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 董均伦悄然辞世——我的深切悼念

南都白水

                        董均伦悄然辞世——我的深切悼念

                                    刘锡诚

    把一生贡献给了民间故事搜集与写定的著名民间文艺学家董均伦先生于2004年8月14日12时在济南辞世了。没有花圈，没有仪式。如同被称为路边的“野花野草”、从不为“士人”所注意的民间文学一样，悄然无声地回归到大地母亲的怀抱里。他离开他生活了89个春秋的这个世界时，与他合作搜集民间故事的老伴江源还住在医院里，因而也无法为他送行。时隔一个半月后今天，我在电话里听到江源大姐的这句报丧的话时，不觉悲从中来，而我却又找不到表达我的内心悲伤的方式。我只好把我以前写一篇短文《艳丽的并蒂莲》改头换面，以表达我的悼念之情。
   
    董均伦，山东威海人，1917年生。
   
    董均伦和江源在民间文学的园地里，携手耕耘已经60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不辞辛劳，深入民间，“走万里路，找千人谈”，搜集民间作品，汲取民间素材，结出了一个个硕果。他们的作品不仅是老少咸宜的文艺读物，而且还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的一座宝库。在他们搜集整理的作品中，保存下了中国下层人民群众所创造和所熟悉的深厚的民间文化及其传统，浸透着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和审美观。他们所选择和走过的道路，无论在中国文学界还是民间文学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成就和独特性，应该得到高度的评价。他们的合作，像一双盛开的并蒂莲，在我国文艺创作的园地里，鲜艳而夺目。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董均伦就踏上了革命文艺之路。他曾以《刘志丹的故事》等民间故事作品，宣告了专业文艺生涯的开始。嗣后，他来到山东解放区，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光照和影响下，独辟蹊径，把目光集中在从民间文化中吸取题材和人物上，把创作置根于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化土壤之中。他在全国解放前搜集整理的《半湾镰刀》等作品，不仅在吕梁等晋察冀解放区的重镇出版，而且也曾由稍后解放的大连、哈尔滨等大城市的新华书店印行，从而得以在各个解放区流行，享誉全国，成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搜集和写定的中国民间文学代表性作品之一。
40年代初以来，董均伦与江源结合，他们并肩携手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不分寒暑，以地处胶东半岛西部的昌邑牟家庄和鲁南沂蒙山等广大地区为基地，深入民间进行采录和调查，搜集和写定了大量流传在老百姓中间的传统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他们在建国初期结集出版的《传麦种》（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石门开》（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54年）、《玉仙园》（作家出版社1958年）、《三件宝器》（？）、《匠人的奇遇》（？）、《找姑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等多种民间故事选集，集中了流传在山东省各地的重要的优秀传统作品，成为继20年代歌谣研究会的谷凤田搜集的民间故事（《歌谣》周刊和《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30年代方明先生编辑出版的《民间故事集》（上海元新书局）、王统照先生编辑出版的《山东民间故事集》（上海儿童书局）之后，山东省最重要的民间文学选本。这些民间作品集，在共和国诞生后的17年间，始终是成人和儿童喜爱的读物，和了解中国民间文化优秀传统的重要资料。
   
    在十年“文革”的大劫难中，曾经养育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源远流长而又根深叶茂的中国民间文化传统，一度被当作充满着毒素的“垃圾”几近毁灭。轻视传统的思想，深深地戢害着涉世未深的年轻一代，即使现在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了。“文结”结束后，董均伦和江源夫妇便又沉到了民间，长期沉在乡下，向老百姓采访搜集民间作品。我于1977年回到文艺界，先后在《人民文学》和《文艺报》作编辑工作，与山东文艺界的许多前辈作家有了来往。董老是我在“文革”前就认识的前辈作家和民间文艺学家，只要到济南，我就要去看望他。他们长期地全心全意地深入到农民兄弟中间，调查和采录民间作品，了解民风民情的精神，令我十分感动。到1982年，他的《聊斋汊子》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收进这部厚厚的书里的故事，大部分是从过去出版的几本故事书中遴选出来的优秀之作，还有一些是近年新搜集的。这一年的夏天，我应潍坊市文联邀请去那里向青年作者培训班讲课，会后专程到临朐去拜访董老夫妇。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心里想，这一对知识分子作家多么像一对农民夫妇！很难想象，董均伦这个年轻时代曾经在北京教会学校里学习外文的洋学生，后来从香港到了延安，为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作过翻译的人，如今竟然成了一个土得掉渣的工农作家！在他们二位身上，我看到了老一辈作家、民间文学家与工农群众血脉相连、感情与共的优秀品质。

