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清明忆钟老：继承与发展钟敬文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

乡巴佬

清明忆钟老
继承与发展
            ——钟敬文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
                       2004年4月4日   北师大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

2004年4月4日下午2:00-5:30，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生的师生欢聚一堂，召开了“清明忆钟老：继承与发展钟敬文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钟敬文先生的女儿钟宜女士，陈子艾教授、刘铁梁教授、赵世瑜教授、万建中教授、杨利慧副教授和梁永佳博士后等出席了座谈会。座谈会由研究所所长刘铁梁教授主持。以下是发言纪要。

刘铁梁教授：
敬爱的钟敬文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但他又总是与我们在一起！在清明到来之际，我们举行这个座谈会，共同缅怀钟老，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钟宜老师：
父亲把毕生的精力都用于建设北师大乃至全国的民俗学学科建设，能把他的事业继承下去，就算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也是我们作为家人感到欣慰和高兴的。

万建中教授：
先生生前没有任何的行政职务，唯一的职务是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如果可以算的话，但是他的葬礼很隆重，参加的人有一千多人，特别是所有的学生行跪礼向先生告别，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先生生前一直都亲自给博士研究生教授《中国民俗学史》和《中国民俗史》两门课程。并不象前些日子有的不明真相的人所说的那样，“百岁老人怎么还在带学生？“先生不仅是民俗学家，还是思想家、诗人，生前特别强调自己是一个诗人。先生对人生的这种不同的体验是及其深刻的。
先生一直不停地在思考。他不但在晚年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规划，一直也在从事微观的个案研究。可以说是先生的一辈子一直在学习。
先生的第一个学术高峰是二三十年代，原因在于他广泛吸收国外的理论，像法国的社会学派、英国人类学派，但是先生对待问题的方法是辩证的，强调对国外的理论要能融会贯通并且能够联系中国的实际。
先生常说人的命运就是性格，性格即命运。先生把一生都献给了民俗学的事业，就是在先生病重期间，还在关心着北师大这个学科的建设。

杨利慧副教授：
我主要结合我自己的学术历程来谈对先生学术思想、学术方法、学术事业的继承。从1991年进入北师大，先生对我的学术研究和做人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十几年来。我主要从事“民俗学的方法与现代民间口承神话”的研究，现在我的研究生也跟我一起在做这方面的课题。
国际上说中国没有完整的神话，我们的文献记载也是片断的。二三十年代，先生已经在与艾伯华的通信中，注意到除文献的片断记载外，中国民间有大量的口承神话。八十年代，钟先生高度称赞张振犁先生在对中原口承神话的调查。曾说中国的神话很有特点，中国的神话学是世界神话学的一个福音。
先生曾说中国的诗史和民间口承神话是可以在中国民俗学领域里放卫星的。强调用民俗学的方法来研究神话，我想钟先生想说的是民间现代流传的神话，可以为我们研究神话提供什么？他曾经写过《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这对日本民俗学者关敬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先生也一再强调要用本国的，主要是汉族的资料来解决本民族的问题。
虽然我的博士论文《女娲的神话与信仰》也是先生指定的题目，但与先生研究思路及方法都有所不同。他本来是想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并一直想写“女娲考”。由于我对自己是否能够很好的把握文化史，以及对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有保留意见，所以决定把神话放到信仰的下面来写。先生对我这样做是很宽容的，并鼓励年轻人应该要有所创新和自己的见解。
我一直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能对神话的研究，特别是现代民间口承神话的流传和变异方面有什么贡献，因此，我主要尝试使用新的理论方法，比如说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等来进行自己的研究。

粱永佳博士后：
我正式的博士导师是费孝通先生。大家都知道费先生是国家领导人，很难见到他，但我还是有幸见到几次，和费先生有过零距离的接触，我的博士论文关键地方也都是费先生指导的。我们几个师兄弟做的课题都是对几位学界前辈研究的地方的再研究，我做的是许烺光先生曾研究过的云南大理。当时有些人说做再研究，没有什么前途。费老说别人看前辈的研究成果和他自己的学生去看是不一样的，比如他和马林诺夫斯基的联系在哪里呢，很难说，但是总是能看到相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学术的继承与发展，是自然而然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事情。实际上，国外的学术流派的清晰，首先就源于后人有意地对前辈学者的继承和发扬。因此，我很荣幸的看到北师大师生自觉地对钟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事业的继承与发扬，这对于学术是非常有益的，同时，我更遗憾的是，我没有能亲自聆听钟先生的教诲。因此，我非常荣幸能够申请来到这里和大家做合作研究，共同把前辈所开创的学术事业继承下去!

