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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祝故事本末、影响、价值及其发生地

                                    作者：马紫晨

禹分天下为九州，“豫”为九州之中，汝南又为豫州之中，故称“天中”。元、明、清均为汝宁府治所。城南30公里的马乡镇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墓，千百年来这里及其附近地区的群众无论男女老少，皆能说“梁祝”、诵“梁祝”、唱“梁祝”、演“梁祝”、社火舞“梁祝”、秧歌扭“梁祝”、面塑捏“梁祝”、窗花剪“梁祝”、麦草编“梁祝”、针工绣“梁祝”、年画绘“梁祝”等等，构成了一种十分独特而又耐人寻味的“梁祝”文化现象。“梁祝”的故里在哪里?这里，我结合刘康健等同志的考察所得和个人所掌握的有关“梁祝”的资料，经初步研究，特写出此文。

“梁祝”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故事离奇却又可信，曲折亦属合理，特别是其富有诗意的秀美情景，意趣相映的审美品格，乃至整个情节所构成的艺术上的完整性，以及主题思想所显示的强烈的人民性，而被千古传颂，美不胜收。

早在1400年前的南朝，梁元帝萧绎(508—554年)为反映这一故事即有《金缕子》之作。稍后又出现了乐府民歌《华山畿》。前者虽已失传，但我们从后者的歌词“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中，似可窥见，此类殉情悲剧的故事梗概已初具模型。唐初梁载言《十道四番志》和晚唐张读《宣室志》，至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及李茂诚《义忠王庙记》等，其影响可谓一步步扩大。但是，由于在流传中曾受到上至最高统治者(如宋少帝、梁元帝)下至普通劳动人民(历代均有反映这一素材的民歌)的普遍关注，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世界观、艺术观就一定会渗入，如所谓英台投崖自杀，山伯显圣破贼，双双轮回历劫，还魂夺魁团聚等情节，便是此一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在这方面，《宣室志》和《义忠王庙记》杜撰的“山伯后为鄞令”及“因功被敕封义忠王”，竟成为此后明、清不少方志(如《宁波府志》、《鄞县志》)和—些文艺作品辗转引用或改编的依据，并以此大力宣扬忠君观念和封建迷信。

元初乃有白仁甫戏曲《祝英台死嫁梁山伯》之作。明代文士更当仁不让，要者如朱少斋《英台记》，朱春霖《牡丹记》，王紫涛《两蝶诗》，佚名《同窗记》、《访友记》等；宝卷则有《梁山伯》、《双蝴蝶》和《梁山伯还魂团圆记》等。创编愈来愈多，情节也愈来愈复杂，一些士大夫和小市民的低级趣味竟把一部纯洁、圣灵的作品污染糟蹋得不成样子！

明末清初，随着地方戏的兴起，这一原本出自劳动人民之手的素材，重又成为民间口头文学和各种民间文艺作品的演唱内容，并广为普及，影响比较大的如：

戏曲方面：秦腔《双蝴蝶》，宜黄腔《两世缘》，罗卷戏《梁山伯》，川剧、滇剧《柳荫记》，绍兴文戏《梁山伯》，四明戏《送友》，湘剧《同窗记》，楚剧、赣剧《两世姻缘》，河南梆子《红罗山》、《梁山伯下山》、《祝九红出嫁》，河北梆子《红罗山》，京剧《英台抗婚》，四股弦《大隔帘》，落子腔《劝九红》、《红罗山攻书》，梨园戏《四九弄》，吕剧《梁祝下山》，黄梅戏《上天台》、《下天台》，越调《梁山伯下山》、《马文才迎亲》，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河南曲剧《梁山伯上学》、《梁山伯送友》，五调腔《窦二毛添箱》、《祝英台哭坟》，迷糊《要嫁妆》，豫南花鼓《东楼会》、《西窗会》、《讨药引》、《讨砚水》等。

曲艺方面：弹词《双蝴蝶》、《金蝴蝶传》，鼓词《柳荫记》、《还魂团圆记》，宝卷《梁山伯》，道情《英台下山》，南音《牡丹记》，东调《大双蝴蝶》，木鱼书《英台回乡》、《山伯访友》、《牡丹记》，鼓子曲《祝英台上学》、《山伯访友》、《英台拜墓》，粤曲《梁山伯》，滩簧《梁山伯祝英台》，二人转《拉鞠》(拉君)，琴书 《梁祝姻缘》，扬州清曲《梁祝送》、《英台吊孝》、《化蝶》，推子《访友》、《送友》，三弦书《英台担水》、《英台辞学》、《英台扑墓》，河南坠子《英台下山》、《山伯访友》，兰州鼓子《梁祝缘》，西河大鼓《梁祝恨》，山东大鼓《梁山伯下山》，颍歌柳书《红罗山》，走书《祝九红扑墓》等。

叙事民歌：《英台闹》、《梁山伯歌》、《结拜》、《山伯访友》、《梁山伯》、《访英台》、《梁祝下山》、《白牡丹》、《十字歌》、《访友下山》、《梁山伯送友》、《祝英台做梦》、《山伯与英台》、《梁祝恨》、《梁祝怨》、《蝴蝶泪》、《梁祝叹五更》、《梁祝十二个月》、《英台十想》、《英台十绣》等。

其他还有大量的民间故事，戏楼石雕，木雕，玉雕，根雕，剪纸，刺绣，年画，社火，泥塑，面塑，草编，扑蝶舞，曲牌《祝英台》、《祝英台近》、《祝英台慢》、《英台惜奴娇》等等。

至于历史流传而未散佚的各种刻(印、抄)本，则更是五花八门，举不胜举。据估计，单是直接反映这—题材的作品(特别是民间口头文艺作品)，很可能是成千逾万的。因此它才和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起被列为中国民间的四大传说。

二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婚姻不自主，我国的以爱情悲剧为内容的许多故事、人物脍炙人口，向为世人所津津乐道。如张羽煮海、柳毅传书、牛郎与织女、许宣与白娘子、董永与张七姐、刘海与狐狸仙、刘彦昌与三圣母、潘必正与陈妙常、柳梦梅与杜丽娘等，再如由文学名著推广开来的一些典型形象，如元稹《莺莺传》中的张珙与崔莺莺、洪昇《长生殿》中的李隆基与杨王环、孔尚任《桃花扇》中的侯方域与李香君、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等。但上述所有故事比之梁山伯与祝英台又如何呢?不错，它们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但在主人公的身份、爱情的圣洁和平民化上，无论是“始乱终弃”的张君瑞、“佳丽三千”的唐明皇、“复社清词”的侯方域或“半痴半癫”、“爱吃女孩嘴上胭脂”的贾宝玉，也无论是“兰闺久寂”的崔莺莺、“晚妆慵卸”的杨玉环、“燕恼莺嗔”的李香君或“心高气孤”、“天天要吃人参养荣丸”的林黛玉云云，则哪一个也比不了“梁祝”之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理解，所欣赏。同时，在上述故事中，那相爱而未能成婚(指“合卺”而非典仪)，以及堪称壮烈的殉情一死，更为撼动人心。但这类作品劝善者在创编过程中却常用宿命论的观点对世人做了解释，给了答案。“梁祝”故事，一千多年来，经过历代无数乡民、艺人和文士再编、再改、再丰富，已经使这部作品的情节、结构与故事的原型产生了很大的距离，但若认真参看和对照一番，似可看出，它的基本梗概还是没有太大变化的。这里就依其本末时序，略加梳理：

