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告别田野》之提要

施爱东

聚义厅过于冷清，前奉班竹之命，匆忙把自己还没构思成熟的“论文”提要先贴出来供大家批判，我一定会在具体的写作中吸纳或考虑弟兄们的意见。我一再引用顾先生的提倡：“知出乎争”！因而恳请弟兄们上来拍砖！

《民间文学：告别田野》论文提要

施爱东

　　　本文通过对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史上的田野作业历史及其方法的回顾，大致梳理其几方面的成就，从学理上探讨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的角度出发，提出“告别田野”的命题。
　　　在学术研究中，田野作业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存在的，一般来说，目的是不变量，而手段则是可变量。从另一层次上来说，田野作业是基础性的工作，是对事物的客观描述，而学术的意义在于对规律的寻求以及对现象的解析，田野工作提供的是材料，而不是学术本身。也就是说，田野作业本身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它只是研究进行的“前戏”。但从目前民俗学界的现状来看，我们的工作有本末倒置之嫌，导致我们研究工作中为田野而田野的错误认识，并因此而阻碍着学术研究的纵深发展。
　　　民俗学自被提倡起，我们的研究就常止步于调查结果的发表。如果把调查结果本身当成了目的，我们也就无法知道自己到底想从田野中得到什么，但是我们清楚，推动事物发展的最大的动力是事物的内在要求，那么，作为学术研究的民间文艺学到底对田野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就只能各自在田野中搜集一些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用的零碎的资料，我们彼此的“论文”就无法有一个共同的话语“平台”，我们在各种各样的研究会上也就只能继续地“自言自语”。
　　　事实上，我们的田野工作至今还停留在对“口头文本”或者相关仪式的记录和整理上，目前已经发表和等待发表的这类文字多不胜数，但是对它们的规律性说明却了了无几，它们的存在事实上也并没有被当作学术发展的需要，正如牛津汉学家杜德桥先生对我们田野工作的忠告：“下一階段的工作，若仍僅僅是製造上千個零碎的例證，未來值得憂慮。”
　　　我们只有认识到田野作业只是一种初级的工作手段、一种学术工具，只是学术研究的准备工作，我们才能正确认识既往工作的性质和阶段。同样，我们只有清楚了我们已有的田野作业成果（包括已有的资料本身以及工作方法），我们才能避免简单地重复前人的工作。如果我们不能对田野提出新的要求，如果我们还停留在对各种“异文”的搜集整理阶段，田野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而要对田野提出新的要求，我们就只能回到“研究”本身，只有向研究的回归才能让我们知道自己缺少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什么，才有可能在下一个季度中更好地进入田野。
　　　“告别田野”无疑是一种策略。民间文学界有限的人力，工作在一块无限的空间上，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一有限的人力投入到学术的发展之中，如果我们继续地重复着前人简单的搜集工作，我们就无法提升自身的学术品质，我们将永远只是砖瓦匠而无法成为设计师。

[ 本帖由 施爱东 于 2002-12-9 15:14 最后编辑 ]

萧云从

施先生：
您提及，牛津汉学家杜德桥先生对我们田野工作的忠告：“下一階段的工作，若仍僅僅是製造上千個零碎的例證，未來值得憂慮。”——能否知道引文的出处？
另，何时能拜读大作全璧？
萧云从

施爱东

杜德桥语见：《儀式、戲劇與民俗學術研討會紀要》（Conference on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作者：汪詩珮（Shih-Pe Wang），台湾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小人家

师兄，你的意思好像是“暂别”啊。“告别”这个词太刺激了，你不会是为了吸引眼球吧？

韩湘子

施爱东 于 2002-12-9 15:03 写道：
聚义厅过于冷清，前奉班竹之命，匆忙把自己还没构思成熟的“论文”提要先贴出来供大家批判，我一定会在具体的写作中吸纳或考虑弟兄们的意见。我一再引用顾先生的提倡：“知出乎争”！因而恳请弟兄们上来拍砖！
[ ......