    五年后，即1987年，他们又出版了《聊斋汊子续集》。他们在前后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出版的这两部共计1300页的《聊斋汊子》，其取名意向和采编方式，都明显地体现出作者多年来萦绕于胸的一个思想：他们希望自己成为蒲松龄那样深知百姓冷暖的民间文学家，希望自己写定的这些作品能像《聊斋志异》那样既来自于百姓又传之于百姓。记得20年前，在北京太仆寺街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开的《聊斋汊子》出版座谈会上，到会的著名作家雷加、丁宁、邱勋等人，把董均伦誉为“中国的安徒生”、“中国的格林”，其实这也是我当时要说的话。现在想来，也许用“现代蒲松龄”更接近作者自己的初衷吧。

    以我的判断，这两部书的出版，在他们民间文学搜集写定的历史上，是最具有阶段意义的，标志着作家在搜集和写定这些作品时，更多地像一个民间文学的专家所做的那样。
他们后期的作品，在采集和写定民间作品时，更多地注入了作家本人的当代意识。作为作家的董均伦和江源，毕竟不是民间文学作品的简单的记录者，而是具有主体意识的创造者，因此，他们在选择搜集何种民间作品以及如何定民间作品时，带上了比以前的那些作品更多的自主性和自由度。这一时期的搜集、写定和出版的民间作品，以《孔子世家——九十九个半故事》（作家出版社）为代表。这些民间作品虽然也都是在老百姓中间长期流传的，有的甚至是根据讲述者的讲述记录下来的，在文字上略作规整加工的，但似乎更接近于以民间作品为素材而创作的个人作品。作者通过围绕着孔子及其世家的逸闻逸事构成的这九十九个半故事，其实是在讲述一个思想一致的系列故事。在搜集时，可能是杂芜散乱的，而在写定时，则删繁就简，统一于一个思想之下了。

    是否可以说，他们后期的作品，更多地像安徒生笔下的那些置根于丹麦民间生活、经过安徒生的写定而变得妙趣横生的童话。

    今天在我们追念董均伦的时刻，来谈论他们夫妇从民间采集和记录的作品，把他们的精神劳动成果放在新的文化大背景上来评价，就有了另一层意义。在中国，20世纪是个平民精神生活得到逐渐重视的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进步的知识分子们就引进和创建了以发掘和高扬民间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30年代文艺大众化、民族化成为文坛上被关注的大问题。到了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文艺讲话后，文艺与群众的关系和文艺家与大众结合的问题，成为革命文艺的核心问题摆到了众多的作家艺术家们面前。民间文艺学家和民俗学家们也离不开这个大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发展的这个大背景下，董均伦和江源半个多世纪来，以他们的笔记录和写定下来的大量中国传统民间故事（主要是山东民间故事），不仅作为中国民间文学的精品而得到承认并广泛流传于世，给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万千读者以中华下层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起着乡土教材的作用，而且也受到了外国读者，特别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家的注意与兴趣。
                                                   
                                            2004年10月7日晚








                              南都白水转摘自<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网页

南都白水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载文: 董均伦悄然辞世——我的深切悼念

    http://www.caocs.com/bbs/show.asp?id=127&b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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