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抄本《少女之心》算不算民间文学？

品三

文革手抄本“黄书”即将出版 源于审讯记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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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tom.com 2004年02月08日01时43分??来源:北京娱乐信报??

　
　　知名度最高的“手抄本”即将出版 呼吁原创者现身

　　白士弘说：“我决定，将这个版本的《少女之心》重新整理出版，同时公开寻找原作者，一方面是为了在足以证明原作者身份的前提下，按国家的稿酬标准付酬给她，表示尊重；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她，更加直接地还我们一个真实的历史。”

　　新闻　《少女之心》已被放行

　　知名度最高的“手抄本”之一、在人们心中被定性为“黄书”的《少女之心》，即将堂而皇之地出版。

　　向记者提供这个消息的线索人表示：得知此事，他第一反应是震惊，其次是愤怒，究竟是谁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连《少女之心》这种作品也敢拿来出版？

　　经多方联系，记者找到了该书出版人、文华图书发展公司经理白士弘。白士弘称《少女之心》的手续均已经办妥，并在春节前拿到文化部开具准印批文，现正在筹办印刷等事宜，新书打算在元宵节之后推出。

　　据悉，白士弘已在一月初举办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展示过《少女之心》的样书，反响良好，有不少书商下了订单。很多四十多岁的人一看封面便痛快地承认“这书当年我抄过”。

　　来历　丹麦女记者上门送来“大毒草”

　　白士弘并非泛泛之辈，如今的手抄本热，跟他有着直接联系。

　　2000年底，白士弘率先出版了张宝瑞的《一只绣花鞋》，该书的热销引发了一场回味手抄本的热潮，而且还导致一场轰动一时的文坛纠纷——小说和电影剧本《一双绣花鞋》的作者况浩文认为《一只绣花鞋》涉嫌抄袭，扬言要动用法律手段维权。白士弘不得不飞往重庆面见况浩文……

　　在各路媒体的热炒之下，白士弘一跃成为贴上“手抄本”标签的公众人物。

　　这场纠纷告一段落后，陆续有人给白士弘送来一些手抄本，有的希望他能出版，也有的想卖点钱。就这样收集了20多种手抄本，其中就有《少女之心》，当时白士弘并没有重视它。

　　2001年初，白士弘又出版了收录七个手抄本代表作的《暗流：“文革”手抄本文存》。不久，一位长期研究“文革”现象的丹麦女记者叶凤英(Peｒｒxlink)找到白士弘，拿来几年前在书摊上买的一本《少女之心》，请他帮忙鉴定真伪。

　　关于这本《少女之心》的来历，书中介绍说是署名为“小思”的作者“我”在坐牢时所交待的材料，后来被传抄出来，最后被定名为《少女之心》，后来成了“文革”时期的“大毒草”。

　　动力　是市场推动还是还历史真实

　　白士弘告诉记者，看过手抄本的人都知道，那时的《少女之心》故事情节似乎并不重要，倒更像一本青春期性教育手册，的确有点“黄色”。但叶凤英拿来的这本却没有乱七八糟的内容，都是些用类似日记体写成的青春回忆和那个年代的日常生活。

　　经过一番调查，白士弘发现《少女之心》有多个版本流传，但大都情节雷同，以“黄”取胜。白士弘猜测，叶凤英拿来的这本《少女之心》，也许就是原作者多年后想澄清自己所做的一次努力，也许这个本子就是《少女之心》的原始版本。

　　白士弘说：“我决定，将这个版本的《少女之心》重新整理出版，同时公开寻找原作者，一方面是为了在足以证明原作者身份的前提下，按国家的稿酬标准付酬给她，表示尊重；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她，更加直接地还我们一个真实的历史。”

　　当然，《少女之心》无疑会非常畅销，这也是白士弘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认为凡是手抄本，都是经过市场检验的畅销书，“否则人们何必会花那么多时间去抄它？”

　　故事　《少女之心》原是少女认罪书

　　那么，《少女之心》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且听白士弘慢慢道来。

　　在那个大家整天忙于“革命”与“斗争”的年代，十六岁的花季少女黄永红(不知道是否真名——记者注)在被下放的父亲的指派下，发现了母亲与何叔叔“通奸”的秘密。

　　单纯幼稚的她对母亲的所作所为感到憎恨，在学校如火如荼的“学黄帅”运动的感召下，为了摆脱母亲“通奸”带给自己的罪恶感，争做“黄帅”式的好少年，黄永红不顾母亲多次恳求，将所看到的一切写成大字报贴到了学校门口。