施大侠真的告别田野？民间文学可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我想，个人化写作非常强的作家也不敢放言“告别生活”吧。

施爱东

　　　我们要告别的是目前这种简单的文本搜集整理与单纯的仪式记录的田野方式，告别带着笔记本和录音机把讲述者召来专场宣讲的田野方式，告别到田野寻找课题的田野方式，告别为了田野作业而田野作业的田野方式……正如陈守仁先生指出的，fieldwork的本意并不在于“田野作业”，而在于“实地考察”。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要从“实地”得到什么，我们才有必要深入“实地”，也就是说，“田野”甚至不是我们工作的前提和条件，它甚至只可能是我们具体工作中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有了某种需要，我们才有必要重归“实地”去考察。
　　　如果我们认识到了田野作业的本质其实就是“实地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很容易认识到，这只是具体工作中的一种操作方式，是研究过程中的一种手段，是具体的研究中可有可无，有比无好，但不是非有不可的一个环节。
　　　我的告别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 本帖由 施爱东 于 2002-12-10 13:19 最后编辑 ]

韩湘子

我实在看不出“到田野寻找课题的田野方式”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要从‘实地’得到什么”，这两者之间有何区别？请指教。

施爱东

　　　可能是我又一次词不达意，我举两个自己的例子吧。
　　　我1998年曾被发配到广东最偏远的连山（粤桂湘交界处，属瑶人区）山区做一个中学的副校长，走时许多人安慰我说：“学民间文学的，最好了，方便田野调查，回来又是一本书。”我自己也这样想，于是满怀豪情地下去了，还主动把半年的任务要求延长为一年。我还真的很认真地到处跑，为了知道别人的婚礼内幕，甚至不惜奉上重礼；为了讨好当地师生，我个人就向该中学捐了一万元，还为中学募捐了几千册图书，还借钱给当地教师（至今无人还钱）；平时与当地人吃住一道，大醉两回，成为铁杆酒肉朋友，甚至还同逛了两趟“红灯区”。也不能说全无收获，如果按旧规矩，也许真可以整理出《连山瑶胞歌谣录》、《连山瑶胞故事集》，《连山的传说》甚至《瑶山风俗录》之类一些文章或图书。但这些东西拿得出手吗？我的个人贡献就只是体力活吗？因为我对连山周边地区以及瑶民之外的别的相关民族没有一个系统的知识背景，对连山民间文学历史甚至连山社会变迁史也不够了解，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我都没有发言的条件，我的材料也就自然成了死材料，我不知道我搜集的这些材料有什么用处。我把当地风俗与汉地风俗作一比较，有同有不同，我也知道这是民族交流与影响的结果，但除此之外我也说不出别的有见地的话，最后这些资料也就不了了之。我本来想在田野中找个好的选题，结果是白费一年，天天喝酒，把自己养胖了十几斤，原来的裤子全报废了，课题一个没找着，深有感触的是国家教育政策对山区教育的负面影响，本来可以做篇好文章，上面知道我与《明报月刊》联系过了，马上领导就来找我谈话，给了我一个优秀支教队员，把我的口给封了，因为教育问题跟我专业没关系，我捞了好处也就不再发言了。这是“到田野寻找课题的方式”的失败。
　　　再说一件事，广东鹤山有个源氏家庭，姓氏古怪，他们自己传说是鲜卑族的后裔，当地文化界很有兴趣，要求叶春生老师带队下去考察一下，于是，我们事先找了许多资料，作了一番准备，然后下到实地，就许多问题进行核实、排查，并试图寻找新的证据，由于叶老师曾在北方工作过，并对鲜卑族的许多古俗的细节有了解，问出了许多我们原本没想到要问的问题，如问他们睡觉时的姿势和穿着、茶水中的原料配制等等，以及相应的一些“说法”，并从中看出很微妙的关联，让当地文化界兴奋莫名，甚至播到广东台、中央台去了。这次调查虽然只是走马观花的两天时间，它给我的触动比在连山的两个月还大；虽然我们没有时间能够做成大文章，但在当地甚至广东文化界大大地扩充了我们的影响——原来这些人不是只会搜集整理。这是“带着问题去实地考察”的成功。
　　　大家放眼看吧，我们的民间文学，已经多少年没有新东西出现了，不断涌现的是一本本可当旅游产品出售的《某山传说集》、《某水故事选》、《某地风俗趣谈》……或者把某一类的作品或某一类的风俗归个类，罗列罗列现象，给社会学提供点参考资料，我们的学术贡献在哪？钟敬文的《民间文学概论》我们用了多少年了？最近段宝林要重编一套“非常有份量”的新民间文学教程，我看了一下提纲，当即表示拒绝参加，一点新意没有，何苦重编？我看CYC老老实实坐在那里接受任务的样子，心里充满了同情，我可以拒绝，但他不能，他是段先生的学生。哈哈。
　　　回了韩兄一番话，不知又得罪多少人。

