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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节日与市民社区认同感的培养
张 勃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内容摘要：居民是否具有社区认同感是界定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单位的社区是否完全意义上的社区的重要标尺。但在我国目前的城市中，居民的社区的认同感相当缺乏。为了社区建设，就需要培养市民的社区的认同感。传统节日具有多种功能，充分利用传统节日文化，积极组织和开展节日活动，可以培养市民的社区认同感。

关键词：社区认同感  培养  传统节日


Abstract:  It’s often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ruler that if dwellers have the sense of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community to judge whether a district is a complete community. It’s very common that dwellers are short of the sense of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community in present cities of our country. It’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the sense to conduct complete communities. Traditional festivals with special functions can play roles in the conduction.
Key Words: the sense of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community cultivation
traditional festivals
                  
一、社区与社区认同感

  十年以前 ，“社区”一词对社会学界之外的人来说还相当陌生。十年后的今天，它已成为市民、传播媒体和政府官员使用频率极高的当代语汇。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由在一定区域内发生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特定的生活方式并具有成员归属感的人群，依一定规范的制度结合而成，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实体。” 一般可分为乡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在本文中指的是城市社区。
至于社区认同感一词，虽然和“社区归属感”一起近几年来常被官方和学术界人士提及和使用，但很少有人对它做科学的界定。我们认为，认同感是对象在某些方面有和“我”相通或相同的地方，让“我”感到亲近和愿意接纳；归属感是对象让“我”信任和依赖，“我”是它或我愿做它当中的一员。总之，将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放在一起，理解为居民对所在社区产生的亲切、信任、依赖、作为自己的生活与精神家园渴望融入其中的感情，当不会有大错。
二、培养市民社区认同感的必要性
学术界在论及社区的定义时，大多认为：“一个社区至少包括以下一些要素：⑴有按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组织起来进行共同生活的人口。社区人口基本上是同质的，但可以与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不同。⑵有一定的地域条件。即指地理位置、地势、资源、气候、动植物、交通等。⑶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⑷社区居民在感情或心理上，具有共同的地域观念、乡土观念和认同感。”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居民是否具有社区认同感是界定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单位的社区是否完全意义上的社区的重要标尺。事实上，如果一个“社区”的大部分居民缺少社区认同感，缺少对社区活动的参与热情，那么也就很难称其为社区，当然也很难有效地调动社区资源投入社区建设。正是因为这样，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明确地把居民认同感作为社区建设的目标之一。1973年，日本政府就在社区建设政策纲要中指出：“创造理想的生活首先必须整治居民的日常生活环境，使居民们对自己所在的地区产生亲近感。” 我国福建省民政厅在社区建设中也明确指出：“在推进社区建设中，我们社区干部要通过培育、引导、组织、服务等多种手段，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使‘建设社区就是建设家园’、‘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和理念深入人心。” 因此培养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对于社区建设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培养社区居民社区认同感的必要性还在于当代中国城市社区中居民认同感的普遍缺乏。2002年7月，淮阴师范学院公民道德实践团的师生做了一次淮安市社区发展状况调查，调查的成果详见《建立城市社区良性互动  促进城市人群协调发展——淮安市社区发展状况调查报告》。“本次调查严格遵循社会学意义上的随机抽样调查，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等距抽样调查。” “选择淮安市清河、清浦两区，在两区随机抽取了400户，住户范围涉及北京路街道办、长西街道办等路段。” “所有问卷均为入户调查，发放问卷400份，回收400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391份，有效率97.75%。”在社区认同感方面，他们的调查结果是：“据一项旨在调查社区居民社会互动关系的题项分析显示，当社区居民有困难需要寻求帮助时，首选亲人的占78%，其次选择朋友的占65%，其他选择工作单位的占14%，而选择民政机构的只占6%”，“社区居民社区意识薄弱，社区归属感欠缺，团队精神严重匮乏。” 淮安市的这种现象当然并非特例。
有关市民社区认同感欠缺的成因，当代社会学者已多有论及，要而言之，一是较之农村社区，城市社区本来就具有的人口量大、密集、异质性强、人际关系肤浅、相互交往重功利；二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单位人”减少、“社区人”增多、外来人口流动人口急剧增加；三是居委会传统的“准政府”模式，为上级忙活得多，为居民忙活得少；四是新的居住格局由过去的平房“大杂院”变为鸽笼式楼群，邻里之间的许多共同利益关系分散成独立的个人利益关系，居民们各自躲入自己的防盗门窗后面，“音响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五是社会生活的快节奏加剧了城市居民的工作压力和心理负担，持续的压抑使之与人交往的积极性受到了压制。无论原因是怎样错综复杂，市民社区认同感普遍欠缺在目前城市社区中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而为了社区建设，也为了更好地建设社区，就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来培养市民的社会认同感。

三、利用传统节日培养社区认同感的可能性
对市民社区认同感的欠缺症，当代社会学者开出了许多处方。如黄玉捷先生在《社区整合：社会整合的重要方面 》一文中提出：“从发达国家和我国上海、天津等地的经验来看，社区归属感的建立必须经过两个过程。”首先是“社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即通过对道路、绿地、托儿所、老年公寓等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社区居住环境，以增加社区居民的满意度，而“满意是人们产生喜爱和依恋情感的最低标准，也是归属感产生的起点”。其次是优化和强化社区服务的过程。即“通过社区物质和精神服务的形式着重加强社区成员的人际交往，密切邻里关系”，而优质与有效的社区服务亦可增加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进而增强他们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当然，培养我国市民社区认同感的途径还可以举出很多，而利用我国的传统节日亦不失为良策。公认的观点，作为严格意义上的节日，必须包括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相对固定的节期，二是特定的节俗活动。我国现存的节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为纪念某一重大历史事件而确定的现代节日，如三八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一类是流传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而且具有特定风俗活动内容的传统节日，比如春节、元宵节、二月二、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现代节日往往只是一种官方规定的政治色彩较浓的纪念性节日，且由于形成时间相对较短，而没有特定的节俗活动。但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积淀，传统节日的情结却早已深深地嵌入中国人的骨髓里，并在整合社会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功能，我们在这里选择传统节日，而非现代节日作为阐释的主要对象，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具体而言，传统节日的功能主要体现在：
首先，传统节日文化可以强化个人同家庭、家族、家乡的感情联系，满足社区成员对安全感、归属感的需求。“久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为什么节日里会特别思念亲人呢？因为传统节日的众多活动中，亲人团聚在一起享受节日里的饮食和娱乐活动，是重要的一项。而正是在节日的欢聚中，家庭、家庭、家乡的感觉得到强化。直到当代，农村打工族和农村走出的“城里人”千里奔走，回家过年的冲动里，不仅仅是为了回到父母亲人身边，更重要的是回“家”。“家”不仅包括家庭、家族，还有那种乡音、那些童年的记忆，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热土。另外，每逢重大的传统节日，旧时的乡间还会有接亲、走亲的习俗，在亲戚的来往中，家族、亲属的名份得到认同，亲情得到强化，个人在亲属圈子中的地位也得到确认。
其次是传统节日可以创造社区居民互动的机会，调节和强化人际关系，并进一步整合社群，强化民众的集体意识。我国的传统节日，虽然通常是由家庭成员团聚在一起进行的，但在家人共同欢庆节日的同时又使人强烈地感受到社会群体的存在。比如新春之际，人们在合家团圆欢乐之后，便要举家外出，去观看和参加春节期间的各种喜庆活动和游乐，如舞狮，耍龙，踩高跷，划旱船，逛庙会等。清明时节，人们纷纷趋向墓地，祭扫祖墓，也是种社群活动行为。另外像重阳节的登高，赏菊，喝菊花酒，采茱萸，也都是很热闹的群体活动。而且这些热闹的群体活动，往往以一定的区域为单位，在人们聚居的地区进行，成千上万的人在同一时间流向同一地点，汇聚在一起，这种拥挤的场合，使得人与人的交际变得极其频繁。人口密度的相对加大，无疑使人们的社群意识得到加强。人们的言行、礼仪、接人待物的态度都不能不以社群的存在为前提。共同的娱乐和面对面的交流，相互间的问候和馈赠，可以化解人际间的冲突，融洽人际间的情感。再加上节日特有的欢乐、祥合的气氛，更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认知、认同与理解，排遣个体的孤独感和无助感，体会一个融洽的群体所给予个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而且，传统节日中有相当部分的习俗是与竞赛或竞技有关的。诸如舞龙、舞狮、踩高跷、荡秋千、划龙船、登高、灯会等节日习俗。这些活动，多是以村乡或寨或部族为参加单位。参赛者除了有强烈的竞争心外还都有着集体荣誉感，在竞赛中，集体的配合和协作状态如何往往是集体项目竞赛成败的关键。旁观者也都难以作壁上观的局外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社群成员的角色，为本社群的竞赛或竞技活动加油，欢呼或者沮丧。研究表明，群体成员相互影响和成员之间的感情对于群体团结起重要作用。传统节日活动中人际交往密切以及社群荣誉感的增强，无疑强化了社会集体意识。节日习俗的趣味性以及节日竞赛活动的配合协作，又提高了群体的内聚性。这就在社会群体中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节日期间，群体成员彼此的吸引力增大，群体对成员的吸引力也在增加。平常日子，群体成员接触交往减少，彼此之间的吸引力减弱，群体对成员们的吸引力也跟着减弱。新的节日到来，群体成员彼此交往增多，吸引力相应增加，群体对成员们的吸引力也随之增加，群体内聚力增强。
再次，传统节日具有调适社会成员生活的功能。在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群体为了谋求营生，采取了与自身环境相适应的经济形式。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谋生方式，在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中社会成员都必须付出繁重的脑力体力劳动，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谋生方式都使社会成员的身心处于紧张状态。显然，长时期的处于紧张状态，对于社会群体成员的生理、心理健康是非常不利的，也是任何社会群体无法承受的。有间隔的有规律的传统节日能创造出一个轻松欢快的文化氛围，有利于社会群体成员身心得到很好的调整。在传统节日里，人们踊跃地参加各种习俗活动，大家都兴致勃勃，感到趣味无穷。竞技性的活动尤其能吸引人。诸如舞狮、耍龙灯、荡秋千、竞渡、赛马等活动不仅能使参加者情绪激昂，而且连旁观者的神经也都调动起来。人们在节日里，伴随着音乐的旋律，欢歌载舞，大口饮酒，大口吃肉，也是使社群成员心情欢愉的一个原因。总之，传统节日中丰富多彩的习俗活动，节奏明快奔放的歌舞，充足的佳肴美酒，都能使社会成员身心处于放松状态。平时为了谋生而忙碌的社群成员在节日期间疲劳倦困的身体得到逐步的恢复，紧张压抑的精神得到解脱，人们的心理状态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
最后，因为传统节日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华民族的和一个特定地区的文化传统，包括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等都会在节日里得到展示、传承和普遍的认同。如清明节插柳、祭扫等活动的同时，介子推割股啖君、火焚绵山的故事得到传讲，忠、孝、节、义的处世观念被得到赞扬和肯定；七夕节里少女们仰望星河乞巧、祭拜牛女的时候，那美丽的牛女传说，也会把中国式的爱情观阐释得淋漓尽致。而这种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让社区的居民在更深的层面上感受到家的感觉。
总之，传统节日具有多方面的功能，而这些功能，极可以为培养市民的社区认同感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城市社区中的现代民众同古代的乡土社会中的民众一样，都具有缓解生理和心理压力的需求，而传统节日文化仍然可以以其约定俗成的活动来满足这一需求，而且多年的文化积淀使得社区居民对于传统节日非常熟悉，利用这一特定的时间和氛围开展活动，易于为社区居民所接受。此外，正如前面已经详述过的，传统节日的习俗活动本来就具有整合社群的功能。如此，利用传统节日来培养城市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是完全可能的。

