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语言与文字：距离言说目标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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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文字：距离言说目标有多远  

作者：胡年春    转贴自：新华网


     “思想有时也在未成熟之前从树上掉下来”。

     冯·赖特选编的维特根斯坦随笔集《文化与价值》中收录的维氏这句隽语，仿佛正是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一些思想果实尚未成熟之前的"美之花"（波德莱尔有所谓"恶之花"）的真实写照，虽然常常是短篇小章，有时还可能是孤零零的一句话，叫人枉费心思去猜度，可正是这些散发着馥郁芳香的思想之花含蓄幽深，令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面对这位《逻辑哲学论》的著者、曾经使西方哲学界恐怖莫名的维特根斯坦，冯·赖特，这位维氏的高足，在编者序中对这些散漫的思想碎片给予了适度的评价："有些笔记限于一时，是短暂的。大部分笔记则饶有趣味。有时它们给人的印象隽永而美丽。"学生评价自己的老师能做到这样冷静、理智，倒是令我不禁想起今天我们有些人为别人写序，马屁拍尽，念念不忘吹捧与自我吹捧，什么"填补空白"啦，什么"开创性研究"啦，恨不得捧上天去才好。看来维特根斯坦能把赖特这个芬兰学生调教得品学兼优，做到我们常常是挂在嘴头上而不能落实在行动中的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真算得上是一位称职的先生。由此也让人想起名与实是否相符问题，这本来是一个在中国哲学和思想史中由来已久的辩题。仔细想一想，姑且抛开虚美和诽谤式的造假不论，诡辩也不算，名与实到底能够在一种良好的认识愿望、认识态度面前有多大程度的一致性？这样也就引起了本文打算探讨的一个话题：语言与文字，距离言说目标有多远？

（一）

     "思考是困难的。"（沃德）这句话确切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说它是困难的--它几乎像在说"看是困难的"一样。因为，专心致志地看是困难的。而且专心致志地看而又什么都没有看见，或者老在想着看见什么而又没有能够看清楚，这都是有可能的。只有当你看不见任何东西时，看才能够让你疲倦。（《文化与价值》第129页，以下引自该书只注明页码）

     一种思维活动是把一个念头跟下一个念头连在一起，另一种思维活动则始终对准同一个点。

     一种思维活动富有建设性，捡起一块又一块的石头，另一种思维活动则始终捧着同一块石头。（第17页）

     大概就一般正常状态的人而言，观察与思考是认识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但却不是泾渭分明、可以绝对区分的两种方式。二者对于达成认知的过程来说，就像是作为整体出现的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单独的"看"与单独的"想"，都不能存在（盲人之不看也能想，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个变形世界）。然而，有趣的是，就功能使用过程来讲，看呈现的是"面"的概貌，与外物的存在方式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思维却以线性（一个点接一个点地延续下来）为特征，功能在使用的过程中，有明显的先后顺序，而外物却并非依此顺序存在。如果把"看"比喻成广阔的草原（维特根斯坦说：好的比喻激活思维），思维的过程就是驰骋在草原上的一匹马，前者以扩展式、宽广性为特征，后者则以前进式、连续性为特征。

     "看"往往是与具体事物相连，带有本能的功用，而"想"则被认为是人所独具的本领，有抽象性，甚至被认为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主要特征。如果说动物也会想，就很麻烦。举一个例子，某家养了一只狗，会想，主人那天带我去超市购物，用的是抽屉里的那种纸（就算这畜牲不知道那种纸叫做钱吧），我也拿一点去换些好吃的来，你看我明天就要过三岁生日了。想想这不是很恐怖的事情吗？

     进一步说，语言，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更是外在地体现了思维抽象性、线性的诸种特征。旧书上以及鼓书艺人常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说法，正是言语在集成处理共时性信息时局促无奈的写照。

（二）

     这还只是表面的尴尬。对于丰富多彩的外界，言语的先天不足不只是操作流程的线性形式，它更经常是不准确的，甚至背离言说的本意。"词不达意"并不仅仅意味着嘴笨，就是号称参透了世事人生、早已大彻大悟了的佛也有言是：不可说。虽然佛经常是伪装谦逊，但这一回倒说了大实话。事情恐怕还不仅仅是"天机不可泄露"这样简单。在大作《逻辑哲学论》的结尾，维氏亦有警句是："凡是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难道彻悟了的佛以及大智大慧的哲人也有不能言说的时候？是什么在刁难这世界的"大腕级"阐释者呢？还是维特根斯坦的回答：

