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牧：民俗学向何处去？

戈兰

在网上闲逛发现的。

民俗学向何处去
——摘自《中国图书商报》

作者:彭牧

文章正文:



80多年前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运动”及其随后在学术界掀起的“到民间去”的思潮，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和组成部分，一直使民俗学者引以为自豪。众多的新文化运动先驱如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鲁迅等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其间，周作人还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如今在民俗学界之外，上述辉煌的历史已少有人提及乃至知晓，今天并不景气的中国民俗学的昔日光彩已被人忘却。为什么会如此？该如何评述这段历史？
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洪长泰先生出版了《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一书（下称洪书），第一次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间文学的发掘、讨论和推广”（中文版自序）。1993年此书中译本出版，中国民俗学界为之一震。赵世瑜先生作为一位史学出身又治民俗的学者，其新著《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亦深受洪书的影响。虽然作者说洪书“显然是讲民间文学史，而非民俗学史”（P13），而他的书将其范围扩大到了民俗学，但从此书思想史的切入角度，到1918—1937年的时段划定，皆不出洪书的基本思路，当然这种时段的限定也有其学术发展的内在因由。
尽管如此，作为一位中国民俗学者，其对中国学术传统的熟悉与其对民俗学界众多“英雄”人物的思想史述评，依然使该书超越以往中国学者叙述式的民俗学史，得以从宏观的社会文化思潮的角度把握本世纪初期的这场令人耳目一新的“眼光向下”的学术革命，达到了作者“在材料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分析和解释”（P14）的目标。
赵世瑜在该书中还特别探讨了中国民俗学早期发展中多学科参与的特点：很多人从不同的学科角度介入了民俗学，有的人提倡民俗学却并非为研究和发展民俗学，但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最后又转回到自己的领域。他认为这“是特殊的学术背景、学科本身的性质等等因素决定的，尽管对学科的整体发展带来一些局限，但总的来说，还是符合学科发展的规律的”（自序）。在整个第三章中，他详细评述了诸多民俗学“英雄”，如顾颉刚、周作人、黄石、江绍原、张清水等，梳理了他们走入民俗领域的个人思想源流与研究思路。在此，作为一种探讨中国民俗学学科史、思想史的著作，我想，作者在揭示这一现象的同时回避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众多的先驱人物在涉足了这门有新的研究对象、新的方法的学科之后，没有为之牢牢吸引住，没有能留下做终生的耕耘？事实上，面对中国民俗学界的现状，正视这个问题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世纪初的这场“眼光向下的革命”是出于知识分子了解下层民众、改造中国文化的迫切要求。正是在这种时代趋势之下，歌谣的征集一呼百应，民俗学一时成为显学。但正如书中引民俗学者赵卫邦所言，“这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的起点还是不充分的。主要缺点是，那些民俗学研究工作的创始者们没有一个人充分熟悉民俗学这门科学的性质、理论和方法。”（P149）在众多的研究者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受过完整的民俗学训练。五四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出于民族兴亡的压力选择民俗学，希望它能成为一种救亡的科学的。
从这样的出发点，民俗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了搜集国民心态的资料、了解国民心声的学科。当时大多数的民俗学者都是国学根底极厚的人，其治学的方法亦依然是治传统国学的考据、溯源、比较，然后再用些新理论进行解释，似乎民俗学带给学术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一种新鲜的、下层民众的材料。当时学者田野调查的目的似乎只在于采风，在于搜集新材料，“在现在的时候，稍微知道一点学问的人都觉得学问上的一尊的见解应该打破，但至今还没有打破。所以然之故，只因打破一尊的话单是一句空语，实际上加入的新材料并不多，造不起一般人的新见解，所以旧见解还是占势力。加入的新材料何以不多，只因大家没有提起亲身搜集材料的兴致，翻来覆去总是这一点；……”（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出于科学的态度，五四学者都很强调搜集材料的科学性，要求全面、严格的记录。虽然有大量的征集，亲身的搜集对当时的学者还是困难的，他们的这些工作往往是在家乡、在亲人间进行的。就拿中国民俗学史上惟一一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妙峰山的进香考察来看，顾颉刚就“没有更多地通过交谈的形式对香客进行调查，甚至抄‘会启’时都觉得有极大压力。‘要不是受了压抑了一年的好奇心的逼迫，一定是羞怯得写不下了。”（P225）这种知识分子的清高，若再加上经费的困难（妙峰山考察只有50元经费），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庞大的民俗学材料几乎不可能，学术研究的根基便极不稳固。
还不仅如此。出于搜集材料的态度，本来在田野中鲜活存在的生活样态，被最终固定、提炼为文本，民众真实生活中混乱、庞杂但充满野性与生命力的东西不见了，只剩下与传统学术研究相同的对象：文本。然后再在书斋中进行纯文本的考据、溯源与比较。这样的文本，其意义终归不如经典的文本。就是这样，民俗学研究的惟一特质被归结为一种新的材料对象，方法却依然是纯文本的。这新的材料对象，不仅搜集起来比较困难，而且其背后也有着民族救亡的动因。那些惯于在传统的书斋中做学问的学者，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些棘手的材料。
今天看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民俗学的发展，使它的学科意义不仅是对象上的，亦是方法上的。其对象上的独特性在于，它研究民众的日常生活文化，这个“民众”不仅限于下层老百姓，而是扩大到了我们每一个人，扩大到了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模式化传统。而其所采取的文本分析与田野作业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则使它根本区别于文学、历史、哲学等的研究。事实上，我以为，真正成功的民俗学研究是在文本分析与田野作业不断的互动过程中进行的，是在书斋中发现文本的问题，然后在田野中采集鲜活的文本，以一种民俗学训练培养的素养和研究者的敏锐，去感受文本在田野中的活态的存在，在文本与田野的交流中解决问题，并最终在整个田野的背景中，得到文本的全面阐释——其实田野才是文本得以传承的根本源泉。
在作者的评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由于各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学术兴趣，涉足民俗学的学者做出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搜集了许多今日已消失的民俗材料。但由于并没有一种清晰的学科特质的观念，民俗学最终没能展示出它特有的学术魅力，吸引住众人持久的目光。
民俗学的魅力何在？面对今日中国民俗学依然是一门发展不完善、不成熟的学科现状，这是每一个民俗学研究者都必须直面的。