四、利用传统节日培养社区认同感的几点设想
至于如何利用传统节日来培养城市居民的社区认同感，简单地说就是：充分利用传统节日文化，积极组织和开展节日活动。当然，这样简单的一句要落到实处，并非易事。它需要自上而下的一系列努力。
回想起来，几乎从上个世纪之初的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中国的传统节日就受到冷落乃至或明或暗的批判。官方所提倡的一直是建国、建党、六一、三八、五一等新的纪念节日。到了“十年文革”期间，许多传统的节日活动连同有关的节日传说，更是被当作封建迷信横加批判，造成了传统节日文化传承的严重断裂。众所周知，现在我们传统节日中被定为法定节假日的只有春节，而像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这样的浓缩着民族精神的大节却在官方的假日体系中毫无立足之地。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如韩国，中秋节却是着有三天法定假期的。节日发展的历史证明，国家给予节日以一定的法定休假日，是对节日的肯定和提倡。它这将极大地促进节日走向繁荣和鼎盛。因此，如今若要利用传统的中国节日文化来培养市民的社区认同感，首先就必须利用国家权力和舆论工具还给传统节日以合法地位（这种合法地位确立的标志，是国家或地方政府应给予传统节日以法定的假期），改变对于传统节日文化的不正确认识，从而为对它的利用提供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
其次，要充分发挥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在社区内的组织作用。如果说给予传统节日以法定地位是基层社区，特别是中国城市社区的直接管理者——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无力解决的话，那么充分利用现有的传统节日空间，充分利用社区的人力、物力资源，在所辖的社区内组织和举办各种各样的节日活动，以增强居民间的交往与联系，却是力所能及，并肯定有所作为的。比如在春节期间邀请书法爱好者书写春联，赠送社区居民；组织社区居民进行大拜年活动。在元宵节期间，组织居民自制花灯，自制灯谜，并在社区内张挂，供人猜射。在清明节期间组织踏青春游，放风筝，拔河比赛。重阳节组织登山比赛，等等。总之，街道办、居委会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居民的需要的基础上，首先以一种喜闻乐见的轻松娱乐的方式将居民组织、吸引到对社区活动的参与中来，使居民在反复参与社区活动中渐渐养成主动参与的意识和热情，不仅主动参与社区组织的活动，而且主动参与社区活动的组织，最终养成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再次，社区间进行联合协作，在传承传统节日固有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改造，以社区为单位，举行各种竞技比赛性的节日活动。正如前文所述，传统节日中竞技活动对于社群关系的整合以及集体荣誉感的加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可以充分发挥传统节日活动的这一功能，与其他社区互相联合，彼此协作，利用传统节日的场合，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活动为内容，开展社区间的竞技比赛，比如清明节举行拔河比赛，端午节举行棋类大赛，中秋节组织赏月赛诗或诗歌朗诵，重阳节组织登山比赛等，富有竞争力和情趣的活动既可以使活动参与者享受到节日的乐趣，缓解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又能够增加他们的社区荣誉感和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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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寒食节的兴衰看官方与民间合力对习俗的影响

                         张  勃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寒食节是我国古代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由汉迄清的一千多年里，寒食节或禁而不止，或昌盛于世，或不禁而止，经历了十分复杂的演变过程。寒食节兴衰的历史反映了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的相互作用，也在一定范围内反映出这种作用的深度和广度。从寒食节的兴衰我们可以看出，一项习俗有其自己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没有行政力量的干预时，习俗只取决于民间力量自己的变化，与官方力量无关。但在二者构成特定关系的社会中，一项习俗的兴衰与变迁就只能取决于这两种力量之合力的方向和大小。
关键词：寒食节  官方力量  民间力量  合力  习俗


