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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作宾：乡土研究的先驱（上）
作者：刘锡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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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4-6-23 14:08:21 来源：民间中国 folkcn.org
[提要] 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存在过多种流派，如歌谣研究会、文学人类学派、社会—民族学派、“古史辨”人神话学、民俗学派、俗文学学派、延安学派等。作为第一个流派的歌谣研究会，是一个颇松散的团体和流派，其中持乡土研究观点的学者，如顾颉刚、常惠、董作宾、台静农、钟敬文、罗乡林、白启明、刘经菴等，在歌谣研究会流派中占主流地位。本文以董作宾的《看见她》母题研究及其他为个例，阐明乡土研究思潮，是20世纪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最早的一种研究思潮和最富成果的一个研究流派。董作宾（以及顾颉刚等）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成就，奠定了中国民间文艺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文学科的最初的理论基础。本文从（1）“母题”的引入和比较研究的实践、（2）家乡歌谣学应时而生、（3）考订与考订者、（4）综合研究模式的尝试四个方面，对董作宾的民间文艺学思想遗产和历史地位作历史的考察。
[关键词] 乡土研究 家乡歌谣学 母题 《看见她》 考订
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后改作宾，字彦堂，别署平庐。河南省南阳温县董阳门村人。1915年春，考入县立师范讲习所，毕业后留校任教员。1928年游学开封，入河南育才馆肄业；从时经训先生受商简，得知甲骨文。1919年冬与同学筹办《新豫日报》，任编辑、编校，兼实业厅调查委员。1922年入北京大学作旁听生，初学甲骨文字，以油彩影写殷墟书契前编拓本。1923年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1925年春，离北大赴福州就任福建协和大学国文系教授。1927年到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结识筹备负责人傅斯年。1928年因母病回南阳，在南阳中学任教。同年主持安阳殷墟发掘。1930年参加山东城子崖发掘。1932年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47年出国，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并在耶鲁大学讲学。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去台北。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台湾大学教授、香港大学教授，创办《大陆杂志》。1963年11月23日逝世于台北。在中国考古学上被称为“甲骨四堂”之一。[1]
于1923年便进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生的董作宾，先后参加了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方言研究会，兼任歌谣研究会主办的《歌谣》周刊的编校，并开始在《歌谣》周刊上发表文章、崭露头角。在北大的一年多时间里，除了参加过一段故宫的点查工作外，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方言和歌谣的研究上。最初在《歌谣》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如《歌谣与方言问题》（第32号，1923年11月11日出版）、《为方言进一解》（第49号，1924年4月6日出版）、《研究婴孩发音的提议》（第50号，1924年4月13日出版），并没有给这个青年学者带来多大的名声，但继而于1924年10月在《歌谣》周刊第62、63、64三期上连载的一篇关于歌谣《看见她》母题研究的长文——《一首歌谣的整理研究的尝试》，却一下子引起了歌谣研究界的关注与重视，并由此而掀起了一场笔墨讨论。
