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他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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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意义
——论现代人类学的“后现代性”

王铭铭


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横扫社会科学各领域，对现代学科体制进行尖刻的批评。依据福柯（Michel Foucault）对“discipline”这个带有“学科”和“训诫”双重意义的概念所进行的解读（Foucault 1972:224;1978），后现代主义反思者提出，学科的界分典型地体现了现代社会中知识的形式与权力的形式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声称敌视启蒙的理性论，但他们对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历史关系却采取一种直线性的历史解释：他们大多将现代社会科学的问题归咎于它们的现代性，以为舍弃了现代科学知识论的类别体系，便可创造出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使知识形式疏离于权力形式或有主动性地融入替代性权力形式的后现代社会科学。

     在否弃现代社会科学的某些刻板因素（如类型学的制约）这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思考确实具有一定意义。然而，后现代主义者在思考知识论的现代性时，没能看到诸多现代社会科学家在维护其学科的“训诫空间”之时，其实没有完全被这种空间的“监视方式”所制约，而是这种空间空间本身甚至也可以说不能简单地与福柯意义上的“监狱”比拟，因为它们在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兼容了形形色色的解释和批评（以及有意于社会更新的世界观）。尽管一些学科反思者有倾向认为，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体制的建构，完全是民族国家成长所带来的后果（华勒斯坦等 1998），但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启蒙以来社会思想和社会科学的密切互动，使知识分子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对社会现实及国家治理提出批评（后现代主义无非是在这种可能性之下发展出来的又一种“西学”）。可以承认，缺乏疏离于正统秩序的自主解释和批评意味（即有些学者认定的“后现代精神”）是近现代学科维护者的基本特征，但这不能进而成为指责现代主义社会科学的理由，因为受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学科/训诫体系，事实上有可能具备了后现代主义者宣明追求的那种反思。

     对于身处“非西方”的中国学术而言，后现代主义的教诲不无它的意义。在90年代，已经有一批思想史论者和社会科学研究者引据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论述，对中国现代学术的“理性”提出了甚可关注的批判。这批论者有的针对学科体制、知识分子的福利与国家治理之间构成的微妙关系（邓正来 1998），有的针对启蒙知识论现代中国思想造成的意识形态后果（汪晖 1997），而破除现代主义科学观（包括学科观）的知识论，构成或多或少带有后现代主义意味的中国人文学和社会科学思考者的总体目标。然而，中国现代知识论的权力特征，应该说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现代性的“未竞之事业”，而并非产生于“西学”本身的现代性——也就是说，相对其西方根源而论，中国人文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知识/权力的不可分割性，与现代中国社会的本土性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中国现代学术的问题，或许应当被西方后现代主义思考者当成通过非西方例证来反思自身的参考体系，而对中国学科体制的未来研究者者，它又可能隐含一层意思——即，后现代主义论点非但可能无益于促使中国人文学与社会科学超越权力体系，反而可能在批判现代西方理性的过程中丧失学科可能给予我们的解释—批评能力与世界身份。

     基于对后现代主义误解的认识，并基于有关中国现代学术制度的上述思考，我认为有必要还原西方现代学科的本来面目，以便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基本依据。在本文中，我拟以一门现代学科——人类学——为例，针对后现代主义人类学者对这门学科的反思和批判，提出自己对于西方知识形式现代性的看法。这里我试图指出，后现代主义人类学者在批判现代人类学学科体系时，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现代人类学本来就具备了的某些后现代主义者推崇的特征，也有意无意地忽略它的学科体制内涵括的反思。我意识到，这样一种探讨所可能带来的见解，有必要重新与后现代主义的总体问题和现代学术体制的“中国问题”进行广泛的联想。但是，在本文所限的篇幅内，对于一门现代学科的“后现代性”的论述，已经是一个雄心过大的追求了，而文章所提出的某些观点，似乎也能隐含了其对更广泛的问题的针对性，因此，我将满足于以反思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反思来言说自己的有关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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