞和之像者,以为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卞和自刖以有证,相去远矣。戏画其像于卞子之旁,特亦其面,以示犹有惭色。” [9]明代的商辂说:“臣惟自古人臣事君,以荐贤为第一事。故孔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先儒释之曰:臧文仲为政于鲁,若不知贤是不明也,知而不举是蔽贤也。不明之罪小,蔽贤之罪大,故孔子以为窃位。” [10]柳下惠历史地位的确定,首先是因为得到了孔子较高的评价。北宋人李觏《女色无定美赠卿材》写道:“柳下无仲尼,小官终灭磨。” [11]杨恬《和顿公》写道:“夷齐西周两饿叟,展禽东鲁一绌臣。引而高之自孔子,不尔埋没随埃尘。” [12]这些看法,应该说是非常中肯的。 10.孟子赞和
柳下惠得到了孟子的称赞,赞之为和圣。 《孟子》卷一四《万章下》载:“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孟子认为,伯夷反对武王灭纣,不食周粟而死,为圣之清者;伊尹,帮助汤灭夏桀,汤死后辅佐外丙,仲壬死后立汤孙太甲即位,因太甲破坏汤法,被伊尹放逐,三年后太甲悔过,又被伊尹接回复位,孟子称伊尹为圣之任者。通过比较,孟子认为孔子是圣之时者,终始而一的圣人,是最适合时代的圣人。曲阜孔庙圣时门、大成殿得名的文化渊源正在于此。 [13] 柳下惠之“和”,要义不离“中庸和通”之意。恰如《韩诗外传》卷三所论:“伯夷叔齐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与乡人居,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故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则不然,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由其道;阨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与乡人居,愉愉然不去也,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彼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鄙夫宽,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鲁,迟迟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国之道也。伯夷,圣人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人之和者也,孔子,圣人之中者也。诗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中庸和通之谓也。”
[1]详看《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国语》卷四《鲁语上》、《说苑》卷一二《奉使·八》。清光绪十八年(1892)山东肥城《展氏族谱》以《却齐犒师词(僖公二十六年)》为题节录之。
[2]详看《论语》卷九《微子》、《孟子·万章下》、《孟子·公孙丑上》、西汉·刘向《列女传》卷二《贤明传》十《柳下惠妻》。
[3]南朝梁·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五言)》,载南朝梁·昭明太子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三一《杂拟下·嵇中散康》。
[4]详看《吕氏春秋》卷九《季秋纪·审己》、《新序·节士第七·齐攻鲁》。
[5]详看《国语》卷四《鲁语下·展禽论祭爰居非政之宜》、《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
[6]详看《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三国志·魏书》卷一二《何夔传》。
[7]详看《孟子》卷十《万章下》。
[8]明·张岱《夜航船》卷一七《四灵部·虫豸》“当蚊”条。
[9]清·惠栋:《九曜斋笔记》卷二《蔽贤赤面》“晋傅咸《画像赋序》曰”。
[10]明·商辂:《留用贤才疏》,载氏著《商文毅疏稿》,《四库全书》本。
[11]宋·李觏:《女色无定美赠卿材》,载《全宋诗》卷三四八,第7册,第4299页。
[12]宋·杨恬:《和顿公》,载《全宋诗》卷一二七五,第22册,第14414页。
[13]圣时门为清高宗乾隆手书。此门原是孔庙正门,建于明代永乐十三年(1415),弘治十二年(1499)扩建,清雍正八年(1730)清世宗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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