此后，董作宾的主要精力和专业是考古学，先后11次主持、参加和监察安阳殷墟的发掘，参加山东城子崖的发掘、滕县的发掘等，无暇再更多顾及他喜爱的歌谣研究，但他仍然时常有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文章和著作问世。在福州协和大学任教时，特开歌谣研究一班，[2]并作为北大歌谣研究会“輶轩使者”在福州作民歌调查，撰著了《歌谣通论》、《福州歌谣》第一章。[3]在开封中州大学任教时，发表了《〈邶风·静女〉篇“荑”的讨论》。他参与发起创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并参加了《民间文艺》周刊和《民俗》周刊的编辑工作，在《民间文艺》周刊上发表《为〈民间文艺〉敬告读者》、《几首农谚“九九”的比较研究》、《闽谣篇》、《南阳歌谣》和《净土宗的歌谣化》等文章。钟敬文离开中山大学到杭州成立杭州中国民俗学会，他们之间又建立了联系，并在钟敬文主持的《艺风》月刊（民间专号）上发表《苦女吟》，在《逸经》上发表《西门豹故事的转化》等文。晚年，于1952年在《台湾风物》第2卷第2、3期上发表《福州岁时记》。这位把一生贡献给了考古事业的学者，也终生与民间文学和民俗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母题”的引入和比较研究的实践
在20世纪20年代之初中国歌谣研究还处于初创阶段时期，董作宾对《看见她》母题的歌谣研究，把考订研究、比较研究、地理研究、民俗研究、方言研究与文艺研究诸种方法融为一炉，从理论上开启了以家乡人的视角研究家乡歌谣的先河。他在《歌谣》周刊上发表的这项关于《看见她》的研究——《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以及此后不久在同一刊物《歌谣》周刊上连续发表的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及其相关研究，构成了一个可以以“乡土歌谣学”或“歌谣的乡土研究”名之的歌谣研究会学派，使刚刚有6年零8个月的歌谣征集研究运动在理论建设上迈出了无可替代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事情是由作为《歌谣》周刊编辑的常惠先生发表在《歌谣》周刊创刊号上的一篇《对于投稿诸君进一解》引起的。常惠在文章里引用了一首叫做《隔着竹帘看见她》的歌谣在北京、北地、京兆、河北、安徽绩溪、旌德、江西丰城、江苏镇江、夏口、陕西10个省份和地方的不同变体，并写道：“我们征集了几年的歌谣：现在差不多二三千首，再拿地方来说也有22省。本应出书了，但是为什么又出周刊呢？因为有二层问题：一层还是材料太少，（因为许多谚语混在里面)，二层就是整理的困难。现在关于这两层问题：我们要同时下手，一方面还要各处征集歌谣，一方面设法整理。所以每星期我们必有几首歌谣和研究歌谣的文章登出来，为引起大家的兴会来研究；再者提醒大家的记忆或因为看见我们登了这首而想起那首来了。或者虽是一首歌谣而到处的说法不同。就拿一首《隔着竹帘看见她》作例。卫大列辑的《北京歌谣》上说：‘沙土地儿，跑白马，/一跑，跑到丈人家。/大舅儿往里让，/小舅儿往里拉，/隔着竹帘儿看见她：/银盘大脸黑头发，/月白缎子棉袄银疙瘩。’……”又写道：“从一首歌谣脱出十几首来，地方倒占了八九省，几乎传遍了国中。但是各有各的说法，即便相隔很近的地方，说法也都不同；很有研究的价值。并且我不相信只有这几首，还希望有的多。我更怕有一层：若是有人见了我们报上登的无论哪一首，‘说这首与我们家乡的简直差不多，或者是几乎完全一样。’因此没有把它写来，那真可惜了。”[4]
常惠的文章对于稍后到《歌谣》周刊来作编校的董作宾是一个启发，他便从歌谣研究会当时已收集到的一万多首歌谣中筛选出45首同一“母题”的《看见她》歌谣，并对这些流传于不同地区、又大同小异的歌谣作了认真深入的考订和研究。这就是他的那篇《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常惠开了头但没有做下去的这个题目，由董作宾接过手来做成了一篇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大文章。
董作宾着手做这项研究，还受了另一个人的直接影响。这个人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就大声疾呼地提倡白话文学、同时也早就关注民间文学的胡适。他在一篇论写作时间与常惠文章相差无几、但与读者见面的时间则要比常惠文章早大约十天的文章《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里第一次把“母题”这个民俗学（也是文艺学）上的术语引进了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学苑。胡适写道：“研究歌谣，有一个很有趣的法子，就是‘比较的研究法’。有许多歌谣是大同小异的。大同的地方是他们的本旨，在文学的术语上叫做‘母题’(motif)。小异的地方是随时随地地添上的枝叶细节。往往有一个‘母题’，从北方直传到南方，从江苏直传到四川 ，随地加上许多‘本地风光’；变到末了，几乎句句变了，字字变了，然而我们试把这些歌谣比较看看，剥去枝叶，仍旧可以看出他们原来同出于一个‘母题’。这种研究法，叫做‘比较研究法’。”[5]
