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鉴学派

品三

法国年鉴学派

(2002-11-27 13:54:14)

现代西方史学的变革，是以法国年鉴学派的出现为标志的。所谓年鉴学派，是法国自1929年以来主持、编纂《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几代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旧的史学传统，主张把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引人历史研究领域。他们的理论不仅震撼了法国的史学界，而且深刻影响了整个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


年鉴学派在法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伏尔泰。伏尔泰主张历史不应当是君主和伟人的历史，而应当是所有人的历史。他的《路易十四时代》是近代西方第一部文化史著作。19世纪上半期的历史学家基佐对年鉴学派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应当是人类过去的文明，这文明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9世纪中期的法国史学家米什列在《法兰西史》序言中指出，传统的由杰出人物组成的历史有两大主题：第一，在物质方面，它只看到人的出身和地位，看不到地理、气候。食物、人的影响；第二，在精神方面，它只谈君主和政治行为，而忽视了观念、习俗以及民族灵魂的内在作用。在米什列之后，还有一个提倡新史学的法国学者西米昂。他在《历史方法与社会科学》一文中指出，历史学要发展，就必须打破传统史学的三个偶像。一是政治偶像，就是把研究重点放在政治事件上，夸大战争等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二是个人偶像，即孤立地描写某个历史人物，而不把历史人物同当时的制度和社会现象联系起来。三是年表偶像，即喜欢把历史事件按年表排列，不去对典型事实进行分析。西米昂这一反传统史学的呼声，在当时法国的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但是对年鉴学派影响最大的当推法国历史学家亨利·贝尔（1871—1954）。贝尔于1900年创办了《历史综合评论》杂志，并在这个杂志上表明了如下一些史学观点：主张拓宽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家不仅要注意政治史、军事史，也要注意社会其他方面的历史。他提倡历史学家打破过分专门化所造成的历史研究的狭隘性，主动同其他学科的专家进行合作，运用历史学、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解释历史。他还坚持史学研究必须依靠理论的指导。他认为理论指导是历史学获得科学性的前提。亨利·贝尔的史学观点后来得到了年鉴学派的高度评价。有人甚至把贝尔看成是年鉴学派的真正奠基人。《历史综合评论》还直接培养了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第一代人物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就曾于1907年和1912年先后参加了《历史综合评论》的编辑工作。亨利·贝尔虽然迈出了第一步，但这一步无疑是不大胆的，他只是梦想把历史学同社会学结合起来，而对经济学却一无所知。这一遗留工作正是由吕·费弗尔和马·布洛克完成的。1929年，费弗尔和布洛克退出了《历史综合评论》编辑部，联合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从此开创了一个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的新史学流派——年鉴学派。


年鉴学派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9年一1945年，第二阶段从1945年一1968年，第三阶段从1968年至今。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是第一阶段年鉴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费弗尔（1878—1956）生于法国洛林地区南锡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02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11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费弗尔的主要著作有《腓力二世与孔德省：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地理历史学导论》、《马丁·路德：一种命运》、《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除此之外，费弗尔还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名为《为历史而战斗》，其中汇集了他1929年后在年鉴杂志上发表的大量关于史学理论的文章，全面系统地表达了年鉴学派的观点。布洛克（1886—1944）出生于法国里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08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在巴黎大学获博士学位，曾长期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担任中世纪史教授。布洛克的主要历史著作有《创造奇迹的国王们》、《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法国农村史的独特性质》、《封建社会》。此外布洛克还有一本历史理论方面的著作《为历史而辩护：历史学家的职责》。年鉴学派第一代学者的历史研究有五个特点：一是提倡总体历史学，把研究的触角伸人到人类历史的每一个细节；二是提倡对历史学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广泛应用历史学方法以外的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计量方法和比较方法，并注意开拓史料的来源；三是对经济史、社会史和心理史给予足够的重视，其中经济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四是强调历史学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历史学家不断进取的精神；五是用问题史学代替传统的叙述史学，所谓问题史学即不是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史学家带着现实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在语言表达形式上也由描述转向解释和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年鉴学派进人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其标志是原来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改名为《经济、社会与文明年鉴》，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布罗代尔（1902—1985）生于法国东部的农村，20岁大学毕业后被派往阿尔及利亚一所中学教书，1935年又到巴西圣保罗大学任教。1947年，布罗代尔接替费弗尔任年鉴杂志主编。布罗代尔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地中海与腓力浦二世时期（1551—1598）的地中海世界》。该书的出版在年鉴学派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描写地中海地区10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包括山脉、平原、海岸、岛屿、气候、城市、交通等，力图说明地理与历史、空间与时间的辩证关系；第二部分主要研究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包括人口、劳动力、货币流通、物价、商业、财政。交通、人民生活、宗教等；第三部分涉及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军事史，主要描述土耳其和西班牙两大帝国争霸地中海的过程。显然，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具有与传统史学不同的鲜明特色，这就是他力图把16世纪西班牙国王腓力浦二世在位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密切相联的整体加以考察，而社会、文化和经济则随着漫长的历史缓缓的流动，传统的政治事件和军事冲突似乎对局部历史并不发生根本的影响。布罗代尔的这种写作方式，深刻反映了他的历史观，这就是长时段的理论。


