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百越文化对东瀛邻国的影响

雪村友梅

                                      
                                           百越文化对东瀛邻国的影响


　　
　　　　　　　　　　　　                           刘茂源 林蔚文

　　作为中国上古时期著名的土著民族，百越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她不但贯穿先秦汉几千年，涵盖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同时对东瀛邻国的古代文化也产生积极的影响。本文拟从以下事例加以论证。
　　一、稻米栽培的传播和影响
　　在现代日本考古学的时代划分上，把从旧石器时代至公元250年左右这一时期统称为“绳文时代”，从公元前500年左右至公元250年左右这段时期称为弥生时代。一般认为，日本水稻栽培大约在弥生时代初期或稍前一些的时期里首先出现在北州地区的。其有代表性的遗址遗物有佐贺县唐津市菜火田遗址发现的绳文晚期的炭化米、熊本县菊池郡大津町ワクド石、绳文晚期的粒痕、佐贺县唐津市宇木汲田绳文晚期的米粒以及福冈县福冈市板付遗址和有田遗址的弥生前期炭化米等。其年代大致上都在2500年左右。至于近些年发现的佐贺县神奇郡的吉野ク里遗址，曾出土了更多一些的稻米遗物，其年代也不会超过2500年前。目前日本国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日本的稻谷栽培传自中国，这有众多的研究成果为证。惟有传播的路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日本考古学界、农史界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不少学者都主张从中国江南的吴越地区传入，其年代约在先秦时期或更早一些。众所周知，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中国早期水稻的重要栽培区域之一，迄今已知的考古资料表明，以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的稻米遗迹（约10000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约7000年）、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约7000年）的稻米遗迹为代表，显示了至迟在1万年前至7000年前的史前时期，中国南方的原始先民就已有有了稻谷栽培活动。此后的中国南方诸多的史前文化遗址，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稻谷种植的遗迹遗物。商周时期，由百越先民传播而来的稻作文化，更是中日南方百越民族最重要的物质文化之一。各地越人稻谷种植技术日臻成熟，稻米亦成为越人主要的食物之一。由于吴越地区与日本邻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路途并不遥远，在古代航海技术日臻发达，航海活动比较频繁的情况下，吴越地区的越人或其先民渡海传播稻谷栽培技术的活动应是存在的。近几十年来，中日两国学者从两国诸多的考古遗址遗物等方面探讨分析了稻种的遗传系谱、野生稻的发现、农耕文化近似等因素。以从航海、语言、习俗等方面探讨了稻米的传播佐证。以大量证据论证了古代东南沿海地区越人及其先民向东瀛邻国传播稻谷栽培技术的事实。如佐贺大学农学部教授和佐野喜久生认为，长江下游与北九州北部的纬度相差无几，气温温度及自然生态环境也比较接近，这是早期水稻传播的重要基础之一。其次，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流每年四月之前是南下，五至八月是北上，由于七、八月份是台风多发期，因此每年的五、六月份是东渡的最佳时期。从日本栽培稻的稻型看，也有可能是从中国江南经有明海沿岸直接传入北九州地区。另外，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资料表明，九州的稻作遗迹大多分布在温湿地带和丘陵地的结合部，这和中国江南地区的水稻分布区如河姆渡遗址等也可以联想。⑴