“寒食春过半，花浓鸟复娇。从来禁火日，会接清明朝。斗敌鸡殊胜，争球马绝调。睛空数云点，香树百风摇。改木迎新燧，封田表旧烧。皇情爱嘉节，传曲与箫韶。”（1）这是唐代诗人张说的一首诗。诗中谈及的禁火、改火、斗鸡、争球等活动正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节日——寒食节的节俗事象。
寒食节，因人们在节日期间不动烟火、吃冷食而得名。节期一般在清明前两日或一日。关于寒食节的来历，自古就有许多说法，至今研究者们仍然各抒己见。我们姑且绕过这个问题，只将注意力放到寒食节形成以后的发展演变上，透过它的兴衰来看一下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的互动关系，及其对这一习俗发展演变的影响。民俗学研究的成果表明，某种民俗事象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轨范性，在不断的重复中，俗民会形成自觉维护习俗惯制的力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民间力量，就是指这种俗民对于约定成俗的事象进行自觉维护的力量。而官方力量则是指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民俗事象所施加的作用力。
寒食节最早被明确记载当是两汉之际桓谭的《新论》，该书卷11《离事》说：“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故也。”（2）此后一直到北朝时期，从记载来看，寒食的这段历史其实就是它被官方不时禁断的历史。《后汉书·周举传》记载“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周举做了并州刺史后，到子推庙中，作吊书， “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3）曹操也因“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五日皆绝火寒食”而下令“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4）《晋书·载记第五》提到后赵建平年间，雹起西河介山，中书令徐光将之归因于“去年禁寒食”引得“群神怨憾”而“怒动上帝”，结果石勒只得“允并州得寒食如初”（5）。《魏书·高祖本纪》记载延兴四年二月辛未，也曾禁断寒食。到了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又“诏介山之邑，听为寒食，自余禁断”（6）。
从周举到魏高祖，对于寒食习俗无不加以反对，并在行动上采取禁断的措施。这主要是他们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人道主义出发的结果。一定数量的人口是社会得以延续的保障，而在任何社会中，劳动者又都是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在生产工具水平较低的状况下，人口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就更加突出。我国东汉一直到南北朝时期，人口相对较少，尤其东汉末年，由于连年战争，一方面人口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兵源又急需补充，人口不足敷用的状况十分严重，也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统治者们看来，由于禁火寒食而造成人口减少实在是不应该也是不必要的，周举和曹操更清楚地指明了在冬天长时间禁火寒食的弊端，周举说是“岁多死者”，曹操则说“老少羸弱”“有不堪之患”。它“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不人道，而且于统治有害。我们说，以周举、曹操、石勒和魏高祖为代表，在东汉到北朝时期就形成了移易禁火寒食习俗的官方力量。
但官方对于寒食习俗的否认态度和采取的禁断行动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于寒食习俗自觉维护的民间力量在官民双方的对抗中居主导地位，以致于官方也不得不做出些让步，对这一节俗活动进行有限的承认。官方所以妥协的原因，除了当时的统治无力外，从《晋书》的记载来看，更主要的是出于统治者与民众共同的心理素质，即对于违犯禁忌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的恐惧。禁火寒食在性质上讲是一种禁忌。当时禁火寒食的民众视介子推为神灵，这个神灵是“不乐举火”的，如果人们不禁火，就违背了神灵的意图，导致冰雹之灾，而冰雹的危害甚巨，尤其对农业生产会带来重大损失，甚至颗粒无收，这对一个农耕为主的群体自然不是小事，禁火寒食的意义就是希冀用这个手段来防止冰雹灾害的发生，从而保证一年有个好收成。正如郭于华在《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一文中所说，“民间仪式主要是作为生存的技术而存在的，其遵循的是一种生存的逻辑”（7），禁火寒食对当时这一带的民众来说即是如此。一方面它使人们在行动上力图避免犯忌，虔诚地信仰着他们心中的神明——介子推，严格地遵守着禁火寒食的规矩，不敢马虎；另一方面则在观念上常将不良后果的产生归因于犯忌。这样的观念及其逻辑推理的结果很显然也已影响到生长在这个社会中的统治者，因而作为其中一员的徐光才会认为冰雹的发生是“去年禁寒食”造成的，后赵的最高统治者石勒也才会发出“倘或由之而致斯灾乎”的疑问。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在曹操那里旗帜鲜明地要禁断的寒食禁火习俗到了石勒那里，是去是留就成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石勒思考斗争的结果是部分保留，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民间力量通过其影响下的同样是“俗民”的统治者取得了对该统治者所代表的官方力量某种程度的胜利。
当然，无庸置疑，官方的“移风易俗”对这一习俗产生了重要影响，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周举成功地使“众惑稍解，风俗颇革”。由此我们说，虽然寒食习俗并没有因为官方的禁断而销声匿迹，也没有因为有限承认而只局限在特定地域内，反而一步步播布开来，从太原一郡，到并州全境，再到并州以外，甚至南朝时已传到荆楚一带，（8）但是如果没有官方的禁断，其传播速度是不是更快一些，一定时间内播布范围是不是更广一些呢？按逻辑判断，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从文献资料来看，西汉末年到魏晋时期的寒食节还只是一个单一性、地方性的民间节日，节俗活动十分单调，仅有禁火和寒食，流传区域集中在晋地。到南北朝时，其节俗活动从单一的禁火寒食开始向娱乐性方向发展，（9）但它的游戏娱乐性质只是在唐代才达到鼎盛。这当然与唐代特有的社会风貌有关。这一时期，国家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社会相对安定，政治稳定的时间也较长，日渐发达的生产力带来了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人性得到较自由的发挥与张扬，呈现一种蓬勃向上的盛唐气象。在这种大背景下，唐代最高统治者与寒食最盛行的太原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们对原本不陌生的这一节日倾注了大量热情，从而将一个土生土长的地域性民间节日改造成全民的节日，将一个原本与神灵、禁忌有关的节日改造成娱乐的伦理的节日。
节日之称为节日，有相对固定的节期是一个必要条件。唐代官方规定，寒食节放假七天，大小官吏及军队将士都可休息。假期之长，在唐朝各节中位居第一。而且官户、奴婢也都有三天的假期。这种用法律的形式对节期的规定，是对这一民间节日的官方认可。从此寒食节摆脱了被官方禁断的命运，在官方的支持和倡导下，在官、民双重力量的作用下发展出了一系列特征鲜明、格调突出的节俗活动，从而成为唐代最引人注目的全民的节日。时人王冷然有诗《寒食篇》很能说明寒食节在唐代所有节日中的突出地位：“天运四时成一年，八节相迎尽可怜。秋贵重阳冬贵腊，不如寒食在春前。”（10）
有特定的节俗活动是一个节日之称为节日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唐代的寒食节节俗活动之丰富，少有其他节日可以匹敌。首先，最高统治者吸纳了民间禁火寒食的习俗，并将其改造成改新火的新习俗，而且在寒食节的第三天，即清明那一天总有赐百官新火的活动，这在唐代的作品中多有反映。比如王濯《清明日赐百僚新火》：“御火传香殿，华光及侍臣。星流中使泻，烛耀九衢人。”（11）而谢观的《清明日恩赐百官新火赋》对皇帝赐百官火的盛大场面描写最为壮观细致。写道：“国有禁火，应当清明……木铎罢循，乃灼燎于榆柳，桐花始发，赐新火于公卿。则是太史奉期，司烜不失。平明而钻燧献入，匍匐而当轩奏毕……振香炉以朱喷，和晓日而焰翻，出禁署而萤分九陌，入人寰而星落千门。于时宰执具瞻，高卑毕赐……群臣乃屈膝辟易，鞠躬踧踖。捧煦育之恩惠，受覆载之光泽。各磬谢恩恳，竞轮忠赤。拜手稽首，感荣耀之无穷，舞之蹈之，荷鸿私之累百。”（12）除了赐新火以外，皇帝往往大宴群臣，张籍《寒食内宴二首》之一写道：“朝光瑞气满宫楼，彩纛鱼龙四面稠。廊下御厨分泠食，殿前香骑逐飞球。千官尽醉犹教坐，百戏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问行由。”（13）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原为一种巫术和民众生存技术的禁火寒食已被改造为宫廷享乐和联络沟通君臣关系的一种世俗手段。同时，伴随着寒食节期的规定，寒食禁火、清明改火也作为统一的封建国家的行政命令颁布下去，《唐会要》卷29《节日》引《天宝十载三月敕》：“礼标纳火之禁，语有钻燧之文，所以变理寒燠，节宣气候。自今以后，寒食并禁火三日。”（14）从而形成“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15）、“四海同寒食”（16）的局面。此外，统治者还吸收了民间的郊游、镂鸡子、斗鸡卵、斗鸡、走马、蹴毱、击球、荡秋千等活动。上之所好，下必从之，更何况这些活动原本来自民间，所以在唐代十分盛行，以至于频频出现于唐人寒食诗中。如“今年寒食好风流，此日一家同出游”（17），“莺啼正隐时，鸡斗始开笼”（18），“红染桃花雪压梨，玲珑鸡子斗赢时”（19）。白居易的一首《和春深》，“何处春深好，春深寒食家。玲珑镂鸡子，宛转彩球花。碧草追游骑，红尘拜扫车。秋千细腰女，摇曳逐风斜”（20），更写出了镂鸡子、走马、绣彩球、荡秋千、拜扫等多种节令习俗。
《和春深》诗中提到的拜扫之礼古已有之，但将拜扫固定于寒食节期间，所谓“拜扫无过骨肉亲，一年唯此两三辰”（21），却是唐人的发明。《唐会要》卷23《寒食拜扫》说：“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既不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仍编入礼典，永为常式。”（22）这段话一方面表明寒食上墓也是来自民间的习俗，另一方面则表明官方出于统治的需要对这一民间习俗加以肯定，并将它纳入礼教的范围，成为法定习俗。官方的这些“因俗制礼”的做法显然深得人心，并极大地促进了寒食墓祭习俗的盛行，果如柳宗元所说：“近世礼重拜扫……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垄，马医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除了一般百姓寒食墓祭外，上层人物也“不能免俗”，柳宗元说自己四年没有拜扫，则“每遇寒食北向长号，以首顿地”（23），自唐宪宗起还做了朝官在寒食节期间可以回乡扫墓的规定（24）。
有趣的是，官方在承认民间寒食墓祭习俗的同时，却对与墓祭密切相关的娱乐活动采取了禁断的态度。民众在上墓之余，往往还伴有一系列郊游、踏青等娱乐活动，在官方的眼里，上墓是敬终追远的十分严肃的大事，怎么可以“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呢？所以唐高宗下令“既玷风猷，并宜禁断”。到玄宗时，在“宜许上墓”的规定之后，也不忘加上“彻馔泣辞，食余胙，仍于他处，不得作乐”。（25）但是死者毕竟长已矣，个性张扬的唐人更注重现世的享乐，更何况统治者又树立了享乐的榜样，如《开元天宝遗事》明确记载：“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立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士民相与仿之。”（26）于是官方的禁令成为一纸空文，人们在拜扫之余，踏青郊游、击球走马，倦犹不归。
宋代统治者继承了唐的做法，仍旧改火、寒食、给假期。与唐代不同的是，朝廷也于寒食前后出祭，《东京梦华录》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由于官方的支持，具有时代特色的宋代寒食节的习俗活动与唐代相比并不逊色。从《乾淳岁时记》即可见一斑：“清明前三日为寒食节，都城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幽曲，亦青青可爱。大家则加枣  于柳上，然多取之湖堤，有诗云：‘莫把青青都折尽，明朝更有出城人。’朝廷遣台臣中使宫人车马朝饷诸陵原庙，荐献用麦糕、稠饧，而人家上冢者多用枣  、姜豉，南北两山之间，车马纷然，而野祭者尤多。如大昭庆九曲等处，妇人淡装素衣，提携儿女，酒壶肴垒，村店山家分馂，游息至暮，则花柳土仪随车而归。若玉津富景御园包家山之桃，关东青门之菜市，东西马塍尼庵道院，寻芳讨胜，极意纵游，随处各有买卖赶趁等人，野果山花别有幽趣，盖辇下骄民无日不在春风歌舞中，而游手末技为尤盛也。”（27）
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元朝虽然在很多方面摒弃了汉族的传统，但在岁时节日方面却遵循颇多，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对官员的休假日做了如下规定：“若遇天寿、冬至，各给假二日；元正、寒食，各三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各给假一日。”（28）其中寒食仍是各节中的大节，而且 “清明寒食，宫廷于是节最为富丽”。大都城内，“上至内苑，中至宰执，下至士庶，俱立秋千架，日以嬉游为乐”；“起立彩索秋千架，自有戏蹴秋千之服。金绣衣襦，香囊结带，双双对蹴。绮筵杂进，珍馔甲于常筵。中贵之家，其乐不减于宫闼。达官贵人，豪华第宅，悉以此为除祓散怀之乐事”。（29）江淮等地，盛行寒食节在家门插柳枝。那么禁火和寒食的习俗呢？一方面，它们被作为“遗俗”而存在，可为证：“行装迢递转孤城，一路闲吟缓客程。泼火雨晴饧粥冷，落花风暖笋舆轻。感时已司庄生梦，遗俗空怀介子清。只有啼鹃解人意，平芜漠漠两三声。”（30）另一方面，则是“春寒不禁香篝火，红蜡青烟忆汉宫。”（31）已不再禁火寒食了。到了清代，富察敦崇《帝京岁时纪胜》中甚至明确说：“清明即寒食，又曰禁烟节。古人最重之，今人不为节。”（32）
寒食节一千多年兴衰的历史反映了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的相互作用，也在一定范围内反映出这种作用的深度和广度。通常情况下，官方对于民俗事象的作用力有三种：一是不管不问，任其自生自灭，这种情况下二者不构成特定的关系，暂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我们要说的是以下两种情况：一官方对于民俗事象采取认同的态度，有时会因俗制礼，这表明官民双方力量的一致；二是采取否定态度，在行动上往往会移风易俗，这体现出官民双方力量的对抗和矛盾。由于官方居于统治的上层，它对民间习俗无论是承认、吸收还是否定、拒绝总是主动的，有意识的，往往围绕着统治者的统治和兴趣爱好而进行的。但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和行动对民俗所产生的结果却大异其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寒食节最兴盛的时候是它作为一项民间习俗被官方接纳的时候，因为接纳本身意味着顺从民意，因而这个时候官意民意是朝一个方向行进（至少在形式上），结果二者的合流共同推进了习俗的发展。但当与民间习俗发生矛盾、官方又要积极有为地“移风易俗”的时候，行政力量的作用往往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它可能对移易对象产生一定的甚至十分重要的影响，但是极可能无法阻止“逆流”行进的方向，至少魏晋南北朝时寒食的屡禁不止，唐代时扫墓作乐的屡禁不止都是“移风易俗”失败的好例。它所以失败的原因也许可以从周举的成功中得到些启示。周举所采取的方法不是强令禁止，而是用民众熟悉的方式，到子推庙中做一番合情合理的陈述，让民众改变认识，结果“众惑稍解”，才达到了“风俗颇革”的成果。元代以后许多地方寒食之风不禁而止的事实也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寒食习俗的不禁而止，主要在于人们不再相信冰雹之灾是不寒食带来的结果，从而摆脱了禁忌的约束，更加上寒食对人体所带来的明显的不利，所以重新选择了火食。
从寒食节的兴衰我们可以看出，一项习俗有其自己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没有行政力量的干预即官民双方力量不构成特定关系时，习俗只取决于民间力量自己的变化，与官方力量无关。但在二者构成特定关系的社会中，一项习俗的兴衰与变迁就只能取决于这两种力量之合力的方向和大小。同一时期，当二者的方向一致时，合力最大，表现出来就是习俗的兴盛；当二者的方向相反时，合力最小，就会出现该时期内习俗的衰微。当合力为零或箭头指向了官方一方时，民间习俗就归于销声匿迹或者完全改变了原有的性质。以这种合力决定习俗发展的观点，来探讨一下的措施，我们认为是有益的。当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相反时，即“有为的政府”不愿消极地等待某些“陋俗”自生自灭而采取些“积极”措施 “移风易俗” 的时候，也就是要改变民间力量的方向和大小的时候，想要达到符合官方意图也不是不可能，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保证官方的力量大于至少也要等于民间力量且将这种态势持续一定的时间，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使合力的方向，也即习俗发展的方向接近官方的意图。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有两种途径，一是强化增大自己一方的力量达到绝对的超过，二是弱化减小对方的力量达到相对的超过。由于民间力量往往十分强大，因此要达到绝对的超过非常困难，而第二种途径通常是比较有效的，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官方对某一习俗不是采取简单地强令禁止的态度，而是设法铲除产生和维持该习俗的社会土壤和思想土壤，从而弱化减小民间力量甚至扭转其发展方向，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注释：
（1）        《全唐诗》卷86。
（2）        桓谭《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3）        范晔《后汉书·周举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4）        杜台卿《玉烛宝典》卷2引曹操《明罚令》，《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发行。
（5）        《晋书·载记第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
（6）        《魏书·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
（7）        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8）        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有对寒食习俗的明确记载。
（9）        参见宗懔《荆楚岁时记》，书中提到寒食节的多项习俗，如挑菜、镂鸡蛋、斗鸡蛋、斗鸡等。
（10）        转引自王赛时《唐代的寒食习俗》，《民俗研究》1990年第3期。
（11）        《全唐诗》卷281。
（12）        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清明部》。
（13）        《全唐诗》385卷。
（14）        王溥《唐会要》，《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发行。
（15）        李崇嗣《寒食》，《全唐诗》卷100。
（16）        卢象《寒食》，《全唐诗》卷122。
（17）        元稹《寒食日》，《元氏长庆集》卷20。
（18）        《全唐诗》卷46。
（19）        元稹《寒食夜》，《元氏长庆集》卷26。
（20）        白居易《和春深》，《白居易集》卷26。
（21）        熊孺登《寒食野望》，《全唐诗》卷476。
（22）        王溥《唐会要》，《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发行。
（23）        《新唐书·柳宗元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24）        王溥《唐会要》卷23《寒食拜扫》“元和三年正月敕：‘朝官寒食拜扫，又要出城，并任假内往来，不须奏听进止。’”
（25）        王溥《唐会要》卷23《寒食拜扫》。
（26）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清明部》。
（27）        《乾淳岁时记》，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清明部》。
（28）        《通条制格》卷22《假宁·给假》。
（29）        熊梦祥《析津志辑佚·风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0）        马臻《途中寒食》，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清明部》。
（31）        宋无《寒食》，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清明部》。
（32）        富察敦崇·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张勃（1972--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民俗学。




[ 本帖由 1217 于 2004-11-23 21:39 最后编辑 ]

1217

以重构求生存
             ——关于七夕节命运的思考

张 勃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济南，250014）

内容摘要：七夕节，曾经是我国的民俗大节之一，近些年来实际上处于濒临消亡的状态。当圣瓦伦丁节——西方的情人节已经在较大范围内风靡之时，一些地方以弘扬民族节庆文化为己任，接连打出“七月七爱情节”的旗号，并届时举办种种活动，实际上是要挽大厦于将倾。让中国人过“中国人的情人节”的良好愿望，举办七月七爱情节的实际行动，能不能令七夕节如凤凰涅槃一般获得新生？这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这篇文章里，笔者将通过对七夕节现状的叙述及其陷入困境的原因分析，阐明七夕节由乞巧节重构为夫妻节，当是其得以生存的一种可能。
关键词：七夕节  乞巧节  圣瓦伦丁节  情人节  夫妻节  重构  生存

Title: To Survive by Reconstruction----Thought on the Fate of the Seventh Evening of the Seventh Month
Abstract: The Seventh Evening of the Seventh Month, which used to be a grand festival, is deadly these years in our country. When Valentine's Day—Westerners’ Lovers’ Day is popular in many places in China, some people assum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carrying forward Chinese festival culture consider the Seventh Evening of the Seventh Month as Chinese Lovers’ Day, and develop activities to call on and encourage Chinese to celebrate Lovers’ Day of our own. Will all the efforts enable the Seventh Evening of the Seventh Month to survive, or in other word, to gain a new life? That’s wha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fter describ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eventh Evening of the Seventh Month and analyzing the reasons for its’ falling into dire straits, the author tells us that the Seventh Evening of the Seventh Month’s survival may be possible by its’ reconstruction from a festival of praying for being clever and deft to.
Key Words:  the Seventh Evening of the Seventh Month    Festival of Praying for Being Clever and Deft   Valentine's Day  Lovers’ Day  Husband and Wife’s Day  reconstruction   survive