     我们正在跟语言作斗争。我们正在加入一场语言的斗争。（第24页）

     为什么要跟语言开战？维氏说：

     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构成一种景观，而语言将其呈现出来的却是无数个碎片；要将它们拼合在一起对我来讲是太困难了。这方面我能做的工作不过是差强人意罢了。（第136页）

     语言，这个文明的象征，表达和交流的利器，却原来正是为实现言说目标的桎梏。

     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形呢？汪丁丁说："因为每一言说者都必须借助'概念'才可能告诉他人所说的是什么，而概念总是把言说者感受到的'第一真实'的丰富内容抽象掉，才可能成为'概念'（名词）。所以，我们每个人为了要说我们各自所感受的世界而不得不为我们感受到的'世界'命名，让'命名'扭曲了我们的世界。"（ 汪丁丁《语言的悲剧性》。《读书》2002年7期，第112页。）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一书中，也明确指出语言具有一种颠覆真理的本性。

     把这种情形说得更通俗易懂的还是维特根斯坦：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某个人有一种感觉，他想要说的东西用语言来表达远远不如他心里想的那么清楚。（我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这就好像某个人梦中出现的一个形象，他心灵的眼睛可以非常清楚地看见它，但是难以对另外一个人描绘，让他也去看见它。实际上，对于作家（我自己）来讲，形象通常仿佛是居于言词的背后，因此，言词似乎在对我描绘它。（第136页）

     按照这种说法，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已是一件不很合身的"外套"，则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似乎可以称之为外套的外套，无疑离客观真理有了更远的距离。

（三）

     语言的随时代变迁性，早就教给人们一个道理，这东西，不是亘古不变的，只有慈禧这种长着花岗岩脑袋的人，才相信世上有不变的事与理，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语言学家也已经搞明白，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作为语言产品是这样，难道与之缠杂不清的思维不也是约定俗成的？"换一种思维"，自以为明白者总喜欢以这样的口吻教导别人，其实不只是他本人换不了，谁也换不了。只除了变成狼孩或者猢狲，否则，人的思维就会终其一生而成为语言的仆役--技术和工具的反作用，还用多说么，连海德格尔也抱怨这是"命运"，是人们根本无法客观地对待的东西。命运是什么？

"命运是自然规律的对立面。自然规律是你试图去猜度并加以利用的东西，但命运不是。"（第108页）

     言语的约定俗成性回溯而污染了以独创性为理想最高极的思维，并使其一同陷入路径依赖的宿命而不能自拔--不管你喜欢与否，你都无路可逃。这就很有一点作茧自缚的味道，然而我们能破茧而出，视这些流传千百年、由语言文字传承的文化、规则、习惯如无物吗？如果依维特根斯坦的意见，这是不可能的：

     文化是一种惯例，或者至少它以某种惯例为前提。（第144页）

     传统不是一个人能够学习的东西，不是他想要的时候就能捡起来的一根线；就跟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祖先一样。

     缺乏传统的人想要拥有一个传统，就像是一个人悲伤地去恋爱一样。（第132页）

     如果说这些对于文化习惯、文化传统的解读尚不明晰，在1950年的笔记里对于人类道德感的惯性的描述，则从另外一个角度给出了更清楚的表达：假如有人问：一个人，一个人的道德感岂能受其环境的挟制？--回答是，尽管他会说"没有人非得一定要屈从于强力不可"，可处在某些境地里，他实际上还是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行事的。"你不是非得要这样的，我能给你指出一条（不同的）出路，--可是你不会采纳它的。"（第145页）

（四）

     语言既然不过是工具的一种，可操作性也自然是诸多属性中的一种。现实中，的确有一些高手对这种独特的工具运用得得心应手，极为娴熟。虽说孔夫子对机巧之事有点看不起："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篇》）但在其时及去孔圣人时代不远的战国时期，却涌现了一大批以耍嘴皮子为生的说士，那可是一个侃破天不用负责的时代。分别成为合纵、联横两派班首的苏秦、张仪就是这样的大家。其时，诡辩论大师公孙龙也乘势而起。公孙龙何许人也？"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假物取譬，以'守白'辩，谓白马为非马也。"原来是这样一位顽主。

