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直到文艺复兴末期,基于柏拉图三段论的世界观的理解,长久以来一直地成为艺术家和建筑师进行工作的出发点,他们不断通过利用空间来提示世界的秩序,使之得以显现,尽管这种提示永远是因时而异的。
自从伽利略对于空间问题的探索开始,一种与以往空间观念不同的物理学诞生了。在其中,空间如同实体一样可以物质化,无论是运动或静止,都成为不影响物体存在的一种状态。伽利略将柏拉图的空间(chora)从神化天上带到了人间地下,通过科学化的宇宙观,伽利略构成了一种“空间/物质本质一体化”的认识,空间是一种负型的物质,它不再只是想像性的,而是可居的、可操纵的。它消解了神秘事件,将存在简化为纯粹的实体,也就是再现的物体世界。只有通过空间的物质性操作和控制,才有可能证实伽利略物理学的真理性,将它们假定是在一种可以想像的、在空中的运动。这样,伽利略为chora制造了一种状况来分解成为科学(几何)空间和无生命(数字化)的物质,并使一种总体上作为工具性的和技术性的文化成为可能。
于是,空间表现的神化工作,在伽利略之后,逐渐成为一项技术性的探索。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发现空间具有神秘的几何深度,虽然它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是隐匿的和不可捉摸的,但是这种深度可以由艺术作品来进行表达。吉迪恩认为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最大发明在于一个新的空间概念的产生,而这种空间概念由透视而被引入到艺术领域中来。在接下来的五百多年间,透视原则在艺术史中成为一种支柱性的要素(图9)。
在线性的透视中,物体按照它们在视觉上所看到的方式被描绘到平面上,而不用指征它们真正的形体和关系。整幅画面由一个视点来校正它的正确与否,到15世纪时,透视原理导致了一个完全与中世纪不同的空间概念,空间中的艺术表现转变成为平面性的、浮动的布局。在透视中,每个空间要素都与一个中心视点有关,在一个平面上,精准地再现了空间中所视的画面,科学与艺术开始被紧密地结合起来。[35]
在此之后,建筑师们逐步以这种空间观念来改造世界,空间的质与chora的几何特征融合在一起,从而使空间不再神秘,成为一种可操作性的工具,人类世界的总体性开始转变为一种自我指征(self-referential)的文化实体,并且全面地展现具有一种自然化基础的意义,与许多以往的显灵行为之间产生了区分。在一些剧场或教堂的透视点中,神圣的和崇高的表现取得了它崇高而严密的意义。一些人类用来思考上帝的空间,已经可以完全用几何实体的方式来表现。通过平面性画面的摄取,将世界转换为另一种维度的存在。为了体验这种空间显灵,人类必须理论上放弃他们的身体和双目,而将自己融合于透视灭点,一种“通向无限的点”(图10)。
这种以透视方式来作为显灵手段的建筑仪式,导致深度丧失了它作为第一维度的状态,而成为与长度和宽度相同的一维。空间从时间中分离出来,导致了在建筑学中,建筑思考可以从还原投影所产生的固定系统中推导出来。
笛卡尔则进一步以“普遍空间”和几何方式使空间得以感受,他认为空间与物质是互为本质的,并使得空间概念空间“轻薄化”和实体化。空间被赋予了一种数学理性的透明,它是数学理性的一种表达,而不是使存在具体化的媒介。在17世纪下半叶,牛顿在笛卡尔的空间里形成了物理学的重力原理,以此所构成的数理模型是同质的、标准的和无限的。于是心理学也同样将这种空间接受为感觉的基本状况,它脱离了原始状态,既非有灵,又无生命,它不能爆炸或压缩,也不能流动。它只是处于静止状态,而没有任何神秘感。
牛顿的虚空是一种普遍的宇宙空间,它是不可见的,也是前提性存在的。在其中,人类的知识只能成为一种被动的接受者,在空间的真理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其结果也导致了将一种无限轻薄,无可掌握的深度置于一种精准的现在,也就是一种透视深度,它在世俗化之后就显得最终平淡无奇了,如同世界的真理可以通过照片图像之类的文件来进行传递(图11)。
和谐整体宇宙的解体和空间的几何化,也就意味着将一个有限、有序的整体(其中空间结构体现着完美与价值等级的世界概念),代之以一个不确定的,或者无限的宇宙概念,这个宇宙不再按照天然的从属关系进行连结,而仅仅由其基本部分和定律的同一性进行连结。其结果,亚里士多德的空间概念(世界内部被分化了的一系列处所),被欧几里德几何的空间概念(一个本质上无限且均匀的广延,如今它被等同于世界的实际空间)所取代。
在这种空间概念的影响之下,到了18世纪中叶,世界逐渐被理解成为一个整体舞台,建筑与剧院的同类性被合理化,每个人在几何化的世界空间中都拥有一个位置,人类的空间完全成为了一种有意识的建造。
