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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编造神话?
凡是空洞无所着落的宏大叙述,我都将之称为神话。
用语言哲学的术语讲,凡是只有意义(sense, meaning, significance)而无指称(signified, reference)的宏大话语或者集体叙事,就是神话。
当一个地方性的风物传说、人物传说被依附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它就变成了神话。比如说,当一个苗族村社驱傩仪式上祭祀的傩公、傩母被命名为伏羲、女娲,一个地方性的仪式解释学话语就变成了神话。在此意义上,许多民俗学家其实是在编造神话。
当一些原本残篇断简的史料按照既定的正史叙述框架编织成为一个完满的连续性叙事时,它们就变成了神话,在此意义上,从司马迁到白寿彝这些国家正史的书写者,都是神话的编造者。
当一些原本支离破碎的出土文物被按照正史文献的叙述进行解释并被用来证明正史文献的可靠性时,这些坛坛罐罐就不再仅仅是坛坛罐罐,而变成了民族历史的纪念碑,变成了神话。在此意义上,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典型的国家神话编制工程。
其实,人文学者往往都有意无意地参与了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神话编造过程,好学者和坏学者的区别,不在于谁的故事编得更真实,而在于谁的故事编得更好听,更能与旧故事衔接,与主流话语和意识形态无缝对接。
历史上,大部分历史学家都是在编造神话。
民俗学者、民间文艺研究者因为了解一个故事从地方性叙事或地方性知识生发、升华为国族宏大叙事的过程和机制,因此,也许只有民俗学者和民间文艺研究者才懂得如何破除、消解神话。
只有一个具有民俗学素养的人文学者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后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不是编造神话,而是破除神话,不是巩固历史叙事的连续性,而是揭示历史叙事的断裂。
但是,实际上,中国大多数的民俗学者对这一学术角色还完全缺乏意识,仍在迷迷瞪瞪地追随着历史学的叙事策略进行民俗的解释,跟在历史学家后面,编造一些不伦不类的神话。
从神话的编造者转变为神话的消解者,这应当是中国民俗学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大转折,完成这一蜕变过程,脱去神话的壳,民俗学将会无敌于天下。
民俗学不应满足于跟着传统人文学术跑龙套,它应该有更大的出息,自己搭台,自己唱戏,跟那些大学科唱对台戏。
顾颉刚先生尚从事于此,可惜,到了后期,他老人家也折回去编造神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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