节日是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纵观节日这一文化现象的历史轨迹，不难看出，整个节日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变迁史。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节日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一些节日因为不再能满足变化了的社会需求而被迫死亡，另一些节日却因迎合了新的社会需求而勃然兴起；一些节日昙花一现，另一些节日却源远流长；一些节日的习俗活动减少了，文化内涵变得单纯起来；另一些节日则相反，它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含义，不断地扩充着新的习俗活动，因而传承数百千年依然鲜活。七夕节作为我国传统节日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其过去和未来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
这个问题的提出，与近来一些地方举办“七月七爱情节”直接相关。在笔者看来，七夕节，这个曾经是我国民俗大节之一的节日，近些年来实际上处于濒临消亡的状态 。当圣瓦伦丁节——西方的情人节已经在较大范围内风靡之时，一些地方以弘扬民族节庆文化为己任，打出“七月七爱情节”或“中国人的爱情节”的旗号，并届时举办种种活动，实际上是要挽大厦于将倾。是试图挽救生命重危的“七夕节”，更是力图挽救面临灭顶之灾的中国节日文化。但这一良好愿望能不能让七夕节如凤凰涅槃一般获得新生？七夕节能不能在我国现有的节日体系中再次确立自己的位置？这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在这篇文章里，笔者将通过对七夕节现状的考察及其陷入困境的原因分析，阐明重构将是七夕节生存下来和传承下去的关键所在。

一、 七夕节面临困境

七夕节曾经是我国的民俗大节之一。从汉朝一直到近代，每逢这个节日，从城市到乡村，从宫廷到民间，都会开展许多习俗活动。如“妇女陈瓜果于几筵，望月穿针以为乞巧”（张潮《松窗梦语》卷七《时序记》）；投针浮水、从水底针影形状判断巧与不巧；用豌豆或绿豆生豆芽，依其形状判断巧与不巧；或察看备好的蜘蛛结网的形状判断巧与不巧；以蜡做成婴儿，浮水中以为戏，妇人有宜子之祥；看牛郎织女渡天河，倾听牛郎织女窃窃私语；看巧云；吃巧果等等。然而近二十多年以来，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贫穷者还是富裕者，已很少有人在农历七月初七日（或七月初六，有些地方以七月初六为七夕节）重演类似的活动了。判断一个节日是存活还是消亡，要以该节日的节期里是否有民众重演约定俗成的活动为标准，有则是尚存活，无则是已消亡。据此标准，以“乞巧”为节俗内容的传统七夕节基本上已经消失。也就是说，要想让七夕节在现有的节日体系中重新找到位置，其难度我们应有充分的估计。
近几年来，或许由于西方情人节的传入及其带来的极大反响，引发了人们对这种现象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于是蓦然发现，原来我们的传统节日里就有一个七夕节，它所依托的民间传说《牛郎织女》曾打动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心弦。“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牛女隔河相守，盼望着一年仅有一度的相会，难道这不是最忠贞不渝的爱情吗？而农历七月初七日，正是牛女这对天上的有情人欢会之时，人间的有情人选择此日表达彼此的倾慕爱恋之情不是正合时宜吗？受“情人节”的启发，有些人将七夕节称为中国的情人节，并呼吁中国人过自己的情人节。这种对强势文化入侵的抵制，和对民族文化的危机的焦虑，无疑是非常可贵的。然而，无情的现实是，呼吁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响应，更不一定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只要我们看一看各种媒体的报道，就会发现，并没有多少人将农历七月初七当作情人节来度过。相反，倒是阳历的2月14日这一天，鲜花走俏，饭店爆满，巧克力热销，有情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庆祝属于二人世界的节日。零点调查2001年2月14日晚对广州15—44岁居民进行的快速民意调查显示，在庆祝情人节的花销方面，人均192元，与美国人的人均消费25美元趋同。情人节前后，广州鲜花走俏北方，此期间每天都有超过20吨的鲜花从广州空运至全国各地。情人节前夕，鲜花几乎占据了航班货柜80%的空间。这些调查和报道都说明2月14日情人节的火爆。这种情况下，七夕节虽然以中国情人节的名目被重新提起，但能不能真正被激活，显然让人无法有足够的信心。
总之，在当今情况下，无论是要继续保持传统的“乞巧节”，还是试图承担“中国的情人节”，七夕节都面临着生存的困境。

二、        七夕节生存面临困境的原因分析

七夕节陷入生存的困境，一方面是自身原因，另一方面是深刻的社会原因。我们首先从七夕节作为“乞巧节”的困境开始谈起。
乞巧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传统的岁时节日体系萌芽于先秦时期，建构定型于汉代。据史籍记载，元旦、元宵、上巳、寒食、端午、七夕、重阳及春秋社日、冬祭腊日、除夕等，在汉代均已形成定制。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后，我国传统节日以此为框架，处于不断的重构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节日风俗受到冲击并出现变异，隋唐时期节日更从原来的禁忌、迷信、禳除的神秘气氛中解放出来，转变为娱乐型、礼仪型的佳节良辰。有宋以迄明清，基本延续了隋唐以来的节日体系。自二十世纪初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在历法上与国际接轨，一改我国自汉代以来一直都在使用的农历，开始以公元纪年。与此同时，又对官方节日做出规定，新定了元旦、国庆、国际妇女节、儿童节、国际劳动节、教师节、植树节等节日，又将传统的元旦更名为春节、端午更名为夏节、中秋节更名为秋节、冬至更名为冬节等，纳入官方节日体系。这样一来，就有了官方节日与民间节日的分野。那些仍在民间广泛沿袭的传统节日因为没有进入官方的节日体系而成为民间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同样以公历纪年，并规定了官方的节日，如元旦、植树节、妇女节、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教师节、国庆节等。传统节日中，只有“春节” 获准进入了官方节日体系。
公历的使用和官方节日体系的建立，极大地影响了传统节日的发展。无论是中华民国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虽然在国家发行的历书上，都是农历、公历二历并存，公历附带星期，农历附带节气，但是在历书上，公历总是处于更突出、更显眼的位置。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切官方正式的场合，总是以公历来纪时。久而久之，令民众对于农历的印象越来越浅淡，以至于除非在一些很特殊的场合，人们几乎忘记了农历的存在。以农历为依托的传统节日，自然不能不受这种状况的深刻影响。七夕节面临困境，当亦与此有关。
冯思德先生将节日能够盛行的原因归结为“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民众信仰，形成了集体无意识；一个是政府提倡，从舆论上精神上鼓励、物质上支持。” 官方的支持的确是节日走向兴盛的重要推动力。对一个节日而言，官方最大的支持是将它纳入官方的节日体系。然而，无论是中华民国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七夕节都被排斥在官方节日体系之外，它也因而失去了走向兴盛应该具备的条件之一。
当然，公历纪年法的通行以及被排斥在官方节日体系之外，还不是七夕节面临困境的最根本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以乞巧为主旨和内容的七夕节，已经无法满足处于全面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人的需求。
我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这种情况下，传统节日因为植根于传统农业社会而丧失了赖以存在的根基，面临着全面的衰落，不独七夕节为然。但我们同时又可看到，并非所有的、同样受通行公历的影响、同样未列入官方节日体系中的传统节日，都像七夕节一样衰落到几乎销声匿迹的地步。如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清明节等，都依然在民间鲜活而不乏热烈地存在着。个中原因，怕只能从节日本身来寻找。
“节日一旦产生后，便面临着两条道路。一是节日的内容适当地发生变化，使之与时代的风尚差距不能太大，或节日具有跨时代的人性需要和本能满足的功能，能适合时代、社会的需要，从而得以生存下去。要达到这一点，主要取决于节日本身的可变幅度及其文化兼容性，和社群成员的兴趣……节日的另一条道路就是消亡之路。凡是走上这条道路的节日或者是本身可变幅度小，文化兼容性小，或者是时代局限性大，不具备跨时代的文化功能。” 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清明节等节日之所以仍在流行，正是因为这些节日或者以游玩娱乐，或者以孝敬长辈、纪念亲情、家人团聚、亲朋往来为主要活动，具有满足我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都一以贯之的人性需求的功能。不仅如此，这些节日中的习俗活动还能在传承的基础上发生一些变化，如元宵节不断推出新的灯谜、利用现代高科技举办灯会；清明节里用鲜花或花圈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之情，等等，以与时代的风尚相接近。相比之下，传统七夕节就有着更多的时代局限性。传统七夕节，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应用什么样的民俗物品，总是以乞巧为主旨和核心内容的。所乞之巧，多与传统农业社会的女红有关。当人们进入工业社会，原来在家庭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女红已基本失去意义，与此有关的乞巧活动自然难以继续。无庸讳言，在乞巧之外，七夕节另有许多活动，对此前文已有涉及。而且七夕节的诸多习俗活动也含有娱乐的成份，似乎应能使人们对它保持长期的兴趣。但是这些习俗活动总体上却是以民间信仰为依托的，设瓜果于几案对牛郎、织女进行祭祀，以祈求神灵的佑护和赐福。经历了破四旧、破除封建迷信教育的人们，尤其年轻一代，绝大多数对于信仰持否定的态度，（近些年来，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清明节等节日中原有的信仰、祭祀方面的内容多被剔除，留下的或者新发展的活动带有更多的世俗色彩），而年轻人尤其年轻女性，又恰恰是传统社会里七夕节俗展演的主体。至于“葡萄架下听悄悄话”、看牛女渡天河等活动，更在变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科学的人们眼中成为无稽之谈；牛郎织女传说反映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中的理想生活模式也已经为当代的青年人所厌弃。
而当新时期中国人需要感情的释放的时候，我国原有的节日体系中，包括七夕节在内，没有一个节日能够提供足够的空间，来满足情感释放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性大释放，人们的爱情观、婚姻观、家庭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社会男女授受不亲，婚姻的缔结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男女交往自由，恋爱自由，双方总是先有了感情的基础才走向婚姻的殿堂。传统社会中，男女双方是床上夫妻床下客，缺乏感情交流，着重于血脉的延续和家庭乃至家族关系的维护。现代社会中，夫妻双方更注重婚姻的质量，即爱情在婚姻中占的比重。总之，新的时期和形势下，久受压抑的男女之间的感情需要释放，这种释放希望有一个特定时间，以仪式的形式郑重实施。因此，中国人需要一个情人节！ 然而遗憾的是，在我国的节日体系中，现代的官方节日基本上都是政治节日，传统节日则“大都以先赋性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它们首先是以血缘群体、其次是以地域群体为依托，如最重要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都以祭祀祖先、孝敬长辈、家人团聚、姻亲往来为主要活动；而元宵节灯会、端午节玩龙灯、‘鬼节’抬神巡境等都是地域性的群体活动。” 总之，在我国的节日体系中，并没有一个现成的节日，为这种只属于二人世界的感情释放提供足够的空间。这种情况下，西方现成的圣·瓦伦丁节便乘虚而入，并很快风靡全国，成为深受年轻人欢迎的情人节。
据陈华琳编译《美国传统节日（英汉注释对照）》，圣瓦伦丁节（Valentine's Day）的起源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当时，圣瓦伦丁节被当作牧神节来庆祝。牧神节意为“畜牧神的节日”。畜牧神是位异教神，他能保护罗马人免遭恶狼袭击。每年2月中旬，罗马人都要举行一次庆祝活动，感谢畜牧神帮助他们赶走了恶狼。节日里，人们大吃大喝、跳舞玩乐。那天，青年男女们可以任意接触。小伙子们用拈阄的方法——从坛中取出写有姑娘名字的阄，选择跳舞、游戏的伴侣。跳舞玩乐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往往结成终身伴侣。拈阄的日子为2月14日，据说这是鸟类交尾的日子，因而也被认为是人类婚配的吉日。
后来，基督教传播到古希腊与古罗马。为了改变希腊人、罗马人对异教神的信仰，基督教企图用圣瓦伦丁取代异教神。但历史记载的圣瓦伦丁至少有5位之多。当今最流传的说法认为圣瓦伦丁是个神圣的殉教者。他是罗马一位门第高贵的祭司，敢于帮助那些因信仰新教被判处死刑的人，尤其同情青年恋人。罗马帝国征兵时，专征恋爱者入伍。克劳宙斯二世认为婚姻只会削弱斗志，士兵会由于迷恋小家庭生活而不能挥戈疆场。便宣布，服役期间一律不准订婚和结婚。圣瓦伦丁却违抗圣旨，秘密地为几对青年男女举行了婚礼。他为此被捕，并因不放弃基督教信仰而在公元270年2月14日那天被处以酷刑。为了纪念这位为他所热爱的基督教和人民，特别是年轻恋人而英勇献身的勇士，就将每年的2月14日定为Valentine's Day。
还有一种说法是圣瓦伦丁在狱中时，他的看守有个女儿，双目失明，圣瓦伦丁对父女俩从道义上加以鼓励，并以他的善良之心使他们成为基督教徒，同时奇迹般地恢复了姑娘的视力。在服刑的公元270年2月14日那天早晨，他给那位姑娘写了一封诀别信，表露了对她的爱慕之心．他在信中最后写道：“你的瓦伦丁书”。他死后不久，离他殉难地——巴勒登丘——不远处长出了一棵美丽的杏仁树。树上开满了粉红色花朵，这象征着他那永恒的爱。人们因此将2月14日定为Valentine's Day。
并非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过Valentine's Day节，就是在其源地意大利，也“并没有像样的圣瓦伦丁节的庆祝活动”  。但在另外一些国家却非常盛行。以美国为例，新年庆祝活动刚结束，美国的商人和店主便开始推出一件件五颜六色的圣瓦伦丁商品招陈顾客了，货架上、橱窗里陈列了各种商品：红色的鸡心、胖脸蛋的小天使、手持爱神之箭张弓待发的小丘比特、装饰漂亮的礼品盒、形态各异的圣瓦伦丁节纪念卡、各种插花、塞得鼓鼓囊囊的装有用红纸包裹的鸡心巧克力盒糖等等。圣瓦伦丁节的活动很多。赠送书信、贺卡，是最常见的活动。书信和圣瓦伦丁节贺卡可以赠送给最亲爱的人或者心上人；也可以寄给自己所关心的每个人，如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和亲戚等，甚至可以赠送给特殊的或一般的朋友。除了书信和贺卡外，人们还可以赠送鸡心状的微型项链式肖像盒、耳环、像框、花瓶、枕头、镜子、巧克力糖果盒等各种礼品。学生们则往往在课堂上制作圣瓦伦丁礼品，或者从商店购买后带到学校，放在一个大箱子内。多数礼品上不署名，有的只写上“猜猜是谁”、“你的秘密朋友赠”等字样。箱子外壳一般用大红、粉红、白色装饰，学生们剪出红色的鸡心、金色的丘比特、粉红色的玫瑰花和其它美丽的图案贴在箱子上，非常好看。2月14日圣瓦伦丁节那天，从学生中选出一位代表当信使(老师也可以担任)，由他打开箱子，把礼品分发给孩子们。学生们有时也举行晚会、舞会和做游戏，在那里交朋友。圣瓦伦丁节还是赠送鲜花的日子，这是花店一年中生意最兴隆的一天。多数丈夫和情人都喜欢在这一天给心爱的人送上一束红玫瑰，因为玫瑰与爱神维纳斯及丘比特联系密切，也与古罗马牧神节礼仪紧密相关。当然，这天人们还可以吃到特制的美味佳肴，比如玫瑰红混合饮料、巴伐利亚天使草毒蛋糕、胡桃巧克力小方饼、圣瓦伦丁点心、圣瓦伦丁点心小甜饼、巧克力等等。
当我们明晰了美国圣瓦伦丁节的节俗活动，会突然间发现，原来在中国年轻人中风靡一时的西方情人节，却并非圣瓦伦丁节的原生形态，而是经过重构后进入我国的节日体系的。在美国，每年的2月14日是全社会参与的，传递和表达亲情、友情和爱情的Valentine's Day；而当它进入中国后，却被重构为一个只是情侣们参与、仅用来传递和表达爱情的情人节（Lovers’ Day）。圣瓦伦丁节以重构的情人节面目在中国社会流行，也反映出现时代的中国人是多么需要情人节这样一个能够释放爱情的空间。但我们这里尤其要说明的是，圣瓦伦丁具备重构为情人节的天然条件。圣瓦伦丁节起源的传说与爱情有关；情侣虽不是这个节日的全部活动主体，却是全部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种种活动中都不乏情侣爱意的表达；圣瓦伦丁节的种种饰物，如鸡心、情鸟、玫瑰花、丘比特，又总是与爱紧密相连。所以它能够在不经意间、不着痕迹地迅速重构，迅速转换为满足社会需求的情人节。
相比之下，我们这篇文章的主角——七夕节，虽是“一个以爱情为背景形成的节日”，却在历史上主流话语的控制下，渐次成为一个以乞巧为主要内容的节日，变得与爱情无关了。 这个节日里，有的是女子乞巧、男子乞文，却不见有任何习俗活动围绕着爱情来进行，亦不曾见着酿制爱情、享受爱情、“饮尽爱河犹觉渴”的情侣双方。传统的七夕节没有应时而变，也便失去了以满足社会需求来摆脱困境的理由。
下面我们再看作为情人节的七夕节。它之所以没有被普遍认同，同样既有七夕节自身的原因，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七夕节虽然是我国传承久远的一个节日，但作为“中国的情人节”提出来，却是在西方情人节流入并在一定范围内盛行之后。因此作为情人节的七夕节，实际上面临着西方情人节先入为主、蔚然成风的压力。不仅如此，七夕节还在文化对话中处于弱势的地位。“本来，文化对话的各方所提供的知识，最初都是地方性知识。只是在对话的实际状况中，要求对话与被要求对话的两方或多方，事实上处于一个强势与弱势的关系格局之中……对话中的强势一方常常处于推销自己文化理念、制度安排甚至生活方式的有利的地位，而对话中的弱势一方经常处在一种接受别的文化系统的基本理念、制度安排与生活方式的被动境地。” 当代的文化对话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居于强势地位，它几乎席卷全球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所有非西方文化都受到严重冲击，这其中也包括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化中的节日文化。情人节在中国的扎根，一部分原因也来自于它的强势文化地位。处于弱势的七夕节，要与强势的情人节相抗衡，谈何容易？
此外，在一个国家的节日体系中，各个具体节日在性质、功能上总是互补的，我们很难看到有相同名字的节日，亦即人们通常不会将同一个节日在一年里过上两遍，节期在农历七月初七日的七夕节，与2月14日的情人节相比，显然处于时间安排上的弱势。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节日的盛行，最终还需归因于节俗活动有没有吸引力、是不是具备满足俗民需求的能力。西方情人节的流行，是因为鲜艳的玫瑰花、甜甜的巧克力、温馨的烛光晚餐所营造的浪漫情调，最适宜爱情的酝酿和表达。而被冠以“中国情人节”名目的七夕节，迄今为止并没有发展或规定出一整套习俗活动，以吸引现代民众的目光，抓住现代民众的心，并与西方情人节相颉颃。