在南朝那篇主人公非“梁祝”而故事则与“梁祝”近同的乐府《华山畿》之后，唐初梁载言《四番志》谓：“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到晚唐张读于大中五年 (851年)成书的《宣室志》便复杂些了，其谓：“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按张读生活的年代(约880年前后)距故事发生的年代(约380年前后)已有500余年，那么他对原故事的一些增补(包括梁祝的籍贯，山伯的居官和英台的旌表三款)，依据是什么?语焉不详，令人怀疑。又过了两个半世纪，到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李茂诚撰写了《义忠王庙记》，则增加了“英台遂临冢奠，哀恸裂而埋壁焉，从者惊引其裙，风裂若云飞至董谿西屿而坠之”(成了投崖自杀)和数千年后梁山伯显灵助宋武帝刘裕平寇，被诏封“义忠王”，并立庙祭享的情节。稍后，南宋乾道五年 (1169年)张津《四明图经》又说：“‘义妇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县西十里接待寺之后，有庙存焉。旧记谓二人少尝同学，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台之为女也，其朴质如此。”把埋葬和立庙地址都具体了一步。而与此同期的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薛季宣《游祝陵善权洞》诗所咏“蝶舞凝山魄，花开想玉颜”和咸淳年间(1266——1274年)《毘陵志》述及的“昔有诗云‘蝴蝶满园飞不见，碧藓空有读书坛’”等，却又把祝英台的埋葬处和“梁祝”读书处都改在了江苏宜兴。另外还可看出，优美的“化蝶”传说，大概也是这个时期加上去的。至此，明、清的一些文人笔记、方志和部分民间文艺作品据此为凭，不仅推波助澜地来大加引述，甚或添枝加叶，又生发出许多变异性情节。如明代苏州的陈仁锡(1581——1636年)在其所著《潜确居类书》中说：“善权洞，在常州府宜兴县国山东南，一名龙岩。周幽王二十四年，洞忽自开，俗传祝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为友，读书于此，后化为蝶……南齐建元二年(480年)建碧藓庵于其故宅，刻‘祝英台读书处’六个字。”明代扬州的彭大翼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成书的(山堂肆考)云：“俗传大蝶出必成双，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又明代江都的冯梦龙(1574--1646年)所纂《情史类略》谓：“梁山伯、祝英台皆东晋人。梁家会稽，祝家上虞，尝同学。祝先归，梁后过上虞访之，始知为女。归乃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许马氏子矣。梁怅然若有所失。后三年，梁为鄞令，病且死，遗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适马氏，过其处，风涛大作，舟不能进。祝乃造梁冢，失声哀恸。忽地裂，祝投而死。马氏闻其事于朝，丞相谢安请封为义妇。和帝(502年)时，梁复显灵异效劳，封为忠义。有事立庙于鄞云。”(见 《拧波志》)编者复加注云：“吴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妇孺呼黄色者为梁山伯，黑色者为祝英台。俗传祝死后，其家就梁冢焚衣，衣于火中化成二蝶。盖好事者为之也。”冯氏还把山伯居官的时间，死后埋葬的地点和焚衣化蝶的过程，都更加详尽了一些。清代福州的陈梦雷(1651--1741年)《古今图书集成》也引述了《宁波志》的有关记载。再以后的《鄞县志》《康熙闻性道纂》、《宁波府志》(雍正曹秉仁纂)等所记便大体无甚变更了。只清代浙江德清的俞樾(1821--1907年)《茶香室四钞》引邵金彪《祝英台小传》云：“祝英台，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生无兄弟，才貌双绝。父母欲为择偶，曰：‘儿当出外游学，得贤士事之耳。’因易男装，改称九官，遇会稽梁山伯，遂偕至宜兴善权山之碧藓岩，筑庵读书，同居同宿三年而梁不知为女子。临别，与梁约曰：‘某月日可相访，将告父母，以妹妻君。’实则以身相许也。梁自以家贫，羞涩畏行，遂至愆期。父母以英台字马氏。后梁为鄞令。过祝家，询九官。家僮曰：‘吾家但有九娘，无九官也。’梁惊悟。以同学之谊，乞一见，英台罗扇遮面，出一揖而已，梁悔念成疾，卒，遗言葬清道山下。明年英台将就马氏，命舟子迂道过其处，至则风涛大作，舟遂停泊。英台乃造墓前，失声恸哭，地忽开裂，堕入茔中，绣裙绮襦，化蝶飞去。丞相谢安闻其事于朝，封为义妇。此东晋永和时(345--356年)事也……今山中杜鹃花发时，辄有蝶双飞不散，俗传是两人之精魂。今称大彩蝶，尚谓祝英台云。”马廉卿《劳九杂记》还另有—段记述：梁山伯，东晋穆帝时(345--361年)人。“幼聪慧，有奇智。长就学，笃好文典。尝从名师过泉塘，道逢一士子，容止端伟，负笈担簦渡航，相与坐而问曰：‘子为谁?’曰：‘姓祝，名贞，字信斋。’曰：‘奚止?’曰：‘上虞之乡。’‘奚适？’曰：‘师氏在迩。’与之讨论旨奥，怡然相得。山伯乃曰：‘家山相连，余不敏，攀麟附翼，望不为异。’于是乐然同往。肄业三年。祝思亲而先返。后二年，山伯亦归。省之上虞，访信斋，举无识者。—叟笑曰：‘我知之矣。善属文者，其祝氏九娘英台乎？踵门引见，诗酒而别。退而慕其清白，告父母求姻。时英台已许鄮城马氏。……后简文帝举贤良，郡以山伯应，诏为鄮令。婴疾弗瘳，遗嘱传人曰：‘鄮西清道原九陇墟为葬之地。’瞑目而殂。……又明年乙亥，暮春丙子，祝适马氏，乘流西来，波涛勃兴，舟航萦回莫进。骇问篙师，指曰：‘无它，乃山伯梁令之新冢。得非怪欤?’英台遂临冢祭哀恸，地裂而埋壁焉。”施惠、钱志澄的《宜兴荆溪新志》则言：“此东晋永利(疑为永和)时事也。”各家相比，看来还是邵氏《小传》和马氏《杂记》写得较为丰满、曲折，也很有情趣。其他提到“梁祝”事迹的笔记、文丛类作品还有一些，如明徐树丕《识小录》，梁章钜《浪迹续谈》，清吴骞《桃溪客语》和焦循《剧说》，所述大体也都没有跳出以上文人在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方面所框出来的圈子。

三

“梁祝”故事在民间艺人长期传播(唱、演)下来的口头文学作品中，其构思却另是—条路子。

如故事发生的年代：琴书、鼓书、鼓词、秧歌、坠子书等都把时间定在东周定王(公元前606——公元前586年)或景王(公元前544——公元前543年)时期；鼓子曲、木鱼书、弹词、走书、东调等却又把“梁祝”唱成是去生活在灵王、悼王、敬王时期的孔丘(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那里攻书当学生了。只有河南的民间故事和豫剧、秦腔等地方戏是把“梁祝”的年代说成是晋朝。

又如梁祝的籍贯：在前述那么—大批浙江、江苏籍文人笔记中为自己的家乡呼声最高的宁波、宜兴、会稽三地，民间文艺作品中却全不买账。黄梅戏中英台自报家门是“湖北嘉鱼人氏”；南音中的英台是越州东大路桂村人；木鱼书里的英台是广东黄蜀岭白沙江人，而山伯却是沂山梁城寨，苏州卧龙岗，或白沙岗、河桥口人。更多的倒是东京河南府或河南开封(英台)、汝州胡桥(山伯)或汝宁马乡 (梁、祝、马三人同籍)人。

再如求学攻书地：文人作品中十之八九是盯住杭州的，间或有谓宜兴善权洞碧藓庵者。但民间文艺作品中除个别(如川剧、鼓词等)把粱祝读书的地点定在“尼山”外，其他(几乎全部)都说是在“红罗山”，如豫剧、河北梆子、上党梆子、五调腔、落子腔、琴书、三弦书、坠子书、大调曲子等。(按：尼山在山东省曲阜东南60里连泗水、邹县界，红罗山则地处河南省汝南县西南60里傍正阳、确山界)

还有殉情埋葬地的问题：一些文人笔记和宁波的志书说它在鄞县(鄮城)西10里接待寺(或云清道山、清道原)后。刘一清《钱塘遗事》云“河间府林镇有梁山伯、祝英台墓”；阮公修《山左金石记》载“嘉样县有祝英台墓碣文，为明人刻石”；焦循《剧说》称“吾郡(江都)城北槐子河旁有高土”，也“呼为祝英台坟”；蒋薰《留素堂集》和清水县志则谓“清水县有祝英台墓”；薛季宣曾在宜兴“祝陵”写诗，并云：“祝陵，相传为祝英台墓。”吴骞《桃溪客语》还冒出了个“舒城东门外亦有祝英台墓”。惟独汝南县马乡镇的梁祝墓从无文人宣传(有些文章只简略地提了一笔)，但却有无数民歌和民间艺人及其作品在到处唱说，而且历年都有各省、各界的人专程到这里参观、凭吊以寄托缱绻的情思。因为民间有一句俗语千百年来不胫而走，早已流传到四面八方，即：“梁山伯，祝英台，埋在马乡路两沿(沿，土语读yai，和台tai同韵母)。”至此，在甘肃、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7个省内，竟然8处有了梁祝墓!

