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游荡在城市和文明边缘的替罪羊

温柔地思想

     温柔按：

    下面是我读到《新京报》消息后的一些随想。
    过去，每到年关或者遇到天灾瘟疫，村镇乃至京城中都要举行大傩仪式，驱邪除秽，人们相信通过举办这种仪式，就能够把制造不祥和混乱的妖魔鬼怪送走，使社会重新恢复安宁，重建被灾难毁坏的生活秩序，这种仪式其实是典型的政治仪式。
    在古希腊，这种仪式被称作赶替罪羊，用一只羊，或者一个大活人，扮演象征邪恶的替罪羊，替罪羊在前面逃，良民们挥舞着石头和棍棒等在后面追，不幸被选中作替罪羊的人往往是外乡人，或者流浪者，可怜的替罪羊被追到城门外时常常被乱石砸死。
    大傩或替罪羊仪式其实是人类社区面临危机是的一种本能反应，一种社会动员机制，良民们全面动员，同仇敌忾，在齐心协力一直对外的同时，也避免了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和社会的崩溃。
    自古以来，那些来路不明的外乡人就是替罪羊的最佳人选。
    如今，在中国的城市中，那些衣衫褴褛、灰头土脸、畏首畏尾、贼眉鼠眼、一口土话、满身臭味、糜集游荡在城市和文明的边缘的民工们，自然而然就被挑选替罪羊的警察们选中了。
    城市的良民们和保护良民的警察们想维护自己的文明和优雅，采用的方式却是从石器世代的丛林中延续下来的最野蛮的行径。
    作为一个民俗学者，我常常会想，人类经过了这么多的灾难、战争、自相残杀、弱肉强食之后，人类的心智真的进步了吗？真的启蒙了吗？我更宁愿相信，当人类自以为把魔鬼从前门送走的时候，更强壮的魔鬼其实早已从后门中悄悄地溜了进来，改变的只是它的武器，从冷兵器变成了热兵器，从村民的明火执仗，变成了国家专政机器的威武雄壮……
   

民工怎么成了演习的假想敌
2004年6月29日 《新京报》

    数十名民工因被拖欠工资并被人煽动，手持攻击性武器聚众闹事！

    接到这一紧急情况后，佛山市巡警支队应急防暴队的60名民警以及两辆防暴车迅速赶到现场，顺德警方也派出4条防暴警犬支援。防暴队员排出整齐的队列，利用手中的盾牌将滋事人群往后压，但人群仍手拿木棍向防暴队员猛击。

    民警命令警犬对着人群狂吠，同时后面两辆防暴车连续发射了七枚催泪弹。

    仅10多分钟时间，一场群体性事件被及时制止了。

    这是佛山巡警为应对群体性事件，于6月27日进行的一次演习（《信息时报》6月28日）。

    警方进行演习，以提高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这无可厚非。但演习的假想对象为何偏偏是民工？笔者认为，这样的演习可能对民工构成歧视。因为，尽管这只是演习，但客观上仍然给人以不好的印象，仿佛警方演习主要就是为了对付民工，而民工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

    诚然，民工因为工资被拖欠，而聚众做出某些过激行为的事件或许会发生，但显而易见，并非所有的群体性事件都是民工酿成的。

    警方举行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演习，可以有多种假想对象，例如聚众闹事的黑社会性质团伙等，却没必要把假想对象设定为民工。应该看到，民工辛苦劳累却拿不到应得的工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又乏力维护，他们本身就是受害者。

    如果有关部门能严格执法，及时制止拖欠民工工资的行为，民工聚众闹事的现象就难以发生，这才是解决这种问题的根本途径。对于民工，应该更多给予理解、教育和帮助，而不是任何形式的、明显或者隐蔽性的歧视。

    □邓清波（湖南公务员）



[ 本帖由 温柔地思想 于 2004-6-29 21:27 最后编辑 ]

那一剑的风情

读到一首诗，如下：


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
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房，有的住在海里头；
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

我们逃离饥饿，寻找幸福，交通部门要走我们的所有，
让我们挤在一起窒息，疯狂，死去，认清自己；
不如他们眼里的一条狗，弟兄们，我们不如一条狗；

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
“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
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弟兄们，我们还存在；

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的暧昧，
老太太的小脚跑的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喊着防贼；
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

有人说我们太笨，素质太低，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很多行业？
他们明明知道中关村里的电脑是我们攒的。
有人说我们到城里来只是出丑，同样是修路，扫地，
却让我们交出自由，
我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城里人身边，
他们却皱着眉头，弟兄们，他们指我们太臭。

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的光荣伟大；
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

