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丙中：《民间、人民、公民：民俗学与现代中国的关键范畴》（发言）

淇园之竹

高丙中：《民间、人民、公民：民俗学与现代中国的关键范畴》
我基本上就是从关键词、关键概念来看我们这个学科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来说，我现在的一个观点是，中国的民俗学研究为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能够成立作出了极为杰出的贡献。如果在现代学术领域没有民俗研究这一块，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帝国，以儒家、经典或者士大夫的文化为认同标准的帝国，到一个现代帝国，是转不过来的。这样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民间”。当初从梁启超、从康有为等比较早期的中国从帝国到现代国家转变当中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思考来看，有一段时间，他们主张说，我们这个国家是要变，但我们儒家传统，一个更极端的概念孔教、儒教，不能变。也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根本，比如“国魂”等等，用这些定位儒家、儒教。可是对后来新文化运动的人来说，他们就是要否定这样一个东西，要有一个新的认同。因为如果没有新的认同的话，从一个传统帝国到现代国家，观念上没有办法转变过来。要不然，我们就彻底否定我们自己，就像一种极端的说法，比如陈独秀曾经说，这种政府对于人民的戕害还大于我们没有政府。他可以达到这种很极端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可以不要这个国家，如果它是危害人民的话。但是真正的在现代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如果这个转换在思想空间上不完成的话是做不到的。那么这个转换这个民族文化这个国家的认同，从“到民间”这个概念被发现被提出来被经过表述，对传统的认同转化为对民间的认同。李大钊写的《青年与农村》中说，到农村去，到农村去的一个基本的核心表述是，都市代表的是一个腐朽的、没有道德的社会，农村在道德上保持着传统的优越性。在背后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判断，那么从传统的认同从儒家的认同转到对民间的认同，当然后来新文化运动我们常识性的表述都可以在背后支撑这样一个转变。因为有民间的认同，才有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认同的转变，这是说第一个“民间”概念在当初所起的作用。后面也有一些学者，像吕微、陈思和包括陈思和的几个学生这几年写了十几篇关于“民间”概念的讨论。其实，我们从关键词的概念上来说，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也许当“人民”这个概念提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批评，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放弃这种做法，但是在当时从现代国家到现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的核心是“人民”。这个“人民”的产生对我们民间文学的研究，比如我们用人民口头的创作，包括延安的一些文学运动，它所提炼推出的一个观念是，真正最有创造性的、最有创造力的，在我们这个民族是“人民”。那么“人民”的创造力体现在哪里呢？因为在原来的表述里面，“人民”是体力劳动的而且是吃力气饭的，不可能是一个创造者，不可能产生这种认知。只有通过民间文学，通过他们的这些作品才可以说，这个群体真正是一个创造者，真正具有创造性。“人民”这个概念作为我们立国的基础能够成立，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在这里也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再往下一步就是“公民”。在民间文化的恢复中，我们逐渐放弃“人民”，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民”，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以“人民”的身份来主张我们的权利来主张我们的利益，只有政治家才会以“人民”的利益来主张他所要求的东西，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不利的。我们后来逐渐放弃这种表述的模式，进入“公民”表述的范畴。那么进入“公民”表述的范畴，关键问题就是从民间文化的复兴，风俗习惯也好民间信仰也好所有原来的东西就都出来了。这些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比如信仰性东西，政府会打击你会拆你的庙，会有这样的一些举措。但是逐渐地往前发展，你看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地方政府对于我们学会的一些活动就会支持，他们自己也会恢复那些庙。也就是说，大家都想到一起去了。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以个人的意愿来结成群体，社团也好、庙也好、花会也好，你可以结成这样一个组织来做你想做的事情，做你愿意做的事情，那么这些背后的表述依然是“公民”的概念。因为如果还是从前“人民”的表述的话，这个东西是落后的、迷信的、不符合潮流的，应该被淘汰。只有“公民”这个概念进来，才能说我们个人的价值观、群体的合作才有可能。这个时候的民俗学研究怎么跟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呢？这是我们今天仍要讨论的问题。不是说我们民俗学的研究已经将这个今天作为立国基础的概念已经做成了已经做好了，而是说“民间”、“人民”的概念在现代国家的建立在现代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已经做出了卓越的不可少的贡献。今天我们民俗学要有一个新的机会，我们要为我们新的国家变换到一个新的认同新的形象来做出我们的贡献，就是怎么样结合“公民”概念来做，但是真正有力的研究还靠在座的各位做出成就之后才是这个结果，很草率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谢谢！
（录音整理：小竹子）