　　但这次英雄伟大的“革命行为”，并没有给她带来预想的荣誉和解脱。妈妈被民兵带走了，爸爸和弟弟对她就像仇人，同学们冷眼相看，不时把“破鞋”二字挂在嘴边，连老师的赞扬也言不由衷，充满讽刺。

　　之后，母亲被下放到农村，父亲回到城里，却与她形同陌路。她该怎么办？黄永红陷入深深的孤独和迷惘之中。这时，与她同学多年的男生李国华出现在她的身边。李国华不但给她以安慰，还告诉她一个天大的秘密——“何叔叔”才是黄永红的亲生父亲。但何叔叔始终不肯承认。

　　在一次次交往中，黄永红与李国华逐渐产生感情。但因为一个小小的误会，他们被老师抓了个正着。在全班为此召开的批判会上，承受不住压力的黄永红晕了过去。

　　一场大病后，黄永红被何叔叔送到她母亲那里。在农村，她欣喜地发现了同样被学校开除来到农村的李国华和他的家人。农村相对宽松、单纯的环境，使黄永红和李国华有机会深入交往，俩人感情越来越深。直到有一天，他们怀着青春期的好奇与冲动，开始了彼此身体间的接触，但这方面知识全是空白的两个人，数次探索均以不得要领而告终。

　　一天天的晚归引起了双方父母的注意，家长们轻而易举地揭破了他们的秘密，两人的交往被严格禁止。

　　当他们为“改正错误”而保持距离的时候，另一个从城里发配到农村的男生姚大明闯进了黄永红的生活。为表示离开李国华的决心，黄永红主动接近姚大明。姚大明是个情场老手，知道如何直截了当地示爱，处在青春躁动期的黄永红最终没能把握住自己，迷失在爱欲之中。

　　但一次与李国华的偶然邂逅，使两人旧情复发，两人不可遏制地走向越轨。黄永红痛苦地发现，自己对两个男生都存有好感，谁也割舍不下。

　　混乱的青春、混乱的感情只会导致更加混乱的结果。终于，黄永红和李国华的事被姚大明发现。为了自己的尊严，两个男人相约以决斗的方式解决问题。决斗中，李国华失手杀死了姚大明，随后，他也因为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惊惶失措的黄永红被关进监狱，在威逼诱供之下，她写下一摞厚厚的认罪书。这份认罪书，便是后来的《少女之心》。

　　遭遇　就像从《水浒传》变出《金瓶梅》

　　后来《少女之心》为何变成令老师和家长闻之色变的“黄书”？那段广为传抄的、两三万字的“黄色”内容又从何而来？

　　“此《少女》非彼《少女》，”白士弘解释道，“《少女之心》是讲‘文革’时期人的命运，而抄得很凶的那段‘黄书’，其实是从原故事情节中演绎出来的，类似于利用《水浒传》的背景和几个人物，另写出一部《金瓶梅》。”

　　白士弘向记者透露了书中的一些情节，解释《少女之心》变“黄”的过程：

　　女主人公入狱之后，审讯人员迫使她详细地写出恋爱经过及床上细节，事后，又把这个“黄色”故事流传到社会上，使她成为了千夫所指的“破鞋”。许多人因此对她垂涎三尺，因为无法达到目的而企图罗织罪名，以便再次把她送进监狱……

　　而那本广为传抄的“黄书”，白士弘可以肯定，是从这段审讯记录中演绎出来的。

　　白士弘说，“文革”时期，手抄本是成本最低、人们最易接受的传播方式。“当然，抄书肯定先拣‘最感兴趣’的部分抄，而且难免按自己的想象添油加醋，就这样越抄越玄，导致后来‘黄书’广为流传，而原故事却不为人知。”

　　线索　“黄永红”原型可能健在

　　这是白士弘第二次公开寻找手抄本作者。当年出版《暗流》时，他就通过媒体发表公开信，称寻找原作者，除支付报酬外，更希望向当年那些具有非凡勇气的人表达一份敬意。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证明《暗流》中某个故事是自己写的。

　　不过，白士弘对寻找《少女之心》的第一作者充满信心，假如文中故事属实的话，“黄永红”的原型很可能仍在中国大地上的某个角落默默地生活。

　　白士弘透露，在故事的结尾，黄永红产下一个遗腹子，取名为李姚，以此纪念她的爱情。在偏见与歧视的夹缝中，面对当权者们贪婪的目光，最终她不得不逃离家乡。故事到此戛然而止，所以判断不出她现在生活在何处。“孩子是母亲的生活动力，她应该能挺下来。”白士弘说。

