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的“资源配置”---戏说人类婚姻制度的变迁

淇园之竹

婚姻的“资源配置”---戏说人类婚姻制度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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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1月16日12:53　中国青年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兰莹

　　“杨家有女初长成”，这无疑是一笔价值不菲的财富。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人类婚姻制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人类的婚姻制度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游牧社会的掠夺婚、农耕社会的媒介婚和现代社会的自由婚恋制度。

　　掠夺婚是男子凭借武力掠夺中意的女子然后成婚。在游牧社会，男子的勇武是最稀缺的资源。掠夺婚的实行体现了自然选择的意志，也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

　　在自然经济占主体的农耕社会，随着产权制度的逐步完善，上一代积累的财富能够泽被后世，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形成。这时候，男子的社会地位与家族财力在联姻中最受重视。女方家庭在联姻中不再像掠夺婚姻制度中那么被动，而是可以对男子的财富与地位细细掂量，婚姻的契约性质在这种婚姻制度中体现地淋漓尽致。

　　与媒介婚相伴而生的是女方向男方索要彩礼的现象。作为封建落后的象征，彩礼向来被世人所诟病。但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对提高婚姻“交易”的效率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媒介婚姻制度中，择婿的标准主要是男方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由于农耕社会中女方待嫁的成本比男方高，错过婚龄的女子可能一辈子小姑独处，而男子只要家中有权势就不愁娶妻。女方索要一笔高额彩礼，在客观上减少了选择风险。另外，高额彩礼还起到了保证金的作用，表明男子确实有娶亲诚意，大大减少了女方待嫁时面临的道德风险。

　　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男子个人的能力再次成为其能否承担家庭与社会责任的标志，而女子有史以来首次拥有了选择丈夫的自主权。

　　新制度经济学中有“要素稀缺决定制度创新”一说，从掠夺婚到媒介婚再到自由婚姻，人类婚姻制度的变迁就印证了这一经济学理论。在游牧、农耕、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男子最稀缺的禀赋分别为：勇武、财势与智慧，于是，婚姻制度也依次为掠夺婚姻制度、媒介婚姻制度与自由婚恋制度。以媒介婚到自由婚恋的变迁为例，农耕社会最稀缺的要素是资本，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技术和创新能力的作用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而过去稀缺的资本则相对充裕，价格趋于降低。这时候，拥有知识、技术和创新能力但暂时不名一文的男子，就比不学无术但家境富裕的男子更受到姑娘青睐，于是，以注重男方现有财富为特点的媒介婚姻制度，必然向注重男方创造财富能力的自由婚恋制度转变。

　　“男才”和“女貌”是婚姻的基本交易对象，由于男才比女貌更加难以度量，男方在求婚时拥有的私有信息多于女方，根据契约理论，男方在缔结婚姻时享有的优势就更大。现代社会的女子，在择偶中好像拥有和男子一样的权利，其被动地位也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程度的改善，但实质上，女子择偶在某种程度上更加被动———男子的能力往往是随年龄的增长而日益积累，并且是在后来显现出来的，而女子的姿色则随着年龄的增长加速折旧。正因如此，年复一年之后，女子即使发现自己当年对男友的才能判断有误，往往也红颜不再，悔之晚矣。当然，如果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偏好发生变化，“男才”与“女貌”不再是男女双方联姻时最关注的因素，我的这个结论就会寿终正寝。


　　反省男女性别意识

　　吴心

　　100年前进入中国的西方人，曾感叹中国妇女的悲惨境地；而今天的西方女权论者却认为，现代中国女性较之其他国家的妇女，似乎有着更多的自主权。的确，中国女性前所未有地在许多社会领域展露才华，逼视着以往男人独享的天地。目前，按照国际通用衡量女性地位的6项指标（对待男、女婴的态度；男女青年入学比例；男女就业比例；女性在高尚职业中的比例；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女性个人财产在社会总财富中的比例），虽然我国排名并不在前，而且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目前各行业处于高层位置的仍以男性为多，但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却时不时地听到“阴盛阳衰”的感叹。