“母题”这一术语是适应民间故事分类研究的需要而被学者应用的，最早可能是出自于德国学者科尔勒(J. Köhler)笔下，后逐渐被民俗学界所采用。[6] 胡适采用“母题”这个术语，董作宾运用这一概念来作中国歌谣的比较研究时，编制了《民间故事类型索引》（Types of Folktale,1928）和《民间文学母题索引》（Motif-Index of folk-literature,1932_1936）的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斯·汤普森(Stith Thompson,1885_1976)的这两部划时代的著作还没有问世。现在，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是汤普森在《民俗、神话和传说标准大辞典》(Funk & Wagnalls, Standard Dictionary of Folklore,Mythology,and Legend)中对“母题”这个词条的释文。他在晚年撰著的《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The Folklore)一书中对“母题”作了如下论说：“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组成它的（指一个故事——笔者）可以仅仅是一个母题，也可以是多个母题。大多数动物故事、笑话和轶事是只含一个母题的类型。标准的幻想故事如《灰姑娘》或《白雪公主》则是包含了许多母题的类型。”[7] 在他的论述中和在学者的运用中，“母题”都是指的民间叙事体裁，如神话、传说、故事，而没有人论说过歌谣中的“母题”及其作用。
周作人在1922年4月13日发表的《歌谣》一文里说：“我们的[歌谣]研究却有两个方面，一是文艺的，一是历史的。”[8] 所谓文艺的研究，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对歌谣做诗学的研究；常说的，兴、比、赋是也。所谓历史的研究，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历史的、政治的、民俗的研究；常说的观、群、怨是也。用当年周作人的话说：“（历史的研究）大抵是属于民俗学的，便是从民歌里去考见国民的思想、风俗与迷信等，言语学上也可以得到多少参考的材料。”这篇文章发表半年多以后，他又在《歌谣》周刊的发刊词里说：“本会汇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9] 而董作宾这篇文章，却撇开这些传统的研究方法和路数，从“母题”这一概念——后来被称为形式主义的研究切入，并以其作为比较研究的基础。
他从一首儿歌的“母题”着眼，翻检了上万首歌谣（准确地说是7838首，除去了谚语等；可以认为，在歌谣研究会的同仁中，董作宾是唯一认真读过当时征集到的全部歌谣的人），找出了45首同一“母题”的《看见她》歌谣。然后对这首歌谣进行分析，析出这首歌谣的三个“母题”：
（1）是“娶了媳妇不要娘”；
（2）是“寻个女婿不成材”；
（3）是“隔着竹帘看见她”。
他对含有本“母题”的《看见她》歌谣的地理分布（当时全国24个省区中，有这个“母题”的歌谣的为12个省区，没有这个“母题”的歌谣的也是12个省区）发现了“两大语系”和“四大政区”的关系。他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
原来歌谣的行踪，是紧跟着水陆交通的孔道，尤其是水便于陆。在北可以说黄河流域为一系，也就是北方官话的领土；在南可以说长江流域为一系，也就是南方官话的领土。并且我们看了歌谣的分布，也可以得到政治区划和语言交流的关系。北方如秦晋、直鲁豫，南方如湘鄂（两湖）、苏皖赣，各因语言交通的关系而成自然的形势。这都是歌谣告诉我们的。
他又以图表的方式，把歌谣的“母题”加以分解和排比，细细地分析和认定“母题”在相邻的地区和不同的移动路线上出现的变化。从歌谣的“母题”的分布和变异作研究分析，看似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然而却得出了文艺的研究和历史的研究都所无法或很难得出的结论，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