刘老师：我所要讲的题目是关于钟先生关于民俗学现代性的论述，在近二十年来的细微变化，我们如何看待、如何理解的问题。待到最后作总结方言时候再讲。
先请赵老师讲，他是钟先生所培养出的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学者，也是钟老非常喜欢的一个学生。
赵世瑜老师：前几天开会，有人开玩笑说赵世瑜是“京城恶少”
杨老师：为什么这样说你？
赵老师：因为我平时说话比较直接。（笑）由此可见，恶不恶暂且不论，已经不是“少”了，但是在钟老面前可以说不止是少，而且还是幼，无论是学问还是为人都很幼稚。我无论是在从钟老学习之前、学习中，还是学习之后，可以说主要做的是历史方面的。
钟先生一生能有这么大的成就，在于对自己的学问能够不断探索、不断的反思和修正。我们现在总讲创新，其实，过十几年回过头来看，还是在沿着前人所开辟的学术道路在前进。就在最近的三年我才慢慢明白学术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跟随钟老学习民俗学，对我的影响很大。现在每次下去（田野作业）都有新的收获，这种收获不是知识的累积，而是可能动摇学术史上的具体结论，口头与文献的不同之处，恰恰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加以解释的。因为有了民俗学的学科训练，与十多年前前往国外参加学术回忆只能听别人说不同，现在在很多问题上，已经是别人在听我讲了。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确实是这样的，书上的知识和现实的知识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希望我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继承钟老的事业。

王杰文（2004届博士）：
我很遗憾没有更多的时间跟钟老学习。钟老曾经对我说过三句话，我讲出来与大家共勉。一句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要有好的身体，我自己在这方面吃亏很大，希望大家吸取我的教训，锻炼好身体。第二句就是：做学问要先学会做人。就是说做人做不好的话，会影响做学问。第三句话就是：博与专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不可偏废的。我希望大家在这三方面都要努力做好，继承先生所开创的事业。

华智亚（2004届硕士）：
我本科是在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就读的。很偶然的机会，在大三的时候，我读了钟先生的传记，深受钟先生的影响，于是决定报考北师大的民俗学研究生。可以说，是钟先生引领我走上民俗学的学习和研究的。
我虽然没有直接向钟老学习和请教的机会，但是通过在座的各位老师所传递的钟老的精神和钟老的为人，更加让我感受到了钟老思想的感召力。
我三年来也不断地在读钟老的著作，由于自己学力有限，有些东西还不能完全理解；同时也在做一些札记，不出意外的话 ，它将作为我硕士三年最为正式的论文发表，以此总结三年来对先生思想的学习历程。最为遗憾的是，我进北师大后，由于先生生病住院，一直没有亲自聆听他教诲的机会。
我在找工作时候，有些单位一听我是北师大民俗学专业的，马上就另眼相看，原因是他们知道这里的钟先生并景仰他。几个月以后，我也将踏上讲台，面对更多更年轻的学子，给他们讲民俗学，讲钟老，在北师大民俗学三年的学习也将是我人生记忆中最闪亮的地方。

岳永逸（2004届博士）：我原来考的北师大现代文学的研究生，是通过三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集》中收录的先生的四篇散文认识先生的，那时先生的笔名是“静闻”。这两个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感觉先生是一个安静、淡泊的人，这或者是他一生能有大成就的关键所在。
硕士三年，才疏学浅的我仅到过钟先生家一次，也没有与先生单独合过影，包括几次出去春游。原因很简单，我觉得太多的人都争着和先生合影，精神再好的人也会觉得累的，因此，我情愿让先生能有多一分的休息时间。这或者是我对先生敬重的表达方式。
幸运的是，钟老生前住院最后三次输血我都在床前守候。让我有了较多的时间和机会与先生接触。虽然是在病房中，但先生一直都是在思考的。只要一清醒，先生就会问我：“你最近在读什么书？”这是至今都令我时常都汗颜的。因为在先生面前，自己好像是什么书都没有读。
同样，先生在病房里，也一直都在学习，真正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只要精神稍微一好，就会让我给他读床头新近出版的书刊上的文章，不时地还会评说，这让我获益良多。
先生的博洽也让我惊讶。有一次，启功先生到友谊医院去看钟先生，向他请教一个音韵学方面的问题。钟先生一口气给启先生说出了好几本书的名字，让启先生可以从这些书去找找。当时，启先生再一次诚挚的说钟先生是他的“先生”。

王学文（2002级硕士）：
虽然很遗憾没有亲见钟老一面，但是我很幸运的是，我可以进入到这个专业团体里来，我觉得钟老所留下的学术氛围和遗产是很厚重的，是需要我们一点一点悟的，通过不断的学术积累才能体会到的。前两天我读希尔斯的《论传统》，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钟老好像早就说过。
我们要把钟老的学术事业不断加以继承和创新！

程善伟（2004届硕士）：
很遗憾与钟老生前未曾谋面。荣幸的是在钟老去世以后，受万老师委托，曾整理钟老生前的著作，期间也向陈子艾老师请教，陈老师叮嘱我一定要认认真真作这件事情，把出处、时间说得清清楚楚。从陈老师对我的叮嘱和要求，我也能感受到先生的严谨和认真。