1958年，布罗代尔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题为《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全面阐述了他的长时段历史观。他认为，历史学所以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主要体现在时间概念上。历史时间就像电波一样，有短波、中波和长波之分，布罗代尔分别称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所谓短时段，也叫事件或政治时间，主要是历史上突发的现象，如革命、战争。地震等等；所谓中时段，也叫局势或社会时间，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如人口的消长、物价的升降、生产的增减；所谓长时段，也叫结构或自然时间，主要指历史上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等。他认为短时段现象只构成了历史的表面层次，它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中时段现象对历史进程起着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因此，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这一观点成为布罗代尔全部历史思想的出发点。


布罗代尔晚年主要有两部著作，第一部是《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这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主要讨论15—18世纪人类的物质文明，也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这一时期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和细节。除此之外，布罗代尔还谈到了人口、气候、耕作技术、能源状况等等。总之，这一卷是全书的重点。布罗代尔说，他的目的就是要把过去被传统史学所忽视的日常生活引人历史研究领域。第二卷《交易的规则》主要讨论市场经济，包括生产、交换、经济组织等等。第三卷《世界的时间》主要谈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按地区和年代顺序，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开始，直到英国工业革命结束。


从书的结构来看，其中仍然贯穿着布罗代尔长时段的思想。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出现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现象，而是千百年来人们日常物质生活演变的结果。布罗代尔说，人们的日常生活虽然都是一些不加注意的小事，但是却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并规定了社会存在和社会行为的各种方式。因此，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长时段的现象，而市场经济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则主要决定于生产与交换机制的发展，这种生产与交换机制是属于中时段的。至于资本主义的中心从意大利到荷兰、到英国的转移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短时段现象。


布罗代尔晚年的另一部著作是《法国史》，原计划写三卷，但到逝世时只完成了第一卷，题目叫《法国的特性》。第一卷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叫《空间与历史》，第二部分叫《人与物》。在这部著作中，布罗代尔主要表达了两个观点：首先，他认为法国的民族特性只能从长时段的深层历史中去寻找，象农业、村落、人口、种族、语言、习俗等长时段现象在新石器时代就存在了，因此，他非常重视法国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其次，他不认为法国人应当对法国在历史上的命运负责，法国在二战中的迅速败北和二战以后的迅速繁荣，都不是人的行为所能决定的，而是法国长时段的深层结构和中时段的局势演变的结果。因此，首先是历史创造了人，然后人才能创造历史，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总而言之，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史学狭隘的政治史观，进一步体现了年鉴学派总体历史学的思想。它不仅从内容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广泛涉及地理、生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科技在内的各方面，而且从地域上延伸了历史研究的范围，把历史学的视野投向整个地中海和全世界。因此，他的（地中海）和《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两部著作，成为现代西方新史学的典范。布罗代尔还发展和完善了费弗尔首创的地理历史学，强调地理因素对人类活动的极大限制作用，并把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系统引人历史研究领域，但他同时又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生存发展的过程就是摆脱自然控制的过程，这一阐述无疑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布罗代尔思想中最有价值之处是他十分重视历史研究中的时间因素，并对历史上的时间作了多元化的理解。从这种历史事件的多元性出发，布罗代尔又对整个历史进程做了多层次的解释。然而，正是这种时间的多元性和历史解释的多层次性，构成了现代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布罗代尔强调历史上的深层结构对整个历史进程的长期影响，这一点是正确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长时段理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具有某种相似之处。正因为如此，布罗代尔的著作也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高度评价。


但是历史学家们也尖锐批评了布罗代尔历史思想的缺陷，例如没有充分阐明三个时段之间的联系，否认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看不到政治事件对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以及历史观中的宿命论色彩。这些批评实际上已经隐含了新史学所面临的危机。