淇园之竹

民间、人民、公民：民俗学与现代中国的关键范畴


《歌谣》周刊“发刊词”说，“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自从民俗学在中国创立以来，一直都有学人在表达“民俗学重要”的感觉，但是民俗学对于现代中国究竟如何重要，一直都没有得到足够有力的申说。
现代中国的三个重要时期的立国基础分别是民间、人民、公民。我在此要申说的是，民俗学对于现代中国的这些关键范畴的形成提供了依据，它因此在现代中国的学术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中国的现代化工程在起初是救亡图存的对策。西方的全球扩张使长期以自己的文化典章制度为荣的中国陷入危局：“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人不自保，皇上临轩发叹，天下扼腕殷忧”（梁启超1899）。在今天看来，中国人应该更早更快地步入现代化的轨道。可是在当时，现代化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中国人把现代化列为国家的目标是为了保存自己（人民脱离饥寒，国家免于灭亡）。可是在简明的逻辑里，现代化就是要否定传统，以外来标准为指归的现代化就是要否定自己。这就是一个两难的格局：为了保存自己去追求现代化，可是追求现代化就面临着否定自己。好在历史不仅仅是逻辑。逻辑的两难在历史中不是一个死局，而被证明是产生新思想的一种动力结构。如果否定自己能够被相信其实没有否定自己，两难问题就可解了。我们的前辈解决这个难题的技巧在于重新建立自我认同。发现这个技巧，理解这个技巧，都是有多种思路的。我认为，我们用“本真性”概念可以对这个技巧提供独到的认识。
政治问题可以转换成本真性问题，寻找发展道路可以表述为寻找本真性，于是政治选择成为文化表述的选择。
在现代中国的立国之初，当人们陷在否定儒家传统的焦虑中的时候，民俗学的思路让国人发现，民族的真我在民间。从传统到现代的认同转换由此得以进行。没有“民间”的发现，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就不具有本真性，这个共同体的大众就不可能转过弯来把忠诚从传统帝国转向新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间文学对于建立“人民”概念发挥了关键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民间文化的复兴使各地的民众在文化上重新找到了自我，这一过程及其结果在“公民”概念中能够得到新的认识。我们看到，由这三个概念所贯串的内在理路就是对于本真性的寻求。
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不断寻找或者不断尝试以新的方式呈现共同体的本真性，以此奠定社会变革的基础。对于那些预先把现代化作为一项工程来设计的国家来说，重新发现民族的本真性是工程启动的前提。

巫蛊闲人

丙中兄的讲话据说在武汉会议上就已经提出，因为有事离开会场，很遗憾，未能聆听纶音。
关于民间概念的梳理，吕微老师从学科反思的角度做了很多，武汉会议的时候我就很想向吕微老师请教，是否从学科史的反思中得出了一些有关民间文学或者民俗学学科建设的理路？而陈思和与他的弟子更多的从官方/民间对立的视野来建构他的民间理念，近年来，陈思和似乎比较少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好象更多地从世界文学的视野，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世界性问题，他的弟子王光东反而在发展他的民间理念。
其实，陈思和的民间理念与民俗学界学者的“民间”是不太一样的。不管怎样，两者都凸显了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学科史的反思，希望从学科历史的梳理中重新寻找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学科定位，民间理念的建构，则为了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确立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独立性寻找话语支持。
丙中兄关于民间、人民的概念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上所起的作用之认识非常简洁明晰，但是关于民间、人民之转换与替代的公民概念却语焉不详。我也曾涉猎过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的复兴问题，但我尚不能明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公民”的民间、人民之替代、转换之间的关系，恕弟之学力不逮。
窃以为，丙中兄提出公民概念的背后，可能有学科危机与身份焦虑的潜意识存在，他极力地将一个日益边缘化的人文学科——特别是民间文学，重新在学科主体的认同上塑造民俗传承的对象，为学科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强调民俗学、民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共谋关系，在当下社会转型时期，发掘学科自身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一以贯之的传统，以图再一次的投怀送抱。
不过，可以肯定，丙中兄的思考预示着民俗学学科转型时代的到来，这一问题的提出，与近年来民俗学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及学术反思分不开。
问题的关键是，投怀送抱是否将泯没学科自身的独立性？学科主体的转换将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如研究方法的创新？学科问题意识的发现、提出与积累？如何在学术转型时期确立民俗学自身的学术品格？等等。民俗学者自身是否已经具备完善而合理的知识结构来应对这一学术转型？

[ 本帖由 巫蛊闲人 于 2003-12-4 23:07 最后编辑 ]

巫蛊闲人

本人今天去客串了一下本校举办的“文艺学与相关学科建设研讨会”，文学研究领域的“大腕”几乎都参加了今天的会议。原来，不仅仅是民俗学学科在谈学科生存的危机，而且像文学这种传统的主流人文学科也在谈生存危机。他们认为，文学生产自身越来越背离传统文学的人文关怀，而日益展示人的物质与生理欲望，而传统的文学理论无法阐释当下诸多文学现象。很多学者指出，文艺学应该走向生活，他们提倡生活美学化，美学生活化，也就是说，所谓的服饰、居室、饮食、旅游、广告、时装模特的表演、选美、展览等等都可以纳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
相比之下，90年代以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却日益占据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地位。究其原因，我觉得，这些学科实际上贯彻了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功能——经世致用，而文学等传统人文学科在标榜学术独立的时候，却越来越疏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被社会所抛弃。
实际上，这些文艺学家从另一个学科的角度回应了丙中兄的思考，在当下人文学科的生存境遇中，更加凸显了人文学科自身的问题。

[ 本帖由 巫蛊闲人 于 2003-12-4 23:36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