在18世纪欧洲的大城市中,为了社会交往而形成的公共空间也被描绘成为一种剧院化的日常生活(图12)。在教堂中,壁画与建筑结构趋于分离,洛可可的建筑师们打破了关于装饰与结构传统的文艺复兴式的分类,将他们的工作转变为一种主观的“正式游戏”,不再根深蒂固地遵循将建筑结构竖立成为礼仪性的框架,而将一个物体化的chora置于一种线性的、行进中的时间之中。或者人间凡世处在一个未来乌托邦中建造的天堂,冀望通过技术来实现传统的、升华的要求,或者天堂的视野存在于此时此地的现在,由传统的艺术方式来再现,它只能通过难以跨越的鸿沟,一种美术中的美学距离,才可能成为一种为了艺术而艺术的范式。在那里,观者的参与则是显得无关紧要了。
空间观念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映射到文化上的变化,从而在建筑中体现于技术上的发展以及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所导致的礼仪形式的变化。出现在15世纪中期到20世纪之间西方意识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从以上帝天国为中心到以人间尘世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转变。
埃森曼(Peter Eisenman)认为,在建筑中的这些变化通常在平面和剖面的空间布局中得以体现,它们由新的符号和空间概念而引起,而立面上的变化从来就不像平面和剖面那样根本。在埃森曼所举的一个例子中,通过比较帕拉第奥、Bramante和Scamozzi的平面,可以看出从十字形平面的外部表达,发展到柏拉图的正方形或长方形,最后到十字形的完全消失,演化成为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社会空间概念(图13、14)。[36]
八
当现代空间概念进一步弥漫到建筑学中以后,艺术家与建筑师之间的工作在本质上就分开了。愉快地带着乌托邦世俗化的眼光(来自于科学和技术),在平凡的、人间的世界中只是简单地进行建造,并且越来越受制于效率与经济技术的价值观。“意义”不再是建筑师所关心的问题,它只是简单地跟随。
19世纪初,布扎(Ecole des Beaux Arts,即国立巴黎美术学院)试图通过“艺术”来恢复建筑学的传统,调和这种建筑向工程构造物的日益趋近。但是针对建筑学基本意义的关键问题,在此却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其结果,建筑只是沦落为依附在工棚屋表面上的风格化的装饰,而与社会或伦理意义无关。这种风尚在资本主义的推波助澜之下愈演愈烈,以至于阿道夫?路斯宣称装饰就是罪恶的。
仅仅通过“艺术化”的处理,建筑是否最终获得了一种“合理”的定义?如果是这样,建筑设计可以更容易地进行操作,带着浮夸轴线、宏伟构图以及含糊的线性“观览场所”(一种从游览角度的空间概念),简化成为美术或形式上的组合。
在现代空间概念演化的进程中,一些艺术家和建筑师,则采取了一种抵抗主义的态度。尽管几何化空间已经全面充斥于社会和政治生活之中,这些建筑师仍然力图寻找回空间深度的意义性。17~18世纪的建筑考古所带来的巨大的古典热情,以及对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一个普遍化世界的本能的反感,使得这种抵抗态度越来越坚定而明确,大量宏伟的建筑空间得以出现。
但是,去除一种对于卡纳卡拉、万神庙这类古代模型进行现代化的模仿之外,如果将这些浮于表面的因素抛开,更加重要的是从观念上对于传统空间概念的坚守与转变。
皮兰内西和英格尔斯则是较早的例子,在所绘制的内部的、印象中的、人为的空间图景中(图15),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得到了20世纪的艺术运动的回应,尤其是塞尚,他处心积虑地放弃物体的外部形式(它充斥于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之中),来唤起一种新的深度(一种传统的表现主义所无法表达的经验深度)。艺术家的视野不再是一种外部的,仅仅与世界之间的“物理视觉”关系,正如梅洛?庞蒂在研究塞尚时所指出的,世界在他面前不再是通过透视方式来表现,而是通过画家(观察者),通过集中所见的东西,才得以产生世界中的事物,因此,塞尚的作品显示了一种时间化了的深度。
作为抵抗主义态度之下的建筑和艺术作品首先是“自我建构的”,以内在的自我经验来进行叙述,而与外部环境无关,以不表现什么东西的态度来表现什么东西,这一点尤其是在塞尚之后大量的艺术家身上体现了来:杜尚、毕加索、格里斯、杰里柯、贾柯梅蒂、波洛克……他们的意图在于割开事物的表皮,来显示“事物之所以成为事物,世界如何成为一个世界”(图16)。
从建筑师的角度来说,这个名单同样也可以列一串:部雷、高迪、部分的赖特和柯布西埃、特拉尼、罗西、史蒂文?霍尔、海杜克。
路易斯·康在其中可能是表现得较为绝对的一个:“对我来说,一个方案犹如一曲交响乐,是结构和光的空间王国,至于此时此刻它的功用如何,我并不关心,就这样,那些于方案而言属于永恒的原则我是尊重的,我一看到那些试图把没有光的空间塞给我的方案,我就简捷地拒绝之,甚至不假思索地抵制。”[37]