而依其葬式则又可分为三种情形：梁祝同冢(宁波)；英台单葬 (宜兴、江都、舒城、嘉祥、河间、清水)；梁祝双墓(汝南)。根据故事的结局似乎同冢更加符合传说，但“埋在马乡路两沿”的双墓，当地群众却另有解释，即：面对祝英台跳入梁山伯墓内的惨烈情状，也鉴于梁祝并未能成婚的残酷事实(“英台已受马家聘，马家的媳妇马家人”)，在讲伦常大礼的封建社会里，无论祝、马两家是任谁也不能允其与梁同冢的，因此才在另一侧用英台的罗裙造一“衣冠冢”，以应舆论。这就是民间所谓“梁祝同穴难改变，假墓留给世人看”的一套讳避术。如此说来，倒是汝南的遗迹更合理些吧。

至于主人公的姓名(梁山伯、祝英台)却是众口一词。只在乳名、字、号和次要人物的用字方面，各地多少有一些差别。如商城县民歌《白牡丹》中称英台为“祝九春”(其他均称“九红”)；马文才在黄梅戏中叫马洪，山东琴书里称马文样，东调里名马留，川剧和鼓词中叫马德芳，粤曲和弹词中名马俊，三弦书里则称马世恒；英台父在河南、四川、湖北和浙江的文艺作品中均名祝公远，南音称祝淳源，东调叫祝春荣，鼓子曲又叫祝彦芳；四九、人心只在弹词里呼之为春香、瑶琴等等。

情节上的差异则主要见之于前因和后果两个附加部分。如二人转《拉鞠》是通过先生之口说“梁祝”原为金童玉女下凡；黄梅戏《上天台》则通过祖师爷雷洪之口说“梁祝”原本是天上星宿，只因“笑王母梳妆不好，搽粉不匀”，才被 “贬下凡尘二十—载”历劫的。

作为女子的英台，成都刻本《柳荫记》讲她求学是因为其父无儿，才争志奋进的；而河南鼓词却正相反，言祝员外所生八子，仅此一女(故名九红)，才爱若掌上明珠，允其读书的；花鼓戏《下天台》多了—个“嫂子”与英台怄气，方激其男装游学；山东琴书又另有一说，言周景王因朝中缺少文官，下令对不生男孩者罚银3000两，才导致英台女扮男装外出攻书的；东调《大双蝴蝶》则云是仲尼办学，致使英台慕名并动了向圣贤求学的念头……

结局：三弦书、坠子书、大调曲子和南路琴书都说“梁祝”转世将成为《蓝桥会》中的魏世秀和蓝瑞莲；浙江的《梁山伯歌》则云其转世为张、李二姓方得成婚。总之全属两世或多世姻缘的路子。而弹词、南音、东调和四川老本子《柳荫记》又都增加了马俊(或马大郎、马洪，即马文才)到阴司告状并大闹地府的情节。《金蝴蝶传》阎王判英台今世与山伯成婚，来世再嫁马俊；浙江的《梁山伯歌》倒是痛快些，阎王定梁祝为宿世姻缘后，便干脆判了马洪的罪；只有四川老本子《柳荫记》和东调《大双蝴蝶》走了忠孝节义的俗套子，山伯还阳后金榜题名，连科及第，一妻二妾，荣归故里，家道恒昌，子孙兴旺，皆大欢喜。

总之，无论怎样开头，怎样结尾，结拜、下山、访友、抗婚、扑墓是其共有的五大情节，也是“梁祝”故事的精华所在，其他部分则应认定是各种旧思想、旧观念对它的侵蚀和薰染。

四

有意思的是：上述五大情节恰恰是流行在河南民间的各种口头文艺作品的基本情节。据不完全统计，河南29个文艺品类中，以“梁祝”为题材的节目当在500部 (出、篇、首)以上。而诸如星宿下凡、轮回历劫、状元及第、皇帝赐婚、大闹地府、阎王判案、还魂团聚、美妾娇妻、山伯挂帅、英台出征、幼主登基、显圣破贼等内容，除在个别节目的个别唱句上有那么—点点影子外，却全无明显痕迹。同时由各类(舞台、广场、地摊)表演所显示出的主人公的身份，多数并非名门望族，不仅梁山伯是半耕半读的一介寒儒，且祝氏也非富豪 (连英台的舅父都是卖豆腐的)，只有马文才方是拥有万贯家私的纨绔子弟。我想，河南民间传说中的梁、祝、马三家的这种经济状况(差别)，对于故事的矛盾，人物的冲突及事件的发展，是否更合情理些呢?

由此，当梁山伯出现在河南民间戏曲和秧歌、花鼓、社火的表演中时，便因其过度的憨厚老成而采用了“丑扮”，不像其他剧种大多为着装与英台无差别的(同为小生行)一个模样的“俊扮”公子。而此种“丑扮”，却与河南戏《七品芝麻官》中的唐成，《卷席筒》中的张仓， 《阎家滩》中的王二，《推磨》中的李宏信和《撕蛤蟆》中的王二楞等属同—类型，或过分机智(若愚)，或过分诚实(坦荡)，或过分善良(淳厚)，或过分质朴(无邪)，由是而完成了一种“丑而不丑’的新的审美追求。我认为，河南“梁祝”的这种处理，这种陈述，这种铺排，显然更接近于故事的原型。在汝南县马乡镇，英台和山伯的家距离其上学的地点(红罗山，至今仍是学校)均为18里，因此才有了‘十八相送’的情节；又均须途经“曹桥”(不是草桥)，因此才有了“曹桥结拜”的情节；英台被逼下嫁马文才，前往马庄又必经山伯坟茔，因此才能有 “扑墓化蝶”事件的发生。其人物、地点的设置是如此巧合，恐非偶然。30年代时著名学者钱南扬、顾颉刚、冯沅君、黄朴等曾先后指出：“‘梁祝’故事应发生在地点相对集中的地理环境中，方圆不过百里，人物不过二三，仅此而已。”窃以为此一论点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在封建社会里(并且还是兵荒马乱的东晋)，穷书生山伯，特别是身为女孩子的英台，似乎没有必要也无此可能到百里(乃至数百里)之外去求学；至于山伯出任“鄞令’之说，更是矛盾百出；而把英台的婚典放在山伯任鄞令三年之后亦与情理不合；马文才(当地的一个土财主)竟敢强夺已受皇帝敕封的地方父母官之所爱则更属荒唐无稽。此上属种种，总觉得没有河南民间那种无巨富、无摺升、无阴司、无登科的平民化“梁祝”爱情故事更纯正，更真实，更富有人情味，也更加接近其原始面貌。这是笔者认定其首出中原的主要依据。当然，这并非我个人的发现，而早在60年前就有冯沅君、容肇祖等学者对梁祝故事的产生应“是以河南为中心，渐次向风物圈周围扩张”的判断。
除此，还有如下几点考辨：

姓氏。《姓氏考略》云：梁姓 “望出安定、天水、河南”。《魏书·官氏志》载：南北朝时，后魏鲜卑族拔列兰氏迁居中原后始改为梁姓。而梁姓本为中国大姓，考其起源，主要有三支，三支的地望却均在北方。直到晋永嘉之乱时，梁芳才以族“随晋南渡，大衍于钱塘、合埔” (见广东中坜镇《梁氏族谱》)。五代时梁姓进入四川、江西，宋代梁氏方在广东、浙江、福建发展为大族。因此台湾桃园县中坜镇的《梁氏族谱》中也记载“晋室离乱，芳以族随晋南渡，大衍于钱塘、合埔间”。可见“梁姓”故事的原型是不大可能于此年代里产生在江浙的。又祝姓，姓源也有三，其中两支起自河南，另一支则望出太原。“史祝之官……世袭，其后有祝姓。” “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祝，其后有祝氏。”(见《认祖归宗——中国百姓寻根》)显然祝姓也非吴越之子民了。这就无怪乎宜兴善权、上虞祝庄等地的祝姓居民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先祖均为“晋以后移民，原籍河南’等；也无怪乎会稽白牧的梁姓族谱记载其“先祖世居汴梁，北宋始南迁于浙”。大抵“永嘉之乱”和北宋“靖康之耻”，两次“中原板荡”造成河南人口的大规模南徙，才把这—故事“大衍于钱塘”一带，并逐步在传播中加以附会，应是可能的。  

当然，由于“梁祝”不是正统意义上的历史人物，其达到家喻产晓的地步除文人笔记外，主要靠的还是口头文学和民间文艺演唱作品的力量。因此在研究此一故事的方方面面时，就主要不能也无法依靠“史载”，而应从民俗事象、风物传说中切入，结合各类口碑资料、遗址遗迹，由表及里地来剖析其主流与枝干的脉络。

在“梁祝”故事的五大贯串情节中，“十八相送”的文学性最强，也最美。不管是“走—山”或“走一洼”，其带有民歌风味的唱词，均能给人以真善美的至高享受。根据百余部(出、篇、首)作品的统计，仅十八里相送这—个场(节)，其所提到的各种风物、景物、器物、植物、动物和人物，即达70余种(处、类)。如勾担、辘轳、绣鞋、烙馍、船、灯、桶、柴、柜、床；如庙堂、亭子、村庄、田基、山、河、坡、崖、屯、岗、洼、岭、沟、塘、林、壕、井、桥、坟；如庄稼、高梁(秫秫)、芝麻、棉花、小豆、荞麦、麻、桃、石榴、西瓜 (打瓜)、莲藕、樱桃、葱、蒜、槐、柳、竹竿、青草、鲜花、牡丹、芍药、玫瑰、蒺藜、荠荠菜、龙爪花、榛草棵、苇子棵(蓬子棵)；如凤凰、麒麟、鸳鸯、白鹤、知了、斑鸠、喜鹊、蜜蜂、狗、鱼、鹅等；人物则有木匠、樵夫、渔翁。不过近半数的景物描写只在个别作品中偶然地出现一下，一些南方和北方的习惯性用词称谓，如田基、崖、屯、岭、壕、塘、龙爪花、榛草棵等仅见一次，出现最多的则为勾坦、辘轳、绣鞋、烙馍、桶、箱、床、柜、庙堂、村庄、河、坡、岗、洼、沟、井、桥、坟、庄稼、高梁(秫秫)、芝麻、棉花、石榴、西瓜(打瓜)、桃、槐、竹竿、牡丹、狗、鹅等30个品种。这些风物咏唱几乎占了全部作品的80％。而它们完全是地道的中原景观，中原地产。