。。。。。。

我们流浪，一年又一年，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

                                          ——《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

黄景春

我们流浪，一年又一年，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我似乎听到了陈胜、吴广的呐喊！

20921999

唉，这世界就是这样：太令人失望！！

  如果有关部门能严格执法，及时制止拖欠民工工资的行为，民工聚众闹事的现象就难以发生，这才是解决这种问题的根本途径。对于民工，应该更多给予理解、教育和帮助，而不是任何形式的、明显或者隐蔽性的歧视。

本来现实生活中这一类事件完全都是可以避免的，可是就因为所谓的“有关部门”没有及时的关注这些现象，并迅速的加以解决，才造成了“民工聚众闹事的现象”。

20921999

其实，被处理的对象应该是他们，那些失职的。。。。，可是为什么结果反倒是我们那些可亲可敬的受害者呢？我想这当中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对此尤其应该负责任的是我们的政府

刘宗迪

河南农民自费秘密调查：230起暴力征税无一农民真正抗税


www.XINHUANET.com　　2004年06月30日 10:05:51　　来源：半月谈杂志社


    王幸福，河南宜阳农民，自费秘密调查230起暴力征税事件（75名群众被打伤），无一例是真正抗税的“钉子户”。他撰写的平生第一份调查报告引起了国家税务总局、河南农监办的高度重视。县长对他表示感谢，并告知对他提出的建议的处理情况，聘请他为税收监督员，月薪1200元。     

    暴力征税让一个普通农民愤然而起。他，叫王幸福，是河南省宜阳县农民。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8月，他先后秘密调查该县13个乡镇的230户被殴打、被非法拘禁、被抢粮抢物的农家。当他那份含着泥水、血水、汗水和泪水的60多页调查报告辗转送到河南省和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时，暴力征税事件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

到底是暴力抗税还是暴力征税

    2002年11月12日上午，河南省宜阳县高村乡两位乡干部来到该乡叶沟村村民叶彦智家催缴农业税。“今年农税改革，国家规定征收哪几项啊？”48岁的农民叶彦智询问道。“反正就是这一疙瘩，写在纸上的全是农业税，你不交有人来收拾你。”乡干部很不高兴地回答。第二天一大早，叶彦智按照乡里定的农业税税额把钱交给了村干部叶超林。然而，当叶彦智回到家门口，却被等候在那里的、身穿迷彩服的高村乡征税小分队扭上车，拉到了高村派出所。后来叶彦智的家人向派出所交了200元罚款（没开收据）后他才被放行。至此，叶彦智在派出所里从早上9时挨到次日凌晨1时。与叶彦智相比，叶沟村村民叶新超更冤枉。11月13日，叶新超拿着钱赶到收税地点准备交税，但他发现乡政府账上的亩数与自己家的实际亩数不符。他实种8亩地，而乡里却让他按16.2亩纳税。询问与反驳中，叶新超说了几句过激的话。结果，叶新超被乡干部用警车拉到乡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他被迫脱掉大衣和棉鞋，跪在水泥地上。经村干部说情，罚了300元才算完事（同样没开收据）。当这一切第一次传到高村乡满丰凹村村民王幸福耳朵里时，王幸福很气愤。平时经常学习政策的他做出大胆决定：以一个农民的名义，秘密调查暴力征税事件。

    当年12月，王幸福开始从离家最近的高村乡、石村乡和韩城镇展开调查。调查是极其艰难的。“说心里话，调查一开始，我也很害怕受到打击报复，家里曾放了好多自卫的东西，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做了好多不吉祥的梦。”王幸福对记者实话实说。

    为了节省开支，王幸福经常在山路上步行走访，饿了吃点自带的馒头和方便面，渴了找农家讨碗水。有时，受害人不在家，他不得不翻山越岭四五次。最让他感到有压力的是，“不少农民思想保守，开始根本不说正经话，他们怕说了也白说，再遭打击报复”。王幸福偏是个不轻言放弃、凡事爱刨根问底的人。精诚所至，走访中不少农户向他倒出了一肚子苦水，他听到了太多太多农民的哭声。

    丰李镇农妇潘胡玲向王幸福反映：2002年12月4日，200余人的突击队分8个小分队到村里征收农业税。5日下午，我在街上碰到突击队人员。他们先问我丈夫：“你的税交了没有？”我接口说：“人家交俺也交。”这帮人上来抓住我胳膊说：“你现在就是交，我们也不要了。”他们连打带骂把我往车上扭，我挣扎着不上车，4个人揪住我把我抬上车。我丈夫不愿意，他们又把他揪上车。我的几个亲戚来劝阻，也被抓走。我们5人被游街示众，在西军屯学校门口被罚了跪，然后被拉到派出所打一顿。我丈夫等4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们让我们写悔过书，我说不会写，派出所民警说：“不会，我们替你写。”他们写好，让我按指印，然后把我们拘留7天。张坞乡苏羊村农民刘公超向王幸福反映：由于旱情严重，家里两季只打了6袋麦、12袋玉米，全家5口全靠这些过活。12月19日，听说今年全县武力强收农业税，我忙用架子车拉了4袋玉米去洛宁县赶集卖粮。回来走到村边，乡亲说你家出事了。原来突击队到我家，我闺女正在做饭，听到有人说：“就是这个门，用脚跺！”跺几下门没开，他们从院里抄起斧头，几下将门砍开。这伙人打了我闺女几下，进屋就抢粮食、自行车、缝纫机，我妻子拦挡，有4个人扭住胳膊将她摔到地上。我儿子护他妈，被拳打脚踢揪上车抓到派出所。他们抢粮食时把粮袋撕烂，粮食撒得满街都是。我四处求人借钱，送去香烟，又交了420元，才将儿子赎回。