朴广俊（韩国留学生，2004届博士）：
我很幸运2000年自北师大参加当时民俗学专业博士论文的答辩的时候，见过钟老一面。当时我还在中国学习汉语。那时候，钟老已经快百岁的高龄了，但我看不出他的年龄，他拿着放大镜，慢慢地一个一个字在看，然后提问。在韩国这样的老先生是很难见的。我的感觉是钟先生的身材虽然很瘦小，但是他的形象很高大。我很幸运能听到他的声音和看到他的样子。

西村（日本留学生，2004届硕士）：
我印象最深的是，万老师曾经和我说，也是钟先生对他说的，就是不要行文说的太绝对，要给自己留下空隙，
日本民俗学界对柳田国男是又爱又恨，他们不断在反思，但又很难超出柳田国男划定的范围。但是中国的民俗学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我很幸运能成为其中的一员。

陈子艾教授：
我和先生有半个世纪的师生之谊，这是我一生的幸福。先生去世了，但先生留给我们的财富是永久的。今天我来到会场，看到的差不多都是不熟悉的面孔，我很高兴，说明我们的事业大有发展。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胜于蓝，先生是希望我们这样的。
先生留给我们的首先是他的治学精神，即八个字“敬业、勤奋、严谨、创新”，健康的世界观和健康的身心。先生一生为人从不斤斤计较，而是一心扑在事业上。文革期间，先生被打成右派，很多人受不了，先生却睡在书支撑的床上，写出了晚清民间文学史的几篇大文章。
先生不是才华横溢型的学者，而是非常勤奋的，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天刚蒙蒙亮，他就起来锻炼身体。我是八点去图书馆，但先生比我还早。图书馆员对我说，你的先生真厉害，每次开门以前，他已经提着他的布书包站在门口等了，所以我每次都得提前来几分钟，不忍心让老先生等着。
先生做学问是非常严谨的。有一次碰见先生，问他去哪里，他说去图书馆查一处引文，有两个字搞不清楚。但就为这两个字，先生整整查了两个小时。在编《民间文学概论》时候，先生最不高兴的是那些随便用形容词的字句，比如最怎么怎么样、前所未有的等，强调说话要有根有据，要恰当，要推敲。
先生一辈子常学常新，理论之树常青。在八十年代初期纪念鲁迅百年诞辰的会议上，先生写了文章。会后，有很多人打电话对我说，没想到你们的先生，那么大年纪，学术思想还是那么新。
我要对在座的各位青年老师和研究生们提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比起别的学科的研究生，你们的身体应该高出一个等级，准备好去爬山、去涉水。

刘铁梁教授：
陈老师跟随钟老时间最长，她的思考、经验和认识对我们是重要的。
以前我常常骑自行车路过钟老门前。搬家、非典以后我路过的少了，但是脑子里还是常常有钟老的。我觉得跟随钟老这么多年，最对不起钟老的就是从没写过一篇很好的研究钟老学术思想的文章。杨老师曾经写过钟老神话方面学术思想的研究，受到钟老的表扬。
我注意到1983年，在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上，钟老特别强调民俗学的现代性，是受日本学者影响，为的是如何恢复民俗学，如何更好的发展民俗学。但最直接的目的是想说明：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是民间现存的民俗事项，目的是为现代的，方法也是现代的。
后来再说就是：民俗学既是现在学又是历史学。
因为在中国做学问，是多数人做的才叫学问，冷僻的就抬不起头。其实钟先生的现代性是有所指的。到《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记录民俗学、理论民俗学、历史民俗学、民俗学的方法论、民俗资料学等六大部分构成了他的学派体系，强调现代性是记录民俗学的。
因此，我认为钟先生在学科恢复、建立之初，为表明其必要性，就必须强调民俗学的现代性。为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则必须适时的强调民俗学的中国特色，在中国要把记录民俗学和历史民俗学结合起来。
我们要根据学术发展的实际，而不要教条地理解钟先生的学术思想，更应系统的、全面地读先生的文章而不是断章取义。
今天的民俗学要注意历史民俗学的精神，古代的采风问俗传统肯定会影响到今天的学者。那么到底是传统本身需要反思，还是文化本身决定了需要反思？
现在的历史人类学，从恢宏的国家历史角度来理解中国的民族文化。我们的民俗学与其有所不同，要把中国历史上已形成的文化传统和今天的现实结合起来。赵世瑜讲历史没有断，是没有断，但是今天看到的民俗现象总体来说是破碎的，当然可能有些地方是比较完整的。我们要做的是怎样理解其历史的精神在今天的存在。努力克服把传统与现代简单对立的毛病，把民俗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我想钟老的意思是，民俗学与历史学、社会学都不同，历史学是过去的，社会学是现在的，民俗学则把二者连接起来，既是现在的也是过去的。
我们对于钟老，要理解的是他对民俗学性质界定的细微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对我们的学术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 本帖由 乡巴佬 于 2004-4-5 01:19 最后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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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莫曲布嫫