　　据了解，文中提到的“学黄帅”运动起于1973年年末，1974年达到高潮。依此推断，如果“黄永红”当年是十六岁的话，如今应该只有四十六七岁。

　　此外，白士弘分析，“黄永红”所在学校的老师、同学，她的父母，李国华、姚大明的家人，她下乡的农村村民、干部，参加审讯的公安人员等都是知情者，现在这些人大多应该健在，而且过得挺好。不过，他们会不会站出来提供线索呢？记者对此表示怀疑。

　　“草原部落”丛书作者之一、青年作家摩罗受托为这次公开出版的《少女之心》写序。他认真研读之后推测，这个十四万字的版本，是在传抄过程中经过许多人的增删、改写、润饰逐步形成的，但是，最初的作者显然是最重要的作者。摩罗希望知情者公布有关史实，也希望对“文革”时期地下文学和地下思潮有专门研究的学者向读者介绍更多的情况。


[ 本帖由 品三 于 2004-2-8 13:45 最后编辑 ]

游园惊梦

这一文革手抄本辑录策划2001年就已经开始。
各位大侠赞助些所见所闻。
偶以为这个话题值得关注！


《暗流》出版人寻找手抄本作者  


      
　　《暗流》一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今年（游园按：2001年）4月出版。该书选录了“文革”中流传最广的七个故事：《绿色的尸体》、《叶飞三下江南》、《一缕金黄色的头发》、《地下堡垒的覆灭》、《一百个美女的故事》、《303号房间的秘密》、《远东之花》。这7个故事涉及的都是带有神秘、恐怖色彩的侦破、反特类似的题材。

　　本书的策划人白士弘花了12个月的时间，走访了京城几十户人家，从人家褪色的日记本里、杂物堆里，把这些手抄本一页页地整理出来，说服它的主人让它重见天日。为保持这本书手抄本的原汁原味，策划人和出版者几乎没对稿件做改动，不但把当时褪色的旧日记本、手抄本的原始模样都制版印出来，而且书中还开辟了专栏，介绍这些手抄本保存者的情况，让读者看到挖掘这些素材的来龙去脉。

　　《暗流》出版后，出版社和策划人希望在新闻媒体的帮助下找到这批手稿的原作者，支付给他们稿酬，也想对这些当年具有非凡勇气的人们表达一份敬意。(黎拿)

黄景春

《少女之心》跟今天的许多艳春小说相比，算不了什么了。今天哪怕“纯文学”作品，也是媾和乱爱，性腥味刺鼻，更不用说那些故意以色勾人的“有色作品”了。
《少女之心》对于今天的读者，或许根本不够味。
出版这些或许已经没有毒力的作品，又有什么害呢？
即便有毒，在万毒绽放的时代，仅多一毒，又有何惧？
嘿嘿，^_^   偶赞同出版。

爪哇堂

    白士弘看来是吃上文革手抄本了。2001年他出版了《一只绣花鞋》，开始炒爆此题材。与《少女之心》相比，《一只绣花鞋》是有成熟的文本之后，才开始在民间流传。它的作者--况浩文如今还健在。然而白先生出版的《一只绣花鞋》却用了一位新华社高级记者的本子，去年热播的电视剧，也沿用了这一说法。白先生在看过况先生的原本之后，曾经答应为况恢复作者地位，贵人多忘事，后来也不了了之。
    作品被冠以“手抄本”标签后，作者便有意无意被隐去了。学者当然愿意它是民间文学，这样无疑更具社会意义和研究价值，出版商也更愿意它是民间文学作品，这样无需付版税。
   以下是2002年报纸的一篇相关报道--


    "一双绣花鞋"遭遇"一只绣花鞋"
　　■“文革”手抄本《一双绣花鞋》７月在重庆出版再掀“绣花鞋热”