歌谣《看见她》地理分布上呈现出的“两大语系”和“四大政区”，是董作宾的一大发现。但这还只是他这项研究的第一层面的结论。他继续做进一步的分析，探讨第二层面的问题——这首歌谣的发源地在哪里，即文化的移动或传播流向。作者写道：“这首歌谣的发源，可以假定在陕西的中部，因为我们见到的三原和陕西东南部两首大同小异的歌谣，实可以为南北各系一切歌谣之母。至于它的时代，现在还不易考求，且不必去妄猜。由三原顺流而下沿着黄河，分布于河北三府，西而山西晋城，北而直隶南宫，似乎都是河北的派别，这是第一支。南阳，单独成为一派，可以说是第二支。第三支由唐县北传至毗邻的完县，东传到南阳，南传到赵县，到宁晋；宁晋又分歧为两小支，一经束鹿到山东的威海卫，再传到莱阳。一则迳达山东的泰安而北至长山，东抵莱芜。第四支由武清到北京。”董作宾认定的《看见她》南北各系之母的三原和陕西那首歌谣的原文是这样的：
你骑驴儿我骑马，/看谁先到丈人家。/丈人丈母没在家，/吃一袋烟儿就走价。/大嫂子留，二嫂子拉，/拉拉扯扯到她家：/白白儿手长指甲，/樱桃小口糯米牙。/回去说与你妈妈，/卖田卖地要娶她。——陕西三原张安人搜集
燕雀燕，双屹岔，/你骑骡子我压马，/看谁先到丈人家。/进的门磕一头就走呀！/大姨子留，小姨子拉，/拉拉扯扯就坐下，/油漆桌子搌布摸，/乌木筷子厅哩（疑为里——引者注）川，/四个菜碟单摆下，/坐煎酒，泡桂花。/风摆门帘看见她：/白白脸，黑头发，/包包嘴，糯米牙，/白白手，红指甲，/银镯子，十两八，/银筒箍，珐琅花，/缎子鞋，打子花，/还是奴家亲手扎，/步步走路踩莲花。/走路好像风摆柳，/立下就像一股香，/坐下就像活娘娘。/我回去，先与爹娘夸一夸，/卖房卖地要娶她。/娶回来莫当人看待，/一天三根香，三天九根香；/后来三天下了炕，/扫脚地，腰吊腿长，/尻子跟着捗攎！——陕西（东南部）王焕猷搜集[10]
至于南系，即长江流域，他认为有两大干：一是成都，一是南京。成都一干的来源是从陕西输入的，其传播途径是：沿岷江、扬子江而下，直到湖北的汉阳；往北到夏口；往南溯长江、入洞庭、逆沅江而上，达沅陵、芷江。南京一干，向上传到北岸的安徽和县，向下传到南岸的江苏丹徒（镇江）和南通。一分支入安徽、越巢湖而合肥、而霍山；另一分支逆运河而淮阴、而涟水，再渡鄱阳而江西丰城。
笔者不敢轻言董作宾在撰作此文时，是否受了西方人类学派以及继之而起的传播学派的直接影响。但董文发表之前不久，《歌谣》周刊就曾连续发表了家斌所译的安德鲁·兰(Andrew Lang)所著的《民歌(Ballad)》长文。[11] 兰之所论，其根据尽管大多是以在欧洲大陆传播的、有故事情节的民歌（Ballad，我们通常称为“叙事歌”者——引者注），其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歌谣中的“相似”，不过是原始“遗留物”的传递的观点，而非《看见她》这类抒情的短歌，但他所采用的比较研究的方法，无疑在当时还是为学界耳目一新、可供借鉴的。我们从董作宾文中看到的，作者以歌谣的“母题”为切入点而对流传于各地的《看见她》歌谣所作的比较研究及其结论，倒是更多地表达了与在世界范围内取以进化论为哲学基础的人类学派而代之的传播学派相当接近的观点，而在此之前，以进化论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文学人类学派正在我国学界传播得如火如荼。
一个相同“母题”的故事，能在世界不同地区产生和传递，是何种原因所致，至今也没有获得解决。正如历史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戈登淮塞(Alexander Goldenweiser)在《社会科学史纲·文化人类学》一书中所说：“同时吾人亦有多种证例，不易获得切实之结论。魔妖故事(Magic Flight)即为一例。此故事虽未普及全世界，但其分布之广，即谓之传播全球，亦无不可。惟考其内容则颇为复杂。此种故事我人是否能目为由数处独自发展者，抑或仅从一处发展者观？其内容之复杂，我人能否视为在一地上一次发明后，全由传播而普及于各处？解决此种问题极为不易，尤其上述之故事，至今仍无定谳。”[12] 一个相同“母题”的故事的相似问题固然复杂，一个相同“母题”的歌谣的相似或几近同一，看来也非易事。不同地区的歌谣仅仅是传播所致吗？董作宾从《看见她》“母题”的比较研究中，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可行的途径，尽管未必是唯一的途径。
家乡歌谣学应时而生
北大歌谣征集处于1918年初成立后，自5月20日起由刘半农编订《歌谣选》在《北大日刊》上逐日发表，前后共发表了147首。其时就已经遇到了文字和注解出现歧义的问题。举例来说，民国七年（1918）《北大日刊》第256号上发表了常惠和刘半农、罗家伦和刘半农的通信，就歌谣中涉及的北京旗人的风俗习惯、特别是惯用名词的问题进行讨论：
半农先生：
歌谣选（61）说有六件事，是北京高等旗人家中之所必具。与惠所知，微有不合。即如第一项的“凉棚”，北京人都叫它“天棚”，决没有叫作“凉棚”的。这个名目上的差异，虽然无关宏旨，然而它已经成了一处地方的习惯名，在普通文字中，或可随便改得，在于歌谣之中，就断断改不得的。要是改了，就失了研究歌谣的本旨了。