作为美妙传说的神韵所在，也即“梁祝”精彩结尾的“化蝶”，从现有资料看，大约是在11世纪末或12世纪初加上去的。之后才有诸如《两蝶诗》、《金蝴蝶传》、《大双蝴蝶》、《双蝶缘》等“梁祝”戏、曲、歌、诗等作品问世。到底是“裙化蝶”或“魂化蝶”，本无关重要。但能化为美丽的蝴蝶自由翱翔，总是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幸福婚姻的一种美好愿望，不屈从于旧婚姻制度的一种反抗形式。不过两种化蝶方法却都源出东晋新蔡人干宝《搜神记》。在这本书里，关于“裙化蝶”他有如下记述：“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下，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太平寰宇记》校补作“左右揽之，着手化为蝶”。关于“魂化蝶”则有如下记述：万辉夫“义熙(405——418年)中，在妇家宿，三更，有两人把火至阶前……欲杖下，悉变成蝴蝶”。(按，新蔡恰在汝南马乡正东，干宝的家乡距离梁祝墓茔不过百里)因此钱南扬先生曾断言：梁祝化蝶是由韩凭妻化蝶衍变而成。韩凭的家在河南开封，而“化蝶’异闻之流入江浙，即按最早的《春渚纪闻》所载“宜兴潘氏女……其终之日，室中蝶散满”的故事，也已经是北宋年间的事了。

关于蝴蝶的颜色，吴中民俗认为黄蝴蝶是梁山伯所化，黑蝴蝶是祝英台所化。而河南的戏曲、曲艺、民歌则大多认为祝英台是花蝴蝶，马文才方是黑蝴蝶；惟独马乡镇群众以英台为白蝴蝶(圣洁之意)，以山伯为黄蝴蝶，而以马文才为花蝴蝶(花花公子之意)。

至此，我想“梁祝故事中原说”的眉目和轮廓已经比较清楚了，不管是东南方向的宜兴、宁波，还是西北方向的甘肃清水，以及东北方向的嘉祥、曲阜，这个风物圈的中心都显然是河南。

“杭州”是东晋以后200余年的隋代开皇年间才有的建置，“宜兴”是隋以后又300余年为避宋太宗讳方定名的地方。至于宁波有梁祝墓，以及“事闻于朝，丞相谢安封‘义妇冢’”等情节，既然生于清乾隆年间的焦循尚谓“此说不知所本”(见《剧说》)，时至今日的我们当然就更不清楚其出处了。

五

为什么建国以后“梁祝故里浙江说”反倒成了众所关注的热点?我认为这可能与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编演成功有关。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历代的“梁祝”戏曲都没有达到越剧“梁祝”那样巨大的影响，剧本好，音乐好，演员好，好在了一起，才取得那么高的成就。但也同样毋庸讳言的是：越剧本子之所以成功，首先正在于它对传统的继承，在许多地方脚本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做了一番大的改造，才有了今日在全国比较流传的—个标准本子。这中间，尤其是对河南“梁祝”刻本、抄本的吸收、融化，更使浙江“梁祝”本子锦上添花。如《十八相送》—场里，原有以地物、地貌带影喻、暗示的“山——樵夫为妻把柴担”，“河——母鹅后面叫咯咯(哥哥)”，“庄——黄狗单咬大姑娘”，“沟——石榴好吃怕再偷”，“井———男一女照颜容”，“庙——尼姑和尚把手捞”， “坟——死人比你强十分”，“桶——千提万提提不醒”等多数本子都有的这些个生动的对唱，几乎被全部保留、再现于当今的舞台上。特别是清代河南木刻本《梁山伯祝英台夫妇攻书还魂记》(该本为上海多家书局所翻印)“英台哭灵”一场中所独有的大段唱词“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那足以让人荡气回肠、潸然泪下的十二个睁、十二个闭，被越剧本浓缩精炼为五闭五睁(实际上是保留了原有的第1、6、8、10、12五次开阖)，堪称一唱三叹，具有极高美学品位的上乘之作。

“梁祝”戏曲、曲艺唱词之所以抒情、优美，还因为她是在历代无数民歌基础上逐步洗炼而后形成的。像江浙—带的叙事民歌《梁山伯》，全卷就包容了《英台十绣》、《山伯十送》、《英台十想》、《山伯十叹》、《英台十劝》、《英台十送》、《山伯相思十二个月》、《十味药方》、 《十封书札》、《英台十哭》、《英台叹五更》等11个篇章，或曰11首单段叙事民歌。许许多多的“梁祝”民歌，在城乡的劳动人民中间，耕田时唱，薅秧时唱，打麦、舂米时唱，车水、下河时唱，砍柴、放牧、采茶、织布、针黹、刺绣……真可以说是无时不唱，无处不唱，因此它才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成为真正的人民大众的集体创作。“走一洼，又—洼，洼洼里头好庄稼：高的是秫秫，低的是棉花，不高不低是芝麻，芝麻缺苗带打瓜，按上个籽，生了个芽，拖了个秧，开了个花，坐了个扭，结了个瓜，几天不见一小掐。瓜儿长的像油篓，黑籽红瓤一窝沙。有心摘个给梁兄吃，还怕你吃着甜来连根拔！”这晌彻中原大地，也只有辽阔中原才有的农村植被景观，连同中原人民所熟悉的方言俚语，几十年来又被剧作家们移植到一些现代戏里，听来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风趣，那样的有滋有味。

研究考证“梁祝”这一既非正宗史载，又非完全虚构的人物、故事及其丰富的文化意蕴，是一件比较复杂但却很有意义的事情。限于作者的水平、见闻和掌握的资料有限，拙文也难免偏颇与谬误，尚祈识者给予指正。

                           (本文作者为中国戏曲学会理事、河南省戏曲学会副会长、研究员)

cocotan

　　有道理哟！

sayumi1027

梁祝有著化蝶與還魂的兩種結局，皆不符合西方的悲劇標準。也許是中國人愛好圓滿的民族性使然，在中國沒有完完全全的悲劇存在，即便是化蝶的情節中仍隱藏著喜劇性，透過托生蝴蝶的安排使兩人得到重生，愛情更因此得到完滿的結局，亦讓大眾的心靈得到一種隱性補償。(民間故事的產生大部分都有一實際的目的，例如政治、經濟、勸善、懲惡、抒發不平、以及面對無法改變現實，於是在故事中尋求心靈慰藉的目的)至於還魂的結局來說，可以說是將這故事的美感破壞殆盡，以最粗俗的手法滿足基層民眾對大團圓喜劇結尾的期待。雖然兩種結局都一樣填補了人民心靈的缺口，但留下的餘韻卻天差地別，也許後者是被當時所盛行的宗教信仰所引導，故將其原故事核心意義的抒發心靈、尋求慰藉漸漸的改為懲惡揚善的宣教目的。

太阳甜甜

虽然我是英台故里上虞人，但我觉得梁祝中原说更可信点。希望家乡人民不要扔石头砸我啊！！

太阳甜甜

魂兮归来梁祝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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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nby.com.cn 2004-11-15 17:31:49