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除布罗代尔外，还有一些知名人物，如厄内斯特·拉布鲁斯，主要研究经济史，著有《18世纪法国物价与收人的变动》等；罗伯尔·芒德录和米歇尔·弗费尔主要研究精神状态史；雅克·儒尔塔、迪·施纳佩、让·埃克则把口碑史学引人了法国；路易·昂利和比埃尔·古贝尔主要研究人口史，成果卓著。他们继承了第一代学者的一些特征，如总体史学、跨学科综合研究、重视理论建设与指导等等。此外，他们还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比第一代学者具有更多的开放性，如广泛接纳不同流派的学者参加工作；在年鉴杂志上刊登不同观点，甚至反年鉴学派的文章；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在长时段理论的指导下，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到历史的深层结构上，并注意对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进行考察。与之相适应，史料的范围也在逐步扩大，主要表现为口碑资料和私人档案的应用。另外，数量经济史和历史人口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计量方法的推广上，拉布鲁斯有突出贡献。他对18世纪末法国物价进行统计分析，进而揭示物价变动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取得了一定成果。第二代学者在提高史学的社会地位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加强对历史著作的宣传，注意研究成果的信息反馈，不断调整研究的目的和方向，注重研究者和使用者的挂钩。由于他们的努力，法国历史学在50石0年代一直处于兴旺的状态，并走在了整个西方的前列。


1968年，布罗代尔辞去了年鉴杂志主编的职务，由年轻一代的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和勒瓦·拉杜里接任，这标志着年鉴学派进人了第三个阶段。勒高夫（1924－）被公认为第三代年鉴学派的领袖，他生于法国南部的土伦，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曾到捷克、意大利和英国留学，1962年开始担任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的教授，主要研究欧洲中世纪史，著有《中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中世纪的西方文明》等。这些著作大都注重长时段和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着力描写人的日常生活。勒高夫一反对中世纪的传统认识，认为中世纪既不是一个毫无成就的黑暗时代，也不是神话史诗般的光辉时代，而是欧洲各民族觉醒和形成的时期。这一认识和上述著作奠定了他在法国史学界的地位。拉杜里（1929一）生于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地区，1951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63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70年代以后在巴黎大学文学院任教，并参与了第六部的研究工作。拉杜里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1966年出版的《朗格多克的农民》，主要通过税收档案研究法国朗格多克地区的农村社会，被认为是年鉴学派的重要代表作。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的奥克乡村》，主要研究14世纪初法国蒙塔尤地区异端教派加达尔教教徒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并大量应用当时对异教徒的审判记录，成为法国几十年来最畅销的历史著作之一。1979年出版的《罗马人的狂欢节》主要描写1580年法国境内罗马人的起义，并通过这一事件剖析当时整个法国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状况。除此之外，拉杜里还有两本关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论文集，分别是《历史学家的领域》和《在历史学家中间》。拉杜里是当代法国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他的成就不仅得到了法国史学界的承认，而且得到了国际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年鉴学派发展到第三阶段，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传统的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史学，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第三代学者却认为历史的间断性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否认各种历史事件之间有任何联系。因此，他们研究的也都是一些历史上孤立的现象。另外，传统的政治史和人物史也开始复兴，以至于许多人反对把第三代学者划人年鉴派范围，而笼统称为“新史学”。与此同时，历史人类学研究得到重视。所谓历史人类学，就是把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在历史学领域内回答人类学所提出的问题。由于历史人类学着眼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历史学家的写作往往又通俗易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读者欢迎。精神形态史也有了进一步发展。70年代以后，更多的学者开始转向精神形态史研究，涉及的问题有集团心理、生死观、对性和宗教的看法等。跨学科的研究倾向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三代史学家的抱负是在历史学的基础上统一整个人文科学，所以，历史学在法国的社会科学中一直居于领导地位。


由此可见，年鉴派第三代学者在前辈取得非凡成就的基础上取得了更加惊人的成绩。除了高等社会科学院这个年鉴派大本营外，新史学已经遍布法国的各个大学，形成了一股比布罗代尔时代更加强劲的新史学潮流。年鉴派第三代学者还把他们的触角伸进了出版界和新闻界，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年鉴派的活动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地位，而且提高了整个史学的社会地位，推动了历史知识在法国的普及。


当然，年鉴学派也存在一些缺陷：他们反对和排斥历史哲学，片面追求方法论的革新；忽视政治史，片面追求结构和长时段的研究；对古代史、现代史和对欧洲以外的历史涉及不多；用不变的观点看待历史，忽视对人物和事件的研究。


