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一篇：日本释奠的谱系

雪村友梅

                                                

                                    日本释奠的谱系
                  
                           ——儒家思想影响日本的一个侧面





      中学时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对其中拜师的一段印象颇深：“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晚清的私塾进学先要拜孔子，这规矩说来大有来头。按照《礼记·文王世子》的说法，“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所以照规矩的话，进学要拜，每年春秋两季也要拜，而这拜正式场合的称呼，就是释奠。　
   

                                    一


      释奠是古代学校祭奠先圣先师的一种祭祀仪式。随着中国的儒家思想传入日本，释奠这一祭祀仪式也传到了日本，并在日本的年中行事中占有了一席地位。
      古代日本春秋两季的释奠，分别在二月和八月的上丁日举行。在平安时代，释奠当日，朝廷上卿及诸道博士、学生参集于大学寮，礼拜先圣（孔子）先师（颜子）及九哲（闵子骞、冉伯牛等）。再于都堂院讲论，文章博士献题赋诗，仪式结束后还有宴会。第二天，大学寮还要把释奠用的肉献给天皇。
      在日本古代史书上，释奠的记事最早见于《续日本纪》大宝元年（701年）二月十四日条。同条下有注释称“释奠之礼，于是始见矣。”大宝年间正是日本积极采用中国唐代的律令整顿国家制度的时期。就在大宝元年，历史上著名的大宝令得以制定。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大宝元年正式采用释奠之礼，是日本文武天皇整备国家制度的一系列政治举措中的一个先行环节。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大宝二年（702年），日本正式颁布并实施了《大宝令》。在《大宝令·学令》中明确规定，“凡大学国学，每年春秋二仲之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孔宣父，其馔酒明衣所须，并用官物”。这些规定在718年公布的《养老令·学令》中基本被完全继承了下来。
     所谓“汉魏以来,取舍各异。颜回孔子,互作先师,宣父周公,迭为先圣”。在中国古代，不同的时代先圣先师所指不尽相同。比如日本的《大宝令》是参照中国唐朝的《贞观令》和《永徽令》制定的。《贞观令》规定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左丘明以下配享。《永徽令》则规定周公为先圣,孔子、颜回为先师, 左丘明以下配享。日本早期的释奠只选择了孔子一人作为祭祀对象。这大概一是因为古代中国尽管先圣先师所指有所变化，但孔子做为“万世师表”，一直是被做为释奠对象的,二是日本早期的释奠毕竟相对比较朴素。当然，中国这方面发生的这些变化也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比如《江家次第》释奠条注释明记“先圣先师，古者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唐太宗贞观二年以颜子为先师”。到了日本的平安时期, 释奠的祭祀对象演变为先圣（孔子）先师（颜子）及九哲（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贡、冉有、季路、子游、子夏）等十一人。这种情况到了江户时期又有了改变。因为朱子学的强大影响, 祭祀对象除先圣孔子未变之外,先师及九哲改为四配六从，即以颜渊、曾子、子思、孟子为四配，以朱熹、二程、周敦颐、张载、陆九渊等宋学六子为六从。这样的新局面一直保持到江户末期。
      《礼记·王制》讲到“天子将出征……反释奠于学”。释奠为什么与出征相联系呢？这是因为古代中国的学校，不仅是习文的地方，还是习武（比如学射）的地方。因此，释奠所祭祀的不仅是周公、孔子、颜回等文圣，常常还包括齐太公、张良及古代十名将等。但日本对中国古代释奠与武事方面的关联部分则一直未予仿效。
     春秋两季的释奠，是日本年中行事中，保存中国古代祭祀原型最好的一种。
      在古代日本，传自中国的年中行事中,依我所知,只有释奠是按照中国古代的规范使用中国式的祭器的。依据《延喜式》的相关记载,我们知道这些祭器包括笾、豆、簋、俎、爵、樽、鼎等等。关于这些特殊祭器的制造日本史上最早的记载是在养老四年(720年)。在牺牲方面，中国古代的传统也得到采用。《日本三代实录》仁和元年十一月十日条记载，日本各地为释奠贡进的牺牲因为都是割下动物身体的一部分贡进，所以经常不新鲜，这不符合“礼”的“割鲜升供” 的要求。所以大学寮请求把牺牲的整体带到祭庭来，这请求获得了批准。实际上，日本的祭祀文化中是很少直接使用鲜活的动物做牺牲的。但依照中国古代的礼法，释奠需“割鲜升供”。当这两种祭祀文化观念发生冲突时，短时期也曾有过以海贝海鱼等代替做牺牲的情况，但总的倾向是中国古代的祭祀文化观念得到了尊重。尽管八世纪以后，日本人对于秽的观念看得越来越重，但使用血牲一直维持到了日本镰仓时代（1183-1333年）初期。