　　中国传统的“男强女弱”意识，是以压制女性社会活动能力与才华为前提的。男女平等意识缘于国家富强而对女性高素质的需求。主张女性解放的思想在建国后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持，但那时的平等思想并非源于真正对女性的尊重，更多是因为革命热情，对女性的人格仍然是无视的，突出表现在赞成提高妇女地位的同时，却又否认或忽视性别差异，比如认为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也能做到。

　　物极必反，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社会开始否定男女都一样的观点，承认男女有别，强调男人要有男人样，女人要有女人样。曾经视革命为最高理想的几代女性突然发现自己“落伍”了，她们争取来的许多权利似乎在被女儿和孙女们忽视———最近报载，据一家网站调查，当问及妇女当前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时，统计排名第一位的是“美容”；妇联组织曾在上海社区作过的一项调查也表明，有近一半左右的妇女在“你最向往的生活”一栏中，填写的是“做一个好太太和好母亲”。这种以男性价值取向来决定自身价值的女性观，仍带着深深的男权意识的痕迹。

　　当年轻的女性毫无顾忌地以为张扬自我是一种时尚时，面临两性交往，她们却会有无尽的困惑，因为男孩子未必接受这一切。女性的发展仍然受制于男性。信奉自强自立、独立人格的女性，在与乐意依附于男性的女性相比较时，似乎并没有多少自豪。传统社会的女性从来不会为怎样作女人而困惑，而今天，争取自身解放的女性却被怎样作女人的问题所困扰。

　　当然，女性的解放必须有男性的参与，没有男性参与的妇女解放终归只能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因为女人可以不是教授、不是部长、不是高级工程师……但她会是妻子。

　　中国女性人格的发展和女性社会地位的迅速崛起，使当今社会普遍形成“阴盛阳衰”的看法，其实这不过是两性潜意识中互不满意的外显，仍然是男尊女卑的观念在作祟。中国社会至今真正缺乏的仍然是两性间的互相尊重。

　　男女真正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平等，人格上的互相尊重。只有在我们的社会中消除了包括性别、职业、年龄、阶层等等的一切歧视时，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才会到来。


　　婚姻是否人类必需

　　――《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证伪人类学基本理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

　　当代人类学著名学者、法兰西科学院院士C·列维·斯特劳斯说：多亏了他，使纳人在人类学典籍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蔡华，经过十多年的潜心研究，在两年多的田野考察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撰就了学术专著《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该专著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既没有婚姻制度也没有家庭组织的社会。这个独特的例子，无疑给以传统社会结构为研究内容的人类学提出了新的挑战。

　　居住在喜玛拉雅山东麓滇北川西南交界处的一个约由3万农民组成的民族团体，自称“纳”，汉族称之“摩梭”。该团体纯粹由母系血缘亲属构成，他们有语言无文字，社会的最小组织单位称作“lhe”（书中译称“支系”）。这种支系的4个基本因素是：绝对母系的血统规则，与母亲和舅舅共同居住制，一套纯粹的母系血缘称谓和支系财产共有制。

　　受“血亲性”禁忌原则的制约，纳人的性生活是通过男至女方夜访的方式实现的，其中包括两种形式：秘密走访和公开走访。

　　在一个确定的时段例如一年半载，大多村民仅以第一种形式生活。夜访中，男方必须避开其情侣支系的男性成员。此间，男女双方可以与多个伴侣维持关系，每对情侣间的幽会以间歇的方式进行。不论男女，其情侣中的任何一方对对方都不拥有性特权。建立和维持这种关系仅仅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其中一方的愿望就足以了结这种关系。这种关系以多伴侣和每对伴侣间关系的非连续性为特征，仅属一种感情、爱情和性的联系。它构成一个“伴侣关系相互交叉地覆盖整个社会的网络”。

