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炮与禁炮：小民有话说

夏敏

    一到春节，话题自然转到鞭炮一事上，禁炮律令中的许多城市人羡慕未禁炮的农人。禁炮的国内人羡慕未禁甚至开禁的国外华人。数千年一路放过来，在记忆深处根深蒂固意味深长的传统，11年前说禁就禁了。面对过年不得放炮的冷清局面，很多人是一脸的无奈与尴尬。有好事者常常提及此事，视其为官民观念冲突的一个活样板。看了2月17日晚央视制作的“实话实说”，感觉到媒体的灵敏度，也感到如今言论的自由度。作为一介小民，对于节日记忆中一直没能淡出的鞭炮，无论放与禁，想必大家都会有很多话要说。本届新政府执掌国务更加注重亲民形象，提倡言者无罪，小民斗胆说说心里话。

    春节放鞭炮，是这个节日的重要的象征和一种喜庆的习俗表达。无论你是否喜欢，他人在放鞭炮时，一个受到鞭炮声音“冲击”的人，只要不受到对方有意的伤害，往往会给予最大的宽容和理解。我小时被鞭炮伤过，一次被蛇咬，十年怕紧绳，从此金盆洗手，不再摸它。以后一看到别人放鞭炮就担心自己或他人被炸，可是看着他人放炮时欢天喜地的样子，也觉得过年就该这样的。

    过年放不放炮，原本是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事，11年前城里生长的我们就失去选择的权利。于是经过几年被禁的沉默后，还是抵挡不了舆论哗然，怨声四起。我感到国人对于春节放鞭炮来沿袭本民族的娱乐方式是有自己想法的。小的时候也放过炮的政策执行者们，对中国人放鞭炮的感情似乎缺乏必要的理解。过年放鞭炮，千百年来一直得以传沿，从未有过官方的“禁炮史”，它被民众视为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事。禁它，反而觉得这样的年过得“无味”“无趣”。会产生自己的东西被干预、被阉割、被肢解的那种尴尬与失语。华人占绝大多数的新加坡禁炮三十多年后开禁，西方唐人街内允许华人过年放炮也表示西方政府对少数族群文化的尊重，对我们的“鞭炮政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即：民间是否被轻视？中国人过年放鞭炮可以找到喜气洋洋的感觉，西方人不会有我们这样的过年感受，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传统，当然也就没有这样的记忆。放弃传统，靠近西人。我们尴尬，有华人的西方国家也感到不可思仪，他们会说：中国的新年怎么啦，怎么如此静悄悄？

    一个族群都有自己久之成俗的节日表达，有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与共识。过年与放鞭炮之间的关系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或“族群记忆”。数千年来它不断地撩拨我们的民族记忆，使我们这个源自农业不善表达狂欢的民族在祖先遗留的炮仗声中一下子找到我们的民族身份。今日中国已经不是什么农业社会，但中国式的精神狂欢方式并没有说变就变，手禁心不禁啊。农业社会的遗俗必然和工业化社会格格不入了吗？放炮没有碍着中国日益的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步伐，二者没有对峙的理由；谁都不会愚蠢到产生一放炮中国就退回到数百年以前的想法。如果循此想法，放炮不就成了阻挡社会前进的罪魁祸首了吗？先抓鞭炮，后抓腐败，哪个更重要呢？

    中国正步入一个日益强大的社会。做今日中国人，都期待自己的祖国经济发展，文化昌明；都希望心情舒畅地生活在自己的有文化特色的国家，在这里科学要遵循，传统要尊重，民意要维护。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千年的遗俗，服气有几人？把过年放鞭炮定性为野蛮、恶俗、不文明，鞭炮成了愚昧落后的象征，那么就意味着以放炮作为喜庆方式的中国人就是愚昧落后的，除了强奸民意的人敢如是说，谁敢理直气壮站出来说这样的话呢。