三、以重构求生存

节日体系不断重构、某个节日兴起再衰败，堪称节日文化史上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一个有容乃大的民族，不会也不应该将异族、异国的东西一概驱逐而后快。当今时代，社会越来越朝着“大社会、小国家”的方向发展，政府对于一个民间节日实际上并不要太多的介入。对于圣瓦伦丁节，或许该持同样的态度，我们并不一定非要依靠官方的力量发展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情人节来取而代之。当然，如果希望“借一个传统节日，来延续和加固一段感情，一种对历史的感情；让这种感情在汹涌的文化大潮中，屹立不倒”， 怀着一种忧患意识，一种历史情感，一种民族责任心，让七夕节重新焕发青春，则另当别论。问题是我们如何来借一个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节日来实现这种良好甚至是崇高的愿望。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七夕节的生存只能以重构来求得。重构不是细枝末节上的修修补补，而要以传统七夕节的时间为依托，赋予其新的文化意义，对它从内容到性质来一番脱胎换骨的的改造。实际上，对七夕节的重构已经开始。无论是将七夕节称为“中国的情人节”，还是称为“七月七爱情节”，都不仅反映了有意识重构七夕节的愿望，更是将愿望化为实践的具体过程。
重构的第一步是先正名，即要给七夕节赋予一个什么样的新名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名，实际上是一种节日性质或节日主体的定位，它关涉到我们打算把七夕节重构成一个什么人参加的什么样的节日。将七夕节称为“中国的情人节”是一种正名，将七夕节称为“七月七爱情节”也是一种正名。这两种正名虽然不同，但“中国的情人节”直接借用了“情人节”的名称；“七月七爱情节”的叫法也易使人们将其与情人节联系起来。事实上，无论是学者还是一般民众，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爱情节”与情人节相提并论。 其结果，实际上是将七夕节与情人节置于整个节日体系中非此即彼的对抗状态。这种情况对于七夕节的发展极为不利。正如前文所说，情人节已经蔚然成风，在时间安排上处于优势，在文化传播中居于强势，在节俗内容上具有更强的吸引力，“爱情节”实无力与它相抗抵。试图将地方性知识发展为区域文化，进而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以“爱情节”取代情人节，只能是一个美丽而大胆的想象。再说，似乎也没有一定要用一个本土节日取代外来节日的必要。笔者的意见，重构时与其定名“爱情节”而将其置于一个强大的敌人面前，还不如另辟蹊径，直称七夕节为“夫妻节”，以在众多节日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并发挥独特的社会功能。
可将七夕节定名为“夫妻节”，不是笔者的无端臆想，而有着如下若干理由：
首先，七夕节具有从乞巧节转化为夫妻节的合理因子。且不说“女性在七夕中的诸活动，无论是乞巧，还是乞美、乞子，其实都与婚姻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都是她们为获得一种理想的家庭生活模式所做的可能的努力” ，单说七夕节所依托的牛女传说，讲述的就是夫妻悲欢离合的故事，咏唱的就是夫妻真挚爱情的赞歌。由传说而来的“鹊桥”一词，也早已是汉语的固定语汇，成为引领男女双方步入婚姻殿堂的媒介与信使。
其次，将七夕节定名为“夫妻节”，可以避免与“情人节”的直接对抗，有利于获得生机。夫妻节与情人节都是以活动主体来命名节日，而“夫妻”与“情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词语，前者指代具有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至于“情人”一词，虽然在我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含义 ，颇具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也释为“相爱的男女中的一方”，但由于各种社会原因，在现代许多中国人的话语体系中，“情人”二字被抹上了邪恶的颜色，几乎成为“情妇”、“情夫”、“第三者”的同义词。此时的“情人”简直与“夫妻”势不两立。近几年来，随着情人节的兴起，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于“情人”的理解有了很大改观，“情人”的邪恶颜色已渐渐褪去，重又用来指代“相爱的男女中的一方”。既如此，相爱的夫妻当然也可互为情人，这也是情人节有众多夫妻参与其中的原因。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我们常见结为夫妻的男女称自己的配偶为“爱人”，却从来不见有称为情人的，这自然是因为情人多指婚姻外而非婚姻内相爱的男女。夫妻既不同于情人，夫妻节也便与情人节井水不犯河水，当然再没有争个你死我活的必要。
再次，将七夕节定名为夫妻节，不仅能够拥有数目庞大的活动主体，增加生存的机会。判定一个节日存与亡、兴与衰的标准之一，是看参与节俗活动的主体数量的有与无、多与寡，主体所处地域空间的大与小，所处社会阶层的广与狭。若将七夕节定名为夫妻节，处于婚姻关系中的男女都可以成为节俗的活动主体。夫妻数量之大不言而喻，且不受地域空间和社会阶层的任何局限，甚至也较少受时间的约束，节日可因这源源而来、数量巨大的主体后备军得以生存并持续发展。
最后，将七夕节定名为夫妻节，可以填补我国现在节日体系中的空白。虽然夫妻关系的缔结是人类社会最为久远的社会设置之一，夫妻关系自产生以来就需要调节，但在男性专权、以血亲为主位、以父子关系为轴心的传统家庭中，更需要调节的是血亲关系，所以我国传统的诸多节日，都不乏调节血亲关系的习俗活动。但随着近些年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婚姻和家庭也在嬗变。男性专权、血亲主位、父子轴心的传统家庭式微，两性平等、婚姻主位、夫妻轴心的现代家庭勃兴。这种情况下，对夫妻关系的调节就变得重要起来。这一点，也可以从离婚率的变化来说明。据社会学者对中国婚姻状况系统研究发现，从1980年开始，中国离婚率直线上升。1980 年，中国结婚716.7万对，离婚为34.1万对，离婚率为0.7％，离结率 为4.75％。到1995年，结婚为929.7万对，离婚则达到105.5万对，离婚率为1.80%，结离率达到11.35％。十五年间，离婚率、离结率都上升了两倍多。到九十年代后期，全国离婚率仍继续上升，1997年全国离婚率为1.90%，结离婚对比率高达13％左右。 这里，我们无意于对这一现象进行褒贬，因为夫妻双方为追求幸福的婚姻和充实的精神生活而要求离婚，应视为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我们要说的是，无论怎样，离婚率的迅速大幅度提高，的确反映了现代夫妻关系亟需调节的现实。换言之，现代中国需要一个能够调节夫妻关系的空间。将七夕节重构为夫妻节，就可以填补我国现有节日体系中的这个空白。
然而，要使七夕节真正具有夫妻关系润滑剂的作用，仅有名称的更改是不够的，还需要节俗内容的重构。因此重构七夕节的第二步就是要发展创造出能够被当代民众认可并自觉实践的节俗活动。
那么什么样的节俗活动更容易被民众认可并自觉实践呢？社会学者对于20世纪80年代离婚率上升的原因分析，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参考。关于20世纪80年代离婚率上升的原因，社会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吴德清认为原因有三：一是婚姻冲突有所增加；二是对冲突的调和能力有所降低；三是夫妻对冲突的容忍力有所降低。何雪松则归因于社会限因素减少、两性相互依赖下降、婚姻质量期望提高以及家庭结构的小型化。社会限因素减少，“伦理责任作为维系婚姻的主要纽带开始松弛”；两性相互依赖下降，“妇女地位的提高在客观上刺激了妇女摆脱不满婚姻的动机……许多女性为了重新获得婚姻幸福而告别破碎婚姻”；婚姻质量期望提高，“人们不再将稳定的凑合婚姻作为衡量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志，而是更加重视婚姻本身给婚姻当事人带来的正面效应，尤其是感情和性的和谐在婚姻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日益突现”；家庭结构小型化，一方面“使家庭矛盾的解决缺乏足够的缓冲力量，整个家庭化解冲突的能力降低”，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情感因素在家庭关系中的重要性，感情成为维系婚姻的最重要因素。” 社会学者们的研究提醒我们注意，夫妻关系的调节重在对夫妻冲突的化解，以及对夫妻感情的培养。笔者以为，夫妻节的习俗活动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张扬人性、打动人心的示爱活动怕最能为民众所自觉实践。一束玫瑰花、一朵并蒂莲、一盒巧克力，一顿烛光晚餐，一声“I LOVE YOU”，都因在丈夫与妻子之间传递和进行而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在梦幻般极具浪漫色彩的氛围中，夫妻间多少冲突可以化解，多少裂痕可以弥合，多少情感可以酿造。渴望被爱、强调婚姻质量的男男女女会在这样一个节日里发现和体会：原来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原来夫妻间的爱情也可以这样浓得化不开。
最后，我们大约还不能忘记，七夕节从名称到内容的重构，都只是节日发展的内部力量。七夕节若想兴旺发达，还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撑，譬如官方的提倡，专家学者的呼吁，信息媒体的正向宣传，商家受经济利益驱动而进行的炒作等等。信息媒体宣传和商家炒作的导向作用尤其不可忽视。试想，早在七夕节到来之前，信息媒体已经火爆宣传，商家也都行动起来，林林总总的节日礼品摆满街头，饭店推出夫妻温馨套餐，旅游公司组织夫妻浪漫之旅，又怎能不令人怦然心动，愉快地加入其中呢？