第二项的“水缸”。北京谁家没有盛水的缸，何必要单说高等旗人家中才有呢。其实是摆在院子中间，养金鱼的缸。北京人都叫它“鱼缸”。
第四项的“先生”。北京在前清的时候，“先生”二字不很常有。因为是在皇上脚底下的地方，有钱的，人人都可称“老爷”。即使没有老“字”，也要称“爷”。再拿“先生”说吧，若是教书的“先生”，就称他“老师”或“师老爷”。若是管帐的“先生”，就称他“帐房先生”或“师爷”。决没有单叫“先生”的。
那六件事，好像是五件——“天棚、鱼缸、石榴树、肥狗、胖丫头”。这是北京富厚人家所惯有的，决不是高等旗人家中所独有的。再说北京的旗人，也没有高等下等的，只有穷富就是了。或讲差使红不红、或讲支派近不近。要说有钱的旗人，没有受过教育的，很多很多。他们家中，何尝没有那五样东西，那么，也可叫他高等旗人吗。
常 惠
维钧兄：
来书言习惯名之不可擅改，极是极是。但罗君来稿，当是传闻或记忆之误，未必有意代改也。至“高等旗人”四字，来稿本作“亲贵”。复以凉棚等物，较为富厚之人即可有之，不必亲贵，故用“高等”二字，以别于不富厚者。今见来书所言，亦自悔用此二字之不当也。
刘 复[13]
半农先生：
我今天在日刊上看见常维钧先生论第61章歌谣的信，同先生的回信。常先生事事求真的热心，我十分佩服。但是关于这些歌谣的来源，我还有几句话说。今年3月间，在东城我的朋友王觉生家里赴宴。这位王先生，在北京住了30几年，知道北京情形很熟。他在席上，忽然说起这个歌谣，我听了有趣得很，就记住了。今年暑假，住在西山静宜园消夏，一天，同一位商科同学李光忠先生谈起这个歌谣，他所听见的，也同我所记的一样。我以为王先生在京多年，李先生在京也有多年，两位所知的竟不谋而合，所以我以为这条是千真万真的了。那天我同先生在图书馆主任室遇见，说起先生房东（旗人）的家庭生活，我忽然想起这个歌谣来，立刻就在李守常先生桌上写给先生，当时的情形，先生大约还可以记得。总观以上的事实，这条歌谣大约不是假的，或是“传闻或记忆之误”了。当是常先生从习惯名词上说的一番话，也有道理。我自己想了一想，并且打电话去问王先生，方知道这条歌谣系旅京的南方人所编的，通行于北京的“客籍”社会。前清光绪末年更盛行于官场。所以一切名词，与习惯并不相悖，与常先生所说的，及足互相发明。再说“先生”一物，却是北京旗人家中所常有的。我有两位朋友的同居，都是旗人。他们都有不读书的儿子，却是都有“先生”呢。附书于此，聊博一笑。并请质之常先生而且代我多谢他的盛意。
罗家伦 谨白 11月22日
志希兄：
尊稿所举是通行于北京客籍社会之歌谣，常君以北京人之眼光评判之，自不能相合。亦或常君所举五种，是北京社会中原有之谣。当时旅京南人，以旗人有不读书之子，而亦居然延师，乃为增入“先生”一种，遂成尊稿所举六事，亦未可知。总之，歌谣随时代与地方为转移，并非永远不变之一物。故吾辈今日研究歌谣，常以“比较”与“搜集”并重。所谓比较，即排列多数之歌谣，用研究科学之法，以证其起源流变。虽一音一字之微，苟可讨论，亦大足增研究之兴味也。
刘 复[14]
歌谣征集处时代刘复、常惠、罗家伦三位歌谣研究学者的这次讨论，已经涉及到了研究歌谣的学人的立场问题：是家乡人研究家乡的歌谣，还是外乡人研究外乡的歌谣？二者是存在显著差异的。这种差异，为日后歌谣研究会同仁们所持和倡导的学术立场的确立，起了重要的催生和奠基作用。最好的一个代表，也是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顾颉刚《吴歌甲集》中的那200来首吴歌的搜集。[15] 顾颉刚受到北大歌谣征集处征集活动和《北大日刊》发表的《歌谣选》的影响，从1918年休学在家养病，就在家乡苏州开始了向家人搜集吴歌，1919年9月完成。从1920年10月起，由《晨报》副刊主编、友人郭绍虞帮他抄录，并在《晨报》副刊上每天一首陆续发表，连续发表了三个月，用的笔名是铭坚。
一俟歌谣研究会成立、《歌谣》周刊创刊，稿件和资料日渐多了起来，家乡人研究本地歌谣和外地人研究外乡歌谣的差异问题，便日趋尖锐了。在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的周围的大多数的歌谣搜集研究者，都是本地人搜集研究本地的歌谣，成为北大歌谣研究会的主导学术思潮。一些著名的歌谣搜集家和研究家，如北京的常惠、河南的刘经菴、河北的白启明、云南的张四维和孙少仙、广东的钟敬文、广西的刘策奇、贵州的申寿生等，大多都是搜集和研究家乡的歌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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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4-6-26 06: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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