cyc

我那叫认真听讲。欠揍！

爪哇堂

看施兄意思，似乎多年来田野调查都是低层次的重复。但是明知道重复，为了评职称沾沾自喜地重复，这是中国学术界的特色。鄙以为，施兄说的告别田野没有操作性。

望望

我觉得施老师说的有道理，民间文学就是太可操作了，所以什么张三李四都能出书，因为他是打着“田野作业”的第一手资料的旗帜，所以你明知道那是没用的东西，还不好说他有什么错。

小人家

嘿嘿！什么叫江山代有人才出？师兄蹦跶得正欢的时候，就有人给你出题了。是呀师兄，你说的没有可操作性。
不过把那些抛开，师兄说的话是在理的，只是总有漏洞。给你说的加些限定条件如何？比如说吧，没有人家先做好了那么多鲜卑族的田野资料，你做的那个鹤山源氏又会怎么样呢？你能不能给你的田野加个双引号？你说的那些根本就不能叫田野调查，顶多就是刚刚开始学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的学生对研究对象进行熟悉和适应嘛！说话冲是很有型的，有漏洞就不好了吧？
cyc老兄带着面具对付老头的时候确实是很滑稽的。
还有那位望望同学，打着一个学科的旗子做出来的东西，对学科建设没有意义就是最大的错了，虽然不一定有惩罚的必要。
[ 本帖由 小人家 于 2002-12-11 22:31 最后编辑 ]

施爱东

　　　小人家妹妹，我就这么点东东，你别逼着我把“论文”的料全抖完了，到时我的文章就没人看了。
　　　前面提到的问题是告别什么样的田野，而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再下一步的话题：什么人告别“田野”？
　　　顾颉刚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傅（斯年）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成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积叠无数资料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籍，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须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以作提高者之基础也。” 这里提到的不仅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还涉及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学术团体的内部分工等问题。显然，顾颉刚认为学科的振兴和发展，光靠一两个顶尖人物的努力是无法完成的，而要培育一批班子，大家一同努力，有人从事资料的搜集，有人从事基础的研究工作，有人从事提高的研究工作，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进行团队作战。
　　　现在的学术条件早已不是顾先生时代所能想象的，我们已经积叠了无数材料了，我们既要坚持顾先生的“梯队观”，同时要更多地向傅斯年的“角胜观”靠拢，在现在的学术条件下，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人在做“提高”的工作，而不是一再地重复“普及”。即使是在北师大这样的人才荟萃的地方，你去资料室看看，多少民间文学的资料书从未被人借过（当然，他们现在是偏重“民俗学”，而我这篇文章是特指“民间文学”，但即使如此，北师大的民间文学的人才库也还是最庞大的吧？），好多十几年前的书我去借阅时连卡片都还没做，眼前堆着金山银山我们不去用，整天喊着去挣钱？
　　　有些基层工作者只能做资料的搜集工作，那也不必勉强，这部分人有他的基础价值，但我们在高等院校被培养了这么多年，有了一定的理论素养和优良条件，一样地把时间花在简单重复上，这与文革时期让教授们去参加生产劳动有什么大的区别呢？教授们都到田野中去劳动了，谁来研究水稻的优良培育啊？我不敢否定生产劳动的重要性，没有生产劳动，我们连饭都没得吃，但你让教授们都去生产劳动，有必要吗？哪怕是让教授们只劳动半天，再留半天给它们搞研究。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不给他一天全职研究呢？我认为，在民间文学界（不含民俗学界）的研究机构中提倡下田野，实质就是《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余韵。我们今天已经有了三个党代表了，这三个代表是代表先进研究方向的，搞“提高”工作的，我们要紧跟三位代表，与时俱进。
　　　田野作业只能是研究工作中的“小学”功夫，它是基础，但不必我们去事事亲力，一定要把“田野作业”拉下学术神坛，我们才能轻装深入研究领域。
　　　我们不应该是成天下地作业的人，我们应该是向田野提出要求的人，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得“实地考察”，但那是为了解决具体的问题和向更好的“田野作业”做出示范，是带着问题去进行的。
[ 本帖由 施爱东 于 2002-12-12 10:23 最后编辑 ]