     有时候，言辞交锋就其艺术效果而言丝毫不逊于打一场大仗，烛之武三言两语说退秦国大军，诸葛亮轻摇羽扇，鼓动三寸不烂之舌，直说得孙权立马签字同意加入刘备"联合国"，这些人端的是语言大师！

     至于平素日的智巧之言，记载得别有兴味的当首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此君大约也是很看重语言之力的，不然怎么在体例编排上以"德行第一"，接下来就是"言语第二"呢！想想其实刘义庆也不是瞎来的，魏晋之时，清谈之风大畅，会说话大概是比会干活吃香。就算是以口吃出了名的大将军邓艾，也有机巧的一面，哪里是光会使枪弄棒的一介武夫！谓汝不信，有记载为证：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其机敏如此。至于书中记载的几个黄口小儿的口才，当时名士的隽语，更是不胜枚举。可是，如果我们承认语言其实就是思维的外衣的话，维特根斯坦有一段话，也许有助于我们体会孔夫子对"巧言"的蔑视。维氏说：

     一件美丽的外套会化为（仿佛凝结成）蠕虫和毒蛇，假如穿衣者在镜子里显出自鸣得意的样子。（第42页）

     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往大里说，因说话、弄文字不当而人头落地，身首异处，这样的事例在皇权至上的历史上并不鲜见，历代因言得祸、因文得祸者还少么？就是前不久电视里热演的《康熙王朝》、《雍正王朝》，那正是文字狱的王朝！庄廷龙、戴名世、吕留良、翰林官徐骏等等或为此丢了性命，或死后亦遭开棺戳尸，祸从口出，不由你不信。鲁迅有一篇谈清代文字狱的杂文《隔膜》，其中说到："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其实是不然的。"据鲁迅先生考证，有不少其实简直就是笑料（当然杀头一点也让人笑不起来），比如山西临汾有一生员叫冯起炎的，信口开河地以《易》讲《诗》，"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这位才子后来大约是被判了个流放。

     再往小里说，居家过日子也会因为三两句话不对付，夫妻反目，其实有时也不见得就一定为人夫者有什么一夜情，包二奶，为人妻者思想着要去傍大款，攀高枝，但就是生生地由当初热恋时的不见不散闹个不欢而散。《金瓶梅》中那位伶牙俐齿、又好吃醋的妇人藩金莲，自恃能说会道，经常扒刺这个，取笑那个，又爱编个瞎话，有好几回气得西门庆要揍她："不看世界面上，把你这小歪剌骨儿，就一顿拳头打死了！单管嘴尖舌快的，不管你事也来插一脚。"（《金瓶梅》第43回）古人说不可逞勇，看来也不可逞言。对工具操作得很娴熟当然不错，但是也要有点自制力才好，像陈康肃公那样的善于射箭的达官贵人，有些时候就不如卖油的老头有自知之明，会使工具吗，没啥了不得的，一言以蔽之："唯手熟耳"。

（五）

     大约是出于自己惜字如金的天性，维特根斯坦对于那种滔滔不绝的废话很是厌烦，且不管你来头有多大：

     阅读苏格拉底的对话录，人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多么可怕的时间浪费！这些什么都没有证明、什么都没有澄清的争论究竟要点何在？（第28页）

     且先不论维氏持论是否公允，就这一段冲着苏格拉底而去的文字，倒是反证了《文化与价值》这本随笔集的特色：文字简约，蕴藉却无比深邃。无意之中，二者相映成趣。在大部头的专著越来越多、越来越难啃的今天，或许还是要对那些善写长文、空文的各类"家"们说：短些，再短些；精些，再精些吧。

     上帝端视着人间，既不悲悯，也无欣喜，因为其不言语，我们更加无由得知其所思所想。这又教给我们一个道理：任何一种工具要想达到无所不能，至善至美，固然不可能；但是有了还是比没有强，总算聊胜于无。因噎废食，因为语言存在局限性干脆不用它，又是一种痴病，比较起来，还不如那种坚信语言魔力无边的小痴。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能悄无声息的生存下去的，踯躅在那么死寂的世界里像是独自身处月球，要不就像是生活在默片时代的电影中，一律当哑巴算了。然而万能的上帝竟是这样一种不会或是不屑操作语言的大痴吗？哲人就是哲人，维特根斯坦很想得开：

     甚至对希特勒生气都是不明智的，更何况是对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