被打砸抢的农民无一例是真正抗税的

    就这样，王幸福先后花了9个多月，自费在宜阳19个乡镇中的13个乡镇抽点调查了230起打砸抢事件（共75名群众被打伤）。在200余户因打砸抢受害的农户中，无一例是真正抗税的“钉子户”。他们中大多数有亟待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遗留问题，如村乡两级欠他们钱不还、该分地的没分地、计税地亩有差错等等，征税时想给乡镇村领导提出来，希望讨一个说法而已；有的农民是多年的交税纳粮模范户，仅仅因为不实的诬告就被当成“打击对象”；有的农户确实有困难需要政府减税。其实，就在小分队打砸抢的前几天，也就是2002年11月8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国税发[2002]139号)，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尊重纳税人权利，体恤农民群众，依法征税，文明征税，坚持“十不准”。然而，调研中王幸福发现，国家的这些农税政策在宜阳县并没有得到很好执行。高村乡、石村乡和韩城镇等乡镇的大部分群众对农业税计税方式及计税亩数并不了解，也很少听到乡镇干部耐心的解释。在白杨镇调查时，该镇五区四组农民李胜仁告诉王幸福，他家实有耕地1.93亩，2003年发的《土地经营权证书》记录的是2.038亩，1998年《土地承包证》记录的是2.28亩，但去年《纳税通知书》写明计税面积2.6亩，村里纳税登记册也是2.6亩。问其原因，村干部回答：“村里有260亩耕地不对账，上边让按人口分摊这260亩地，每人多算一分多地。”

铁证如山，力促官方整改

    摸到这些大量第一手实情后，王幸福着手撰写平生第一份调查报告。

    路费能省就省了，但省不了的是打印、复印、邮寄材料和电话费等。在外当厨师的儿子积攒的两万元钱让王幸福花了个精光。他将一份报告打印几十份甚至上百份，向中央、省相关部门广泛投递。为了防止所寄材料被扣押，他常常跑到洛阳或邻近的渑池县去寄挂号信和特快专递。让他备感欣慰的是，他的这份非常调查报告很快引起了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农监办等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3年3月26日，当时的宜阳县县长谭建忠同志找到王幸福，与他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谈话。谭建忠县长对王幸福的全面调查和监督表示感谢。经宜阳县主要领导批准，县里于2003年4月给王幸福一次性拨款3000元作为调查补偿费。

    5月15日，谭建忠县长第二次约见了王幸福，向王幸福通报了此前王幸福针对暴力征税事件所提出的6条建议的解决处理情况，并聘请王幸福为全县农业税征管监督员，随时可与县领导交流情况。7月，他还领到了1200元的监督员工资。

    目前，大部分乡镇把去年的罚款及扣押物资返还给了农民。不过，在王幸福看来，此事未了。他请求县里应该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实行责任追究的暂行办法》（中办发[2002]19号）处理相关责任人，对被打伤的农民按国家伤残标准给予经济补偿、对虚假数字进行纠正，对个别拒不退赔款物的乡镇领导给予必要处分，但县里一直拖到现在也没有正面答复。这不能不令他心有块垒。

政策再好，无人落实，等于没有

    “我搞调查不是想出名，实在是出于对歪风邪气的义愤。”反思宜阳县暴力征税事件，王幸福至今感慨良多：说到底，原因在于一些乡镇干部不善于宣传党的政策，甚至为落实政策设置阻力。一些乡镇干部不善于做群众工作，不善于和群众沟通，不善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不善于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问题。个别群众的纳税积极性不高与乡镇干部的务虚作风有很大关系。王幸福对记者说，中央的政策在哪里落实得好，哪里的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就高，干群关系就和谐，工作就好办，信访、上访就减少，就会有水到渠成的稳定和发展势头。反之，人民群众对政府和领导就会丧失信心、误解逐步加深，就会用上访或信访去寻求解决，最终可能连中央的政策也不相信了———因为政策再好，无人落实，等于没有。（作者：孟 亮 编辑：黄海燕/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