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狂欢的庙会

梦回稻城

前天与施大侠吃饭，相谈甚欢，席间聊起论坛的许多趣事，还聊到民俗学家在庙会重建运动中的身份和作用，觉得有意思，把一篇旧文贴到这里，供大家批判讨论。

流萤

拜读了稻城先生的文章，收获多多， 困惑也多多。巴巴地找了赵世瑜先生的新作来看。（《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4）
其一，稻城先生说“所谓狂欢精神，是指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中表现出的突破一般社会规范的非理性精神，一般体现在传统的节日或其他庆典中，常常表现为纵欲的、粗放的、显示人的自然本性的行为方式。”我想这个概念赵世瑜先生也是以为然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概念性的描述就该是判断是否具备“狂欢精神”的依据，而非其他。我们在庙会上当然可以看到“官方符号系统”的某些符码，稻城先生举出了很多。我也有亲身的感受，chen斑竹和很多同学也知道的，2002年的妙峰山庙会上有的花会表演伴奏的曲子是《社会主义好》。可是就是同一个地点我们也可以听到通俗的《纤夫的爱》的调子。这能说明什么呢？我想官方意识形态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明代的造神运动多半有统治者的参与。

其二，是稻城先生所说的“庙会精神的彻底功利化”。我没有探究过庙会的情形，但印象里面，好像国人逢神便拜的习惯由来已久。比如，赵先生的大作中就提到：“民间信仰活动是民间文化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神灵的民间信仰活动又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地方官员到任之初，要到城隍庙去拜谒、读书人为了顺利获取功名而祭祀文昌神、普通百姓因为某种缘故求神之后的演戏还愿等等，都是平时比较常见的事情。”（P22～23）这里赵先生所指的是明清时期“日常”的民间信仰情况，到了特殊场合的庙会狂欢人们的求神目的是否有了实质性的改变?

其三，我参与庙会的机会很少。但仅此一回，我已经被人们在表演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活泼的生命力所深深震撼了：在那种场景里面，有傻子、瞎子、老人、新娘诸般角色，有到位的身体语言；七十多岁的老头扮演花花恶少，那般的风情万种，更有四五十岁的妇女的眼波流转。（我文字很差了，所以都描述不好， ）

先说这么多吧。不知道有没有曲解稻城先生的大作？恕小可功力太浅， ;)
[ 本帖由 流萤 于 2002-12-31 14:10 最后编辑 ]

梦回稻城

我所理解的庙会的狂欢精神，是巴赫金意义上的，主要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因为是一篇短文，很多事情说不清楚，比如是否存在“民间”的问题，民间是知识分子发明出来的？还是中国的乡土本来就存在着自在、自律的民间？太大了！我想，如果我们能够辨析近一个世纪以来“民间”这个词所具有的复杂的知识/权力的关系，那么，我所说的非狂欢的庙会，或者赵大侠所说的狂欢的庙会，都极有可能是学者对于民众生活的虚妄理解。只有当我们抛弃了一个世纪以来学者建构起来的、潜意识中支配着学者研究的“官方/民间对立”的思维模式，才有可能逐渐接近民众生活的真实，也许，真正理解民众的生活永远都是痴人说梦。

流萤

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从稻城先生的文章里感觉到的好像恰恰是对“官方/民间对立”的强调，
可能我理解力不够。没办法。

梦回稻城

流萤 于 2003-1-1 00:22 写道：
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从稻城先生的文章里感觉到的好像恰恰是对“官方/民间对立”的强调，
可能我理解力不够。没办法。

我在回应你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反思自己的研究往往受着这种思维习惯的影响。我觉得我自己总是不自觉地、想当然地受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所以才有了这篇不成熟的文章。

淇园之竹

梦回稻城 于 2002-12-31 16:21 写道：
我所理解的庙会的狂欢精神，是巴赫金意义上的，主要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因为是一篇短文，很多事情说不清楚，比如是否存在“民间”的问题，民间是知识分子发明出来的？还是中国的乡土本来就存在着自在、自律的民 ......

稻城大侠过谦了！本质/建构 是任何人都解决不了的二律悖反

流萤

梦回稻城 于 2003-1-1 00:32 写道：
我在回应你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反思自己的研究往往受着这种思维习惯的影响。我觉得我自己总是不自觉地、想当然地受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所以才有了这篇不成熟的文章。

不好意思，没有理解好您的意思。我是凭感觉说话的，太浅薄。有机会还是当面讨教的好。抑或可期待先生的新作。

西园人家

请教稻城先生：
  我也非常的关注庙会，看了你的文章与赵老师的，有些疑问：中国的庙会就其本身来讲是否有“狂欢精神”？我觉得未必有，我认为中国庙会至少北京地区的庙会，是一个民间与官方共同表现的场所，这里没有民间与官方的对立。它现在的情况更多的是其世俗性取代了原本的神圣性。

梦回稻城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狂欢精神借用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我以当下庙会的表现形态为例进行分析，基本上否定了中国本土庙会具有狂欢精神这个观点。

王晓莉

庙会是一种特殊的场合，我总在想它最初产生可能与我们的时间、空间观念有关。中国现在的庙会实际上有些已经丧失了它自然存在的基础，更多的是人为的（无论官还是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看出一种文化形态变化中各方面力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