                                    二

      大宝元年日本史中最初出现了关于释奠的记载，这并不意味着释奠在八世纪才传到日本。
      儒学最初传入日本，一般认为是公元三世纪的事情。依据《古事记》的记载，公元三世纪末，受百济使者阿直歧的推荐，博士王仁到日本做了当时日本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他还带去了《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受教于博士王仁的日本皇太子菟道稚郎子是日本应神天皇的第四子。依据《日本书纪》的记载，应神天皇去世后，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理当即位。但他认为 “长幼有序”，按照儒家的学说应该由长子继承皇位，并且他的长兄大鹪鹩才质优异，慈慧宽仁，足当大任，于是决定把皇位让给大鹪鹩。大鹪鹩却无论如何都不肯接受。如是推来让去者三年。一位鱼人献鲜鱼给天皇，弟弟让他送到哥哥那里，哥哥又叫他送到弟弟那里，一来二去，鱼都臭了。菟道稚郎子由是觉悟到非死不能有终结，竟然真的以自杀完成了让出皇位的愿望。菟道稚郎子自杀后，大鹪鹩才即位，是为仁德天皇。这段故事被称为是日本版的“泰伯之让”，广为江户儒士所称道。
      但是，这段故事和《日本书纪》的许多记载一样不是完全可信的。可以说它是历史事实与依据中国典籍虚构演义的结合物。《日本书纪》这样结合的部分有很多。即便是王仁携带《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到日本的记载，也需要划上问号。因为通常认为，应神天皇是活跃在纪元3世纪末的历史人物。而我们知道《千字文》是周兴嗣撰作于梁武帝时代（502-549年）的。公元6世纪才出现的《千字文》显然不可能在公元3世纪传到日本。
所以，儒学是何时传入日本的,其实是一个尚需要讨论的问题。为此而考察一下日本古代的释奠，是很有必要的。
      认真比较一下日本和中国古代的释奠，至少有两点可以提起我们的注意。一是释奠讲论的次序，二是宴会及诗歌的有无。依照日本学者弥永氏的研究，中国古代释奠的做法基本上定型于南朝宋的元嘉年间。唐朝的释奠礼讲论的次序中有执经、执读、侍讲，这基本上是承袭北齐时代制定的做法。北齐的做法又基本上是对南朝宋的“元嘉故事”的承继。而见于日本古代《仪式》、《延喜式》之中的日本释奠礼的讲论部分，有座主持经、音博士持读、问者侍讲，在做法上可以说和唐朝开元礼相关，同时也可以说和南北朝的做法有渊源关系。很难说其中没有南北朝时期的影响。而更为重要的是，南北朝时期的释奠礼包含讲学、祭祀、宴会三部分。但在《开元礼》中，释奠主要由讲学和祭祀两部分组成，而没有言及宴会。只有在皇帝视学这样特殊的情况下作为特例才有“下食案”。但日本的释奠礼和中国南北朝时期一样包含讲学、祭祀、宴会三部分。与此相关的还有有关释奠的诗歌。中国南北朝流传下来了很多关于释奠的诗作。有关释奠的诗歌，古代日本同样也流传下来了很多。其中管原道真一人就流传下来有十几首。
      释奠从根本上说，是儒家的尊师之礼。是儒家文化影响日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依据“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的说法，在儒学最初传入日本时，老师开讲之前，理应象鲁迅进三味书屋那样有相关的祭祀形式。日本的释奠礼和中国南北朝时期极为接近的成分提示我们，今天的日本保存下来的关于古代日本释奠礼的记载中，很可能保留着隋唐以前即已经传入日本的成分。对于考察儒学是何时传入日本这一问题，这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三

      讲到日本古代的释奠，有两个历史人物应该提及。一个是藤原武智麻吕，另一个是吉备真备。
      大宝四年（704年），藤原武智麻吕做了大学助（大学寮的次官）。当时受朝廷大兴土木工事及国家政治变化的影响，大学荒废，学员四散。有感于此，武智麻吕和大学头虞良王共同上书朝廷陈再兴学校之议，主张重开经史讲义，并于次年（705年，日本庆云2年）仲春举行了释奠之礼。为此武智麻吕还请了宿儒刀利康嗣撰写释奠祭孔的祭文，他说：“传闻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亡。今释奠日逼，愿做文祭先师之灵，垂后生之则”。刀利康嗣撰写释奠祭孔的这篇祭文后来完整的保存在《藤原家传》中，赖此我们今天有机会得窥八世纪初日本大学寮释奠祭文的全豹。