    放炮有危险，有污染，是谁都知道的。因其有弊便禁，则菜刀能误伤是弊则禁切菜，汽车能伤人有噪音是其弊则禁汽车好了。干吗“禁制”拿鞭炮“开刀”呢？因为鞭炮不像菜刀或汽车得天天使用，而鞭炮无实用功能，只有心理宣泄和精神狂欢功能，心理这东西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就禁它，可是心被禁锢了，表达人心的自由欢乐的希图的传统方式被强制禁止了，人生还有什么乐趣？西方的狂欢节常常有人被踩伤或踩死，但并没有让西方人改变他们狂欢方式。因咽而废食，是中国新年炮禁的重要根源。然而还有一个根源，就是强权至上。城市老百姓不得接触烟花，社会上层的“表率作用”又如何呢？几年前的上海APC论坛晚会上各国领袖在我们政府的款待下，不是一同在黄浦江畔欣赏中国的烟花爆竹吗？元宵夜厦门金门两地烟花对放烟花是政府行为，百姓放烟花则遭到“严厉查办”，难免让有怨气的人想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电灯”的俗谚来。

    现如今也是一个法制社会。一个法规的出台要有其严肃性和持续性。如果其形成之初就是有误的是匆忙立法的，那就是与民众感情相左的，时间一长也会面临被修正、改造或取缔的局面，否则有令难行，法规之严肃性几同儿戏。禁炮是否忽视了人们在鞭炮中所附加的民族感情，这需要今天的人民权利的承受者们多加思考。其实过年时放炮是一种自发性的娱乐行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比如放炮不得伤人，不得烧房。炮声起来，人们希望既获得愉悦，又受到法律保护。所以政府应该提倡“文明放炮”。文明放炮大概意指行政布控管理要跟上，每个放炮者要严格尊重法律，凡酿成灾难和恶果者必法办，提倡放炮者要讲文明，此其一；其二，鞭炮产业严把质量关，交管工商严把物流关；传统鞭炮确有改进之必要，如无烟少火少污染等等；其三，法律部门在放炮一事上应充分尊重老百姓对传统文化选择的“自由度”，例如应该规定所有鞭炮制造商在鞭炮包装盒上一律注明“放鞭炮是危险游戏，请慎重使用”这样的字眼，如同“吸烟有害健康”的香烟盒的提示语，以此提醒使用者放炮自觉趋利避害不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策略吗？

    春节禁炮有没有留给老百姓说话的余地呢，有没有给老百姓造成心理伤害呢？这些都需要研究。中国的民调一向不发达，旧日法规制定时又不那么公开，权利在法律制定中的说一不二，常常表现为对无权民众的轻蔑与嘲弄。有人说北京11年前制定禁炮规则时参考了80%民众的意见，这80%是否透明是否夸大，又有多少是铁杆的炮禁支持者，他们当中有多少观点发生了动摇？我在不久前的一次200余人的民俗学课上没有给学生提示任何个人态度的情况下做了一项调查，赞成放炮者占一多半，三十个人不举手表示沉默（说是没想好），反对者只有一个女生。我无意想在放鞭炮上大做文章搞“全民公决”，但是出台“禁令”要慎重，要尊重民意，是小民我的一个想法。面对禁炮11年来愈演愈烈的开禁呼声，执法者是否对一个“禁”字有重新检讨之必要？

    众声纷纭说禁放，是言论自由的体现。于是民间也形成放与禁两派。真心主张禁的人，无非这么三种人，一是曾受鞭炮伤害而生反感之心者，二是科学至上主义者以及全盘西化论者，三是近11年在无炮的年节中成长起来的人，习惯了无炮，就觉着有炮是不正常的。真心主张放的人，大概也有三种人，一是文化多元论者，二是人文主义者和部分非官方人士，也就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三是从农业社会向城市和工业为中心的城市逐渐转移的群体，怀旧是社会变迁、文化转型时必然出现的普遍心态，于是故俗成为被个体被承认、被尊重的逻辑前提。