起初没想到今年的清明会在4月4日。读到大家缅怀先生的肺腑之言，也有诸多的感想。

我进入师大的时候刚好硕士毕业10年，虽说有了一定的科研实践，但师大5年的学习对我一生的治学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我自己称之为“调整”和“转向”，这与先生细致入微的具体指导是分不开的。记得当时刚在所里完成了题为《仪式与文学──彝族史诗传统研究》的课题设计，想着与学位论文研究一道进行，一则可以解决田野作业的经费问题，二则在时间上也比较从容。但这种针对整个族群的史诗进行“系统研究”的想法在先生那里却没有通过。这个“转向”过程在论文写作中也有提到：

1998年夏天，我有幸在西下庄有数周的时间向先生征询意见与指导，经反复讨论之后，我听取了先生擘肌析理的建议：缩短阵线，从支系型的史诗个案出发，将田野作业本身当作一项研究，而不仅仅只是为了某种理论预设的印证而去搜集材料。因而，后来的学位论文工作一改过去大而无当的路子，同时也是回到本土继续寻找自己的学术路线，并实践先生所倡导的个案研究法的一个过程。应该说，这也是我工作十年之后重新回到学校的最大收获──“师大的民俗学精神”就贯穿在个案研究的教与学之中，而师大老师们给予的勉励与鞭策，同学之间的对话和讨论氛围，也一直是我进行田野个案研究的动力。

先生走后，我脑子里常常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把握“师大的民俗学精神”？今天读到王学文学弟所说的一段话，颇有同感：“钟老所留下的学术氛围和遗产是很厚重的，是需要我们一点一点悟的，通过不断的学术积累才能体会到的。”我想“个案研究”一直是先生再三强调的工作路线，而这正是师大民俗学教学理念的一个核心环节所在。

宜家

于4月3日

又近清明，
草绿花繁。
驻足红楼，
泪湿青衫。

[ 本帖由 宜家 于 2006-4-6 11:18 最后编辑 ]

Karin

怀念钟老……

不觉之中点开了小宜老师4年前写的几则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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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远行的爸爸

钟宜 文

2002年1月15日

     爸爸：已经五天没有见到你了，我总觉得有很多的话想对你说。这几天清晨，就是你平日起床的时间，我都要在你的客室兼书斋（现在又兼作灵堂了）单独地和你呆上一会儿。客厅里没有了座位（沙发都搬出去了），摆满了花篮和花束，简直就是花的世界。几天以来，我一直浑浑噩噩，机械地接受着排着队送来的鲜花和雪片似的飞来的唁电，接受着你的老友、你的学生、你的同行、你的崇拜者的哀悼。唁电中当然不乏你不习惯的溢美之词，但更多的却是肺腑之言，比如说，感谢你对某校学科点的建设如何尽力，对某省的民俗研究机构的建立怎样费神等等，读了这些内容充实的唁电，我真感到吃惊，你一个近百岁的人，怎么管得了那么多的事情，做得了那么多的工作，我想你真的是不负这些鲜花的。
    前两年过年，你一直在念叨，想买一盆红梅，但始终未能如愿。有一次听说中山公园有梅花展览，咱们专程跑去，结果也没有看到。这次我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满足你。终于，借助于互联网，查到北京唯一的一家经营梅花的花店，买了两盆红梅回来。花枝的造型不错，盆也很雅致，只是花还没有开，都是骨朵，还有点小，我有点担心过两天给你送行的时候，它会不会开？如果你看到这两盆红梅，准会笑眯眯地说：“哦！原来互联网还有这样的用途。”

2002年1月17日


    爸爸：想不到，今天一早，梅花就开了。这花真是有灵性。五片淡粉色的花瓣张开着，中间一簇鹅黄色的花蕊，吐着馨香。不过，在满屋子的姹紫嫣红中，这两盆红梅并不起眼，如果不是很有心的话，简直就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我在想，你究竟为什么特别喜欢这红梅呢？
    明天就是为你送行的日子了，远道的客人今天都陆续来了。东从杭州、西到兰州；北起黑龙江、南到广州；有日本、韩国的客人，也有家乡的代表，他们手捧鲜花，心里装着要向你倾诉的满腔话语，从天南地北赶来送你一程。
    家里的花篮早就摆放不下了（你知道的，本来地方就很窄），先是移到楼道里，楼道里也早就爆满，逐渐地就把它们送到科技楼的门厅，今天晚上最后清理的时候，科技楼已有了一、二百只花篮，门卫主动地将花篮摆放得很整齐，并且每天给它们喷水；花匠还来调换过一些有点残破的花朵。自从花篮搬过来之后，我每天晚上九点半都会过来看看。这上百只花篮在这现代化的大厅中井然有序地排列着，颇为壮观。它们默默地立在那里，向人们传递着某种信息，表达着它们的主人对你的尊敬和热爱。难怪刘阿姨在说：“我们爷爷真风光啊！”
    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又一次推开灵堂的门，想再陪陪你，一阵沁人心脾的幽香扑面而来。哦！是这两盆紅梅。在灯光下，只见它们的枝条像两条蟠龙，上面缀着红瓣黄芯的花朵，仔细看去，这花朵造型独特，含而不露，真可谓与众不同、清朗绝俗（这恰好是达夫先生对你散文的评价）。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偏爱紅梅，它恰好是你的性格的一种写照。