这种绝然的态度也许来源于路易斯?康与生俱来的一种信条:“我相信并无这种分立。我相信每件事物都起源于同一时刻。并不存在于某一事物的良辰吉时,简而言之,某些事物同时开始,我想说的是,存在的愿望,表达的愿望,内蕴于花朵、树木、微生物、鳄鱼、人身上。”[38]
对于执着的建筑师而言,比较痛苦的地方在于,自18世纪起,整个人类社会就开始居于一个同质化的、几何化的空间里,关注于内部自省的建筑师也就注定无可挽救地处在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之中。尽管抵抗性质的建筑充满了针对建筑学传统的关注,一旦符号化的再现被工具化的再现所代替,艺术也只能离建筑越来越远。
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艺术的意义存在于一种展现和隐藏的复杂作用之中,建筑作品不仅是意义的承载者,也可以将意义传送到另一个承载者。但是,作品的意义在于它在那儿。伽达默尔认为,艺术性的创造并不是我们可以想像的由某个人细巧制造的东西,它首先充满了我们自身的经验。艺术性的作品并不是简单地表达什么东西,它允许意义来自我表现,它存在于作品与观者之间。
这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艺术和建筑表现了一些只有通过具体化才能存在的事物。它们在存在中表现了一种强化作用,揭示了使事物的世界转化为物体的“光”,也就是从“存在”(being)到“去存在”(to being)的过程。这种再现的力量,与取代、替换或拷贝有着根本区别,也使艺术性的建筑行为与其他的技术成就区分开来。
建筑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世界秩序并不能够被简单地概念化,它并不与一种可以通过智慧来进行复原的最终意义相联系。建筑作品可以认为在它自身保存了意义,它叙述了一件事情,并给我们对于其他事物的理解。就像康的建筑给予我们光的理解,安藤的建筑给予我们对水的理解,霍尔的建筑给予我们对于质材的理解一样,在这些建筑中,“现象就其自身而显示自身。”因此,作品所叙述的事情只有在其自身中找到,并且超越了自身。建筑作为一种具体化了的意义,要求一种来自于制造者和参与者的情欲呼应,为他人而放弃自我,所达成的最终结果就是自我想像,具体化的自我实现。
作为艺术空间表现的建筑作品本质上是一种空间事物,它要求材料与空间在想像力的一种融合,这里显然与一切传统的艺术产品的类型是有区别的。
在表现一种有意图的存在的,或者使某种真理显现而不是将它实体化时,建筑将一些东西强加于观察者和居住者之上,这使得建筑师与入居者与外部世界产生了一种不同关系,这就是马丁?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居住”,一种超越了礼仪参与与智慧深思二分法的态度。
九
如果说人类的经验始终受到文化传承的作用,一种特定的社会、技术、政治因素构成了我们所存在的现时环境,我们仍有必要疑问:在21世纪的新时代中,建筑表达了什么?它是否可以看成是传统的权力工具,表达出一种自我中心的意志?它是否或多或少受到经济力量的抑制,而不再与在现实中的场所有关?除去它以工具性、技术性为表征的共同起源,它是否仍然可以容纳一种人文行动的参与的和一种通过建造活动来表达一种通向神化世界的途径?而不是表达对于人类在诸如艺术作品这种普遍性的人造物中存在的意义的一种识别能力的一种否定?它是否具体化了一种与植根于时尚、正统经验式的公共性,并被赋予了与所有现行文化领域的机制不同秩序的价值?
在全面意识到审美主义、功能主义以及传统的或实验性的形式主义的危险性之后,建筑学是否应当思考成为人类生活结构的诗意叙述,一种在时空中实现了的诗意景象。建筑作品是否可以描述为一种基于回忆的叙述性的“隐喻”工作,从而使观者的视点与一种再现神秘深度的作品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建筑师是否应当坚持一种自我世界的创造,而不考虑这是否会成为一种清晰或不清晰的正统建造程序的转化?这是否就是在建筑设计中非常关键的部分,也是将伦理意图灌输到作品之中的过程?作为艺术的建筑作品是否不再是模拟一个共享的、普遍的、超越秩序的,力图建构展示的浪漫想像的产品?
另一方面,现代建筑与宇宙观时代的决裂也体现在空间入居者参与到再造作品的过程中来。通过它所准备的语言,来产生内含于隐喻之中的高度紧张的间隔。与这种强化了的存在,而不是它自身,或者它的图像,或者它的一种非物质的本质,可以被定义为艺术作品。通过艺术作品,人类认识到了自己的目的。
除开建筑学,几乎所有的现代艺术形式,包括文学、音乐、雕塑、绘画,或者更远一些的电影以及其他媒介,都越来越将注意力转向空间的表现。然而关于空间的表现,无论是实体的和建造的,还是虚构的和隐喻的,空间中必然应当存在着主体,存在着想像力。“只有具备既是创造者又是审视者的想像力,一种与完全透明的和笛卡尔式的网格所不同的现实,才能通过这些作品,驻留于一个已经超越了未来指向的现代性,在那里,进步的概念已经垮灭,叙事功能带着它的回忆和预测的胜利,而成为清晰的伦理行为的替代,并转译成为一种为后现代的世界所作的恰当设计。”(图17)[39]