　　二、鸟灵信仰
　　鸟灵信仰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一般认为，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东夷人，是中国史前时期鸟图腾崇拜的代表者。然而，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匕等器物上的凤鸟雕刻以及其后良渚文化玉雕中的鸟图像等，也强烈显示了江浙地区古越先民崇鸟的事实。商周时期这一地区的越人，仍保留了先民崇鸟的遗俗，《越绝书》与《吴越春秋》等古籍书记载的越地“鸟田”之事，是东南越人崇鸟的一个写照。秦汉以后，越人谓此鸟遗俗仍有保留，如晋人张华《博物志》卷9说：“越地深山有鸟，有鸠……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其后的《吴越备史》卷1亦载，乾宁二年越州董昌称帝时，“有客使倪德语昌曰：‘中和辰巳间，越中曾有圣经云，有罗平鸟主越人祸福，敬则福，慢则祸，于是民间悉图其形以祷之，今观大王署名，与当时鸟状相类’。乃出图示昌，昌欣然以为号。”八十年代初浙江绍兴306号战国墓出土的一件铜屋模型，其屋顶柱上的大尾鸠鸟雕塑，更被人认为是古代越人崇鸟的鸟图腾柱而备受关注。然而，从这件铜屋模型的整体结构来看，其为展现鸟灵祭祀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件铜屋的结构特殊，装饰考究，非一般民居建筑，也与宫殿楼榭之类的贵族居所不同。从屋内的几个椎发乐师的设置来看，大致可以认为这是某种祭祀场合。祭祀与奏乐在上古时期往往是官切相关的，娱神礼神是古代祭祀活动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而铜屋模型屋顶上塑有鸟形的“图腾柱”，更让人联想到越人的鸟图崇拜。但是，这种“图腾柱”，其实从良渚文化鸟饰玉器中就可以追寻到它的影子，其后在云南沧源崖画中的鸟饰屋顶中也可以寻到它的踪迹。这件模型真正寓意了什么呢？窃以为是祭祀鸟灵、象征追送亡灵的祭祀用器。春秋时期吴王阖闾葬女，舞白鹤以葬，见于上古史籍之载。浙江鄞县出土的青铜钺上的羽人划船纹样，与西瓯骆越等地出土的铜鼓、铜钺上的羽人纹样基本一样，都是以鸟类或鸟类的象征“羽人”为主体的祭祀鸟灵或追送亡灵的一种古老的原始祭祀活动。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铜提筩上的羽人划船纹饰，船上悬着一个人头，更明显地表现了这类图案所体现的中心意思和古代越人的水上祭祀活动。良渚玉器多出于祭台墓所，其埋痤地点的特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类玉器的真实用途。从绍兴306号墓看，这是一个规模不大的中等土坑墓，随葬的器物还有铜鼎、铜壶等重要的陪葬品，铜屋模型被置于土坑墓的一个角落。一般而言，作为古代越人崇拜的鸟图腾柱而言，它当是一件十分贵重甚至神至不可侵犯的圣物，不大可能出现在这样一座规模不大、墓主人身份不至于太高的土坑墓中。因而，如果将之视为当地越人的鸟灵祭祀及追祀亡灵的一种祭祀器具，或许会更为妥当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瀛邻国的日本及韩国等地，也存在着类似可资比较的同类习俗。据日本著名人类学家国分直一先生介绍，在日本南方诸岛以及韩国济州岛等地，有一种“鸟竿”的祭祀器，即在一根木条上端安上一只鸟形饰物，以象征鸟灵祭祀亡灵。日本下关等地的幡祭中的羽幡装饰，也是受这种遗风影响的一个例子[2]。另据天理大学金关恕教授介绍，日本弥生时代也存在着众多的鸟灵祭祀现象。如在奈良县清风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器残片上，刻划着一个逞有羽翼的人物形象。在奈良县坪井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器残片上，明显地划了一个身着鸟装的人物，其身份当是蔡司。这一鸟饰祭司，可能与谷灵等祭祀有关。[3]