     禁炮及其开禁引发的争论，看来在我们的社会中，还会继续下去！

Frida

l楼主说"放炮有危险，有污染，是谁都知道的。因其有弊便禁，则菜刀能误伤是弊则禁切菜，汽车能伤人有噪音是其弊则禁汽车好了。干吗“禁制”拿鞭炮“开刀”呢？"
我想反问楼主：你见过哪个家长给孩子玩菜刀，或者给孩子开汽车呢？我住在小城市，过年过节的时候手拿火柴和鞭炮的孩子比比皆是，你认为这就是安全的了么？我见过被鞭炮炸瞎眼睛的孩子，我也亲眼目睹过因为烟花入室房子起火，一夜之间只剩下一片灰烬的惨剧。
我尊重那些喜欢鞭炮人的权利，可是谁又会尊重那些不喜欢噪音，不喜欢鞭炮人的权利哪？谁去尊重鞭炮的喧嚣之后被污染的环境，肮脏的市容的权利哪？难道也应该向放鞭炮的人收排污费？
这是我的一点浅见，请前辈多多包涵。

夏敏

谢谢。我不是什么前辈，我所说的也是一孔之见。我所说的民意的民不是所有的民，对同样的习俗完全有不同的观点或异议是很正常的。我觉得你没有看懂我全文的意思。我在文中提出，对放炮的人的素质要有要求，违背法律，伤害他人要法办，成年人对玩鞭炮的孩子要加强安全、法律和道德教育。我主张文明放炮。如果说放炮不文明，那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宽容谅解一种不文明的现象，中国人就成了不文明的典范。百人放炮伤者几人？鞭炮的确是吵闹，一年就那么几天，多数中国人会原谅这种吵闹（也有不喜爱的，如先生您），有人伤了，有人嫌吵，说明这种游戏是危险性甚至导致部分人不快的游戏；如同抽烟致病、污染空气、酿成火灾是一样的，所以为了公共安全，放炮应该划出“非扰民区”，如同吸烟有吸烟室一样。爱者和不爱者，各归其所。不是大家都满意了吗？

Frida

还是称前辈吧。我觉得只是想讨论一下吧，任何事情都会有不同的声音。 ;)
还是忍不住抬杠。您说“如果说放炮不文明，那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宽容谅解一种不文明的现象，中国人就成了不文明的典范。”那么裹小脚呢？也是文明的嘛？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事情就一定是正确的了嘛？那为什么会有“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句话，为什么尼采要提出超人呢？
ps：我不是先生哦。
谢谢

夏敏

谢谢您与俺“抬杠”，有您的高质量的反馈我真是好喜欢。呵呵。

放炮和裹小脚不具有可比性。放炮是瞬间性的，一年集中于春节放，带有宣泄与狂欢的特点，具有心理调适作用，高兴完了也就不放了，少有人为伤什么人烧什么房子放鞭炮。它是一种可接受的“危险游戏”（必须承认它的危险性）。今年放完待来年再重复放炮。节日是循环的，那么春节的放炮，清明的扫墓，端午的包粽子，也都是作为这些节日的重要特征循环不已。谁会把鞭炮一年放到头呢？

小脚是日复一日的生理和心理的漫长痛苦，痛苦指向所有的妇女，以此显示妇道的澄明，封建家教的严厉以及男性中心论时代畸形的审美。男女只要愿意都可以放炮，可放可不放，遵循自愿原则；裹脚却是在每一个女人声泪俱下中走向肢残的结局，不论你是否愿意，都要接受这一事实。放鞭炮在精神宣泄上的功能是正面的，是百姓可以接受的，但裹脚却不是。

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确的当然不一定正确。因为大多数人的生活的局限性更大，他们受教养的机会没有那些幸运的“少数人”那么多，但是他们具有平民心态，具有人性中许多没有被扭曲的成分。他们代表了生活文化，民间文化；而那些“掌握真理”的“少数”精英人士和所谓的“超人”只是代表了平民文化以外的士绅文化，官方文化，主流文化。大多数人和您所说的“少数人”“超人”都有各自的生活缺憾，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不能是真理的执掌者。

