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消解历史学了吗

小痞子

向刘宗迪老师请教，我还是觉得，在作者的原意与文本的逻辑后果之间，有必要划一个界限，因此，我虽然不为历史学辩解，或者说对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备感困惑，我仍然不觉得顾氏消解了历史学．否则，如何理解他付出一生心血的辩伪工作？附上我读顾颉刚的简要笔记，请刘老师指正．
顾颉刚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来自于他“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思想和古史辨伪的研究。他说，“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后一半的理论似乎并不具有普遍的规律性。但层累说确实是石破天惊的理论表述。我觉得这个理论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理解，首先是承认历史是被构造的，顾氏用的词是“时势”，时势创造了历史，历史具有主观性。其次，最终承认一种真实客观的历史是可能的。因此他说，“我是一个历史兴味很浓的人，喜欢把一件事情考证得明明白白，看出它的来踪和去迹”，而他“自己一切的研究要归结到历史方面”。在此意义上，余英时评论到，顾先生（及洪业）“第一次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即是因为他的这种史料整理或“历史文献学”的工作。顾氏自己也对这种历史的追求有很明确的自觉，他坚信古文家“六经皆史”的说法，并且对自己的辨伪工作的目的也认为是“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就是这种客观性的追求。顾氏这种对历史的理解，来自传说的启发。他在对民间故事、戏曲的分析中，看到了传说虽然无稽，却也有“无稽的法则”，即他在研究了孟姜女后总结的，故事“承受时势和风俗而变化凭籍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可以说，他揭示的是传说的构造特征在传说与古史的流变中，他同样地给了主观性一个位置。但是我们说，顾氏尚不至于混淆传说与历史的根本区别如后现代作家一样，以虚构把两样都打发掉。他坚信历史的最终确实性，相信历史最后有一个原本，定本，而这就是他的古史辨伪工作的目标。但他不这样看待传说和神话。后者没有最终确定的面貌，其本质就是“流变”。这从他的孟姜女研究可以看出来。他总结到，“所以我们与其说孟姜女故事的本来面目为民众所伪变，不如说从民众的感情与想象中建立出一个或者若干个孟姜女来”，又说，“因为在各时各地的民众的意想中是确实如此的，我们原只能推翻它们的史实的上的地位。我们既经看出了它们在传说上的地位，就不必用‘定于一’的观念去枉费心思了”。因此“把《列女传》所述看作孟姜的真故事，把唱本、小说、戏曲……看作怪诞不经……实际上却本末到置了。”
刘半农评论说，顾氏以“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似乎并不太准确。确实，这篇论文对流变的梳理很清晰，对时势的发掘不够，才给人造成这种印象吧。但也可以肯定，顾氏对古史与传说的解释确实有暧昧之处。他自己概括说，“一是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的构成的原因；二是把古今的种种传说作为系统的叙述。”对后面这一点，他似乎有很大的把握，事实上却无法完成。“把各处的材料收集到”可以看作全知全能的历史观的虚妄。如果传说是民众的感情的满足，想象的凭藉，则必定是千人千面，甚至随个人不同的心境而变型的，这正是为文学的本质所决定的，收集的系统很也只能是随意的界定。文学与史的关系，并不简单。

刘宗迪

    兄台所说极是，在下说顾颉刚“消解历史学”，说的正是他的辨伪史学的逻辑结果，而不是他的初衷，历史学原本是顾颉刚安身立命的命根子，顾颉刚功夫再了得，还不至于“挥刀自宫”，顾大师生逢现代学术初创之际，只是想按西方实证科学的家法重整史学的门户，可是按他的辨伪疑古的“辟邪剑法”练下去，到了后现代，非让史学“挥刀自宫”不可，后现代主义其实正是现代主义的逻辑结果——时势造英雄，时势造历史，时势也左右逻辑。
    在下把那篇文章在网上张贴时，冠以《消解历史学》的标题，也无非是想这样看起来显眼而已，自知难以令人口服心服，因此印成铅字时，就知趣地改成了《古史•故事•瞽史》。
    古典史学家依附史官权威，更有天子的尚方宝剑在背后撑腰，自然相信自己编的故事句句是真理；现代史学家没了史官的权威，没了天子的尚方宝剑，只能转而求助于科学和可证实性，自然而然就把叙述（故事）跟史料（实证）一分为二，只有史料学才当得起科学的名分，因此，历史学就变成了史料学，顾颉刚创造的那套“辟邪剑法”无非是为了史料的去伪存真而已；后现代史学更进一层，发现所谓史料原本也不过是叙述的产物，而一切历史话语本质上都是叙述，也就是说，都是故事，或者神话。这在后现代史学，原是被当作独得之秘的，却不知道顾大师创下的那一路剑法中却是早已埋下了伏笔的。
    除了哲学，历史学大概是历史上最傲慢最邪门的一门学问了，哲学源自巫师，史学源自史官，一个有神灵护身，一个有皇帝撑腰，现在，神死了，皇帝也早已逊位了，哲学早就学会了谦逊，史学却依然猖狂，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脾气大得很，让人瞧着就来气。看到史学在挥刀自宫，吾人自然忍不住喝彩。中国的民俗学一直被笼罩在史学的巨大的阴影中，什么时候史学倒掉，民俗学才有出头之日吧，史学自宫，民俗学原是该助其操刀的。