伴随着小说、电影、戏曲和音乐，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年间传说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并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当驻马店市被批准为《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特种邮票的首发地之一时，对此故事熟悉的许多河南人瞪大了陌生的眼睛：原来梁祝故事起源于驻马店市汝南县……客居他乡的梁祝还会后来吗？
□于茂世
邮票送归梁祝魂
"草桥结拜"、"三载同窗"、"十八相送"、"楼台相会"、"化蝶双飞"……
谈及梁祝传说，有几个中国百姓不熟悉呢？可追问梁祝传说的故乡，又有几个中国学者能说得清楚，道得明白呢？
梁祝传说中的这５个经典情节，历中国人近两千年的你传我承、精打细编后，而今将要成为"国家名片"——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８日，国家邮政局将发行中国民间传说系列邮票之三：《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１套５枚特种邮票。
为了争得"梁祝邮票"的首发地，一些与"梁祝"沾亲带故的地方粉墨登场——河南驻马店，浙江宁波、杭州、绍兴，江苏宜兴，山东济宁等地竞相申请"梁祝邮票"首发权。
从表象上看，各地抢的是"梁祝邮票"首发权，实质上都暗藏杀机，想借"梁祝邮票"首发"干掉"对手——全国一再强调自己是梁祝传说起源地的，有１０处之多，谁抢到了"梁祝邮票"的首发权，谁就在梁祝传说发源地之争中占了上风。
在"梁祝邮票"首发权之争中，浙江宁波和江苏宜兴风头最劲。有人猜测，国家邮政局有可能"分权"，即把"梁祝邮票"首发仪式放在江苏宜兴和浙江宁波两地。
但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２００３年７月７日，国家邮政局通知河南省邮政局："同意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８日在你省驻马店市举办《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特种邮票首发式……"与此同时，经国家邮政局批复，浙江省宁波市也获得了首发权。
河南省邮资票品管理局局长秦国生于９月５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目前为止，驻马店市、宁波市获得了《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特种邮票首发权。"但业内人士说，江苏宜兴恐怕不会就此罢休，其他地方可能也在做最后的努力。
对于浙江获得"梁祝邮票"首发权，大家不会感到惊讶——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曾风靡全国，电影上的梁山伯是浙江会稽（宁波）人，祝英台是浙江上虞人，他们读书的地方在浙江杭州。
但驻马店为什么会成为此次首发权之争的"两霸主"之一呢？对此大惑不解的，可能有大量的河南人，甚至有不少的驻马店人。
■寻迹人与事
"８年前，你要是问我这个问题，我也是两眼一抹黑。那时候，我根本不相信梁祝传说会与驻马店有啥关系，只知道梁祝是人家浙江的，因为电影上说得很清楚。１９９５年年初，在领导指派我调查有关本地的梁祝传说时，我心里还有抵触情绪，但我是国家干部，得服从安排，别无选择，只好调查了。"如今已是驻马店市文联副主席的刘康健对记者这样诉说他与梁祝传说的第一次遭遇。
刘康健从驻马店市区出发，搭乘公共汽车到据传系梁祝传说中心区域的汝南县马乡镇调查。此后，一辆借来的自行车陪着他度过了不少寂寞时光--车轮在汝南滚来滚去，渴了，他就向老乡讨些水；饿了，在街上凑合一顿，有时则向老乡讨些饭吃……
在马乡镇马北村，刘康健遇到了李新平。李新平得知刘康健是来调查梁祝传说的，二话没说，就把自己的老母鸡给杀了——杀得痛快淋漓！
"俺这儿梁祝故事可多了，梁祝就埋在村子的后面，这儿世世代代相传的歌谣就是：'梁山伯祝英台，埋在马乡路两沿。西边埋的梁山伯，东边埋的祝英台。'" 李新平当时对刘康健说。
刘康健在当地收集了不少梁祝传说后，又前往浙江等地了解人家的情况，顺便在浙江省图书馆查了三天资料，吃了三天方便面，收获是在１９３２年出版的第９３期《民俗》杂志上寻到了一位大师有关梁祝传说的观点--祖籍河南唐河的著名学者、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的冯沅君教授早在该期《民俗》杂志上就"'梁祝'河南说"进行了论证，并得到著名学者钱南扬、容肇祖、顾颉刚等人的首肯。
有了信心的刘康健返回河南后，又数次深入汝南的乡乡村村实地调查梁祝传说。于是，流传于河南民间的梁祝传说开始浮出水面，梁祝"草桥结拜"的曹（草）桥、"三载同窗"的红罗山书院、"十八相送"的古道、"化蝶双飞"的梁祝双墓以及大量有关梁祝的传说与风俗，从久远的过去、厚重的民间逐渐走了出来。
邮票首发式是否在某地举办，其前提是该地是否为邮票主体即邮票图案中人与事的发生地。在汝南，"草桥结拜"、"三载同窗"、"十八相送"、"楼台相会"、"化蝶双飞"这些"人与事"，除了"楼台相会"外，其他都能找到踪迹。但在全国其他自称为梁祝故里的地方，能附会上"梁祝邮票"中的一个"人与事"的，就算不错了。
■离乱断乡根
"前些年，从宁波梁祝文化公园来了５个人，在俺这儿转了３天，偷走了俺这梁祝墓上的６块古砖。"６０多岁的李新平提起这桩子事儿，至今还很恼火，"我问他们'你弄俺的东西干啥'，他们说'这砖留在你们这儿也没啥用'。啧啧，你说，这事气人不气人？"
李新平说的事儿，在刘康健那儿得到了证实。那是１９９７年，宁波梁祝文化研究专家周静书等５人来汝南考察，"最后，他们非要见我，并对我说：'你们这儿是梁祝传说的源头，有这么好的一朵花，做不好，实在可惜呀！'"
和周静书一样，不少梁祝文化研究者认为汝南是梁祝传说的源头。浙江上虞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高智林也曾对刘康健说："没有任何一个确凿的证据证明梁祝是上虞人，梁祝很可能是中原人。"江苏宜兴的梁祝文化研究者也大都认为"梁祝传说从中原传来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我们这儿的人，包括祝陵村的人，大都来自中原" 。
周静书等从汝南"偷"走的６块古砖，如今被陈列在宁波梁祝文化公园的展览馆里，不过人家的文字说明很清楚，这些古砖来自"汝南县马乡镇梁祝墓"。古砖上有羽毛纹，是晋代的。宁波把这些古砖"供奉"在展览馆里，而在马乡镇马北村，这些从梁山伯墓扒出来的晋砖，却"陈列"在猪圈里；在宁波投资１．３亿元建成梁祝文化公园时，汝南却只投入了两三万元在梁、祝墓前立了两个新碑，在梁山伯故里、祝英台故里等处竖了几个新的牌子，如此而已。
梁祝传说起源于晋代，这是梁祝文化研究专家们的共识。而在晋代，汝南郡的世族大姓因八王之乱等原因，迁往江南，"传说跟着迁徙的人一起到了江南"。如今在江浙一带的古牒家谱上，很多姓氏都说自己来自中原或汝南郡，包括梁、祝等姓。
昨天，梁祝随着迁徙的河南人到达江南；今天，江南极为重视梁祝的品牌价值。如今，杭州将万松书院修复一新，并借助梁祝传说，将万松书院附会为梁祝读书的地方。就在杭州倾数千万元巨资全面修复万松书院时，宁波、绍兴两市也打起了"梁祝"牌。宁波市建造梁祝文化公园，举办了中国梁祝婚俗节；而居于杭州、宁波之间的绍兴市则表示，因为"祝英台故里"在绍兴的上虞，因此真正的梁祝文化在绍兴，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就梁祝文化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交换意见。
就在浙江各地争执如火如荼之际，江苏宜兴闷声不响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京办事处正式申报梁祝文化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宜兴把碧藓庵附会为"英台读书处"，建起了"祝陵"，并把农历三月初一（传说是英台的生日）定为"双蝶节"。
我省汝南在１９９６年前后投了两万多元，整了一下梁、祝墓，竖了几个梁山伯故里、祝英台故里、红罗山书院的牌子后，就在全国热闹的梁祝之争中沉寂下来，不再有什么新的作为了。
在采访中，很多受访的汝南百姓问记者："梁祝不是又让人家抢走了吗？听说人家有钱，官也大，把咱的东西抢走了！是不是这样呀？"
记者真的无法回答百姓们的这些问题。
　
梁祝墓前觅双蝶

