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风遗珠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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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风遗珠足珍贵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1年07月20日08:13  刘锡诚


　　赵子贤(殿举)是20世纪甘肃省西和县的知名乡贤。读过诗书子曰，崇尚传统文化，又专攻无线电学，具有进步思想。上世纪30年代初回到故乡，在所从事的民众教育和学校教学中，对西和的古代民族历史文化和周秦中原文化的情结与日俱增，于1936年在教书之余，组织和率领学生在家乡北起盐关、祁山，南至何坝、横岭山一带，记录搜集了一批当时在民众中、主要是年轻女孩子中口头传唱的乞巧歌，并整理成书稿。这部书稿在赵子贤生前虽然没有能够得到出版，但就他所发动的这次民歌收集工作而言，却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发起来的、又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一翼的歌谣运动在陇南地区，甚至在大西北地区结出的第一个重要成果。

　　作为搜集者和编纂者，他对这些节令仪式民歌，以及这些作品所记述和反映的当地流传既久的七夕节候的乞巧风俗与社会情状，特别是封建礼教和社会不公给妇女带来的悲苦命运和心灵创伤，充满了深切的同情、甚至愤懑；对这些民间作品的文化史意义和文学史意义，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把这些隐没于漾水和西汉水流域草野之中而未被人们所认识的民歌，称为“国风”。何以称之为“国风”？他在《题记》中写道：“莫谓诗亡无正声，秦风余响正回萦。千年乞巧千年唱，一样求生一样鸣。水旱兵荒多苦难，节候耕播富风情。真诗自古随风没，悠远江河此一罂。”也就是说，他把西和一带的这些传统的乞巧歌，看做是《诗经》中著录的“秦风”的“余响”。

　　《诗经》所采集的“十五国风”的地理范围，主要是在中国的北部，稍入南方的，只有《周南》《召南》和《陈风》(朱希祖《罗香林〈粤东之风〉序》)；北部的“秦风”选录了十首之多，应该主要是周室东迁、秦文公“居西垂宫”时代的作品，其中的《无衣》《黄鸟》《蒹葭》等歌诗，颇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尤其是那首“表现了人民慷慨从军，团结御侮的精神”的《无衣》。但也有学者认为，“秦风”之诗，大体都是秦人思贤、访贤、得贤、弃贤之作，而并非都是真正从民间采撷而来的民众作品。战国时代，屈原写《九歌》，后人辑为《楚辞》，主要辑录了以楚地为中心的江南的“风诗”，而不涉及北方。到了汉武帝，立乐府，采歌诗，所及地区，最北方包括了燕、代(今之张家口辖蔚县一带)、雁门、云中，西北到陇西，而陇西地区，也大体就是《诗经》的“秦风”之地，即天水一带。至于建立古仇池国的氐人的发迹之地、也是周秦中原文化与氐戎(羌)文化交汇之地的陇南及西和一带的民间歌诗，则少见涉及；且汉武帝采诗所得乐府歌诗，已佚亡不存。宋郭茂倩所辑《乐府诗集》，在《横吹曲辞》里收入了不少取材于陇头、陇水、陇坂的歌诗之作，细细读来，也多是随军文人或后世歌者歌咏或追怀中央王朝与氐戎战事中的征伐勤劳之作，而看不出有多少来自陇南一带真正的“风诗”。这样一来，赵子贤于20世纪30年代所编订的《西和乞巧歌》把采集足迹扩展到了前贤所未至的、地处漾水和西汉水流域的西和，第一次记录了农村姑娘们所唱的歌诗，也就弥补了自《诗经》《乐府诗集》以来陇南一带的民间风诗在诗歌史和民间文学史上的阙位，因此可以说功莫大矣。

　　“乞巧歌”具有两重意义：一、它是社会历史和群体民俗的重要载体；二、它是依附于特定的节候——七夕——而产生和咏唱的民众口传文学作品。由于地域和历史等的特定原因，这些歌诗(与《诗经》和《乐府诗集》里的作品一样，大半是可以演唱而不是徒歌)的流传地西和，在周秦之后的漫长岁月中被逐渐边缘化了。边缘化的好处是，在农耕文明和家族人伦社会条件下的七夕风俗以及与之相关的民间歌诗，尽管是以口耳相传这种易变的方式世代传递，其嬗递变异的速度相对较慢一些，以相对完整的形态被保留下来，传承下来。而子贤所记录编订的这本《西和乞巧歌》中的歌诗文本，就是“千年乞巧千年唱”，流传至20世纪上半叶的歌诗形态。正如子贤说的：“西和如此普遍、隆重、持久的乞巧活动其他地方没有，这给女孩子一个走出闺门、接触社会的机会，在古代是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表现，在今天是一种对社会一些问题发表看法的方式，既反映老百姓之心声，也是存史，同《诗经》中的诗有同样的价值。”从这一情况来说，西和的七夕乞巧风俗历史久远，风格与形态独特，乞巧歌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细节，特别是妇女的地位和命运，认识农耕文明和家族人伦社会制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以及追溯七夕节和乞巧歌的源流和意涵，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当然，包括乞巧歌在内的所有民间文学形式是流动不居的，不会停止在一个时间点上。在历史的匆匆步履中，民间文学总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不仅内容，也包括形式。属于时政歌谣的作品，大都随着时代的变迁，往往成为绝唱，除了研究者的需要而外，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而那些表现民俗生活和民众心态与情感的作品，则永远伴随着历史和人们走向未来。同时我们也看到，乞巧歌的嬗变，与民间文学的其他体裁和形式一样，是遵循着文化进化规律渐进的，而并不是按照“那些自命为革命家的人”(列宁《共青团的任务》)的指令和路线图发展前进的。关于这一点认识，只要把赵子贤版的西和乞巧歌，与当下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新搜集采录的乞巧歌加以粗略地对照研究，就可以相信是大致不错的。

　　西和县的乞巧节(七夕节)，已于2008年被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意味着在国家的层面上得到了保护。作为乞巧节的有机构成部分，乞巧歌自然也要加以保护，即连同姑娘们的乞巧活动一起，进行整体性的保护，使其传承下去。当我们今天在对乞巧歌进行保护和研究时，赵子贤的开创之功，是不应忘记和忽略的。(刘锡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