50年代以后，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开始渗透到欧美各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整个西方史学的变革。在德国，一批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史学家接受了年鉴派的主张，创办《历史与社会》杂志，宣传年鉴派的观点，倡导作为整体的社会史研究。在英国，社会史学派和年鉴学派保持了密切联系，利用计量方法研究历史人类学和社会结构史。在美国，年鉴派的观点得到了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著名的研究年鉴派的著作有伊格尔斯的《欧洲史学新方向》、斯多雅诺维奇的《法国史学方法：年鉴模式》，都是在70年代出版的；在纽约州立大学还成立了布罗代尔研究中心。斯多雅诺维奇认为，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作出的重大贡献，在20世纪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团体能望其项背。在日本、拉美，在东欧的波兰，年鉴派都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总之，年鉴学派所开创的新史学潮流已经遍及整个西方，乃至世界。


(闻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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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历史人类学研究得到重视。所谓历史人类学，就是把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在历史学领域内回答人类学所提出的问题。由于历史人类学着眼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历史学家的写作往往又通俗易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读者欢迎。

爪哇堂

《蒙塔尤》〖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 许明龙马胜利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10月出版

郭宏安

一位严肃的大学教授写了一本严肃的历史学著作，然而这本严肃的历史学著作却成了一本畅销书，非但使大批的人前往蒙塔尤朝圣，而且引起了蒙塔尤地价的上涨！不但在法国，就是在美国、荷兰、英国、瑞典等国家，这本书也登上了排行榜的前列。许多人带着它出去度假，更多的人从此出入于档案馆和图书馆，试图发掘他们祖上的历史。这位严肃的大学教授是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20年前是法兰西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之一，这本书是《蒙塔尤》，讲述的是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的历史。这是一本厚厚的学术著作，译成中文将近650页，几乎每一页的下边都有脚注，参考书近300种，主要的资料来源是档案和采访，然而读起来却毫无枯燥之感。作者说：

“我所做的，只是在研究村落的动机支配下对这些调查进行了汇总和重新组织。”也许就是这些“重新组织”刺激了读者，令他们生出浓厚的阅读兴趣并付诸行动吧。

这本书是根据1326年雅克·富尼埃主教领导的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写成的，他后来当上显赫的教皇，是为伯努瓦十二世，这些审判记录出力不少。“由于他具有细节癖，所以除了信仰和异端以外，他还揭示了社区的生活本身。”正是富尼埃的“细节癖”，成就了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富尼埃主教是一个嗅觉灵敏、无孔不入的警察，而勒华拉杜里教授则具有文学家的叙述和描绘的才能。与传统的历史学不同，这本书不再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决定民族走向的大事件的描绘和分析，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名公巨子、革命英雄的活动舞台，而是成为某种文化的载体，其中普通老百姓（农民、雇工、牧羊人）扮演了主要角色。说到“民族走向”，什么样的力量比这些老百姓的力量更持久、更有决定性呢？这是“深处的法兰西”。

《蒙塔尤》是法国“年鉴派”史学或称“新史学”的一部代表作。

我不是史学界中人，没有能力评价年鉴派史学，但是我们可以从《蒙塔尤》一窥它的面貌和神情，年鉴派史学认为：历史学应该从狭窄的专门知识、事件的严格的时间性、账本和图表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一种跨学科的学科，一种以其他人文科学的成就和在现场而不仅仅是在档案中的调查为营养的整体的历史学。与其做事件的研究，它更注重结构的研究；与其做短时段的研究，它更注重长时段的研究……研究社会史的学者可以“从地窖进入顶楼”，较少地关心经济的和人口的历史，而更多地关心文化的历史，研究人们的精神，例如思想方式、民间文化、宗教传统，等等，研究的内容也相应地变为性生活、养生、幻觉、分娩、恐惧、死亡、魔鬼、疾病、居所、服装、饮食及进食的方式等。年鉴派史学的著作可以激起读者（包括非专业化的读者）的想象力，引发其阅读的兴趣，并诱导其思索人生的许多问题，我就是这类非专业化的读者。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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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长时段，也叫结构或自然时间，主要指历史上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等。他认为短时段现象只构成了历史的表面层次，它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中时段现象对历史进程起着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

基于这一理论，吕老大所谓的古今主体所共享的、先验的、抽象的“传统”，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