张勃（1972--  ），女，汉族，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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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构求生存
             ——关于七夕节命运的思考

张 勃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济南，250014）

内容摘要：七夕节，曾经是我国的民俗大节之一，近些年来实际上处于濒临消亡的状态。当圣瓦伦丁节——西方的情人节已经在较大范围内风靡之时，一些地方以弘扬民族节庆文化为己任，接连打出“七月七爱情节”的旗号，并届时举办种种活动，实际上是要挽大厦于将倾。让中国人过“中国人的情人节”的良好愿望，举办七月七爱情节的实际行动，能不能令七夕节如凤凰涅槃一般获得新生？这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这篇文章里，笔者将通过对七夕节现状的叙述及其陷入困境的原因分析，阐明七夕节由乞巧节重构为夫妻节，当是其得以生存的一种可能。
关键词：七夕节  乞巧节  圣瓦伦丁节  情人节  夫妻节  重构  生存

Title: To Survive by Reconstruction----Thought on the Fate of the Seventh Evening of the Seventh Month
Abstract: The Seventh Evening of the Seventh Month, which used to be a grand festival, is deadly these years in our country. When Valentine's Day—Westerners’ Lovers’ Day is popular in many places in China, some people assum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carrying forward Chinese festival culture consider the Seventh Evening of the Seventh Month as Chinese Lovers’ Day, and develop activities to call on and encourage Chinese to celebrate Lovers’ Day of our own. Will all the efforts enable the Seventh Evening of the Seventh Month to survive, or in other word, to gain a new life? That’s wha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fter describ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eventh Evening of the Seventh Month and analyzing the reasons for its’ falling into dire straits, the author tells us that the Seventh Evening of the Seventh Month’s survival may be possible by its’ reconstruction from a festival of praying for being clever and deft to.
Key Words:  the Seventh Evening of the Seventh Month    Festival of Praying for Being Clever and Deft   Valentine's Day  Lovers’ Day  Husband and Wife’s Day  reconstruction   survive


节日是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纵观节日这一文化现象的历史轨迹，不难看出，整个节日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变迁史。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节日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一些节日因为不再能满足变化了的社会需求而被迫死亡，另一些节日却因迎合了新的社会需求而勃然兴起；一些节日昙花一现，另一些节日却源远流长；一些节日的习俗活动减少了，文化内涵变得单纯起来；另一些节日则相反，它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含义，不断地扩充着新的习俗活动，因而传承数百千年依然鲜活。七夕节作为我国传统节日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其过去和未来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
这个问题的提出，与近来一些地方举办“七月七爱情节”直接相关。在笔者看来，七夕节，这个曾经是我国民俗大节之一的节日，近些年来实际上处于濒临消亡的状态 。当圣瓦伦丁节——西方的情人节已经在较大范围内风靡之时，一些地方以弘扬民族节庆文化为己任，打出“七月七爱情节”或“中国人的爱情节”的旗号，并届时举办种种活动，实际上是要挽大厦于将倾。是试图挽救生命重危的“七夕节”，更是力图挽救面临灭顶之灾的中国节日文化。但这一良好愿望能不能让七夕节如凤凰涅槃一般获得新生？七夕节能不能在我国现有的节日体系中再次确立自己的位置？这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在这篇文章里，笔者将通过对七夕节现状的考察及其陷入困境的原因分析，阐明重构将是七夕节生存下来和传承下去的关键所在。

一、 七夕节面临困境

七夕节曾经是我国的民俗大节之一。从汉朝一直到近代，每逢这个节日，从城市到乡村，从宫廷到民间，都会开展许多习俗活动。如“妇女陈瓜果于几筵，望月穿针以为乞巧”（张潮《松窗梦语》卷七《时序记》）；投针浮水、从水底针影形状判断巧与不巧；用豌豆或绿豆生豆芽，依其形状判断巧与不巧；或察看备好的蜘蛛结网的形状判断巧与不巧；以蜡做成婴儿，浮水中以为戏，妇人有宜子之祥；看牛郎织女渡天河，倾听牛郎织女窃窃私语；看巧云；吃巧果等等。然而近二十多年以来，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贫穷者还是富裕者，已很少有人在农历七月初七日（或七月初六，有些地方以七月初六为七夕节）重演类似的活动了。判断一个节日是存活还是消亡，要以该节日的节期里是否有民众重演约定俗成的活动为标准，有则是尚存活，无则是已消亡。据此标准，以“乞巧”为节俗内容的传统七夕节基本上已经消失。也就是说，要想让七夕节在现有的节日体系中重新找到位置，其难度我们应有充分的估计。
近几年来，或许由于西方情人节的传入及其带来的极大反响，引发了人们对这种现象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于是蓦然发现，原来我们的传统节日里就有一个七夕节，它所依托的民间传说《牛郎织女》曾打动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心弦。“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牛女隔河相守，盼望着一年仅有一度的相会，难道这不是最忠贞不渝的爱情吗？而农历七月初七日，正是牛女这对天上的有情人欢会之时，人间的有情人选择此日表达彼此的倾慕爱恋之情不是正合时宜吗？受“情人节”的启发，有些人将七夕节称为中国的情人节，并呼吁中国人过自己的情人节。这种对强势文化入侵的抵制，和对民族文化的危机的焦虑，无疑是非常可贵的。然而，无情的现实是，呼吁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响应，更不一定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只要我们看一看各种媒体的报道，就会发现，并没有多少人将农历七月初七当作情人节来度过。相反，倒是阳历的2月14日这一天，鲜花走俏，饭店爆满，巧克力热销，有情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庆祝属于二人世界的节日。零点调查2001年2月14日晚对广州15—44岁居民进行的快速民意调查显示，在庆祝情人节的花销方面，人均192元，与美国人的人均消费25美元趋同。情人节前后，广州鲜花走俏北方，此期间每天都有超过20吨的鲜花从广州空运至全国各地。情人节前夕，鲜花几乎占据了航班货柜80%的空间。这些调查和报道都说明2月14日情人节的火爆。这种情况下，七夕节虽然以中国情人节的名目被重新提起，但能不能真正被激活，显然让人无法有足够的信心。
总之，在当今情况下，无论是要继续保持传统的“乞巧节”，还是试图承担“中国的情人节”，七夕节都面临着生存的困境。