一个人头骨，曾被马乡镇马北村的孩子们当做足球，踢来踢去。
该头骨是１９６４年在梁山伯的墓地中扒出来的。和头骨一起被扒出来的，还有一只玉碗、一双玉筷，它们和头骨一样，现不知所终。
马北村的一个老村民承认有这回事儿，"那是１９５９年从宿鸭湖来的新移民干的"。
１９６４年，在距梁、祝墓西２００米远的地方，正在修建汝南至正阳的新公路。有人听说施工方需要碎砖石，用于铺设路基，就把梁山伯墓给扒了。在梁山伯墓内有不少晋代古砖，扒墓者把这些古砖打碎，两元钱一方卖给了公路施工方，据说卖了１０多方，得了２０多块钱。上文所说的那个头骨、那只玉碗和那双玉筷，就是那时在梁山伯墓里扒出来的。
扒了梁山伯的墓，这些人又开始打祝英台墓的主意。这些人在祝英台墓的东北方向扒出个墓道后，有人害怕了，"怕里面有暗器，于是又封上了" 。
虽然没有暴尸英台，但他们在祝英台墓中却扒出了不少东西，有陶马、陶罐等。"陶马有二三十厘米高，我小的时候经常骑着它玩，后来不知道被弄到哪儿去了。"村民李小中对记者说。
"梁山伯祝英台，埋在马乡路两沿"。把梁祝墓分开的，是一条南北向的官道，当地人称其为京（洛阳）汉（武汉）古道。１９６４年后，新修的汝南至正阳的公路开通，这个昔日繁华的官道慢慢被冷落下来。１９７８年时，这条路还能通车，但如今，因路上的很多桥梁年久失修，路面也没有修理，官道变成了乡间小路。（图２）
梁、祝墓距汝南今日的县城３０公里，马乡镇马北村村民李新平对记者说："过去这儿是乱坟岗，外地要饭的死了，没人收尸，才埋在这儿。"
梁祝为什么会埋在这乱坟岗呢？
■葬身与化蝶
祝英台与马文才成亲，马乡镇马北村是必经之地。"祝英台的家在马北村的南面，官道的东侧，马文才的家在马北村的北面，官道的西侧，而按照当地的规矩，娶亲是必须走大道的，京汉古官道对马文才来说，想绕也绕不开。"李新平对记者说。梁山伯临终前嘱咐家人把自己葬在马乡镇北的官道旁，就是想在英台出嫁时，再看她一眼。
梁山伯葬在官道之西。祝英台死后，其家人把她葬在官道之东，和梁山伯墓一路之隔。这与"合葬化蝶"的流行说法显然不相吻合。村民解释说，在古代，人们认为，没经明媒正娶的，就不是正式的婚姻，不能合葬。
也有村民说，实际上，梁祝合葬了，但碍于礼教，祝的家人在路东边修了一个空坟，遮人耳目罢了--"梁祝同穴难改变，假墓留给世人看"。
但无论怎么说，汝南的梁、祝墓是分开而建的，各有坟头，这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梁祝传说很不一样，而全国普遍流传的梁祝故事中的"扑坟化蝶"之说，在汝南也未被"采用"。难道地处中原、交通便利的汝南人，会不知道这一普遍的说法？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梁祝传说不是外地传入的，而是土生土长的。汝南传说的特异之处，正显示了它的原创特色。"刘康健说。
当年，祝英台不从马家，死在迎亲路上，这令马家丢了面子。据当地人说，至今马庄和朱庄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两村互不通婚。为什么是朱庄而不是祝庄？当地的说法是，祝英台本不姓祝，而是姓朱，是朱庄人，"朱祝音似，外面的人以讹传讹，弄错了（为照顾大家的阅读习惯，在行文中，记者从众，除特别说明外，一律采用祝英台）"。
梁山伯的家在孝和乡的梁岗。"汝南县城通往孝和乡的公路，正好穿过两个梁姓村庄，路南的村庄叫南梁，路北的村庄却叫梁岗而不是北梁，这是为什么呢？"马北村村民沈海林自问自答道，"和一个女子同住了３年，竟然不知道人家是男是女，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梁山伯是傻子，都笑话他。一提到梁山伯，当地人都说那个傻子是北梁的。北梁村的人感到丢人，就改北梁为梁岗了。"在梁岗村，６０多岁的老人梁明堂对记者说："梁傻子就是梁岗的，叫梁山伯，这是我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解放前，我们村是不允许演梁祝戏的，谁要演，非把他们打走不可，这也是我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规矩。但解放后，就演了，国家的戏，我们不敢不让演。"
梁祝又是如何化蝶的呢？这里的说法也与众不同。
祝英台死在梁山伯墓前，送亲的娘家人回到祝家，把这事告诉了祝英台的老爹。祝英台的老爹赶来后，一只白蝴蝶一直拍打他的面颊，他于是就对白蝴蝶说："孩子呀，爹对不起你，爹不该逼你成亲，你死得好苦呀。爹给你许个愿，给你盖个家。"后来，在祝英台墓地的东南方，建起了一个供奉白衣菩萨的白衣阁，在当地，人们把白衣菩萨看做祝英台的化身。上世纪５０年代，白衣阁尚有大殿６间，东西厢房各３间，还有一个门楼。"我小时候，就是在白衣阁上的学，后来它被拆除了。"李新平说。
据说，出嫁前，祝英台向马家提出三个要求："外穿红（结婚服），里穿白（孝服）；在梁山伯墓前祭拜；第三个，到时候再说。"花轿到梁山伯墓前时，祝英台脱了"红装"祭拜梁山伯，然后撞树殉情，这也许就是她没有说出来的"第三个要求"。
祝英台死后，马文才这个"读书读了三月整，分不清哪是三字经哪是百家姓"（当地戏曲的唱词，该戏文不合晋代的情况，当是明代写的）的花花公子也气死了。后来，梁山伯化成了黄蝴蝶，马文才化为花蝴蝶（喻花花公子的形象）。在当地，黄蝴蝶与白蝴蝶总是飞在一起，花蝴蝶总是跟在后面３米来远的地方。梁祝死后，身后还跟着个甩不掉的第三者马文才，这说法，要比"化蝶双飞"残酷一些。
９月６日，记者在梁山伯墓上看到一只孤独地飞着的黄蝴蝶，它有气无力的，停在草上休息的时间比飞舞的时间要多得多。
祝英台墓的墓碑已被人砸倒了。据说因为墓碑朝着马北村的一户人家，该家出了事儿，就砸了它。当地派出所曾进行调查，但该户人家不承认是自己干的。
几年过去了，祝英台墓的墓碑一直躺着，没有再站起来。
■蝴蝶显效应

