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藏山经》王官书说

天佳斋

    《五藏山经》王官书说
    关于《山海经》主体部分《五藏山经》的成书，本文提出王官书说，其要点如下。《山海经》并非成书于一时，它的早期底本应该是西周王官或即《周礼》所称的西周初年大司徒、大宗伯机构主持的调查记录，有文有图，而且定期或不定期重复修订，不断增删润色。平王东迁洛邑，王室衰微，但春秋早期周王仍有一定的权威，这种调查记录估计并没有完全终止，这就是《中山经》记载洛邑附近非常详细的缘故。
   关于“早期底本”概念的界定是，从文本的本身看，它已具有一定的篇幅规模，已初步形成调查记录体系；从定型的时代看，它既可能有殷人的手笔，也可能是只有主要篇幅属于西周初年的调查记录，而其它某些篇幅定型时代较晚。
    西周以前，祭祀山川当已盛行。虽然《山海经》出自禹益九鼎，终古、孔甲传图的说法不可靠，但是，祭祀山林川泽并开展局部地区的山川调查却可上溯至夏商，商代已有“山书”已见于典籍记载。不过，夏商时代的山川调查记录不可能就是已具备一定规模、体系的《五藏山经》早期底本。两周长达八个世纪，东西二都长期稳定，周王官书散失较少，完全可能积累和保存象后世所见到的，有一定篇幅规模的《五藏山经》早期底本，因此，我们把这种底本形成的时代定在西周而不是在此以前。
    西周初年的空前大统一和相当完善的中央、地方机构，以及周王为了巩固统治，控制全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开展广及其统治区域内的山川调查并建立广泛的祭祀网点以了解掌控各地。我国古代盛世大都有中央主持的山川调查和祭祀网点的设置。如西汉中期，武帝定祭祀之制，遍及名山大川，宣帝时祭祀之官遍及全国。又如唐代中期天宝六年（747）进行全国名山调查并定名。
    西周王官调查山林川泽的目的可以证明《五藏山经》早期底本周王官书说。西周王官开展山川调查目的之一是“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周礼》所载山林川泽名物，“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所谓毛物、鳞物、羽物，林尹注云：“谓毛之动物，如狼、狐......豹等兽类”，“谓有鳞之动物，如鱼龙等”，“鸟属，谓翟雉等动物”。所谓皁物、膏物、覈物,林尹注云“谓榨实之类”，“莲芡”，“有核之果实，如李、梅之属”。这些动植物产品与《五藏山经》所记十分相合。各地物产还有矿产和药物，也见于该经记载。
    《周礼》所记的山林川泽管理官吏及其职掌印证了西周时代王室对这些地方的重视与管辖能力，证明《五藏山经》之类的调查记录的真实性。西周设有专管山林川泽的官员，除了“山虞”主管山地丘陵，“林虞”主管“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川衡”主管河川，“泽虞”主管湖泽以外，还有专管某一方面事物的官员，如专管向山泽农人按时征收兽类之齿角等物的“角人”，按时向山泽之农人征收羽品的“羽人”，向山农征收葛草和提制染料之草木的“掌葛”和“掌染草”，掌管收集菅茅之属的“掌荼”，管理“出产金玉锡石”的“卝人”等等。从掌管全国“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的地官大司徒到地方性、部门性官吏，为了行使权力，他们必须依靠从实地调查得来的记录或图册。
    开展山川调查目的之二是广设祭祀网点，“以祀礼教敬”。掌管全国祭祀事务的是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薶沉祭山林川泽，以辜祭四方百物”是其职掌之一。大宗伯的副手小宗伯分管职掌中有“祭祀山川丘陵坟衍之神”。宗伯属吏几乎都是掌管祭祀的职官，如“肆师”“掌立国祀之礼”，其所主管的大祀（祀天地宗庙）、次祀（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岳等）、小祀（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山川百物等）的礼仪、祭品都有具体规定。大司徒也有一部分属官分管祭祀。如“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该员在祭祀五岳四钲四瀆的“望祭”时，须“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在四时固定的山林川泽百物等小祀的“时祀”中，“必有牲物”。还有掌管祭舞的“舞师”，该员“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凡小祭祀，不兴舞”。另有“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至于掌管山林政令的“山衡”，每逢“祭山林，则为主而脩除，且跸”。与之相同，掌管川泽政令的“川衡”“泽虞”，如遇祭祀时则应“共川奠”，“共泽物之奠”。上述掌管祭祀的王官和地方官吏的职掌，也与《五藏山经》记载的山神祭祀相合。
开展山川调查还有另外的目的，有的也与《五藏山经》记载的有对应关系。如掌握天下要害，“周知山林川泽之阻，达其道路”。《五藏山经》所记的26条山系实际上就是沿山交通线。山岳是陆地的隆起部分，可作为探测路线的标志，河流和沿岸谷地则是天然的水陆通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开辟交通，掌握要害，也需要这种调查活动。
    从《五藏山经》内容进行分析，也可以判断确系调查记录。《山经》记述了包括黄河、长江和珠江流域广大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每一山系的神祗和祭祀，各山之间有明确的方位和具体里程。经文记述山川颇为详尽，各山座大多分山上、山下、背阴面、向阳面叙及物产和地理特征，记载动植物时大都具备名称、形状、习性、功用等具体内容，看来不是臆作而是通过实地考察之后才
编写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大规模的调查记录非一二个人行为所能胜任，没有官府的组织是无法完成的。
    《五藏山经》文风古朴，记述有一定的程式。除了少量的神 话传说和祭山颂词之外，全系山川草木鸟兽物产祭祀的简要记录，并杂记多种药物疾病名称、禁忌，其调查笔记的行文特征十分突出。另外，通过一些词义的考察，也可得出底本出自西周的判断，如国邑的用法未脱古义即是其例。国应是西周封国。西周的封国其辖境大都只及秦汉的县，“其国”有当地的意思，不大可能指战国时代的“国”。“邑”的古义是地域名称，《周礼·司徒》云：“六夫为井，四井为邑。”看来“邑”的范围很小，与经文的动物占验对应的区域不大也相合。《南山经》也出现了郡、县或郡县连用，已有秦汉郡县的涵义，应该是该经文出自汉初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