二、        七夕节生存面临困境的原因分析

七夕节陷入生存的困境，一方面是自身原因，另一方面是深刻的社会原因。我们首先从七夕节作为“乞巧节”的困境开始谈起。
乞巧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传统的岁时节日体系萌芽于先秦时期，建构定型于汉代。据史籍记载，元旦、元宵、上巳、寒食、端午、七夕、重阳及春秋社日、冬祭腊日、除夕等，在汉代均已形成定制。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后，我国传统节日以此为框架，处于不断的重构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节日风俗受到冲击并出现变异，隋唐时期节日更从原来的禁忌、迷信、禳除的神秘气氛中解放出来，转变为娱乐型、礼仪型的佳节良辰。有宋以迄明清，基本延续了隋唐以来的节日体系。自二十世纪初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在历法上与国际接轨，一改我国自汉代以来一直都在使用的农历，开始以公元纪年。与此同时，又对官方节日做出规定，新定了元旦、国庆、国际妇女节、儿童节、国际劳动节、教师节、植树节等节日，又将传统的元旦更名为春节、端午更名为夏节、中秋节更名为秋节、冬至更名为冬节等，纳入官方节日体系。这样一来，就有了官方节日与民间节日的分野。那些仍在民间广泛沿袭的传统节日因为没有进入官方的节日体系而成为民间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同样以公历纪年，并规定了官方的节日，如元旦、植树节、妇女节、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教师节、国庆节等。传统节日中，只有“春节” 获准进入了官方节日体系。
公历的使用和官方节日体系的建立，极大地影响了传统节日的发展。无论是中华民国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虽然在国家发行的历书上，都是农历、公历二历并存，公历附带星期，农历附带节气，但是在历书上，公历总是处于更突出、更显眼的位置。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切官方正式的场合，总是以公历来纪时。久而久之，令民众对于农历的印象越来越浅淡，以至于除非在一些很特殊的场合，人们几乎忘记了农历的存在。以农历为依托的传统节日，自然不能不受这种状况的深刻影响。七夕节面临困境，当亦与此有关。
冯思德先生将节日能够盛行的原因归结为“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民众信仰，形成了集体无意识；一个是政府提倡，从舆论上精神上鼓励、物质上支持。” 官方的支持的确是节日走向兴盛的重要推动力。对一个节日而言，官方最大的支持是将它纳入官方的节日体系。然而，无论是中华民国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七夕节都被排斥在官方节日体系之外，它也因而失去了走向兴盛应该具备的条件之一。
当然，公历纪年法的通行以及被排斥在官方节日体系之外，还不是七夕节面临困境的最根本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以乞巧为主旨和内容的七夕节，已经无法满足处于全面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人的需求。
我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这种情况下，传统节日因为植根于传统农业社会而丧失了赖以存在的根基，面临着全面的衰落，不独七夕节为然。但我们同时又可看到，并非所有的、同样受通行公历的影响、同样未列入官方节日体系中的传统节日，都像七夕节一样衰落到几乎销声匿迹的地步。如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清明节等，都依然在民间鲜活而不乏热烈地存在着。个中原因，怕只能从节日本身来寻找。
“节日一旦产生后，便面临着两条道路。一是节日的内容适当地发生变化，使之与时代的风尚差距不能太大，或节日具有跨时代的人性需要和本能满足的功能，能适合时代、社会的需要，从而得以生存下去。要达到这一点，主要取决于节日本身的可变幅度及其文化兼容性，和社群成员的兴趣……节日的另一条道路就是消亡之路。凡是走上这条道路的节日或者是本身可变幅度小，文化兼容性小，或者是时代局限性大，不具备跨时代的文化功能。” 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清明节等节日之所以仍在流行，正是因为这些节日或者以游玩娱乐，或者以孝敬长辈、纪念亲情、家人团聚、亲朋往来为主要活动，具有满足我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都一以贯之的人性需求的功能。不仅如此，这些节日中的习俗活动还能在传承的基础上发生一些变化，如元宵节不断推出新的灯谜、利用现代高科技举办灯会；清明节里用鲜花或花圈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之情，等等，以与时代的风尚相接近。相比之下，传统七夕节就有着更多的时代局限性。传统七夕节，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应用什么样的民俗物品，总是以乞巧为主旨和核心内容的。所乞之巧，多与传统农业社会的女红有关。当人们进入工业社会，原来在家庭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女红已基本失去意义，与此有关的乞巧活动自然难以继续。无庸讳言，在乞巧之外，七夕节另有许多活动，对此前文已有涉及。而且七夕节的诸多习俗活动也含有娱乐的成份，似乎应能使人们对它保持长期的兴趣。但是这些习俗活动总体上却是以民间信仰为依托的，设瓜果于几案对牛郎、织女进行祭祀，以祈求神灵的佑护和赐福。经历了破四旧、破除封建迷信教育的人们，尤其年轻一代，绝大多数对于信仰持否定的态度，（近些年来，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清明节等节日中原有的信仰、祭祀方面的内容多被剔除，留下的或者新发展的活动带有更多的世俗色彩），而年轻人尤其年轻女性，又恰恰是传统社会里七夕节俗展演的主体。至于“葡萄架下听悄悄话”、看牛女渡天河等活动，更在变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科学的人们眼中成为无稽之谈；牛郎织女传说反映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中的理想生活模式也已经为当代的青年人所厌弃。
而当新时期中国人需要感情的释放的时候，我国原有的节日体系中，包括七夕节在内，没有一个节日能够提供足够的空间，来满足情感释放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性大释放，人们的爱情观、婚姻观、家庭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社会男女授受不亲，婚姻的缔结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男女交往自由，恋爱自由，双方总是先有了感情的基础才走向婚姻的殿堂。传统社会中，男女双方是床上夫妻床下客，缺乏感情交流，着重于血脉的延续和家庭乃至家族关系的维护。现代社会中，夫妻双方更注重婚姻的质量，即爱情在婚姻中占的比重。总之，新的时期和形势下，久受压抑的男女之间的感情需要释放，这种释放希望有一个特定时间，以仪式的形式郑重实施。因此，中国人需要一个情人节！ 然而遗憾的是，在我国的节日体系中，现代的官方节日基本上都是政治节日，传统节日则“大都以先赋性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它们首先是以血缘群体、其次是以地域群体为依托，如最重要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都以祭祀祖先、孝敬长辈、家人团聚、姻亲往来为主要活动；而元宵节灯会、端午节玩龙灯、‘鬼节’抬神巡境等都是地域性的群体活动。” 总之，在我国的节日体系中，并没有一个现成的节日，为这种只属于二人世界的感情释放提供足够的空间。这种情况下，西方现成的圣·瓦伦丁节便乘虚而入，并很快风靡全国，成为深受年轻人欢迎的情人节。
据陈华琳编译《美国传统节日（英汉注释对照）》，圣瓦伦丁节（Valentine's Day）的起源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当时，圣瓦伦丁节被当作牧神节来庆祝。牧神节意为“畜牧神的节日”。畜牧神是位异教神，他能保护罗马人免遭恶狼袭击。每年2月中旬，罗马人都要举行一次庆祝活动，感谢畜牧神帮助他们赶走了恶狼。节日里，人们大吃大喝、跳舞玩乐。那天，青年男女们可以任意接触。小伙子们用拈阄的方法——从坛中取出写有姑娘名字的阄，选择跳舞、游戏的伴侣。跳舞玩乐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往往结成终身伴侣。拈阄的日子为2月14日，据说这是鸟类交尾的日子，因而也被认为是人类婚配的吉日。
后来，基督教传播到古希腊与古罗马。为了改变希腊人、罗马人对异教神的信仰，基督教企图用圣瓦伦丁取代异教神。但历史记载的圣瓦伦丁至少有5位之多。当今最流传的说法认为圣瓦伦丁是个神圣的殉教者。他是罗马一位门第高贵的祭司，敢于帮助那些因信仰新教被判处死刑的人，尤其同情青年恋人。罗马帝国征兵时，专征恋爱者入伍。克劳宙斯二世认为婚姻只会削弱斗志，士兵会由于迷恋小家庭生活而不能挥戈疆场。便宣布，服役期间一律不准订婚和结婚。圣瓦伦丁却违抗圣旨，秘密地为几对青年男女举行了婚礼。他为此被捕，并因不放弃基督教信仰而在公元270年2月14日那天被处以酷刑。为了纪念这位为他所热爱的基督教和人民，特别是年轻恋人而英勇献身的勇士，就将每年的2月14日定为Valentine's Day。
还有一种说法是圣瓦伦丁在狱中时，他的看守有个女儿，双目失明，圣瓦伦丁对父女俩从道义上加以鼓励，并以他的善良之心使他们成为基督教徒，同时奇迹般地恢复了姑娘的视力。在服刑的公元270年2月14日那天早晨，他给那位姑娘写了一封诀别信，表露了对她的爱慕之心．他在信中最后写道：“你的瓦伦丁书”。他死后不久，离他殉难地——巴勒登丘——不远处长出了一棵美丽的杏仁树。树上开满了粉红色花朵，这象征着他那永恒的爱。人们因此将2月14日定为Valentine's Day。
并非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过Valentine's Day节，就是在其源地意大利，也“并没有像样的圣瓦伦丁节的庆祝活动”  。但在另外一些国家却非常盛行。以美国为例，新年庆祝活动刚结束，美国的商人和店主便开始推出一件件五颜六色的圣瓦伦丁商品招陈顾客了，货架上、橱窗里陈列了各种商品：红色的鸡心、胖脸蛋的小天使、手持爱神之箭张弓待发的小丘比特、装饰漂亮的礼品盒、形态各异的圣瓦伦丁节纪念卡、各种插花、塞得鼓鼓囊囊的装有用红纸包裹的鸡心巧克力盒糖等等。圣瓦伦丁节的活动很多。赠送书信、贺卡，是最常见的活动。书信和圣瓦伦丁节贺卡可以赠送给最亲爱的人或者心上人；也可以寄给自己所关心的每个人，如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和亲戚等，甚至可以赠送给特殊的或一般的朋友。除了书信和贺卡外，人们还可以赠送鸡心状的微型项链式肖像盒、耳环、像框、花瓶、枕头、镜子、巧克力糖果盒等各种礼品。学生们则往往在课堂上制作圣瓦伦丁礼品，或者从商店购买后带到学校，放在一个大箱子内。多数礼品上不署名，有的只写上“猜猜是谁”、“你的秘密朋友赠”等字样。箱子外壳一般用大红、粉红、白色装饰，学生们剪出红色的鸡心、金色的丘比特、粉红色的玫瑰花和其它美丽的图案贴在箱子上，非常好看。2月14日圣瓦伦丁节那天，从学生中选出一位代表当信使(老师也可以担任)，由他打开箱子，把礼品分发给孩子们。学生们有时也举行晚会、舞会和做游戏，在那里交朋友。圣瓦伦丁节还是赠送鲜花的日子，这是花店一年中生意最兴隆的一天。多数丈夫和情人都喜欢在这一天给心爱的人送上一束红玫瑰，因为玫瑰与爱神维纳斯及丘比特联系密切，也与古罗马牧神节礼仪紧密相关。当然，这天人们还可以吃到特制的美味佳肴，比如玫瑰红混合饮料、巴伐利亚天使草毒蛋糕、胡桃巧克力小方饼、圣瓦伦丁点心、圣瓦伦丁点心小甜饼、巧克力等等。
当我们明晰了美国圣瓦伦丁节的节俗活动，会突然间发现，原来在中国年轻人中风靡一时的西方情人节，却并非圣瓦伦丁节的原生形态，而是经过重构后进入我国的节日体系的。在美国，每年的2月14日是全社会参与的，传递和表达亲情、友情和爱情的Valentine's Day；而当它进入中国后，却被重构为一个只是情侣们参与、仅用来传递和表达爱情的情人节（Lovers’ Day）。圣瓦伦丁节以重构的情人节面目在中国社会流行，也反映出现时代的中国人是多么需要情人节这样一个能够释放爱情的空间。但我们这里尤其要说明的是，圣瓦伦丁具备重构为情人节的天然条件。圣瓦伦丁节起源的传说与爱情有关；情侣虽不是这个节日的全部活动主体，却是全部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种种活动中都不乏情侣爱意的表达；圣瓦伦丁节的种种饰物，如鸡心、情鸟、玫瑰花、丘比特，又总是与爱紧密相连。所以它能够在不经意间、不着痕迹地迅速重构，迅速转换为满足社会需求的情人节。
相比之下，我们这篇文章的主角——七夕节，虽是“一个以爱情为背景形成的节日”，却在历史上主流话语的控制下，渐次成为一个以乞巧为主要内容的节日，变得与爱情无关了。 这个节日里，有的是女子乞巧、男子乞文，却不见有任何习俗活动围绕着爱情来进行，亦不曾见着酿制爱情、享受爱情、“饮尽爱河犹觉渴”的情侣双方。传统的七夕节没有应时而变，也便失去了以满足社会需求来摆脱困境的理由。
下面我们再看作为情人节的七夕节。它之所以没有被普遍认同，同样既有七夕节自身的原因，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七夕节虽然是我国传承久远的一个节日，但作为“中国的情人节”提出来，却是在西方情人节流入并在一定范围内盛行之后。因此作为情人节的七夕节，实际上面临着西方情人节先入为主、蔚然成风的压力。不仅如此，七夕节还在文化对话中处于弱势的地位。“本来，文化对话的各方所提供的知识，最初都是地方性知识。只是在对话的实际状况中，要求对话与被要求对话的两方或多方，事实上处于一个强势与弱势的关系格局之中……对话中的强势一方常常处于推销自己文化理念、制度安排甚至生活方式的有利的地位，而对话中的弱势一方经常处在一种接受别的文化系统的基本理念、制度安排与生活方式的被动境地。” 当代的文化对话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居于强势地位，它几乎席卷全球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所有非西方文化都受到严重冲击，这其中也包括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化中的节日文化。情人节在中国的扎根，一部分原因也来自于它的强势文化地位。处于弱势的七夕节，要与强势的情人节相抗衡，谈何容易？
此外，在一个国家的节日体系中，各个具体节日在性质、功能上总是互补的，我们很难看到有相同名字的节日，亦即人们通常不会将同一个节日在一年里过上两遍，节期在农历七月初七日的七夕节，与2月14日的情人节相比，显然处于时间安排上的弱势。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节日的盛行，最终还需归因于节俗活动有没有吸引力、是不是具备满足俗民需求的能力。西方情人节的流行，是因为鲜艳的玫瑰花、甜甜的巧克力、温馨的烛光晚餐所营造的浪漫情调，最适宜爱情的酝酿和表达。而被冠以“中国情人节”名目的七夕节，迄今为止并没有发展或规定出一整套习俗活动，以吸引现代民众的目光，抓住现代民众的心，并与西方情人节相颉颃。