2002年1月18日


    爸爸：今天早上六点钟，天还是黑漆漆的，厂家就如约送来了你的文集“沧海潮音”，出版社原来是赶着为你祝寿的，现在改成为你送行了。去年下半年编的这几本集子中，你最在意的就是这一本了。这本书的照片是我选的，准确地说，是在你的授意下选的。你反反复复交代，要选哪些人的、哪些地方的照片，有些手头没有的，让我去找家属要或是请人去拍，连某些照片的说明都是你口授我逐字记下来的。
    一个小時以后，我们出发去接你。当远远地望见友谊医院的大楼时，我的心情突然很不平静。五个半月来，我几乎天天怀着复杂的心情赶到这里，随着你病情的发展，有时是充满信心的，有时是忐忑不安的。而今天则完全不同，只是结束和这里的关系。我暗暗发誓，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踏进这家医院的大门了。回想二十年前，卫生局将全市二级（是指1956年所评定的）以上的教授的医疗关系都转到友谊医院，每年春天例行体检时，师大的十几位老先生是坐中巴来的，一路上有说有笑，很是热闹。在这里还会碰到北大、清华的熟人和文艺界的老友，真是盛况空前。曾几何时，这批人已经所剩无几。这次随着你的离去，师大的一位老干部也将医疗关系转到了中日医院，至此，师大和友谊医院的合同关系已经全部结束。
    从医院出来，在上班的车流中，一路西行来到目的地。
    礼堂外是人山人海，寒风中飘着几十幅挽联，这场面据说也是难得一见的。事后听说，有很多参加仪式的熟人彼此都不得相见，甚至有一对表姐妹都没能看到对方，人们解释说，现场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你一生作过许多挽联，也在这个领域颇下了点功夫，可以说是个行家。近二十年来，我亲眼看见你写的挽联就不计其数，你很喜欢这种形式，常借它来表达对故人的思念。这一次却不同，这些挽联都是别人为你写的。我好想问问你，这些作品中哪些情真意切，哪些属上乘之作？
    礼堂正面挂着你的巨幅肖像，就是在99年的祝寿会上拍的那张，穿着西装，一副学者风范。像的下面是家里人准备的花篮，主色调是白的，配以新绿色的叶子作为点缀，我想你会喜欢的，本来这新绿就是你最喜欢的颜色。
    整个仪式庄严而肃穆，在长长的告别队伍的最后，是你的入室弟子们。他们进入了大厅，突然齐刷刷地跪在你的面前，如果说在整个过程中我还能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的话，这时却再也控制不住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知道他们跟你的感情实在是太深了，你爱护他们、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在晚年你几乎把全部心血都投在他们身上，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你仍在思考着与他们的论文有关的问题。可是转眼间，你和他们已经是天人永隔，你再也不能为他们上课，再也不能为他们指导论文了。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棵庇护着他们的大树突然倾倒了，他们的失落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正是因为天天和这些年轻学子在一起，给高龄的你的生命注入了活力，你其实也离不开他们。现在他们和你的告别理应是最动人的。
    最后送别的时候，我们给你带上了一件来自杭州的为你的百岁寿辰准备的大红唐装，一本今天早晨送到的“沧海潮音”，还有你平时须臾不离身的手杖。平日里，你无论是开会、上课，还是散步、看病，总要带上手杖，而回来的时候，从来不会忘记将它带回。我们决定让你带上它，好给你做个伴。

2002年2月4日


    爸爸：今天是立春。你是春天出生的，又特别喜欢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我们特意挑选了这个日子接你回家。
    今天你回来了，终于回到了你的小书房，它虽然不宽敞，却充满了生机，这里有你心爱的藏书，有琳琅满目的各种民间工艺品，有你未完成的手稿 。在最后的归宿确定之前，你可能还要在这里待上一些时候。
    几个月来，你一直想回家，就在十二月中旬，你还让我去找大夫问你什么时候能出院。说实话，我也一直很想接你回来，我反反复复地考虑，想得很苦。那时候学校正在改造锅炉，家门口的路变成了大沟，你要回来出出进进肯定不方便；另一方面，你的狀況肯定需要特护来照料，可到哪里去找在医院里用的这么好的特护，即使找到人，家里这么小的地方又怎么安排？在家能不能输液，能不能冲洗，这都是问题。我办法也想尽了，也做过很多的努力，但是我没有成功，我想，你是能够理解的。