　　从这些资料来看，先秦秦汉以来，中日韩等地的古代居民，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鸟灵崇拜及祭祀现象。这些鸟灵祭祀活动，可以是追祀亡者，又可以是祭祀谷神等自然神灵，然其滥觞，自然应该追溯到遥远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古代越人的文化交往，这一习俗完全有可能在此之后逐渐传播到日本及韩国等地，以致于至今为止，在东瀛等地尚有此类遗俗的流存。
　　三、蛇灵信仰
　　蛇灵信仰是古代百越民族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以闽越人为首的蛇图腾崇拜，更被古籍冠以“东南越，蛇种”的著名称号。近现代考古发现的不少资料，进一步印证了越人崇蛇的事宜。在闽越人的后裔疍民之中，直至近现代，其崇蛇之俗依然存在。明清以来广东、福建等地的方志古籍中，不乏存在这类的生动记述。作为闽越故地的今福建地区，自秦汉前后就形成了以闽江流域为中心的崇蛇文化圈，至今为止在闽江流域的诸多地区，还残存着许多崇蛇的遗迹遗俗。[4]此外，古代东南越人及其后裔如壮、黎、高山族等，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崇蛇习俗。不过这些民族在晚近的蛇灵信仰中，图腾信仰观念逐渐淡化乃至消失，代之而起还有将之做为大地之神加以祭祀以求农业中收等现象。
　　在日本等地，蛇灵信仰在许多地方也流传了相当长的时间。如《常陆国风土记》，记载的夜刀神蛇灵，其具有相当大的神威，农夫们对其崇拜祭祀，以求田园丰稔，五谷丰登。在九州的尾形氏之三轮山神社中，尾形氏的先祖被传说成是蛇变化而来。[5]1994年笔者在大阪民族学博物馆参观中，见到一个用稻草扎成的大蛇模型被醒目地挂在展览厅的墙壁上。据介绍，在日本的一些农村中，至今为止还流传着播种前后祭祀蛇神的习俗。这些用稻草扎成的蛇神模型，被农民抬到田间地头祭祀礼拜，以祈求农事丰稔，五谷丰登。日本的蛇灵信仰，据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最早的约在弥生时代，比中国古越人的崇蛇时代略迟一些。这类习俗在两地的共存，可能也有一定程序的传播影响关系。中国古越人的崇蛇，有图腾崇拜的意念，其后逐渐发展衍化为农民神等神祗崇拜，这种现象在日本古代一些地区或多或少地也存在着。特别是近现代依然流存的蛇神--农业神的崇拜现象，不能不视为同是东亚农业文化圈中的中日两国的一种共同的社会文化现象。在相似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某种宗教信仰的传播影响的可能性往往大于不同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日两国的蛇灵信仰在历史上当有比较密切的传播影响关系。
　　四、铜铎祭祀
　　铜铎在古代既是一种青铜乐器，同时又是一种礼器或祭器，除了充当乐器具之外，在许多场合，往往还被人们做为祭器加以使用。古代百越民族以铜铎做为祭器的例子也不少见，如浙江曾发现以原始瓷烧制的甬钟和勾鑺等祭器，这些明器并非实用品，其祭祀性质十分明显。[6]在福建南安县，也曾出土一批青铜器具，其中有类似小铃的乐器，这些乐器也非实用物，其与春秋时期当地越人的原始宗教祭祀当有密切关系。一般而言，古越人以这些乐器入祭，可能与娱神、礼神有直接的关系。这类习俗在东瀛邻国也同样存在。据国分直一先生介绍，在朝鲜半岛至九州各地，曾分别出土为数不少的小铜铎。从图表上看，其中的一些小铜铎与福建南安出土的小铜铃造型等方面颇有相似之处。此外，在佐贺县千代田町的诧田西分遗址中，曾发现弥生时代的陶铎，这种做为冥器使用的做法，使人可以立刻与浙江海盐出土的原始瓷铎联系起来。在日本一些地区出土的后期铜铎中，往往还刻有一些鸟、鹿、舟船及人物等图形，其当有一定的宗教祭祀含义。[7]金关恕先生介绍，日本古代曾有埋痤铜铎的做法，其用意在于祭祀山川土地或祈年求福。这种习俗，与古代越人埋痤铎、勾钅翟等礼器相似，显示了两地之间的文化影响关系。