空间在意识中是一个空格,但不是虚无,而创造空间则是建筑学最根本的意义。在超越了功能性的现代主义以及混沌化的历史主义之后,建筑作品更体现为一种空间,一种隐藏在黑暗之中的存在场所,空间神化也必然为了人性的存在而应当保留下去。
因此,让我们再一次引用海德格尔诗意般的建筑描述:“一件建筑作品描摹什么?比如一座希腊神庙。它单朴地置身于巨岩满布的岩谷中。这个建筑作品包含着神的形象,并在这种隐蔽状态中,通过敞开的圆柱式门厅让神的形象进入神圣的领域,贯通这座神庙,神在神庙中在场。神的这种现身在场是在自身中对一个神圣领域的扩展和勾勒。但神庙及其领域却并非飘浮于不确定性中。正是神庙作品才嵌合那些道路和关联的统一体,同时使这个统一体聚集于自身周围;在这些道路和关联中,诞生和死亡,灾祸和福祉,胜利和耻辱,忍耐和堕落——从人类存在那里获得了人类命运的形态。这些敞开的关联所作用的范围,正是这个历史性民族的世界。出自这个世界并在这人世界中,这个民族才回归到它自身,从而实现它的使命。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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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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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Ruth Eaton, Ideal Cities, Thames & Hudson, 2001。
19. Alberto P巖ez-Gomez, The Space of Architecture: Meaning as Presence and Representation, Questions of Perception, A+U,1994,7。
20. Kate Nesbitt, editor, Theorizing a New Agenda for Architecture,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New York,1996。
注释:
[1]康德认为空间与事实现象之间存在着截然而差别,它属于独立于人类理解力的一个基本的先验范畴。
[2]马丁·海德格尔,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6月。P1
[3]黑格尔,《哲学全书》,第254节。
[4]马丁·海德格尔,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6月,P504。
[5]Lefebvre, H,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P154, 转引自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P83。
[6]同上。
[7]Geoffrey Scott, The Architecture of Humanism,P154,转引自布鲁诺?赛维,张似赞译,《建筑空间论——如何品评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3月,P127。
[8]诺伯格?舒尔兹著,尹培桐译,《存在·空间·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6月,P8。
[9] Le Corbusier: New World of Space, Reynald and Hitchcock, New York, 1948, P71。
[10]Alberto P巖ez-Gomez, The Space of Architecture: Meaning as Presence and Representation, Questions of Perception, A+U,1994,7,P9。
[11]Geoffrey Scott,The Architecture of Humanism,转引自布鲁诺?赛维,张似赞译,《建筑空间论——如何品评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3月,P124。
[12]布鲁诺?赛维,张似赞译,《建筑空间论——如何品评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3月,P5。
[13]布鲁诺?赛维,张似赞译,《建筑空间论——如何品评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3月,P92。
[14]Kenneth Franpton, On Reading Heidegger, Kenmeth Frampton Kate Nesbitt, editor, Theorizing a New Agenda for Architecture,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New York, 1996, P446。