在少数人看来是真理的，在多数人看来未必是真理。他们的真理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国王问阿凡提在正义和金钱上你选哪个，阿凡提说选金钱，因为人缺什么就想要什么，言下之意是，作为少数人的国王缺的是正义。所以不论“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当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时，都只是拥有真理的一小部分而已。

枕流入梦

记得春节的习俗是来源与一个传说，远古的人们为了驱逐猛兽，在春节那天，点燃爆竹，用巨大的声响吓跑野兽，后来野兽没有了，却演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节日，那就是春节，我想春节是和鞭炮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习俗，没有鞭炮，春节还会是春节吗？对于我们的民俗，我想，我们是该尊重的，我不是一个喜欢放鞭炮的人，但就象那句话说的，“或许我不能同意你说的每句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尽管鞭炮的危害浅而易见，但政府完全可以去调控（比如指定放炮专用地等），治理洪水，堵不如疏，因噎废食，一味禁炮，我想不是一个好方法吧。这也是我的一点小小的看法，还请海涵，海涵。

夏敏

枕流君说得很好啊，了了数言也说我的想法。谢谢支持。

夏敏

还是元旦，外面就传来小男孩不知从哪里搞来的鞭炮在放。还不到春节，厦门的报纸上又开始宣传禁止新年放炮的政府声音，好象真有非把禁炮进行到底的劲头，于是我又翻开旧文，打算新一轮的抬杠了，欢迎有不同意见加盟讨论。

nlxed

看完讨论
感觉，夏斑竹和Ms.F的的关注点不同
夏斑竹着眼与“放”与“禁”的思考
宏观、全局，历史地、思辨地来看待这个问题（政府行为的文化策略）
个人感受也孕育其中：对传统习俗的怀想和感召
寻回一种曾经有过的“族群记忆”

Ms.F着眼小处
强调放炮的危害
焦点在孩子放炮
因为目睹了太多的人间悲剧
个人的不幸对社会来说或许无关痛痒
对家庭来说却是毁灭性的

窃以为
两位都有理，只因着眼点不同，立场不同
抬杠或许并不在一个点上。

看斑竹的文章，我感受比较深的一点是
禁炮竟已有11年了！
扳指算来，也差不多刚好是我“金盆洗手”的年岁
不知是政行的强制有效性还是告别青春期
我，包括身边的一帮小兄弟在那以后过年都不放炮了
“放炮”的的确确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
由此，现在的小孩了解往日的过年
确实只能从长辈的口述或影象资料来获得

我想这时间让民俗的改变就是这样强势
一旦过去，或许就过去了
正如我们现在不知道，或体会不了古人是怎么过年的
去谈论“禁”是否合理的意义似乎并不大
因为现实就是这样，已经禁了11年
是否开禁，其实只在政府的一纸行令
而非学术讨论出来的结果

斑竹的担心可以理解
而“放炮”在我们的习俗中仍然存在
比如公司、酒店开张，乔迁搬家还是不少人放鞭炮
广州每年的赛龙舟
城中村大放特放是政府默许的
几个小时里鸣放的鞭炮是用木船来装的
为此很多“城里人”会专程跑来感受、重温
说到春节放鞭炮
也还是有，只是没从前那样尽兴
所以，我觉得放炮的习俗只“淡”没“出”
这或许也是禁令和民行的一种妥协吧

民俗也就这样在悄然发生改变

花蕊落尘

没的说，本人支持放炮！！

夏敏

厦门报章称放鞭炮是“野蛮民俗”，放一炮罚二万，并要刑事拘禁。所以到现在我还没听见一声炮响，这哪里是中国年？法律条文里哪里有这条。呼吁加强民俗立法，保护国民生活权力和自由。中国民俗被施政者折腾成什么样子了，这哪是尊重什么传统，简直说一套做一套。改造民俗再不是少数官员说了算的事情。

青桐时代

夏老师，馋馋你，我家窗外正在炮声隆隆，噼啪不休
发完这个帖子，我也要去解解痒了。
呵呵，拜个早年的干活！

Norma

         访中国民俗专家乌丙安：鞭炮是不可替代的

  新华网云南频道 ( 2005-02-28 ) 稿件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关于鞭炮去留引起的民俗争论，已经演变为年关的一场口水战。