三、以重构求生存

节日体系不断重构、某个节日兴起再衰败，堪称节日文化史上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一个有容乃大的民族，不会也不应该将异族、异国的东西一概驱逐而后快。当今时代，社会越来越朝着“大社会、小国家”的方向发展，政府对于一个民间节日实际上并不要太多的介入。对于圣瓦伦丁节，或许该持同样的态度，我们并不一定非要依靠官方的力量发展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情人节来取而代之。当然，如果希望“借一个传统节日，来延续和加固一段感情，一种对历史的感情；让这种感情在汹涌的文化大潮中，屹立不倒”， 怀着一种忧患意识，一种历史情感，一种民族责任心，让七夕节重新焕发青春，则另当别论。问题是我们如何来借一个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节日来实现这种良好甚至是崇高的愿望。笔者以为，在目前情况下，七夕节的生存只能以重构来求得。重构不是细枝末节上的修修补补，而要以传统七夕节的时间为依托，赋予其新的文化意义，对它从内容到性质来一番脱胎换骨的的改造。实际上，对七夕节的重构已经开始。无论是将七夕节称为“中国的情人节”，还是称为“七月七爱情节”，都不仅反映了有意识重构七夕节的愿望，更是将愿望化为实践的具体过程。
重构的第一步是先正名，即要给七夕节赋予一个什么样的新名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名，实际上是一种节日性质或节日主体的定位，它关涉到我们打算把七夕节重构成一个什么人参加的什么样的节日。将七夕节称为“中国的情人节”是一种正名，将七夕节称为“七月七爱情节”也是一种正名。这两种正名虽然不同，但“中国的情人节”直接借用了“情人节”的名称；“七月七爱情节”的叫法也易使人们将其与情人节联系起来。事实上，无论是学者还是一般民众，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爱情节”与情人节相提并论。 其结果，实际上是将七夕节与情人节置于整个节日体系中非此即彼的对抗状态。这种情况对于七夕节的发展极为不利。正如前文所说，情人节已经蔚然成风，在时间安排上处于优势，在文化传播中居于强势，在节俗内容上具有更强的吸引力，“爱情节”实无力与它相抗抵。试图将地方性知识发展为区域文化，进而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以“爱情节”取代情人节，只能是一个美丽而大胆的想象。再说，似乎也没有一定要用一个本土节日取代外来节日的必要。笔者的意见，重构时与其定名“爱情节”而将其置于一个强大的敌人面前，还不如另辟蹊径，直称七夕节为“夫妻节”，以在众多节日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并发挥独特的社会功能。
可将七夕节定名为“夫妻节”，不是笔者的无端臆想，而有着如下若干理由：
首先，七夕节具有从乞巧节转化为夫妻节的合理因子。且不说“女性在七夕中的诸活动，无论是乞巧，还是乞美、乞子，其实都与婚姻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都是她们为获得一种理想的家庭生活模式所做的可能的努力” ，单说七夕节所依托的牛女传说，讲述的就是夫妻悲欢离合的故事，咏唱的就是夫妻真挚爱情的赞歌。由传说而来的“鹊桥”一词，也早已是汉语的固定语汇，成为引领男女双方步入婚姻殿堂的媒介与信使。
其次，将七夕节定名为“夫妻节”，可以避免与“情人节”的直接对抗，有利于获得生机。夫妻节与情人节都是以活动主体来命名节日，而“夫妻”与“情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词语，前者指代具有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至于“情人”一词，虽然在我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含义 ，颇具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也释为“相爱的男女中的一方”，但由于各种社会原因，在现代许多中国人的话语体系中，“情人”二字被抹上了邪恶的颜色，几乎成为“情妇”、“情夫”、“第三者”的同义词。此时的“情人”简直与“夫妻”势不两立。近几年来，随着情人节的兴起，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于“情人”的理解有了很大改观，“情人”的邪恶颜色已渐渐褪去，重又用来指代“相爱的男女中的一方”。既如此，相爱的夫妻当然也可互为情人，这也是情人节有众多夫妻参与其中的原因。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我们常见结为夫妻的男女称自己的配偶为“爱人”，却从来不见有称为情人的，这自然是因为情人多指婚姻外而非婚姻内相爱的男女。夫妻既不同于情人，夫妻节也便与情人节井水不犯河水，当然再没有争个你死我活的必要。
再次，将七夕节定名为夫妻节，不仅能够拥有数目庞大的活动主体，增加生存的机会。判定一个节日存与亡、兴与衰的标准之一，是看参与节俗活动的主体数量的有与无、多与寡，主体所处地域空间的大与小，所处社会阶层的广与狭。若将七夕节定名为夫妻节，处于婚姻关系中的男女都可以成为节俗的活动主体。夫妻数量之大不言而喻，且不受地域空间和社会阶层的任何局限，甚至也较少受时间的约束，节日可因这源源而来、数量巨大的主体后备军得以生存并持续发展。
最后，将七夕节定名为夫妻节，可以填补我国现在节日体系中的空白。虽然夫妻关系的缔结是人类社会最为久远的社会设置之一，夫妻关系自产生以来就需要调节，但在男性专权、以血亲为主位、以父子关系为轴心的传统家庭中，更需要调节的是血亲关系，所以我国传统的诸多节日，都不乏调节血亲关系的习俗活动。但随着近些年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婚姻和家庭也在嬗变。男性专权、血亲主位、父子轴心的传统家庭式微，两性平等、婚姻主位、夫妻轴心的现代家庭勃兴。这种情况下，对夫妻关系的调节就变得重要起来。这一点，也可以从离婚率的变化来说明。据社会学者对中国婚姻状况系统研究发现，从1980年开始，中国离婚率直线上升。1980 年，中国结婚716.7万对，离婚为34.1万对，离婚率为0.7％，离结率 为4.75％。到1995年，结婚为929.7万对，离婚则达到105.5万对，离婚率为1.80%，结离率达到11.35％。十五年间，离婚率、离结率都上升了两倍多。到九十年代后期，全国离婚率仍继续上升，1997年全国离婚率为1.90%，结离婚对比率高达13％左右。 这里，我们无意于对这一现象进行褒贬，因为夫妻双方为追求幸福的婚姻和充实的精神生活而要求离婚，应视为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我们要说的是，无论怎样，离婚率的迅速大幅度提高，的确反映了现代夫妻关系亟需调节的现实。换言之，现代中国需要一个能够调节夫妻关系的空间。将七夕节重构为夫妻节，就可以填补我国现有节日体系中的这个空白。
然而，要使七夕节真正具有夫妻关系润滑剂的作用，仅有名称的更改是不够的，还需要节俗内容的重构。因此重构七夕节的第二步就是要发展创造出能够被当代民众认可并自觉实践的节俗活动。
那么什么样的节俗活动更容易被民众认可并自觉实践呢？社会学者对于20世纪80年代离婚率上升的原因分析，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参考。关于20世纪80年代离婚率上升的原因，社会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吴德清认为原因有三：一是婚姻冲突有所增加；二是对冲突的调和能力有所降低；三是夫妻对冲突的容忍力有所降低。何雪松则归因于社会限因素减少、两性相互依赖下降、婚姻质量期望提高以及家庭结构的小型化。社会限因素减少，“伦理责任作为维系婚姻的主要纽带开始松弛”；两性相互依赖下降，“妇女地位的提高在客观上刺激了妇女摆脱不满婚姻的动机……许多女性为了重新获得婚姻幸福而告别破碎婚姻”；婚姻质量期望提高，“人们不再将稳定的凑合婚姻作为衡量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志，而是更加重视婚姻本身给婚姻当事人带来的正面效应，尤其是感情和性的和谐在婚姻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日益突现”；家庭结构小型化，一方面“使家庭矛盾的解决缺乏足够的缓冲力量，整个家庭化解冲突的能力降低”，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情感因素在家庭关系中的重要性，感情成为维系婚姻的最重要因素。” 社会学者们的研究提醒我们注意，夫妻关系的调节重在对夫妻冲突的化解，以及对夫妻感情的培养。笔者以为，夫妻节的习俗活动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张扬人性、打动人心的示爱活动怕最能为民众所自觉实践。一束玫瑰花、一朵并蒂莲、一盒巧克力，一顿烛光晚餐，一声“I LOVE YOU”，都因在丈夫与妻子之间传递和进行而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在梦幻般极具浪漫色彩的氛围中，夫妻间多少冲突可以化解，多少裂痕可以弥合，多少情感可以酿造。渴望被爱、强调婚姻质量的男男女女会在这样一个节日里发现和体会：原来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原来夫妻间的爱情也可以这样浓得化不开。
最后，我们大约还不能忘记，七夕节从名称到内容的重构，都只是节日发展的内部力量。七夕节若想兴旺发达，还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撑，譬如官方的提倡，专家学者的呼吁，信息媒体的正向宣传，商家受经济利益驱动而进行的炒作等等。信息媒体宣传和商家炒作的导向作用尤其不可忽视。试想，早在七夕节到来之前，信息媒体已经火爆宣传，商家也都行动起来，林林总总的节日礼品摆满街头，饭店推出夫妻温馨套餐，旅游公司组织夫妻浪漫之旅，又怎能不令人怦然心动，愉快地加入其中呢？

张勃（1972--  ），女，汉族，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俗学。

雪村友梅

张勃的观点很可取，利用传统节日培养市民社区认同感不失为良策。在日本，虽然都过五节，但各个地区渐渐发展出自己的特有节俗，并依此形成不同区域的文化向心力。包括新建立的“团地”（相当于我们的“小区”）也用类似的办法建立"团地文化"。而且在今天，这一研究对恢复传统节日旧有的生命力，也是很有价值的。期望张兄的研究能百尺竿头，多进一步，是诚中国节日文化研究之福份也。

springqieyi

张老师是女的!

springqieyi

张老师是我的民俗学老师,她现在还教我们文化人类学.张老师的课也很好听的.也正是张老师让我对民俗学越来越热爱！看到今天她那么多文章发在这上面我好高兴啊！   
[ 本帖由 springqieyi 于 2004-11-25 15:47 最后编辑 ]

springqieyi

发上去我又后悔了，是不是在这个论坛里习惯于称兄啊？前辈１２１７也是山东的吗？
[ 本帖由 springqieyi 于 2004-11-25 15:39 最后编辑 ]

springqieyi

相信张老师的明天会更好！ :shy:
[ 本帖由 springqieyi 于 2004-11-25 15:43 最后编辑 ]

springqieyi

"但各个地区渐渐发展出自己的特有节俗，并依此形成不同区域的文化向心力"
前辈,我对民俗与社区建设很感兴趣，可不可以麻烦详细论述一下，或者告诉我在那些文章或书上有这方面的内容？

[ 本帖由 springqieyi 于 2004-11-30 17:58 最后编辑 ]

闲花淡淡

呵呵，张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啊。能在这儿见到张老师的文章，真是高兴。也不知道张老师是不是也经常到这儿来逛逛？

张勃

谢谢雪村友梅兄的鼓励。

张勃

在这里能遇到你们，也很高兴啊。我是比较常来的，说不定哪天会遇到。

1217

springqieyi 于 2004-11-25 15:33 写道：
发上去我又后悔了，是不是在这个论坛里习惯于称兄啊？前辈１２１７也是山东的吗？
[ 本帖由 springqieyi 于 2004-11-25 15:39 最后编辑 ]

新社会了男女都一样，我的家谱上说是山东兰陵，也算是山东人，更何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雪村友梅

現代ニッポン祭り考―都市祭りの伝統を創る人びと(松平 誠著）中谈到过类似的一些问题。
我的看法是，近代以来新的文化传统积压和现实利益的急剧分割造成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太快，中国当代社会表现出一种反文化属性，而新的传统尚待形成。但社会总是要逐渐稳定，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和文化，这方面，民俗学，特别是岁时文化部分的力量大可借用。

[ 本帖由 雪村友梅 于 2004-12-12 14:42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