[15]维特鲁威,高履泰译,《建筑十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6月,P4。
[16]维特鲁威,高履泰译,《建筑十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6月,P3。
[17]Kenneth Franpton, On Reading Heidegger, Kenmeth Frampton Kate Nesbitt, editor, Theorizing a New Agenda for Architecture,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New York, 1996, P441。
[18]S.Giedion, Die Ungreifbarkeit des Ranms, 转引自诺伯格?舒尔兹著,尹培桐译,《存在·空间·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6月,P10。
[19]同上。
[20]恩斯特·卡西尔,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P54。
[21]诺伯格?舒尔兹著,尹培桐译,《存在·空间·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6月,P7。
[22]诺伯格·舒尔兹著,尹培桐译,《存在·空间·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6月,P8。
[23]诺伯格·舒尔兹著,尹培桐译,《存在·空间·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6月,P48。
[24]马丁·海德格尔,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6月,P139。
[25]马丁·海德格尔,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6月,P139。
[26]恩斯特·卡西尔,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P56。
[27]恩斯特·卡西尔,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P58。
[28]诺伯格·舒尔兹著,尹培桐译,存在·空间·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6月,P11。
[29]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10月,P367。
[30]维特鲁威,高履泰译,《建筑十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6月,P2。
[31]海德格尔形尔上学导论,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10月,P504。
[32]海德格尔,筑,居思,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10月,P1197。
[33]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10月,P262。
[34]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10月,P262。
[35]S.Giedion, Space, Time and Archite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P33。
[36]Peter Eisenman, Aspects of Modernism: Maison Dom-ino and the Self-Referential Sign, Oppsitions, Reader, 1998,P189。
[37]路易斯·康,静谧与光明,引自李大夏,《路易斯·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P115。
[38]同上。
[39]Alberto P巖ez-Gomez, The Space of Architecture: Meaning as Presence and Representation, Questions of Perception, A+U,1994,7,P22。
《建筑师》第1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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