梁祝传说起源的版本很多。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著名作家张恨水先生在创作长篇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曾根据民间传说，考证出１０处起源地：浙江宁波、江苏宜兴、山东曲阜、甘肃清水、安徽舒城、河北河间、山东嘉祥、江苏江都、山西蒲州、江苏苏州。也许是因为越古老的东西越容易离开现代人视线的缘故，张恨水考证出的起源地中唯独没有它的原生地河南汝南。
有关梁祝的遗迹，目前已发现２０多处，其中包括读书处６个、坟墓１０处、庙１座等。专家普遍认为，梁祝读书处是受梁祝传说的影响后形成的，不能反证其源头。１０处坟墓９处假，也许全都是假的，然而各地都言之凿凿，声称自己是正宗嫡派。
解放后，"梁祝故里浙江说"成为主流，这无疑与我国第一部彩色戏剧电影、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编演成功密切相关。"全国１０多个地方都说自己是花木兰故里，但大家普遍认为其在河南，这得益于豫剧《花木兰》的广泛影响。'梁祝故里浙江说'也是这样。"驻马店市文联副主席刘康健说。但毋庸讳言的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成功，首先来源于对传统的继承，其对河南"梁祝"刻本、抄本的吸收、融化，才让越剧"梁祝"锦上添花。如在河南地方戏"梁祝"的《十八相送》-场里，原有许多以地物、地貌进行隐喻、暗示的段子："山——樵夫为妻把柴担"，"河——母鹅后面叫咯咯（哥哥）"，"庄——黄狗单咬大姑娘"，"沟——石榴好吃怕再偷"，"井——一男一女照颜容"， "坟——死人比你强十分"，"桶——千提万提提不醒"等。这些唱词几乎全被保留，再现于越剧电影与舞台上。清代河南木刻本《梁山伯祝英台夫妇攻书还魂记》的《英台哭灵》一场中所独有的大段唱词"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睁……"（共有十二个睁、十二个闭），被越剧浓缩精炼为五闭五睁，堪称一唱三叹，震撼人心。
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世界性影响，则得益于周恩来总理在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推销"。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这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受到众多外国记者的喜爱。从"草桥结拜"的欢悦到"英台抗婚"的悲壮，从"楼台相会"的哀怨泣别到"哭坟化蝶"的忠贞相随，那美丽动人的一幅幅画面，伴随着富有浓郁东方色彩的一曲曲旋律，在观者心中起伏回荡。"楼台相会"时，一位法国女记者感动得热泪盈眶；"哭坟化蝶"时，全场一片同情的感叹声和哭泣声。放映结束后，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一位美国记者说："这部电影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中国的伦理道德太独特了，与欧洲根本不同——看见自己思慕的情人，竟不亲吻、不拥抱，甚至手都不握。"一位前苏联官员说："中国男女就是这样冷冰冰的，到病倒、到死都不表现自己的爱！"
他们真的没有表现自己的爱吗？难道表现爱的方式，只有亲吻、拥抱、握手吗？这部贯穿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影片，就这样"横看成岭侧成峰"地打动了世界。（图６、７、８、９、１０）
周恩来总理看到"十八相送"时高兴地发出了"咯咯咯"的笑声。他对观众说："你们看，这位祝英台小姐的口才，多像一位外交家！可惜生不逢时啊！"
梁祝，这对在河南起飞的蝴蝶，扇动着翅膀，越过千年，终于让今天的世界晃动起来。
传说的力量很大，有时能改变历史的方向，有时甚至比历史的力量要大得多，因为传说活在民间，活在百姓心里。
走在"十八相送"的路上
京汉古官道把梁、祝墓无情分隔，"鬼不能走旱路，只能走水路，尽管梁祝近在咫尺，也只能隔路相望而不能相聚。古时候，人们为方便梁山伯与祝英台相会，在路的两旁分别挖了一条２００多米长的水沟，又建了一座桥把两条水沟连在一起。同时，在梁山伯墓旁的水沟之上和祝英台墓前的小路上也各建了一座小桥。这样，在一步（６尺）之内，三座小桥挤在一起，是谓一步三孔桥。这样一来，活着的人和死了的人都有了自己的道路。但不幸的是，梁山伯墓旁的小桥被拆掉了，如今连接京汉古官道与梁山伯墓的，是个'沟坝'。"村民李小中对记者说。
水路被打断后，梁山伯祝英台该是好久没有相聚了吧。
７４岁的马北村村民沈海林，从小学戏，因头上有个大包，取艺名为沈疙瘩，他唱过多少次梁山伯的戏，说不清。如今，他和老伴儿住在两间石棉瓦搭起的１０多平方米的小屋里，清苦得很。"文化大革命"中，旧戏不能唱了，他就开始扎花圈。如今花圈不能扎了，他就扎社火用品。虽然经历了数也数不清的风霜雪雨，但他最不能忘怀的，还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说起旧梁祝戏，沈疙瘩如数家珍--
祝英台一路打听去红罗山书院的路。有个大娘往西一指，对她说，走到曹桥（不是草桥，外地说草桥，系曹桥之讹传，曹桥是一个曹姓村庄在村南建的小桥，以下记者皆用曹桥），一直往南，就是红罗山。
梁祝在曹桥相会，以桥为主（神），撮土为炉，插草为香，结为兄弟
咱兄弟曹桥结拜后往前拥（这里用了"拥"这个暧昧的词），咱兄弟红罗山去把书攻。二月里开杏花杏花发白（表达白头偕老的愿望），咱兄弟红罗山去读文才（看，第三者马文才的名字在有意无意之中出现了）。三月里开桃花桃花发红，咱兄弟红罗山苦读五经……
如今的曹桥，不过是桥下流水、桥上过人的一座普通小桥而已。（图３）在桥头旁，几个孩子正在捉鱼摸虾。问一个１０多岁的女孩，知不知道曹桥上发生的故事，答曰："拍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电视（片）。"
曹桥周围的风景并不浪漫--路是泥糊糊，路边杂草丛生。但极目望去，"十八相送"的路一沟一洼的，路旁林木参天，地里庄稼翠绿，很美。
在"十八相送"的路上，梁祝再次来到结拜为兄弟的曹桥时——
梁唱的是回忆：咱兄弟曹桥来结拜。
祝唱的是未来：咱们（不再和梁称兄道弟了）一代一代往下传。
记者和４０多岁的驻马店文联副主席刘康健走在"十八相送"的爱情之路上，用时３个多小时。路上是草、水、泥的混合物，穿着胶鞋，踏上去，不间断的是"嚓、嚓、嚓，哗啦，扑哧"的声音。我俩走得脚发热来腿发软，但一想到脚下是梁祝走过的道路，就又精神起来了。记者说："老刘，可惜你是个老头子。"刘康健说："早知道车开不过来，我就叫两个大姑娘过来陪我们一起走这１８里路了！哈哈！"１８里路，对我们这两个爷们儿来说，实在太长，但对于梁祝来说，实在太短太短。
"汝南梁祝故事有头有尾，其情节和全国流传的普遍说法大致相仿，但也有不同于普遍说法的地方，它构成了汝南传说中最为独特的部分。"无奈，老刘只好用梁祝故事作为精神食粮来消解我现实中的疲劳——
在汝南，梁祝故事的主要情节都有相应的发生地，如梁山伯、祝英台的出生地，曹桥结拜的曹桥，同窗读书的红罗山书院，马文才的家马庄，梁山伯、祝英台坟墓……而在其他梁祝传说的发生地，多是只有读书地或坟墓而已。而更巧的是，从红罗山书院到祝英台的家，正好１８里路，到和孝镇梁岗梁山伯的家，也大约是１８里。祝英台家在书院东北，梁山伯家在书院西北，而两家到书院的路都必须经过曹桥，曹桥到书院为８里。祝英台和梁山伯的家距红罗山书院１８里，因此才有"十八相送"的情节；两人到书院去都要途经曹桥，因此才有"曹桥结拜"的情节；英台被逼下嫁马文才，前往马庄又必经梁山伯坟墓，因此才能有"哭坟化蝶"事件。在汝南，梁祝故事中人物、地点的设置如此巧合，恐非偶然。
上世纪３０年代，著名学者钱南扬、顾颉刚、冯沅君、黄朴等曾先后指出："'梁祝'故事应发生在地点相对集中的地理环境中，方圆不过百里，人物不过二三，仅此而已。"在兵荒马乱的东晋，穷书生梁山伯，特别是身为女孩子的英台，似乎没有必要也无此可能到百里乃至数百里之外去求学。
但在浙江，祝英台的家离读书的地方几百里，梁山伯的家离祝英台的家也以百里计，那里没有马文才的家。
梁祝传说的神韵所在，为精彩的结尾"化蝶"。但到底是"裙化蝶"还是"魂化蝶"？这两种化蝶方法都源出东晋新蔡人干宝的《搜神记》。而新蔡，恰在汝南马乡正东，干宝的家乡距离汝南梁、祝墓不过４０多公里。关于蝴蝶的颜色，吴中民俗认为黄蝴蝶是梁山伯，黑蝴蝶是祝英台；河南的戏曲、曲艺、民歌则大多认为祝英台是花蝴蝶，马文才方是黑蝴蝶；唯独马乡镇群众以英台为白蝴蝶（圣洁之意），以梁山伯为黄蝴蝶，而以马文才为花蝴蝶（花花公子之意）。
梁祝是民间传说，不是神话；梁祝是民间传说，有别于戏文；梁祝是民间传说，更不是历史。但正因为梁祝是民间传说，"方圆不过百里，人物不过二三"的推断应该是正确的。
梁祝这个神奇的故事、迷人的传说大概源出于这小小的事实：一个女子乔装为男，到学堂读书，后来爱上了一个男同学，却不肯说出自己是女的。父母不知道，将她另许了人家。男同学知道她是个女的，想订婚，已经迟到了。结果，两人都郁郁而死……
"十八相送"只能是戏文与附会，但没有戏文与附会的梁祝，谁会爱呢？
■传说与艺术
如今，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响彻世界，它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基础上，又一次把中国的民间传说推向一个新的艺术高峰。在中国四大民间传说即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白蛇传、孟姜女中，如梁祝这般总能赶上好时候采用新的艺术形式一波接一波地不断强化、刺激人们记忆的，是没有的。
爱乐钢琴公司总经理席文太对记者说，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一年级小提琴专业的学生何占豪、俞丽拿、丁芷诺等，在１９５８年初秋组建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想结束西洋作品一统小提琴乐章的历史。他们商议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并把选题报给了党委书记孟波。何占豪等最初的选题有三个：全民皆兵；大炼钢铁；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音调基础上创作。孟波毫不犹豫地选了第三个题材，这让何占豪吃了一惊。何占豪和他的同学真正的选择是搞一个全民皆兵或大炼钢铁的题材，第三个只是凑数。
如果孟波当时选了前两者，也许就没了今天的《梁祝》协奏曲。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本是一首委婉动人的爱情奏鸣曲，适宜小提琴性格化的体现；上世纪５０年代初，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拍成电影，为海内外熟悉，容易引起共鸣；还有，何占豪曾在浙江的一个越剧团乐队任二胡演奏员，肚子里有很多越剧音乐--这是孟波的选题依据，但何占豪听了竟自我否定："我肚子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
孟波又找来作曲系四年级的一位学生，有"四只音乐眼睛"之称的陈钢。陈钢和何占豪"联姻"，让"蝴蝶" 飞遍了世界。
何占豪、陈钢把二胡琴弦上才有的滑指手法，首次移植到小提琴演奏上，使《梁祝》在表现满腔悲愤、痛苦欲绝的情感时，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在１９５９年５月２７日下午首演时，１８岁的俞丽拿荣任小提琴独奏，乐队指挥是指挥系学生樊承武。这是一个奇迹，这部"为交响乐的民族化开拓了一片绿野"的《梁祝》协奏曲，主创者都是学生。
当时有人认为，陈钢父亲有"历史问题"，向国庆１０周年献礼的重点创作，怎么可以让他参加？孟波说，"老子不等于儿子"。又有人质疑《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才子佳人加封建迷信，但孟波说《梁祝》虽是爱情故事，但宣传的并不是封建迷信，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是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抗争。
在"文化大革命"时，《梁祝》被指为宣扬"封资修"的大毒草，孟波被打成"授意炮制大毒草，毒害青年学生"的"反党分子"。因为他否定把大炼钢铁作为小提琴协奏曲的选题，于是又被戴上一顶"反对三面红旗" 的帽子。
风雨过后，梦醒时分，"蝴蝶"又倔强、自由地展翅高飞。
听着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再追问梁祝是传说，是历史，是真，还是假，都没有了意义。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是艺术，梁祝民间传说同样是艺术，如此而已。