　　五、干栏建筑
　　干栏建筑是环太平洋地区一种颇具特色的建筑形式，其以高脚、底层透空不居人为特征，浸润着浓烈的海洋文化特性。这种建筑的起因主要是受自然环境的直接影响。在多雨多涝的沿海地区，为了防潮防湿防水，在很早的史前时期，环太平洋沿海的原始居民们就已经十分聪明地采用了这种实用的建筑方式以安居。在中国南方各地，这种干栏式建筑可谓从古至今，屡见不鲜。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浙江余姚姆渡遗址中，就曾发现大批干栏建筑遗迹。此后在云南的晋宁石寨山遗址等地，也先后发现了不同类型的干栏式建筑遗迹或模型。及至近现代，在中国南方广大的区域内，干栏式建筑仍然处处可见。在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台湾等沿海区域，众多的乡村居民村寨乃至村头的谷仓草垛，都保留了干栏建筑。这些建筑物无一不是高脚、底空，保持了几千年来传统的建筑风格。古代越人活跃的商周秦汉几百年间，同样建有大量的干栏建筑。在广州汉墓中曾出土不少干栏式建筑模型，从中可以依稀追溯南越人的民居建筑风貌。国内学者有关越人及其后裔民族干栏建筑的研究文章屡见于报刊杂志，本文不再多加论述。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来自遥远的史前时期的建筑风格，尽管与早期人类的自然生活环境影响密切相关，但是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因袭传播的因素也不可否认。一种古老的建筑风格，同样也是一种顽强生存习俗，它不但浸润着先民们的传统习俗，同样也包含了一代又一代后人们的传授继承的历史。因此，在论及古代越人的干栏建筑之时，我们不但要看到远古先民此类习俗对他们的浸润，同时也要看到越人乃至其后裔民族对它的继承传受和发扬光大。
　　干栏建筑在日本九州沿海的一些地区也有存在，著名的佐贺县吉野ク里弥生时代遗址，就以高干栏建筑遗迹的发现而闻名于世。据有关资料介绍，吉野ク里遗址发现许多高干栏建筑遗迹，其中有仓库建筑群、民居等。从日本学者复原的干栏建筑物来看，其干栏的底层高度颇高，远远望去，犹如现代兵营中高高耸立的了望台一样，很有特色。当然，吉野ク里的其他一些建筑，又具有低干栏的风格，这类干栏建筑与先秦以来乃至近现代中国南方广大地区的干栏建筑颇为接近，反映了两地之间类似建筑习俗的共性及传播影响关系。
　　六、土墩墓
　　在中国江南的江苏、浙江及安徽等地，有一种颇具特色的土墩墓，或称之为石室墓等。这种墓葬的主要特征是不挖圹，平地起封，地表上留有一丘丘地墩即坟堆。石室墓也大致相同，不挖墓坑，在山上稍经平整的石面或土面上，铺以石块，四周砌筑狭长的墓室，石室外堆以馒头形封上，高至2-5米左右。土墩墓盛行于吴越地区，一般在平地起坟，其渊源可以溯至遥远的马家浜、崧泽和良渚文化时期。石室墓多分布于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一带，其带有古越人墓葬的特征。
　　与江浙吴越地区古越人土墩墓葬类似的遗迹，在日本佐贺县吉野ク里遗址也有存在。据介绍，在吉野ク里遗址发现有以濠沟环绕的土墩墓，日人称之为墳丘墓。濠沟深约3米，宽约6米，贲丘外部也以高封土即土墩坟丘为标志，所不同的是这种墳丘很大，内部葬有许多陶棺。陪葬品种类不少，有铜剑、陶器等，另有一些组合的祭祀遗物，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某种宗教意念。安志敏感先生认为，弥生时代初期出现的墳丘墓，到古墳时代甚为发达，这种土墩墓的出现，与江南地区湿润多雨的气候及自然环境当有关系。汉代以后，土墩墓不再出现。弥生时代的墳丘墓与中国江南的土墩墓当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类似佐贺野ク里墳丘中的陶棺（瓮棺），近年在江苏省高淳县的土墩墓中也有了发现，它进一步显示了二者之间密切的渊源关系[8]。