2002年2月12日


    爸爸：今天是你走后的第一个春节，显得格外冷清。我按照往年的习惯，种了满满的两大盆水仙，由于计算得准确，它们刚好在这时盛开了。你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水仙，专门写过文章来赞美它们。这种爱好一直保持到晚年。入冬以后，你会带一两名学生，亲自去买水仙头。后来发展到买回一纸箱水仙头，分送给全教研室的同事，让大家自己拿回去种，用这种方式向同事们祝贺新春，并且影响和熏陶他们。
    记得你走的那天，病房里的水仙花灿烂如云，但是你身体太虚弱，已经没有精力欣赏它们了。那美丽的水仙最终也没能留住你的生命。以后每年的春节，我一定会为你献上一盆水仙，而且还会一年比一年种得更好。
    想起小时候过年，你总是热衷于扮演一个“新年老公公”的角色，就是在年三十晚上，将一包礼物放到我的枕边，然后第二天，很热心地来打探，“新年老公公”是不是送礼物来了？往往早在一、两个月前，就开始铺垫，说是在街上碰到了“新年老公公”，问家里的小孩是不是听话，有时还征求意见，问对礼物有什么要求。开始，我还是真的相信 “新年老公公”确有其人，就像画报上的圣诞老人一样，后来直到有一次你放礼物时被我看到了，我才知道，原来“新年老公公”是你装扮的，但也没有说穿。你仍然饶有兴味地继续演下去，我也装作不知地和你谈起关于“新年老公公”的话题。又后来有了第三代，你重操旧业，又演起了“新年老公公”，不过最后年龄大了，睡觉比较早，就改为由我替你放到孩子们床头。
    对于很多大城市禁放鞭炮，你一直是不赞成的，而且非常执着，一有机会就发表意见，表达你对这件事的不同看法。而我则是举双手赞成禁放的。我感觉禁放以后，过年时上街痛快极了，再也不用东躲西藏，避着那些不知从什么地方向你袭来的鞭炮。想来想去，这么多年来，咱们俩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取得一致，只有这件事不行，这可以说是我们之间最大的分歧。当然，我承认你有你的道理，你是搞民俗研究的，从你的角度看，不放鞭炮就不像过年，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春节对社会的凝聚作用。不过我倒是同意电子鞭炮，电子鞭炮既能活跃春节的气氛，又不至于造成对人员的伤害和对环境的污染。

2002年3月20日


    爸爸：今天是你的生日，这些年来每当这个日子，学校或者系里，要不就是你的弟子们总是要给你庆祝生日的。而今年，我们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纪念这个日子。最后决定去登妙峰山。
    一早，民间文学教研室的老師和学生还有我们家属乘坐一辆大巴士驶向京西的妙峰山。进入山区，看到两侧的山坡上开着很多粉红色的花，这是山桃。车子转过一个弯，又看到更多的山桃花。越往里进，山桃花就越多。啊！真是太美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漫山遍野的盛开的桃花。应该说，今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开花的时间比每年都提前了，但我还是嫌它姗姗来迟，为什么不能再早一点呢？如果能够提前70天的话，你就不会与这个美丽的春天失之交臂了。我知道，你是爱春天的。
    我谢绝了乘坐轿车的邀请，决定和大部分老師同学们一起徒步登山。7年前，你为了表示对顾颉刚先生1925年到妙峰山地区进行民俗调查的钦佩，不顾92岁高龄,婉谢了大家的劝阻，乘车登上了妙峰山山顶，了却了几十年来的一个心愿。而今天我们则又是来追寻你的足迹的。为了更好地体会这种心情，所以我一定要自己爬上去。山不算太高，但上得很急，我一直走在爬山队伍的最前面，老是担心后面的人超过，始终不敢休息。快到山顶的时候，感到身体有些不适，稍事休息后，还是坚持登上了山顶。
    一进入管理处为我们准备的会议室，我就看见你穿着白色风衣坐在那里，笑眯眯地望着我们。原来是他们把你7年前在山顶的留影放得很大，摆在墙群上面，刚好是人坐着的高度，才使我感到你就坐在我的面前。能够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刚才的辛苦也都算不了什么了。

2002年4月20日


    爸爸：你离开我们整整100天了，今天在舒乙先生的倡导和支持下，在现代文学馆为你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追思会。会上，友人、学生和一些专业演员争相朗读你的诗歌和散文，在优美的音乐中大家欣赏着你的作品，领略你的才华和情怀。最后，师生们还情绪高昂地合唱了你作词的《中国民俗学运动歌》。
    为了这次活动，我们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同学们光合唱就排练了好几次，我们则要准备文字资料。散文很现成，从几个集子里选一下，复印就可以了；新体诗则有些麻烦，手里只有两个解放前的诗集，有很多繁体字，需要将选中的诗篇全部重新输入电脑。所以这些天，除上课以外的时间，我都在输入你的诗，虽然忙一些，却很愉快，因为可以细细地品味你的作品。我是晚生子，我记事的时候你已经近五十岁了，所以我在实际生活中只见到过后半生的你，这次细读你早期的作品，眼前分明呈现了一个充满理想，思想活跃，不懈追求的年轻时代的你。
    作为道具，我们带来了你的小书桌、台灯和你平时会客时坐的椅子，活动结束后决定将它们留下，捐献给现代文学馆了。你这个900´600mm的两屉桌可以说是个明星，很多文章中都提到它，很多人都注意到它，不过人们对它有些误解，有些文章说它跟随你一生云云。其实，它为你服务的时间，差不多是十年。虽然只是十年，但我想它仍然很重要。你常常说：“如果我只活到80岁，在学术上就达不到今天这样的水平。”可见最后这十年，在你学术生命中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的很多重头文章就是在这小桌上写成的。你记得吗？这张小桌还有一个孪生姐妹 ——它的前任，和它大小完全一样，更旧的一个两屉桌，那张桌子你大概用了五、六年吧。你本来有一张标准的写字台，放在卧室里，后来因为冬天家里温度有点低，决定在小客厅里给你生一个火炉，为了让你能在有火炉的房间里工作，就想在客厅也放一个书桌，可是客厅地方太小，写字台肯定放不下，只好临时找了一个很小的旧桌子放在客厅用。由于这小小的客厅冬暖夏凉，你渐渐放弃了卧室里的办公桌，以客厅的小桌为主了，再后来，第一个小桌不行了，就换了一张新的，这就是这张明星小桌的来历。