梦姑娘

怎么老是迷路呢？梦中你我，还是你我遇了梦啊？实在不好细辨呀！真要问个底呢，只有一个字：走！

阳春白雪

请教：彭牧老师是不是也关注美国的表演理论？
      能否推荐两篇文章，谢谢喏！！！！

英古阿格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民俗学在忧患中,也必定生于忧患中!

xicheng-liu

[转]民俗学向哪里去?
——在历史与国际视野中的探寻  



李霞　发布时间： 2006-08-19 12:23　中华读书报




《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上、下册），周星主编，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第一版，78.00元

　　第一次体验民俗学，是大学本科时期的实习。那时候，中文系里能走出校门
集体实习的只有两个专业：民俗学和方言学。那年我参加的，便是民俗调查实习。走出校门去体察别人的生活，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实在是很觉新鲜有趣的。去的是安徽的一个小山村，我们分成小组，分头听老乡们讲故事、说笑话、唱曲子（有时候正到兴头上，老乡却开始含糊支吾起来，带队老师就会示意女同学离开——该到“荤段子”了）。打听他们怎么操办过年过节？怎么举办婚礼葬礼？信奉的是哪路神鬼佛仙？我们呢，则把所有的这一切一一记录下来。这是我第一次体会民俗学。正如这一学科的英文词“folklore”[它是由“民众”（folk）和“知识”（lore）组成的合成词]所显示的，这是一门研究民众知识和民间文化的学问。民俗学：近一个世纪的变迁

　　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就像它的研究对象一样，几经变异，几度沉浮。

　　现代意义上的民俗学开始于“五四”时期。当年刘半农、周作人、胡适诸先贤通过“歌谣研究会”（最初名为“歌谣征集处”）所发起的民间歌谣征集活动及其后的相关研究，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发端。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化研究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其旨趣在于从“民间”发掘出真正的民族精神，用民俗文化的“民主性”和生命力来否定正统的“雅文化”，将它作为建设新的民族文化的基础。因为有众多文史名家和文化新锐的倾力投入，这一时期的活动颇具声势，并出现了一些在方法范式上对后来影响甚大的研究成果，比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用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董作宾的“看见她”歌谣研究，开创了母题研究的先河。

　　但七八年后，时易世迁，“歌谣研究会”诸君风流云散，很多人离开了这一研究领域。虽有钟敬文、容肇祖等人勉力坚持，继续耕耘，将研究对象从民间文学扩展到民俗文化领域，但已经远没有了当年的声势和影响。

　　建国之后的30年间，民俗学研究基本被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所代替。虽然部分“去粗取精”后的民间文学因其“先进的人民性”获得了很高的地位，成为文学艺术家们乃至全民文化学习的样板，但大量民俗事象被作为“封建迷信”而大受鞭挞和“砸烂”，学术意义上的民俗学研究被打入冷宫。