　　七、高地聚落
　　高地聚落在中国南方部分百越民族的支系中长期存在。吴越时期的于越建都会稽，即今绍兴，然其诸多的军事据点都建立在附近的山上。《国语》、《越绝书》等对此都有许多记述。在这些军事据点，不但聚集了众多的士兵，同时也聚居了为数不少的平民百姓，因此，尽管是军事据点，但往往又是军民聚居一处的高地聚落。因为在这里往往有许多居所、生活区乃至水井等。中古一些古籍载越王勾践被困会稽山，即因上有水井，井中有鱼等而得救。在闽越地区，这类高地聚落更加突出。从历史资料上看，闽越人的政治军事中心区域不在今闽东南地区而在闽北地区。据有关古籍记载和考古调查资料表明，闽越王在汉武帝元封初年抗拒汉兵的拒汉六城，都分布在闽北山区。这些城址，大多分布在山上，易守难攻，如闽越六城之一的乌坂城，据《读史方舆纪要》卷97载：“萧子开《建安记》越王筑六城以拒汉，乌坂其一也，亦曰（邵武）故县城，北倚山麓，南滨大溪。”六城之二的大潭城，据乾隆《福建通志》卷4载：“在（建阳）县沿西隅，其地四面环抱，闽越王因山势筑城以拒汉，下瞰溪潭故名。”可以代表闽越人高地聚落的当首推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的城村汉城遗址。根据近四十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现在基本弄清这座建于闽越国时期闽越人最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城址，是建于武夷山麓山丘高地上的典型的高地聚落。汉城依山而建，占地面积约48万平方米，有夯土城墙、城门、濠沟等军事设施。城内还有宫殿、手工业作坊、居民区、通道等建筑遗迹，不但出土了众多的兵器等遗物，同时也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建筑遗物等生活居住遗址遗物，表明了这是一处人口人多、军民共聚的大规模的高地聚落遗址。”[9]
　　弥生时代初期（公元1世纪左右），在日本西部的一些地区，民开始出现类似的高地聚落。日本学者称之为高地性聚落，其主要作用是军事据点或避难所，这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至公元3世纪以后，这类高地聚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低地聚落，其重要的特征是平地与水田的共存。[10]本文一再提到的佐贺县吉野ク里遗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是弥生文化重要的遗址之一，其聚落的特点之一就是存在着环濠，即在遗址四周以濠沟环绕，起着卫护城濠的重要作用。这一特征与百越民族一些支系的高地聚落中的濠沟类似，亦即后世护城濠的早期形式。据同志社大学森浩一教授介绍，日本国内弥生时代的高地聚落遗迹约500个左右，其与中国的类似聚落遗迹当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森浩一教授认为中国这类遗迹发现不多，主要是调查不够的缘故。从有关资料看，古代百越民族各支系的城址城堡（高地聚落）建筑确实为数不少，除了各地学者考古调查较少的缘故之外，窃以为中国学者对此类具有高地聚落特征的建筑本身特征研究得也不够。就如典型的高地聚落建筑闽北崇安城村汉城，研究者也大多从军事、政治、经济、闽越史以及城址的性质、年代等方面做文章，真正从建筑特征方面加以深入考证的文章似乎未有。然而，尽管如此，两国同类建筑遗迹的存在，在事实上已经揭示了两地同风共俗的历史面貌。
　　八、拔齿习俗