爪哇堂

歷史往往成為文學、小說所取材借用的對象，像所謂的歷史小說就是。然而歷史小說畢竟是小說，可以容許有幻想、虛構的成分存在，我們甚至可以說歷史人物與社會背景只是提供小說所欲虛構幻想的背景基礎。但是，若是一本學院的歷史研究採用故事性的敘事方法時，則情況又是如何？故事體的歷史研究可以存在嗎？或許君王將相因史料記載之豐富而可能，但若是十七世紀一個中國貧困縣城中的不知名婦女也可以嗎？史景遷在《婦人王氏之死》中提出了最有利的證明。
或許我們在閱讀本書時就這樣一頁頁的翻閱過去，然而這樣故史體例的歷史研究的困難，卻遠非我們能夠想像的。歷史小說或許可以因為史料的不足，或根本只是利用簡單的歷史背景做基礎，運用推論方式來補足史料缺乏的部分，並進一步幻想虛構對話與場景。但史景遷的歷史研究故事則不能容許幻想與虛構的存在，所有的一字一句都要從浩瀚無聊的史料中尋找、拼湊、融會貫通，對史料敏銳度所需的能力之高，非歷史小說所能比，而且需要極高的撰寫文采才將這些無聊的史料轉化成嚴謹且精采的故事性歷史研究。

看看全書一開頭對一六六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發生在這座就傳統歷史來說毫不起眼地小鎮的描述與重建，就可以清楚的了解史景遷在運用史料還原史實的能力與其敘述文采的優美。

史景遷在《縣誌》、《福惠全書》與《聊齋誌異》中來回穿梭尋找、拼湊、融通，再現十七世紀中國貧困小縣的社會狀況。試圖為作者所要描述介紹的婦人王氏建構一個她所身處世界的完整社會圖像、文化價值觀、婦女地位等。藉由全書的鋪陳安排，讓讀者一步步進入了解1670年代中國的這個貧困小城，讓讀者在最後遇見主角的出現與其經歷的無奈時，可以充分的感受到因為當時的社會環境與價值系統帶給這位所謂背德婦女的無情待遇，與看似清廉的縣吏在處理婦人王氏的一種荒謬與無奈－古代中國婦女一旦背叛丈夫則死不足惜，則不可稱之為人。

作者的大量使用《聊齋》，是一種虛實互證的魔幻書寫手法。《聊齋》是寓現實於鬼怪故事的小說，然而在作者的選擇下，《聊齋》中的女性總是聰明、智慧，藉由鬼怪狐仙的幫助突破當時社會環境的困境，並對大小困境了然於心。然而作者在《婦人王氏》一書對《聊齋》的使用一方面使用聊齋還原建構當時的社會環境，但是我們可以這樣說，作者所還原建構出來的婦人王氏是一個沒了鬼怪狐仙幫助的可憐婦女版。作者對《聊齋》的使用除了是一種特殊的還原歷史現實的方式外，也是對《聊齋》的一個挑戰和質問，而《婦人王氏之死》正是作者藉由對史實的建構與蒲松齡的一個跨時空對話。(文/王乾任,文字工作者)
  

內容簡介  

　　在過去三十多年來，美國學者在中國史研究的領域中，表現最為突出的要算是中國近代社會史了。

　　而這個研究領域的主要課題，包括了中國社會的性質、民眾叛亂、民間宗教、基層組織及地方社會。　　

　　《婦人王氏之死》在類別上可以皈到地方社會這一項，但在風格與取徑上卻與其他的研究大不相同。

　　後面這一類學者，著重在資料的分析合理論的建立，走的是標準的學院派厚重的經典著述傳統。

　　史景遷則一向偏重在文學性的故事，透過高超的敘述技巧和敏銳的感知能力，在僵化的史料背後，重新塑造或捕捉逝去的時空和入物的生命。　　

　　本書依據下列資料：炎城縣志和其他幾個地方的方志、炎城縣官黃六鴻的《福惠全書》、《聊齋誌異》。

　　史景遷使用的資料，看似簡單、平常，但透過他奇幻的敘事與文字，炎城這個三百多年前，中國北方的一所窮苦的聚落，卻以那麼鮮明的形象，逼近眼前，久久揮拭不去。

　　1668年的那場地震，如何極具象徵性的將我們帶進炎城的歷史。

　　透過一幅幅鮮明的圖像和具體的描述，我們才真正進入我們曾經靠抽象的概念徘徊其外的鄉村世界，真正走進這些人的生活和他們的苦難與夢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