2002年6月4日


    爸爸：十八年前的今天，妈妈离开了我们。妈妈当时得了不治之症，考虑再三，我们对你们俩位隐瞒了真相。事后，怕你怪罪，特意请了一位老者对你说明情况，你当时很悲伤，但还是表现得相当冷静。你只是说：“医学上目前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将来医学发展了就好了。”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十八年后，医学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妈妈的悲剧竟仍在你身上重演，我真不知道，你所设想的那种医学高度发展的局面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你是早饭后知道妈妈的消息的，沉默了半天，在午休之后，拿出了给妈妈的挽联：志业未成病笃犹思奋力；音容顿渺梦中或遇归魂。三天之后，你又开始主持暂时中断的大百科全书的定稿工作了。一是当时任务紧急，你不好意思因私事耽误工作，另一方面也是想在工作中得到解脱。
这以后，你常常在吃饭的时候谈起妈妈，我们都不搭腔，你可能认为我们忘了妈妈，其实我们主要是怕这个话题会使你难过。三年后，你再次去杭州时，寻找过你和妈妈当年的住所，并作了诗。91年你在小汤山疗养院又写了纪念妈妈的文章《荷塘忆旧》。你托人将妈妈的部分散文、论文和译作编成一个集子，亲自写了序言，千辛万苦、费尽周折，终于在妈妈离开10年的时候，出版了这本《陈秋帆文集》，算是对她的最好的纪念。
    这次整理你的诗稿时，有一首新体诗《送砾子南归》，很让我感动。这首诗是你和妈妈结婚以后不久，她独自一人回老家探亲时，你写给她的。你既为她能与亲人团聚而感到欣慰，又流露出对她的思念，想让她早日归来的情绪，那么体贴，处处为她着想。读了这首诗，我觉得妈妈是很幸福的。
很多年前妈妈就对我说过:“你爸爸身体好，活到90岁没问题，我是不能陪他到那个时候了，到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妈妈走以前，经常向全家人灌输要把照顾你的生活放在第一位的思想，后来我们就是按照她的意思做的。

2002年6月16日


    爸爸：今天是父亲节，一大早我去买了一束素雅的鲜花放在你的像前。
    我出世的时候，正是战后，有了较安定的生活环境，我的到来给家庭带来了欢乐。据说你常常抱着襁褓中的我向别人炫耀，“看看，多漂亮。”
    至今还会有很多熟人会向我形容，我小时候你抱着我喜形于色的情景，能看得出来，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我只是记得你到香山去写作，回来会带几片红叶给我；到西北去考察，给我带回了新疆小帽。你还说，买帽子的时候，不知道尺寸，特意请一位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试戴了一下。我想真是难为你了，因为你平时不管家务，你自己的衣帽也都是妈妈一手操办的。我上中学时住校，周末才回家。回到家里和你的交流好像也并不多，可是妈妈告诉我，我刚一返回学校，你就开始念叨，说不知住校的生活是否习惯，冷不冷，然后就开始计算再过几天可以回来，等等。几十年后，当我的女儿住校的时候，我才对妈妈讲述的这些话有了切实的体会。果然是每次孩子刚离家一天，你就开始计算她的归期，还要询问她在学校的住宿和伙食情况。后来有那么一天，我接到指令，匆匆奔赴锡林格勒大草原，妈妈特意请假回来给我赶做了一床被子，而你则给了我一张写满了箴言的活页纸。那几年里，你曾写了好几首诗给我。你的话和你的诗将伴我终生。
    记得小时候，你经常念一首家乡的民谣：“娇娇女，眼前花，随风飘上别人家。……”可是没有想到，你眼前的这一个“娇娇女”在内蒙古经历了十年磨难之后，又回到你身边，从此再也没有分开过，一直与你厮守。特别是周末和节假日，家里的阿姨休息了，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守着你；有时实在不能避免的外出，也是急急忙忙赶回来。
    在内蒙古插队和工作了十年之后，终于有了考大学的机会，我报考了师大数学系。录取开始以后我比较早就得到了确定的消息，因为忙着交接那边的教学工作，没有及时告诉你们。你等不及了，去找一位数学系的老师打听。这位老师很理解你的心情，到办公室查了新生名单后，马上跑到家里报告：“令嫒榜上有名。”那天晚上你很高兴，特意喝了啤酒。
    在大学做了一名老学生以后，麻烦事还是来了。我以前是学俄语的，但系里要求必须学英语，只好在三十多岁的时候从字母开始学英语，同时还有繁重的专业课，困难可想而知。你知道以后没有说什么，只是很快买了一本郑易里编的《英华大辞典》给我，我知道，你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鼓励我。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没有继承你的事业，我可不这么认为，因为我也是教师，虽然学科不同，地位不同（我只是名普通的教师），但实质是相同的，教书的时候我也像你一样认真，不管眼下流行的评价方法如何，我自认为是一名称职的教师。脾气秉性为人方面，有些我天生就和你接近，有些是我努力在效仿你的。爸爸，我虽然没做什么大事，但我会做一个正派的人和一个好老师，我想这正是你希望的。