　　古越人的拔齿习俗，可以远溯到史前时期的先民身上。考古发现的资料表明，江苏邳县大墩子、上海崧泽、福建闽候县昙石山、广东增城金兰寺、佛山河宕、台湾恒春垦丁、屏东鹅銮鼻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程度不同地发现人为拔齿痕迹。越人的拔齿习俗，见于《管子》等古籍之载，如《管子》曰：“吴干战，……摘其齿。”干指干越，其载十分明确。在中国南方众多的越人后裔民族中，拔齿习俗得到广泛的流传。如宋代古籍称乌浒俚人，“女即嫁，便缺去前齿。”[11]又称钦州僚人为“椎髻凿齿”等。[12]近代台湾高山族各支系较普遍流传拔牙习俗，近百年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有过专门的调查研究，不多赘述。从古今有关文献资料分析，古代越人及其部分后裔民族的拔牙习俗，原因比较复杂，有成人礼、婚娶、父母亡故里以及装饰等不同说法。这些说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不同的民族中都可能存在，互有相异之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种包含着某种特殊意念的特殊风俗。
　　在日本学术界，比较流传着一种观点，即弥生时代外来人的说法。一般认为，这些弥生外来系由朝鲜半岛和中国进入日本，从古人骨遗物的检验分析，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这一说法。而在日本弥生人之中，就有不少拔齿的事例。如种子岛广田的下层墓葬，相当于弥生时代中期，其拔齿之风就很盛行。又如山口县丰浦郡丰浦町中の浜弥生前期遗址出土的一些头盖骨中，也可以明显见到拔齿痕迹[13]。拔齿的位置，有在于上颌的门牙。这和中国一些地方民族存在的拔门牙的风俗也十分类似。一般说来，拔牙之俗在世界许多地区及民族中都曾有流传，在东亚地区，尤以中国与日本较为多见。作为隔海相望的环太平洋邻国，这种同风共俗的现象当然不能排除某种程度的文化影响因素。自然也就历史渊源而言，无论如何仍然是以中国地区为早。
　　九、文身习俗
　　古代越人的文身习俗流行广泛，十分著名。中国上古时期的不少古籍对此有众多的记述，如《墨子公孟》载：“越王勾践，剪发文身。”《战国策赵策》载：“被发文身，错臂左任，瓯越之民也。”《山海经海内南经》载：“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晋人郭璞注雕题曰：“点涅其面，面体为鳞采，即鲛人也。”此后的一些越裔民族如海南岛的黎族和台湾的高山族，也大多流存文身之俗。《隋书流求国》说流求国妇人“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这可能是高山族先民文身之俗的早期记载。近现代海南岛黎族的文身之俗更是闻名中外。1984年笔者在海南通什还曾目睹了众多黎族妇女的文身现状，他们有的文于脸上、额上，纹样为条纹、几何纹等，不过这些女性多为中老年人，现代年轻人基本少见这种习俗。与此类似，在日本古代乃至现代的一些居民中，同样存在类似的文身习俗，其中又尤以九州南部及琉球群岛等接近中国南部地区的一些区域为突出。如琉球群岛的德之岛、冲水良部岛、水纳岛等岛屿的一些居民，至近现代仍有文身之俗。其文身部位，多在手臂手背等处，纹样有十字纹、米字纹及竖点纹等。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中国古代的越人或其后裔民族，其文身的居民大多是居处海滨水际的操舟弄水之人，这和中国古籍所谓的“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的说法是有一定关系的。[14]与此类似，日本的文身居民，大多也是生活在海岛的渔民水人，如上述的德之岛、冲永良部岛、水纳岛等，都是琉球群岛中的一些小岛。这些渔民水人的文身目的，是否传承古代中国东南沿海操舟弄水越人之遗俗，虽然目前尚无法加以确认，但是在相同的自然生活环境下出现的同类习俗，其中的文化传承及影响的因素是不能排除的。
　　十、白水郎及船之祭