　　■《一双绣花鞋》与前年出版的《一只绣花鞋》引发的著作权纠纷升级

　　■《一双绣花鞋》这部反特务小说与《羊城暗哨》描写的广州大有渊源

　　论争焦点：“一双”“一只”两年纠纷

　　１·北京爆炒《一只绣花鞋》
　　２０００年９月，被标榜为“中国当代恐怖小说先驱”的《一只绣花鞋》出版，作者张宝瑞被称为是“文革”时期手抄本文学代表作家之一。著名诗人汪国真在该书序中写道：“知名作家张宝瑞的手抄文学《一只绣花鞋》终于问世了。这一流传了数十年的手抄本历经风风雨雨，就像一株异草展示在世人面前。”汪序还说：“在‘文革’中流传最广的故事和手抄本就是《一只绣花鞋》————‘文革’后，电影《雾都茫茫》便是取材于《一只绣花鞋》的故事。”

　　当年北京各媒体都大篇幅宣传《一只绣花鞋》。《北京青年报》登出《我想多找几双绣花鞋》的报道说，“文革”期间的手抄本小说《一只绣花鞋》，其魅力历经３０年不减。如今原作者张宝瑞已将它正式出版。“张宝瑞先后写了２０多本手抄本小说。《一只绣花鞋》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２·《一只绣花鞋》源自《梅花党》？

　　然而，沉默了近３０年的《一双绣花鞋》作者况浩文向媒体透露，张宝瑞的《一只绣花鞋》是剽窃之作。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３０日，《重庆晨报》报道：“前天，《一只绣花鞋》的作者张宝瑞在电话中向我市作家况浩文作了解释，并对个别的失礼失实之处向况老道歉，并称将在再版时更改书名。”张对记者说，书前面的那个序言中“电影《雾都茫茫》便是取材于《一只绣花鞋》”的话，确系失实之言，是出版商在出书时擅自加上去的，他跟汪国真都不知道。至于书名，他则不承认是侵权。他说，《一只绣花鞋》是根据他在“文革”中写的手抄本《梅花党》的故事改编的，后者其中一个情节就叫“一只绣花鞋”，现在书商把它提出来作书名，也无不可。既然况老有意见，我已决定再版时把它改名为《绿色的尸体》。

　　《一双绣花鞋》于今年７月，在故事发生地重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当初，《一双绣花鞋》的策划人白士弘与张宝瑞达成４点协议：《一只绣花鞋》停止出版和加印，今后要出版必须更改书名；汪国真写的那篇牛头不对马嘴的序必须撤掉；汪国真同意将《一只绣花鞋》收入白士弘策划的《“文革”手抄本经典文库》重新出版，前面必须加上况浩文写的该书的创作经过；曾以大半个版面报道过《一只绣花鞋》的《北京青年报》必须以同样的版面介绍《一双绣花鞋》及其作者，澄清事实，说明真相，消除影响，以正视听。

　　３·重庆捍卫《一双绣花鞋》
　　重庆文学界对《一双》与《一只》的评论持续了两年。最近一期出版的《红岩》杂志认为，《一双绣花鞋》在重庆百姓中可谓家喻户晓，而张宝瑞的书名是在对读者进行误导。张宝瑞当年可能不知道传说的《一双绣花鞋》是谁写的，但他肯定知道这个作品不是他自己写的。他巧妙地把自己打扮成原创者，伪装成手抄本中一枝独秀者，这是一种文学上的巧取豪夺。

　　随着报道的深入，记者们竟发现了重庆人的“绣花鞋”情结。近两年来手捧手抄本找到况浩文的热心人有６０多位，他们都表示，如果况老先生要告上法庭，他们就愿意提供证据。今年６月央视电影频道播放了根据重庆《一双绣花鞋》改编的电影《雾都茫茫》，背景墙上打出的图片都是张宝瑞的《一只绣花鞋》的封面，引起重庆市民的强烈抗议，重庆某媒体甚至打出“捍卫《一双绣花鞋》”的口号。８月２５日重庆卫视推出《一双绣花鞋》专题片，再次把重庆人对这本“‘文革’第一手抄本”的回忆推向高潮。

　　当事人说法：“一只”有没有剽窃“一双”？

　　１·况浩文：“我因为《一双绣花鞋》进了牛棚”

　　虽然重庆市民为《一双绣花鞋》被“盗名”愤愤不平，原作者、７２岁的况浩文反而显得很平静。在电话中他跟记者谈的更多的是“那天晚上看到绣花鞋时的心跳”。

　　记者（下称记）：《一双绣花鞋》讲的是抓特务的故事，您当时也是公安人员？

　　况浩文（下称况）：这本小说就是取材于我从事公安工作的经历。我在公安战线上工作了５年，１９５８年创作了中篇小说《在茫茫的夜色背后》。１９６４年初，珠江电影制片厂找我把小说改成电影文学剧本初稿，但因为很快遇到“文革”，电影没有拍成。小说（电影剧本）却通过７０份打印稿，变成手抄本到处流传。我妹妹在黑龙江插队，听到当时有许多人讲这个故事，就给我写信说，“绣花鞋”穿到北大荒来了。１９８０年我那个搁置了１６年的电影剧本终于拍成了电影《雾都茫茫》。