         惟某年某月日朔丁，大学寮某姓名等，以清酌□菜，敬祭故鲁司寇孔宣父之灵。
   惟公礼山降彩，诞斯将圣，抱千载之奇姿，值百王之弊运，主昏时乱，礼废乐崩，归
   齐去鲁，含叹于衰周，厄陈围匡，怀伤于下蔡，门徒三千，达者七十，敷洙泗兮忠孝，
   探唐虞兮德义，雅颂得所，衣冠从正，岂谓颓山难维，梁歌早吟，逝水不停，楹奠奄
  设，呜呼哀哉。今圣朝魏魏，学校洋洋，褒扬芳德，钻仰至道，神而有灵化，惟尚飨。

      学过点日本古代史的人多知道大化革新奠定了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的基础。而日本摄关时代藤原氏的辉煌同样肇基于此。为了表彰中臣镰足在大化革新中的襄赞之功，天皇独赐中臣氏以藤原朝臣之姓。藤原氏一族由是和皇族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日本古代，藤原氏一族对引进中国文化和发展日本文化贡献极大。没有藤原不比等，很可能就没有《大宝令》、《养老令》、《续日本纪》的编定。而没有藤原光明子，可以说就不会有今天辉煌的日本奈良东大寺和正仓院的宝库。了解了藤原氏的家族文化背景，我们就容易理解，由藤原武智麻吕提出兴学之议并不是偶然的。
      在日本释奠仪式的正规化、中国化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吉备真备。历史上吉备真备曾于717年入唐学习19年。归国后他得到了圣武天皇的信任，推动日本朝廷采用了大量的唐制度。752年，他再度作为遣唐使副使入唐。《续日本纪》宝龟六年十月条吉备真备薨传载：“先是，大学释奠，其仪未备。大臣依稽礼典，器物始修，礼容可观”。日本大学寮释奠使用的孔子像，据说就是他二度入唐时从中国弘文馆带回安置于太宰府学业院，又请百济画师摹画后安置于大学寮的（一说为巨势金冈带回）。在礼典、器物整修完毕后，也是在吉备真备的推动下，神护景云元年（767年）二月丁亥日，仿效中国古代天子幸学的做法，日本称德天皇亲自参加了释奠，这在日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唐贞观十一年（637年）尊孔子为“宣父”，受唐的影响，日本《大宝令》、《养老令》通称孔子为“宣父”。到日本神护景云二年（768年）七月三十日，日本朝廷下官符改称孔子为“文宣王”。从此孔子在日本得享王者之尊。这一改变起因于当时的大学寮助教膳臣大丘的建议。原来膳臣大丘随吉备真备入唐后发现唐国子监改题为“文宣王庙”。通过向国子监生程览询问，他得知是唐玄宗“大崇儒教，追改为王”。他认为若日本“然准旧典，犹称前号，诚恐乖崇德之情，失致敬之理”，回国后提出追改建议并被采纳。这是唐朝封孔子为“文宣王”29年以后的事情。尽管史料没有提及膳臣大丘的建议和吉备真备有什么联系，但吉备真备作为上司与他同行赴唐，吉备真备对日本释奠仪式的正规化的关心，影响到膳臣大丘注意并提出这一问题，是有可能的。


                                    四

  
      释奠是儒家的尊师之礼，古代日本对中国释奠的输入，反映出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化发生深刻影响的一面。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儒家文化对古代日本影响的一个侧面。说到儒家文化对古代日本社会的影响，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理解这一复杂性，不妨举收入成书于822年《日本灵异记》第十缘中的一则故事为例：这故事讲到一位父亲，因为前生偷了自己儿子十束稻子，结果今生变成牛来还债。《日本灵异记》收录的很多是民间故事，反映的也多是古代日本民间的思想意识。用了儿子的十束稻子，居然要变牛还债，这在“父在子无财”、“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古代中国，怕是很难被理解和接受的。
      古代日本的大学寮几被回禄，祭器、画像或被盗或多有损毁，祭祀活动也曾因为种种原因一时停止过，但整体上说释奠的传统基本得到了保持。直到应仁之乱（1467年）才最后中断。到了江户幕府时期，随着儒学的振兴，宽永10年（1633年），林罗山在自己的家中盖起了大成殿，安放了孔子像，又重兴释奠之仪。此后释奠又在日本诸藩校中盛行起来。宽正10年（1798年），还在汤岛重建了祭孔的圣堂。据说这圣堂鎏金屋宇，气势雄伟，并得以保存至今。可惜几次到东京都忙于俗务，没有能找机会实地看上一看，今天想来，深以为是憾事。
[ 本帖由 雪村友梅 于 2004-3-9 13:35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