乡巴佬

呵呵，有趣，好玩！顾大师在天之灵也会为后辈们的执着兴慰。但土里土气的我经常都觉得民俗学也好，历史学也好，还是看似火热的人类学、社会学和有些落寞的谈玄的哲学都是那样的远离乡土，基本都是从事这些学科的人一种自我想像和膨胀。与一向被鄙弃和当下同样难受的文学，尤其是诗歌一样，都是在进行兴致的抒发，都是文字的游戏。谁对游戏规则熟悉，谁驾驭文字的能力强，谁就是高手。所以，在下认为，没有什么公认的历史学或者说其他什么学，每个人都是自己在玩自己的玩意儿。呵呵，请问二位仁兄，对否？

温柔地思想

古人“敬惜字纸”，因此过去的学者都一门心思地钻故纸堆，到了“驴年”，时过境迁，学问讲究实证，学者们纷纷钻出了故纸堆，进入田野，田野取代圣贤书，成了真理和意义的证见，可是，田野能够离开故纸堆而存在吗？离开故纸堆中的文化语境和知识脉络，我们能够描述和理解田野吗？一切研究，包括田野研究，不都是由饱读诗书的学者们进行的吗？学者们在进入田野之前，早已形成了对于田野的预先期待，他只能在田野中看到他期待中的东西。在同一片田野上，乡巴佬看见五谷杂粮白菜萝卜大鸭梨，诗人看见“开满鲜花的原野”和“月光下的麦地”以及“麦地中的姑娘”，历史学家看见历史势力的纵横捭阖此消彼长，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看见礼尚往来和社会关系……，厚土载物，无所不有，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下什么，收获什么，你想看到什么，就能看到什么，你埋下什么，久后就能在那里挖出什么。——实际上，田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像是古代人玩的那种“射覆”游戏，猜出来的东西是人预先埋覆下的东西，设覆之人与射覆之人可能是不同的人（比如说西方人类学家出的谜面，让中国人类学家到中国的田野中去找谜底），也可能就是一个人（这样的人才是高人啊，堪与汉武帝朝廷中的栾大之流一较上下高低）。田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一种同义反复、自问自答的文字游戏。
其实，这并不奇怪，人文学术自古就是这样一种知识团体自问自答的游戏，自从“人类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有了过剩”，因此产生了知识分子这种奇怪的生物，人类就开始了这种自己出谜自己猜的游戏。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先有个现成的自然在那里摆着，它只能对着这个现成的东西“照着说”，照着自然本身的样子说，而人文科学的世界本身就是人文科学自己的建构物，因此，对于人文科学，不存在一个现成的对象让它照着说，而只能“接着说”，即接着前人的话头往下说，人文学者就像是给一本未完成的巨著（比如《石头记》前八十回）作续书，续书的水平高不高，不是看你叙述的真不真，能不能够被验证（那个“大观园”原本就是一个“太虚幻境”，因此，谈不上真不真），而是看你是不是能把原作中明明暗暗、错综复杂的线索和话头都接上，能不能把开始的历史话语都续上，从而保持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自我想象的连续性。线索理得清楚，话头接得周密，就是高手，否则，颠三倒四、丢三拉四，让人一眼看出破绽，就是糙手。
说到底，所有的人文学者，不管是“钻故纸堆”的，还是“回到田野”的，都是接着说，接着前人的话头往下说，说穿了，都是历史神话的编造者和阐释者。
问题是，中国人文学术诸学科的田野研究，所使用的知识体系、话语范畴大多是来自西方现代学术，也就是说，是接着西方学术的话头往下说，中国学术的田野研究，与其说是中国学术传统的接续和传承，不如说恰恰导致了中国学术传统的断裂和瓦解，中国的田野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西方学术思想的试验田，成了埋葬中国学术传统的坟墓。——中国人的土地里，播种的却是西方人的种子，究其原因，不是中国的种子不打粮，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种子打出来的粮食不适合西方市场和消费者的胃口，中国学术正在和中国的制造业一样，日益纳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学术市场，在这样一个市场上，中国传统学术逻辑和话语正在像那些传统工艺和制品一样，丧失意义和价值，与此同时，在全球学术市场中，中国学术也日益成了低端产品和原材料的提供者和生产者，“田野研究”既然擅长发掘生猛鲜活、适销对路的原材料，它成为时下各门学科争相标榜的学术时尚，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凝聚了一个民族的智慧、记忆和历史的文献典籍，就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 本帖由 温柔地思想 于 2004-5-7 20:31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