　　记：有趣的是电影和小说的名字反而不如《一双绣花鞋》给大家的印象深。你经历过这种恐怖的场景吗？

　　况：１９５１年全国镇压反革命，重庆展开了“３·１３”逮捕行动。当时是凌晨四五点钟，我用手电筒照明，对一个女特务例行搜查，突然看到穿衣镜下面有一双黑底白花的绸缎绣花鞋。我持枪扑向柜子后面，见到除了一双绣花鞋，别的什么也没有。这个场景给我感觉太强烈了，后来我就把它移植到小说和电影中。

　　记：当时广州有部很出名的反特务电影《羊城暗哨》，它与《一双绣花鞋》有关吗？

　　况：《一双绣花鞋》的主人公沈兰有一个原型就在广州。他叫林念祖，解放前是地下党，做过美军的翻译官，后来在广东省公安厅侦查处任处长。１９６４年我到广州珠影修改剧本，林念祖先生还从一个老侦查工作者的角度给剧本提了一些意见，提得太内行了！

　　记：听说您还因为《一双绣花鞋》进了牛棚？

　　况：因为在重庆大家都知道《一双绣花鞋》，“文革”期间影响太大了，当时批斗《一双绣花鞋》的大字报贴满了四层楼高。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３年，我因为这部小说被关了８年牛棚。我被关进牛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说这是他的作品？

　　记：文革后《第二次握手》从手抄本变成正式出版物曾经引起很大轰动，你为什么不趁热打铁出版《一双绣花鞋》？

　　况：当时还有点私心，觉得才３万字的稿子太薄了拿不出手，打算写了新的小说再合集一起出版。

　　记：您自己对１９５８年这件作品打多少分？

　　况：合格。当时全国文化饥渴，这篇小说才能流传那么远。

　　记：前年张宝瑞曾经许诺，再版时会改换书名，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出版的《一只绣花鞋绘画本》还是用了原名。

　　况：他在电话里头讲了会改换书名，可履不履行承诺是他的事情，我已经７０多岁了，再也耗不起时间了。

　　２·张宝瑞：“一双”与“一只”是两个概念

　　记者未能联系到《一只绣花鞋》作者张宝瑞，以下是《新闻晨报》记者对张的采访：

　　这根本就是两个故事，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作品。《一只绣花鞋》的创作是我在民间流传故事的基础上虚构而成，绝对是我的原创。为什么会不约而同都以绣花鞋为道具呢？其实这完全是一个巧合。而这种巧合是很多的，不存在侵权问题。“一双”与“一只”是两个概念。

　　旁观者回应：

　　１·“一只”与“一双”实质是一样的
　　重庆华立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华律师：３０年的时间已经模糊了大家的记忆。如果不是原作者，谁会仔细区分“一只”和“一双”？小说里还用了“文革”中大家熟悉的“绿色尸体”、“梅花党”等故事，为什么偏偏选择“绣花鞋”来作书名？《一只绣花鞋》事实上是采取不正当竞争的作法来误导读者，企图把读者引向对女特务“绣花鞋”的熟悉回忆，从而达到商业目的。

　　２·这种做法不符合民间文学传统
　　那时候，许多学生到处找反特务的手抄本抄，抄完了之后给同学讲。有时实在找不到手抄本，就自己根据听到的一点点东西编，甚至于把原来的故事改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一个“绿色尸体”的意象。那几年手抄本培养了多少讲故事高手！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互动从来没有这么热烈过，几乎每个人都能创造出自己版本的手抄本故事。但是如果把民间文学范畴的加工再创作说成是自己的创作，并且还是用了况浩文首创的意象“绣花鞋”，张宝瑞的这种做法就不大符合民间文学传统了。

　　３·绣花鞋意象本身就是一个商标

　　民营书店老板杨先生：从《一只绣花鞋》近两年的有关报道中可以判断，大多数读者还是把“一只”当作“一双”的。书名有没有冠名权？“绣花鞋”这个意象本身就是一个商标，《一只绣花鞋》书中多次用到这个意象，书名又用“只”和“双”来混淆视听，已经损害了原作者的权利。虽然著作权法和商标法都无法束缚这种行为，但是这种行为至少在道德上应该受到谴责吧？