　　在中国东南沿海的闽、粤等地，汉晋以后曾出现一批生活于船上的水上居民，这些人历史曾有不同的称呼，如游艇子、白水郎、泊水、白水、蜓人、疍民、科题等，其中又以近现代闽江及珠江流域存在的 民之称较为人所熟知。一般而言，汉晋以来在东南沿海出现的这些水上居民，是古代闽越及南越或瓯骆越人在汉武帝南平百越后越人的孑遗。随着时光的流逝，在此后的几千年间，这些越人的后裔中逐渐掺入了一些无家可归的亡命之徒或流浪汉，水上居民的成份逐渐变得复杂。但从近现代 民有关生活习俗等分析，其主体源于古代越人当是无疑的。白水郎是这些水上居民的古称之一，其称当在唐宋之际，如唐代诗人元稹《送岭南崔侍卿诗》有“洞主参承惊豸角，岛夷安集慕霜威。黄家贼用镩刀利，白水郎行旱地稀”之句。[15]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载泉州风俗时说：“白水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其居止常的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劂所。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鸟船。”[16]汉晋以来的白水郎等水上居民一船以船为家，在东南沿海诸海域水际飘流渔捞，过着飘泊不定的水上生活。他们视船如同生命，对了鸟船之类的“生命之舟”爱护有加，常有祭祀。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列岛沿海诸地，对渔民的称呼有“水人”之称。更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唐宋时代东南沿海地区居于水上的越人后裔的专称“白水郎”，在日本古代一些地区也得到流传。如日本古籍《肥前国风土记》一书在记述值嘉岛之风俗时，竟有当地渔民“白水郎”所谓没有马牛不算富的记载。[17]这种称渔民为白水郎的事例并非偶然，窃以为其与中国唐宋时期白水郎的称呼有直接的关系。从中，我们也可以推测古代越人后裔在亡命水上四处飘泊之际，可能已经有人涉足东瀛诸岛并在这里安营扎寨生活下去，不然的话，白水郎这一专门的古称在日本地区的流传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析。
　　众所周知，古代越人及其后裔民族，尤其是操舟弄水的越人及其后裔，对舟船有着十分珍视崇敬的心理，每逢祭日，他们往往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以祈求他们的水是安全和劳作丰收。这种习俗，从先秦秦汉越人的铜鼓、铜提筩等器物中刻画的舟船羽人及祭祀活动场面中已可窥见一斑。这种水上祭祀活动，不但有祭祀水中虫蛇蛟龙等神灵的可能，同样也有追悼亡灵及祭祀舟船本身的启义，其内涵是复杂多元的。汉晋以后，闽粤等沿海地区水上居民的水上舟船祭祀活动并不少见，至清代，郁永河《海上纪略》一书还载说福建沿海的海船中往往供祀一蛇，“名曰木龙，自船成日即有之，平时曾不可见，亦不知所处，若见木龙去则舟必败。”台湾兰屿等地的雅美族居民在制造使用独木舟之前，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以祈求舟船航行的安全和渔捞的丰收。
　　与此类似，日本古代乃至现代的水上渔民，对舟船的祭祀活动也很常见。在福井县井向遗址出土的一件弥生时代中期的铜铎中，刻划有船纹图案。在船纹的上部，有三根类似于后代招神的鸟形立竿。这些图案让人想起了中国东南沿海秦汉前后出现的铜鼓等铜器中的羽人划船图案，其水上祭祀的含义十分明显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在冲绳地区流传至今的龙舟竞渡活动，包含有对水神河神的祭祀内容。人们对龙舟的爱护，往往也与神灵祭祀联系在一起。[18]所有这些，反映了秦汉以来中国东南沿海水上居民与日本沿海地区文化交往的事实。白水郎一词在日本地区的存在，进一步显示了中国东南沿海古代越裔水上居民在日本沿海徙居的可能性。这些事例的存在，有力地说明了古代百越裔水上居民在日本沿海徒居的可能性。这些事例的存在，有力地说明了古代百越民族文化对东瀛邻国交流和影响的历史事实。 本文从社会文化、经济等角度初步探讨了古代百越民族文化对东瀛邻国的交流和影响的历史事实。