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没有解释学

Karin

中国为什么没有解释学

     姜广辉
     
    西方人为了检证对圣经解释的合乎理性，产生了关于解释的问题意识，将解释问题对象化，对它进行理论分析，因而形成历史上的解释学传统。其始，只是作为一种方法论提出来，而到了现代西方哲学家伽达默尔那里，则将它提升为哲学本身，看做是人的本体存在方式，因而创立了哲学解释学的思想体系。
     中国至少有两千年经典诠释的历史，解经之书汉牛充栋，为什么在历史上没有将解释问题对象化，形成一种解释学的传统呢？是中国哲人理论思维差吗？中国古代思想家如朱熹、王阳明、王夫之、戴震等人就其理论思辨的能力和水平而言，即使与同时代的世界级的哲学家相比，也不能说他们的理论思维水平差，然而他们却没有产生解释学的问题意识，这是为什么？
     人与人交流，人与文本的交流，本质上是思想的交流。而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一个心灵世界，这些心灵世界之间主要依靠语言来相互交流与沟通，这种交流与沟通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一个人本质上无法完全认知别人的心灵世界，甚至无法完全认知自己的心灵世界。而作为主要交流工具的语言符号由于它不可避免的多义性，带来文本解释的非惟一性。因此后世对经典文本的不同理解和解释，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中国古人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从一开始就对经典本意的理解保留了充分开放的讨论空间。在古代，儒家鼓励士人“代圣贤立言”，人人都有解释经典的权利，所谓“备一家之言”，就是使各种可能的解释得以充分提出来，以备学人的选择。这种思维方式好比将文本当做一个衣服的理念，不同的诠释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设计出衣服的具体款式，选购者总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款。若全未选中，他自己也可以根据需要设计新款。
     中国古代哲学家有一个牢固的“经以载道”的观念，“通经”并不是最终目的，“体道”才是最终目的。这种观念使得解释问题永远只是一个手段、工具和过程，它是不会被当做“本体”来对待的。
     在汉代，郑玄是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他对经典的笺注被后世经学家称为典范。所谓笺注，只是注释经典文本中的关键字，注文亦不使成句。至于经典文句的意思，那就留给读者自己去体会和把握了。朱熹曾称赞郑玄深得注释之体。
     在魏晋时期，玄学家反对经学的烦琐，倡导一种通脱的学风，所谓“通人恶烦，羞学章句”。玄学家提出“得鱼忘筌”、“得义忘言”的方法，认为语言仅仅是捕捉思想意义的工具，当你捕捉到思想意义时，就不必执著在语言的层面上了。这个方法就像用筌这种工具来捉鱼一样，捉到了鱼，就可以忘掉筌。
     在唐代禅宗那里，不立文字，单传心印，禅僧强调顿悟，不仅扫除一切佛经解释，甚至推倒一切佛典。佛教讲释迦牟尼初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云门禅师却说：“我当时若在，一棒打死了喂狗吃，落得天下太平。”禅宗认为“吾心即是佛”，一切经典解释都妨碍对本心的认识，都是所谓“禅障”。
     宋初许多士大夫甚至名公大儒都成为了禅宗的俘虏，以至张方平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张载、二程等儒家豪杰之士发起重建儒学人文精神的理学运动，但整个宋明理学差不多都深受禅宗顿悟论的影响。朱熹一生著了许多书，但他强调的是“体认”、“体道”、“一旦豁然贯通”的直觉思维，而将儒家经典作为一种“体道”的工具，他说：“借经以通乎理尔，理得，则无俟乎经。”经典文本若只作工具看，那对经典的解释就是工具的工具了，它如何会被作为人的存在本体来看待呢？朱熹平生精力，尽在《大学》一书。他对一篇只有两千字的文章，用平生精力加以诠释，可见其重视的程度。但朱熹之后注释《大学》者无虑数百家，关于“格物致知”的解释言人人殊，刘宗周说：“前后言格致者七十有二家，说非不备也，求其言之可以确然俟圣人而不惑者，吾未之见。”最后刘宗周无奈地说：“读书至晚年，不能释然于《大学》。”这简直是一场解释的灾难，这种解释的困境不是伽达默尔的“视域的融合”方法可以解决的，其最后的出路，不再是解释的问题，而是要打倒经典文本的权威。因而刘宗周弟子陈确著《大学辨》，力辨《大学》非圣经，提出“删性理之支言”，“出学人于重围之内”。
     儒家公羊学派好发“异义可怪之论”，他们常借儒家经典诠释来推动社会的“改制”，社会“改制”事体重大，搞乱了社会就会国败家亡、身死人笑。儒家公羊学派便托古以为重言，借圣人的权威来为“改制”造舆论。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其中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亦在可避祸。”（《孔子改制考》卷十一）在康有为看来，诸子百家以及一切经典解释都不过是“依托”圣贤立言。他这样说，经典解释仍然是一种手段化、工具化的东西，那有谁会去将解释作为人的存在本体来看待呢？
     在中国古人那里，“体道”也好，“改制”也好，其目的太重要了，而作为“体道”或“改制”的手段和工具的“解释”本身，其方式和正当性就显得不那么重要，甚至仅仅是一块敲门砖而已。解释常使人迷失自己，而文本则会帮人找回自己。因此，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返本开新”的经典回归运动。
     要对历史上的经典诠释现象作一总结，它大约符合辩证法的发展规律：其一，对立统一，不同的解释乃至相反的解释可以兼收并存；其二，否定之否定，从汉学到宋学，至清代复归汉学，是其显例；其三，量变到质变，解释得太多，解释到无可解释的地步，大概解释连同它的经典文本就要一齐被推翻了。
     西方历史上形成解释学的传统，或者与西方的注重知识论的传统有关。西方人比较重视求知的理论方法，比较注重过程，有时过程的重要性会高于目的，而中国人注重目的，会忽视过程。中国人在经典解释方面并非没有方法，但那方法多半靠“体认”、“体悟”，“体认”、“体悟”，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因此很难说出一大套理论体系来，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解释学传统的主要原因。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