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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研究所“新世纪学术前沿十讲”系列报告会
第十讲 赵世瑜 从田野中发现历史：民间文献、传说故事的知识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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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27日下午，我所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博士在会议室主讲“新世纪学术前沿十讲”系列报告会第十讲。赵世瑜博士主攻明清社会史、民间文化史，着有《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等较有影响的论著。他演讲的题目是：“从田野中发现历史：民间文献、传说故事的知识考古”。
赵世瑜博士首先简述了自己在华北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一代以及湘西凤凰、永顺一代田野考察的经历。然后进入演讲的正题，他的演讲分为三个部分。
一、 书斋与田野
赵世瑜首先提到了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个说法，即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是研究思想文化历史的一条出路。因为，从人类学视角来看，强调文化或者结构在历史中的生成，如果缺乏历时性地梳理则容易失之片面；而从历史学维度看，考察历史也不能缺乏对于个体感知、情境等的观照。具体就表现为如何处理“书斋”与“田野”的关系。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及其分析历史的角度显然对赵先生的思路有很大影响。赵先生提到了几个相关的个案。
1、“发现蒋孝愚”——土默特左旗的“废品”
蒋孝愚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奥组委副主席，他与田野调查是怎么发生关系的呢？原来，是赵先生在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偶然发现的待销毁的档案里发现的。那是文革初期的下放学生的档案。在那些档案里可以清晰的发现当时山西到内蒙古的移民的基本情况，进一步甚而可以发现从雍正时期一直到解放以后华北移民从基层组织、水利制度到祭祀形式、商业贸易等方方面面的第一手资料。
2、改土归流——清水江流域如何从化外到化内
赵世瑜先生以清水江流域一个小小的村寨的卖木材契约为突破口，对其进行分析，从而勾连出一个18世纪封闭村落是如何通过商业交易与外界沟通交流，从由化外之民成为化内之民的。
3、何为“周”：坟头上的“大历史”
在湘西的土家族聚居地老司城附近的偏僻山上，有一块江西移民至此地的世袭土司彭氏家族夫人的残碑。通过对碑文的分析，可以牵连出许多诸如吴三桂反清的许多官修历史没有记载的有意味的事实。这种田野观察挖掘出的新的民俗学资料可以帮助摆脱以往对于方志和官碑的迷信依赖。
4、普城玉皇庙：七社十八村与泽潞商人的踪迹
七社十八村是赵世瑜博士在山西长治、晋城一代考察的许多与民间祭祀有关的村落，这些自然村落保留了许多寺庙，一般都有许多类似的玉皇庙碑刻。明代兴盛而清后寡闻的泽潞商人的行状在碑刻中还可以见到踪迹，因为这些碑文中充斥中大量诸如“……记”、“……号”、“……和”、“……魁”这样的商号字样——这是泽潞商人捐款维修建造的。由此可见，泽潞商人可能在清代已经不是个全国性的商业团体，但是仍然是地方性较大的商人群体。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乐户立的燕侯祠，体现出贱民争夺自己公共话语权利空间的努力。
5、关于洪洞大槐树移民的传说与历史
关于洪洞大槐树移民的传说从明朝到清朝一直流传在民间许多省份，但是在地方志中仅仅在民国六年有记载。这大致可以表现出口头历史与书写历史的区别。这个传说以人兽婚的母题为主干，夹杂了许多细节，通过对这个传说的分析，可以窥见北方汉族在元末民族重塑的过程中对少数民族的看法，这是他们利用各种资源重构自身历史的作法，是自我建构历史的典型。
二、 文献与口述
由年鉴学派的启发，近人在研究思想文化历史时，开始注重对社会下层的研究，并主动吸纳了来自其它社会科学的方法探寻那些以前被他们所忽略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迥异于精英观念的理路。赵世瑜博士说到，民间口头传说凝聚着的历史记忆往往不能作全称判断，但是它所透露的许多蛛丝马迹可以作为历史佐证乃至补遗。以往被忽视的纯粹的民间信仰以及活动（即所谓“淫祀”）作为一种集体的心理活动和外在的行为表现，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其放在与长期作为传统社会史研究对象的“正祀”同等重要的位置，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因为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官修正史基本是帝王将相和重大政治事件的历史，是一部“政治史”，依据的材料都是政治方面的文书档案，把政治层面的因素看成是决定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力量。而事实上，历史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应尝试从更多的角度、以更多样的方法复原和阐释历史。赵世瑜先生主张“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尝试将研究视角由“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试着将立场移到民众一方，由此观察整个世界。因此，比如族谱记载、民间祭祀活动、习俗传说等就值得重视。口头历史的探询是在民间寻找历史，是对先前精英史学的一种补缺。赵先生在举了上述例子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历史人类学或多学科视野观念。