2002年7月22日


    爸爸：去年的今天，你离开家，像往年一样，到北京市工人疗养院去休养。去工疗过暑假是从1992年开始的，到去年刚好是第十个年头。这十年里，你每年要在工疗住上四、五十天，在那里身心都能得到调整，从工疗回家时，往往气色很好，可能还会稍微胖一些，还会带回一、两篇论文。记得1998年放暑假之前，你为了《民俗学概论》的定稿工作，连续十余天，每天两个单元到位于主楼六层的办公室去，终于赶完了任务。我马上把你送到工疗，到工疗以后，你不去散步，连电视也懒得看，整天睡觉，我吓坏了，以为你身体出了什么大问题。这样过了一个星期，你渐渐地恢复了常态，原来只是劳累过度造成的。工疗对于你，是个非同寻常的地方，你在这里写了很多篇论文，还创作了一些诗歌和散文，就像是当年的吴山和镜水。
    每年暑假前，当你为了学生的论文答辩搞得很疲劳的时候，我就暗暗想，再过几天，只要把你送到工疗，就一切都解决了。可是这一次，工疗也没能救得了你，你在那里只停留了42个小時，就被送往友谊医院，好像是专门为了与工疗道别去的。我不知道，眼镜湖里的那些金鱼是否明白，那位经常在清晨给它们喂食的老人永远离开了，再也不能和它们一起游戏了。
今天是你离家一周年的日子，昨天中午我恰好做了一个梦，梦见在我们家五十年代住的工1楼，在一进门的走廊上，你穿着家常的蓝色唐装，带着毛线织的便帽，坐着小马扎，平和、安详地在跟我和小岚聊天，当时的景象那么真切，以致于我突然想，你不是很好吗？也许你已经离开我们这件事不是事实，而是个梦呢。

2002年9月10日


    爸爸：今天是教师节。这个节日正是由你们倡导的。当时王梓坤先生作为召集人，做了在我国设立教师节的提案，你们都在上面签了字的。
    在这节日里，你的弟子们又一次聚集在学校，聚集在前几天刚刚揭牌的“敬文讲堂”前。“敬文讲堂”就是原来的“五百座”阶梯教室，百年校庆筹备期间，觉得“五百座”这个名称有点不雅，同时也为了纪念不久前离去的你，就改名为“敬文讲堂”了。你曾经在这里作过“谈读书”的讲座，在这里参加过中文系新生的开学典礼，并即席为他们讲了话。总之，这里留下了你的身影，留下了你苍劲有力的声音 。而你的名字永远留在了你辛勤耕耘五十余年的校园，留在你做过重要讲话的讲堂。

2003年1月10日


    爸爸：你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这一年，对我，对你的弟子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必须学会调整自己的生活。
    今天中文系为你召开了周年纪念会，用主持人的话来说是俭朴和隆重的。会场不大，除一些花篮，没有什么其他装饰，但人气很旺，会场坐得满满的，气氛是很浓烈的。大家争相发言，没有华丽的辞藻，大多是发自内心的话语。我真的觉得，你确实是活在人们的心中了。
    根据大家的建议，我们把唁电、挽联、一年来的纪念文章和当时的一些报道整理好，为你出一本纪念文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终于在前天把稿子交给了出版社，算是对你的周年纪念吧。一周之后，等改完卷子，我准备回海丰去一趟，去看看你那魂牵梦萦的故乡，看看那些给了你生命和思想的青山秀水，看看你幼年苦读的“兰窗”。

    爸爸：你是幸运的，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工作一百年，而且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呢？你这次虽然住院171天，但真正卧床不过十来天。这你已经不能忍耐了，对我说：“真不知道夏衍、冰心他们在床上几年是怎么过的？”我知道，活着而不能工作是你最不愿意接受的事情，你始终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好在老天爷没有将这样的痛苦强加给你，这真是值得你我庆幸的。
    送你远行的那天，我们给你带上了红木手杖，爸爸，在天国的路上你可要走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