小人家

原来是做广告啊？
师兄的意思我明白，你能把这个说圆了就好，我是担心你说不圆啊！

宣炳善

　　施兄说民间文学告别田野当是愤激之语，实在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施兄说的好，田野作业只是学 术的手段与环节，因此并不是最终目的。田野作业从学理上来说，自然是无法告别的，但我们长期以来在民间搜集材料时，相应的知识储备不足，也不太有系统宏观的理论上的修养，而且民俗学者在民间呆的时间也不如人类学家那么长，特别是最后一点曾遭到作家张承志的讽刺，于是民俗学家被认为是浮光掠影猎奇性的采风者，是没有学术良心的人。所以我们要真正告别的是那种没有一定知识、理论储备的只是为了调查而调查的田野作业方式。调查应有多学科的知识储备，对当地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而且要具有问题意识。对于民间文学是如此，对于民间风俗的调查也是如此。施兄讲了他自己的田野经历，非常感人。小弟我不妨在此也说一点我的田野经历。我在1993年由于受周作人的影响，开始对民俗学感兴趣的时候，并不是从民间文学开始的，而是从民间风俗开始的，主要是去农村调查金华斗牛的民俗，并看一些史书 、地方志、唐代的画谱（韩滉、戴嵩的斗牛图），才发现在唐代当地（当时叫婺州）就有斗牛的民俗，而这些在田野是调查不出来的，当地的老百姓也不知道，必须读一些古书。后来我在94年在田野与文本的基础上写成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金华斗牛研究》。后来发表在1995年的《中国民间文化》上。当时，我在农村调查写这篇文章时，是有一个参照系的，即钟老在1934年也写过《金华斗牛的风俗》一文，这样就有一个背景比较，视野就开阔一些。也具有了个案学术史的积累的意义。但我后来一直没有和钟老联系，一直到钟老去世。因为觉得自己的调查与研究还很不成熟，不想随便惊动老前辈。
　　由于在本科期间接触到了金华的斗牛民俗，在调查研究过程却发现了中国的南北两大斗牛系统。发现北方是官方斗牛，这在汉画像石中有大量表现，而南方的斗牛则是民间的，以贵州苗族与金华的越族为代表，而且南方都是为了祭祀而斗牛，苗族最初是为了祭祖而斗牛，而越族则是为了娱神，而且这个神里面还有一个不同时代的谱系。由于发现了苗族也有斗牛的民俗，于是我一直想去苗族看一看苗族人的斗牛是怎么回事。为此我在1999年以后，在《 苗侗文坛》主编扬鬃先生的帮助下，曾四次去黔东南的台江县、榕江县、剑河县调查苗族鼓藏祭祖民俗中的斗牛情况。后来又扩展为对整个苗族祭祖节的调查。在祭祖节的调查中，我又发现上古中原一带的上层社会中的尸祭礼俗在黔东南的苗族中有类似的遗存。唐代的杜佑和宋代的朱熹都曾指出尸祭风俗在西南少数民数中还存在，对照现实，这是极为珍 贵的。因此可以说田野调查与文本是互动的，互相促进的。而且越深入，牵涉到的民俗现象越丰富。那种 纯粹为了田野调查而调查往往是流于平面化，缺少历史的纵向感，对于民俗的流变也不易把握。这方面，历史人类学做的不错，民俗学可以借鉴。因此，问题是要告别那种低水平的田野调查，而不是告别田野本身。
　　　　　　　　　　　　　　　　　　　　　　　　　　宣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