虽因所见资料之限，但仅止于此，仍可看到这一文化交流活动是频繁的，其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在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中，首推的当然是稻米的栽培及传播。中国古代稻米的栽培历史据最新的考古证据可以上溯到一万年以前。日本迄今已知最早的稻谷遗存，其年代不会早过绳文时代晚期。与其邻近的朝鲜半岛，也没有较早的栽培水稻的考古证据。因此，尽管目前学术界仍然流存着诸多的稻谷东传路线的说法，但有一点是可以得到完全肯定的，那就是中国东南越人及其先民创造的光辉灿烂的稻作文化，是中日西国文化交流中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大事。
　　在社会文化交流方面，古代越人的各种宗教祭祀活动及其连带的一些社会习俗如建筑习俗、埋葬习俗、拔齿习俗及文身习俗等，都先后从不同渠道传人入或影响着日本的社会。时至今日，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后人不能完全感受到古越文化东传的强大影响力，尤其在鸟灵信仰、蛇神信仰及拔齿、文身习俗等方面，共同浸润着海洋文化之风的两国人民，其坚韧不拔的传播及传承毅力，让人深深感受到了百越文化博大精深的伟大魅力。
　　最后还想指出的是，白水郎一词在日本的流传，显示了汉晋以来越人后裔水上居民在日本沿海停留住居的可能性。迄今为止，中国两国的学者是对此问题似乎未见有专门的研究文章。但是这个问题的新发现，却进一步有力地证实了前古越人对日本沿海的文化交流是存在的，同时也证实了在古越人消失后的许多历史时期内，古老的残存的百越文化，仍然可以通过古越人的后裔，从海上舟船源源不断地传向那并不遥远的东瀛邻国。

[1]和佐野喜久生：《江南行--日本稻起源的求索》《稻--及其源流之道》，佐贺，1990年。
[2]国分直一：《日本文化的古层》，第一书房，1992年。
[3]金关恕：《鸟夷与弥生时代的祭祀》《稻--及其源流之道》，佐贺，1990年。
[4]林蔚文：《福建崇蛇民俗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
[5][7]同[2]
[6]芮国耀：《海盐县黄家山原始瓷器》，《中国考古学年鉴》，第108页，1984年。
[8]安志敏：《吉野ク里与江南文化》，《稻--及其源流之道》，佐贺，1990年。
[9]有关闽越拒汉六城的考证，参见《西汉闽越拒汉六城考证》，载《福建文博》1987年第2期。
有关崇安汉城的考古发掘报告，请参见《考古》1960年第10期、《文物》1985年第11期、《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等。有关崇安汉城的考古研究，请参见《闽越考古研究》一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
[10]森浩一：《关于日本弥生文化的山城与越文化的关系》，复印手稿，1990年。
[11]《太平寰宇记》卷166。
[12]《太平寰宇记》卷167。
[13]国分直一：《日本文化的古层》，第156页，第一书房，1992年；松下孝幸：《九州和中国的古人骨》，《稻及其源流之道》，佐贺，1990年。
[14]《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
[15]《元氏长庆集》卷17。
[16]《太平寰宇记》卷162。
[17]国分直一：《日本文化的古层》，第133页，第一书房，1992年。
[18]渡边欣雄：《世界之中的冲绳文化》，冲绳タィム社，1995年。
作者刘茂源：日本梅光女学院教授
作者林蔚文：福建省文联副研究员（福州：350003）

刘宗迪

一见到邻居家有什么宝贝跟自己家的相像，就怀疑人家是从自家借的或者窃的，这种思想成问题。
东施的鼻子和西施的鼻子都是鼻孔朝上，难道东施的鼻子是跟西施借的吗？
日本民俗中肯定有不少东西是受中国的影响（正像东施的颦肯定是效的西施），但这样泛泛的相似性对比说明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