    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乌丙安教授，是国际民俗学家协会最高资格会员中仅有的两个中国专家之一,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他强调，“十多年了，年年记者都要追问我相同的问题，我一再重复我的观点，鞭炮是不可替代的。”

    从驱赶怪物“年”的传说，到“迸晦气、迎吉祥”、普天同庆一团喜气，烟花爆竹一直是中国年活动中最声色绚烂的一幕。但是，近十几年来，与烟花鞭炮有关的提案频繁出现在两会议案上，“禁”与“燃”间的争论喧嚣不止。

    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徐莉,对儿时过年最深刻的记忆是市政府大门口厚得没膝鲜红的鞭炮碎屑。曾经政府和民众一道放烟花鞭炮,共庆新春,但后来却是全国282个城市政府先后颁布烟花鞭炮的禁放令。

    “鞭炮屡屡伤人”、“火灾由鞭炮引起”，烟花鞭炮成为春节里反面的社会事件，1993年出于安全和环保的考虑，北京率先在全国制定烟花鞭炮的禁放政策。禁放示范效应产生后，年味消弭的抱怨也随之四起。在民俗学的争论声中，近年来106个城市宣布有限开禁。

    “严格禁放的结果是禁一漏万。”上海市消防局防火部副部长顾金龙这般回首曾经的禁放。现在，上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已经不再让消防队员们年关忙碌了。

    烟花入沪要经过4道质检关，商家必须持证销售;居民按照规定限时限地燃放;安全常识宣传送抵社区;积极发动群众有奖举报未经审验的非法烟花鞭炮。上海市消防局危管处处长范永清说:“与其管这管那，不如给老百姓提个醒，告诉他们最基本的安全常识。”

    没有禁绝春节期间燃放烟花鞭炮的上海，老百姓的心态近年来反倒愈加平和、理智，燃放烟花的攀比心理也渐渐回归到图个热闹和吉庆的初衷。羡慕上海之余，北京居民吴森钟表示，节日习俗是民族文化的集中表现方式之一，在文化与其他因素发生冲突时，应文化优先。

    在华人文化为主导的新加坡，禁放34年之久的鞭炮去年终于正式解禁。有评论认为新加坡的解禁是在积累了34年的财富之后才实行的，这种模式对中国目前来讲成本过高。而在上海，低事故率的有限燃放，使得传统并没有被现代抹杀。

    放鞭炮并非只是为过年应景。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郭永玉教授说，中华民族自宋明理学后就丢弃了狂欢，现代的中国人更缺乏这种方式，所以一些人用酗酒甚至破坏性的手段来宣泄。而原本承载着祈福寓意的鞭炮，在短暂的燃烧中散发出的声光刺激，也许能承担部分抒发能量的效力。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叶斌，近年来做得最多的工作是压力处理培训，职场压力和人际关系压力，快速消减人们的快乐度和满意度，严重影响了城市人的心理健康。他认为，“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在欢乐中宣泄一下情绪，是非常利于身心健康的。而在中国沿袭的社会文化中，宣泄方式十分有限。”

    “争论悬而未决，说明传统在当今的社会断层很大。经历了彻底反传统的一段时期后，现代化飞驰而来，人们还来不及对传统反思，就被卷进文化断层中。”乌丙安教授说。

    或许热闹与滋扰仅一步之遥，城市越发达,神经越脆弱，就连搬进城市里的动物也不例外。据报载，今年春节上海野生动物园内的动物们患上了惊慌、烦躁不安的“鞭炮病”，突发的鞭炮声吓得刚为狮母的非洲狮不再哺育幼仔。

    这至少从一个方面证明，放爆竹的传统意义还是存在的，根据传说，放爆竹的缘起就是试图利用爆竹的“劈啪”声来吓走叫“年”的怪兽的。值得同情的是被人类关起来的动物，进化了这么多年，仍然还没有习惯人类这种找乐的手段。（完）

夏敏

回NORMA:中国年,鞭炮的确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