　　直到1980年代，民俗学研究才开始复苏，其学科地位得以建立，在考察民众生活之总目标下，各项调查和研究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在理论及方法上，近二十年来的研究基本延续了二三十年代的路数。调查方面，主要是通过“采风”，按照对民间口传文学体裁（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等）和民俗事象的分类（包括生产民俗、生活民俗、人生礼仪民俗、岁时节日民俗等）进行资料搜集；规模宏大的三套“民间文学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是其集中体现。研究的路径基本上仍可归为民间文学母题研究、民俗事象类型比较研究，以及以今证古的溯源研究等。

　　学理反思和外部挑战

　　近年来，民俗学似乎走到了某种停滞或者说尴尬的阶段。这一方面是由于民俗学自身的学理困境日渐浮出水面：它到底属于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是古代的学问还是当代的学问？在同样是以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诸学科日益活跃和成熟的学科大背景下，民俗学如何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来确立自己的学科形象？这些问题直接决定着民俗学的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这一困境引发了许多民俗学者对以往研究的反思：这些年来普遍采用的标本采集式的调查、将民俗事象抽离出其语境的研究，能否形成有意义的学术积累？能否有效地达致它所宣称的目标，即全面了解中国民众的生活及其文化精神？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外部，即民俗学所处的当今中国的社会环境。这种压力既可以理解为挑战，也可以理解为机遇。挑战在于：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越来越被工业化和全球化所渗透，纯粹“遗留物”意义上的传承性现象已越来越少见；那么，作为研究民间传统风俗的民俗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但同时，近年来出现的一些重大社会现象或文化动向，例如，为塑造民族认同而进行的文化建设中对民间传统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传统文化复兴等，又为民俗学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以往被认为是建设新文化新生活之障碍的、被贬为“封建迷信”的民俗文化，现在开始成为重建民族文化的重要资源，而民俗学正可藉此发挥重大的影响。于是，问题仍然被归结为：我们应该怎么做？

　　内部的学理反思和外部的挑战机遇，促使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越来越尖锐地被提出、被思考。中国民俗学要继续发展，这些问题已经不容回避，也不应回避。

     国际视野下的民俗学发展方向

　　周星教授主编的《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一书的出版，反映的正是民俗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在中国民俗学发展的这一关键时期，本书所汇集的经验、反思和指向，必将对未来中国的民俗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本论文集所体现的学术视野已经跃出了中国的范围，因为中国民俗学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也同样是世界民俗学面临的问题。全书共收录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北美和德国的当代重要民俗学家的代表性文章。全部文章都是围绕“现代社会中的民俗学”这一主题展开：何为民俗学存在的意义？民俗学应该如何定义自己的研究对象？它如何发展出研究现代社会的有效策略和方法？……

　　一本论文集的选编，必然体现出主编者自己的学术倾向。这套论文集给我的一个深刻印象，是它的“有的放矢”。它试图对世界民俗学发展概况作出综合性的概述，但并不显芜杂，这得益于主编者在文章选录方面的潜在旨趣，即直指中国民俗学当前的现状和问题。书中所着重介绍的别国民俗学之长之利，往往正是我国民俗学之短之弊。例如，日本民俗研究中对物质民俗的重视、具有积累性的民俗志和村落志的编撰、民俗地图绘制方面的经验；美国民俗学界在学科建制和公共民俗学发展方面采取的策略、表演理论所体现出的对民俗之语境的重视，等等，都是值得中国民俗学参照借鉴的。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每读至此类会心处，不禁感慨主编者用心之深切。

　　我个人尤为认同和赞赏的，是本书对民俗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把握。尽管各国民俗学因为各自不同的发展背景、成长轨迹和学术传统，对民俗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具有不同的思考角度和侧重点，但所选录的各篇文章却体现出某些共同的理论和方法的倾向。这些倾向大致可归纳为：提倡整体主义的田野调查和分析方法；提倡对民俗知识进行分层的、动态的考察；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视；从生活现象研究向情感心意现象研究的拓展；对民俗知识生产过程本身的反思；更多地吸取其他相关学科及当代社会思想潮流的理论、视角和方法。

　　我相信，对这些理论方法倾向的认识、体察和践行，将是更具阐释力的、对中国社会有更多担当的民俗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胥志强

正在读!看到导言第二行写道民俗学成了人文学科园地的“显学”之一，不禁莞尔！显学咋还这么焦虑？怪哉。

500座

胥志强 于 2006-11-4 21:30 写道：
正在读!看到导言第二行写道民俗学成了人文学科园地的“显学”之一，不禁莞尔！显学咋还这么焦虑？怪哉。

是指这句话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世纪初的这场“眼光向下的革命”是出于知识分子了解下层民众、改造中国文化的迫切要求。正是在这种时代趋势之下，歌谣的征集一呼百应，民俗学一时成为显学。”
我觉得这句话是没有错的，曾经是“一时显学”嘛，这不因为没能长久吸引大家的目光，所以没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