　　第二种即公开走访的方式，则是由女方的女性支系长专门安排男至女家进晚餐，标志着两个当事人之间公开关系的开始，之后男性走访时，就不必再回避女方男性成员。在双方有意维持关系时，他们间的关系有更大的连续性。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可以分别与其他人有秘访关系。双方任一方的意愿即足以终结这种关系。

　　除以上两种性生活方式外，这个社会也存在着共居现象和人们通常所说的婚姻。正常情况下的共居是被禁止的，只有当一个支系在某代无女（或男）而过继无望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它是过继的一种补救措施，其功能在于为支系获取一个或多个外人。在男方家居住，男方支系最终目的是在男方过世后，女共居者及孩子能够祭祀其祖宗；而在女方居住，主户的动机是获取劳动力。

　　该社会的婚姻现象始于清初，由于当时中央政府对土司袭职的立法发生了变化，于是间接地将婚俗加于纳人土司的生活方式中。

　　1956年以前，纳人只有少部分人采用婚姻方式，主要是当时在土司体制中任职者和部分富户独子。然而以共居和婚姻方式生活的人，亦同时进行秘密走访。

　　蔡华于1988至1989年底开展长时段田野工作时，他考察的范围为5村，共477人，分属65户。在当时实际有性生活277人（158女、119男）中，实行每种性生活方式的人数所占百分比如下：暗访57％，明访28．5％，共居11．9％，结婚2．56％。

　　自从人类开始关注自身文化的多样性以来，人类学家第一次碰到了一个这样的社会———其结构与世界其他所有社会结构迥异。这并非是个案，而可能是举世无双的唯一。因此，《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无疑将使人类学家在理论上对社会生活和人类行为的认识发生根本性变化———

　　该书深入地分析了这一著名案例，并严谨地论证了一个既无婚姻制度也无家庭组织的社会可以运行得和其他社会同样正常；第一次使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学、社会学关于婚姻家庭的研究摆脱了循环论证，解开了人类学中存在了半个世纪的悬案———婚姻家庭悖论，在对人类性行为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欲望原理”和“社会血缘亲属性排斥定律”。因此，不论从逻辑还是历史的角度出发，家庭和婚姻都不再能被视为人类的普遍现象。

　　本书的法文版问世后，在欧美人文社会科学界引起了重大的反响和广泛关注，得到法国权威人类学与社会学杂志的极高赞誉，被学术论文和专著广泛引用。

　　2001年5月，美国著名学术出版社纽约Zone Books翻译并出版了该书英文版。当代人类学之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C．列维－斯特劳斯，在该著英文版上作了高度评价：“蔡华博士对西方人类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多亏了他，现在纳人在人类学典籍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英文版出版后，美国人类学界掌门人、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教授C．格尔兹（C．Geertz），在《纽约书评》杂志上发表了长篇书评，除了肯定这项研究成果证伪了二战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两种基本理论：即以英国人类学家R·布朗为代表的“单系血统理论”和列维·斯特劳斯的“集团联姻理论”的普遍性外，他还说“蔡华关于纳人的精确仔细的著述将会被人记住……”

　　（《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纽约Zone Books出版社2001年5月英文版）

史密斯

我个人认为，蔡华先生笔下无父无母的纳人社会，只不过是人类社会两性关系中的一种特例，它的成就正如C．列维－斯特劳斯的评价：“纳人在人类学典籍中获得了一席之地。”，纳人两性关系只不过人类两性关系制度中的特例而已，它无法颠覆人类社会普遍的婚姻游戏规则，至少在目前。它无法像Mauss的礼物理论，可以放在许多社会里面来进行讨论。它对人类创造的知识之理解，也无法像福科的知识/权力理论一样，具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量。说实在的，它在西方知识界的评价之高，我总觉得有点东方主义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