三、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关键。赵世瑜先生认为历史学者应强化“问题意识”，淡化“学科界限”，只要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必拘泥断代、国别，可以借鉴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他强调了区域性研究的重要性，应该把区域性研究当作方法论而不是目的，它包括社会经济史研究、宗族研究、民间信仰研究，由文化解释显现历史变迁，由点到面，构织起历史的本相。
1、华南研究
比如，对潮州沿海一带从倭乱到清海的历史过程考察，赵先生强调了民间信仰的强大渗透性、以至于在面对被强制纳入正统化的信仰系统中去的压力时，亦体现出民间信仰某种难以想象的对正统信仰的反融化特征。这样，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的学者就会发现王朝变迁在百姓眼中的真实境况，制度变迁、朝代更迭并不妨碍“大历史”的延续性，许多“地方性话语”像地方庙会文化反而成为正统文化寻求力量补给的支撑地，因此通过田野调查收集谱牒、契约文书、口碑等地方文献，体验特定的历史情境，就比单纯依赖官方文件具有更大的有效性。
2、华北研究
华北研究的问题意识，赵世瑜先生首先提出了国家在场的观念。他分析了南方宗族组织发达而北方衰落的原因在于华北自10世纪以后一直是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事件总是摆脱不了官方力量的投射，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因而华北的历史是个如顾颉刚所谓的“层累的制度历史”。由此，华北的历史研究就需要作知识考古学的研究。传统的政治史更多让我们看到“断裂”，而区域、民间则更多体现出“连续”的特征。在这里，赵先生提到了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观念和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观念，即对某区域上千年之久的一系列相关事件进行观照沿着一条线索，对相关的琐屑庞杂的知识细节，做长时段的研究，就可能会发现“正史”所遗漏的东西。传统历史注重的政治事件，大多转瞬即逝，改朝换代本身很快就完成了，新统治者还会尽力消除旧朝痕迹。但社会深层的东西，决不因改朝换代而发生根本的变化。社会管理系统有个延续性，一些长时段的东西在整个社会中一直持续地起作用。就地域而言，整部中国史是由不同的区域史构成的，区域性、长时段的研究努力有助于我们重构或者重新解释历史。
3、“小历史”与“大历史”的互动
过去历史研究多是宏大叙事式的：按照既定的宏大叙事或国家历史的框架，符合这一框架的东西往里装，不符合的就抛却。而这些被抛却的东西里面往往有非常重要的东西。民间的许多历史记忆由于与那个宏大历史不相干，被从历史中排除，这种情况从本质上说是反历史的。赵世瑜博士结合自己正在研究的华北移民传说与历史的问题，谈到把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一些东西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结合起来，使材料多样化的努力。他引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观念，认为10-14世纪以来的华北历史需要作大量的区域性个案研究，、眼光向下并自下而上，重写通史的努力应该建立在这些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之上。
整个演讲的内容非常丰富，来自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研究生院、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界同仁在演讲结束后进行了和谐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和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 刘大先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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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5-22 06: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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