　　４·“一双”“一只”是两种不同文学形式
　　记者观察：根据最新颁布的《著作权法》，有关侵权的判定是，文字相同达到５００字以上、故事情节相同超过３０％以上，涉嫌构成侵权。《一双》与《一只》不在此例。第一，这是两种不同内容的作品，前者写重庆解放前反特务的故事，后者写梅花党的系列故事。第二，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一双》是２万多字的电影剧本，《一只》是２０万字的长篇小说。第三，两者名字也不尽相同。

　　回忆“绣花鞋”
　　１·童年跑过春森路

　　《重庆晨报》记者马拉：有十来年吧，我们重庆人乘凉或摆龙门阵，都会讲讲这个绣花鞋的故事。它太真实了！我的童年都处在它的神秘恐怖氛围中。那时候我住在春森路附近，每次路过２６号那个小洋楼“静庐”，都会拼命跑，生怕从里面会出来一个穿着绣花鞋的女特务！

　　２·“看了绣花鞋没？”

　　１９７０年代末，国内许多剧团纷纷改编《一双绣花鞋》上演。１９７８年底广东话剧团和广州市话剧团同时推出《一双绣花鞋》，两帮人马以“绣花鞋”打擂台，好不热闹。据当时广东话剧团反二号林福强的扮演者王文治回忆，这种反特侦破的话剧当时很受欢迎，特别是年轻人，有的买票进场看了好几场。有那么３个月，广州人见面就问：“看了绣花鞋没？”

　　珠江电影制片厂１９７９年征求领导对《一双绣花鞋》的意见，当时广东省委常委、省安全局长王宁同志的批复是：“我觉得这个剧本不错，很紧张，很吸引人。反特的电影，群众是喜欢的。我的小孩子对这个剧本就很感兴趣。他们说‘文革’中还流传过这个故事。”

　
　　链接一何谓“手抄本”
　　手抄本主要在“文革”期间流行，时间大约在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６年。据统计，流传有３００多种手抄本，有名的起码有二三十种。它是“文革”这段特殊历史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一传十、十传百，因用手抄录而得名。当年手抄本都不署作者的姓名，再加上随着传抄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所以现在谁是手抄本的作者很难鉴定。

　　链接二精彩场景回放
　　１·《梅花党》

　　（两个公安侦察员伪装成死人躺在停尸房里）夜里，怪物又来了，像上一次一样，拿着铁锤每人敲三下。张强又混过去了。到新侦察员跟前，小同志过于紧张，当怪物对他举起铁锤时，即刻跃起大叫“不要敲了”。特务见状，把铁锤一丢，拿衣服上的一个纽扣舔了一下，立即倒下死了……

　　２·《一双绣花鞋》

　　前面一栋西式小洋楼，顶楼上忽地闪起一点微弱的光：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５日查封”　

　　“穿衣镜立柜下是什———么？

　　一双紫色的绣花鞋。

　　突然，这双绣花鞋动了一动，不！不！这是一双女人的脚。

　　“你———你是———？”

　　话音未落，更夫背后骤然响起一阵????的声音。

　　３、《绿色尸体》

　　售票员说：“同志，你的手提包忘了。”

　　留学生一听奇怪地说：“这不是我的，我没有这东西。”

　　售票员说：“东西在你座位上，怎么说不是你的呢？”于是售票员又问了其他人，别人也都说不是自己的。那个售票员说；“把提包打开看看是什么东西。”提包一打开，一股血腥味直冲鼻子，仔细一看是割成几段的女尸。

　　售票员大叫了起来：“原来你是杀人犯，怪不得你不承认提包是你的！”车上的旅客也叫了起来：“把他送到公安局去。”……


[ 本帖由 shi 于 2004-2-11 11:34 最后编辑 ]

黄景春

链接一何谓“手抄本”
　　手抄本主要在“文革”期间流行，时间大约在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６年。据统计，流传有３００多种手抄本，有名的起码有二三十种。它是“文革”这段特殊历史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一传十、十传百，因用手抄录而得名。

——给“手抄本”的这个定义似乎不太确切。我是1979年读手抄本《少女之心》的。文革结束后好几年，严冰未化，文禁不开，手抄本还是手抄本。
直到1980年代，学校里还有手抄本《少女之心》在悄悄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