梁祝将被故乡所遗忘？

４５０多个小学生，打着花花绿绿红红黑黑的伞，冒着秋雨，沿着梁祝"十八相送"的古道，聚集到梁祝求学的红罗山巅，追求新知。这一天，是９月７日。尽管是星期天，但下午两点，台子寺小学的学生们还是和着风声雨声，诵出了他们的读书之声。
教室内的前后墙上，各镶嵌着一排佛教造像古青砖；教室外的墙面上，砌着很多没有造像的古青砖；教室与教室相连的小道，是古青砖铺就的；教室的外面，立着一块碑，刻着"台子寺遗址"五个大字。
记者一连问了２０多个学生，有七八岁的，有十二三岁的，但没有一个学生知道发生在他们身旁的梁祝传说，没有一个学生知道他们的学校是"台子寺遗址"，更不用说红罗山书院了。
离学校大门２０米远的地方，就有梁祝井；离学校大门６０米远的地方，就是梁祝的老师邹佟和梁祝的师娘的墓地；教室的后墙外，还有一棵梁祝树（尚存硕大无朋的枯干）；学校的四周是积满水的沟渠，梁祝打鸳鸯的地方，当是这儿了。（图４）
红罗山书院是邹佟创办的，邹死后，他的学生，也就是梁祝的同学为纪念恩师，把红罗山书院变成了报恩寺。在魏晋那个崇尚佛教的时代，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选择。再后来，也许因为红罗山并不是真正的大山，只不过是个用土堆积起来的"台子"的缘故，就改名台子寺了。
这个"台子"显然不是邹佟堆积的，因为考古学家发现，台子里有商周遗物。这个台子到底是谁堆积的，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没有人能说清楚。但在商周时代，堆个七八米高、约５００平方米的台子，显然"别有用心"。
记者虽然不生于梁祝传说的故乡，但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人们在"传说"梁祝的故事。如今令记者尴尬的是，此次在汝南的采访中，记者只能拜访６０岁以上的老者，６０岁以下的基本上不会讲梁祝的传说。但１０岁左右的台子寺小学的学生们根本不知道梁祝是何方人物，这还是大大出乎了记者的意料。
在常人遗忘红罗山的时候，贼却惦记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全国上下改寺庙为学堂的运动中，台子寺又变成了读书的地方。邹佟有知，当会含笑九泉的。但孩子们和神像佛爷在一块儿读书，总不太好，于是神被请出了殿堂，埋葬于土中。１９９３年，在学校进行校舍建设时，有一尊高约两米的汉白玉坐佛被挖了出来。紧跟着，盗贼蜂拥而至。
第一次，四五个盗贼在夜色中进入放置坐佛的仓库，把佛爷的脖子锯了个大伤疤，被发现后，跑了。
第二次，四五个盗贼开着四轮车，扛着绳子、滚木，他们用钢丝绳在外面把台子寺小学原校长杨建初的住室门给拴死，然后开始行窃。杨建初听到动静，用斧子劈开了门。盗贼们用手电筒的灯光"直刺"杨建初的眼睛，杨的爱人赶忙爬到房顶高喊"有贼了"，盗贼怕６０米开外的台子寺村村民赶到，跑了。
之后，怕佛爷再惹盗贼，杨建初等校领导商议后造了个谣言，说佛爷已经被偷走了。在一个晚上，学校的教师们在值班室里挖了个大坑，又让佛爷"入土为安"了。
１９９６年，为了配合中央电视台拍摄梁祝专题片《千古绝唱出中原》，学校又把佛爷给挖了出来。之后，佛爷没再掩埋，放在了值班室内。
２０００年教师节，佛头被盗。盗贼有四五人，方法很现代--佛头是被千斤顶生生顶掉的。佛头落地时发出的巨大响声，震醒了在隔壁房间里睡觉的杨建初，杨起床后看到盗贼抱着佛头登上汽车，疾驰而去。
该佛雕是明正德年间的，距今已有５００年的历史。
学校报案后，有关单位说连汽车加油的钱都没有，没法破案，最后此事不了了之。让杨建初生气的是，有谣言说他是"内奸"，在和盗贼里应外合。
杨建初曾对他信得过的人说，他还知道台子寺的许多秘密，但他到死也不会给任何人说了。
杨建初不说了，老人的梁祝传说，后生们也不愿意学了，也不会再讲了。虽然梁祝的电影和电视在不断地拍，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也在不断地为人们所欣赏，梁祝也不断地被各种媒体传播着，但这些毕竟不是传说，不同于传说。
梁祝读书的红罗山书院四周环水，现在这里是一所学校，但在这所学校读书的孩子们已经不知道梁祝了。
古老梁祝树即将倒下

据说，祝英台女扮男装在红罗山书院读书期间，与梁山伯可谓是"五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挑水等）、同读书、同游戏。在长达３年的时间里，在１８个同学和老师、师母的眼皮子底下，祝英台要掩盖自己真正的性别，难度实在太大了。也正因为难度大，才留给人们极为丰富的想象空间--传说的空间。传说就此编织了一个个浪漫的情节——一次，英台换衣时，细心的师母发现了她的女儿身。为防出现意外，师母特意在梁祝同睡的床中间放上"界碑"。红罗山上无水，吃水用水都要靠人到山下去挑，水井离山有几十米远，中间要过一座小石桥，还要登上几十个台阶，英台挑水时自然也就少不了山伯的帮助。现在，梁山伯、祝英台挑水的井还在，井旁还竖有一块碑，上写"梁祝井"……如果说红罗山可以称作梁山伯、祝英台的"爱情山"的话，那山下的古井也可叫做"爱情井"，这井里应该有永不枯竭的"爱情水"……红罗山上有许多残砖断瓦，诉说着红罗山久远的历史，而山上一棵粗大的枯树--梁祝树，则是古老的红罗山最有力的见证。
梁祝树是棵银杏树，是树中的活化石。（图５）
梁祝树原来几人都抱不过来，高可参天，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它被活活剥死了。据说，从梁祝树上剥下的木材盖了一个大礼堂。大礼堂盖成了，梁祝树还没有剥完，于是"树心"才幸运地留存了下来。记者在红罗山上看到的，就是这个三人才可合围的"树心"。
梁祝树据说是梁祝共同栽下的，但记者不太相信。因为梁祝生活的年代距今不足两千年，而这棵大银杏树，活了恐怕不止两千年。驻马店文联副主席刘康健推断，梁祝树应和红罗山的历史一样久远。
如今，不再拥有生命的梁祝树，面临的只能是倒下的命运。
红罗山的历史将因梁祝树不再拥有生命、即将倒下而变得不再可信，变得十分可疑。专家可以通过商周陶片解读历史，但百姓只能听信，很难读懂。如果梁祝树还活着，百姓就不用听专家唠叨了。如今，学校又在梁祝树的旁边种植了新的银杏树。新的银杏树还会长大吗？如果我们只有吃一堑才会长一智，那就很难说了。
一个民族的传说，是这个民族发育、成长的形象记录，更是民族文化长期积淀的厚重宝藏。以《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为代表的中国民间传说，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其情节的完整、形象的美好、蕴涵的丰厚和感情色彩的浓郁，千百年来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言："梁祝文化占领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剧种、曲艺，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梁祝这种从歌谣到小说、从电影到戏剧、从曲艺到音乐无处不在的影响力，是极为罕见的文化现象。梁祝传说在日本、朝鲜、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也是个颇具"世界色彩"的文化现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代表青岛泰之先生曾说"梁祝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１６００多年的历史中，梁祝由传说演化成文学、艺术、手工艺、礼仪、民俗、信仰等。它太著名了，因此，它要"申遗"的消息一经传开，顿时引起众人的不解：梁祝"申遗"，有必要吗？
１９９７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识到：过去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重点是有形遗产，对非物质遗产的保护重视不够。而无形遗产消失的速度往往更快，抢救的任务也更为紧迫，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设立了"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新目录。
梁祝目前所申请的，就是这一项遗产。
梁祝"申遗"委员会负责人、中国民俗保护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陈勤建教授说："人们熟悉的梁祝，其实只是一个框架、一个概念。它的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核，实已到了濒危的境地！"
一个原汁原味没有走样的梁祝传说从头至尾需要讲多长时间？汝南县马北村的老人沈疙瘩说："需要讲３个多小时，我现在大概给你说一下吧！"如今，能这样说的人，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老人了。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再也没有人能头头是道地讲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了。记者离开时，７０多岁的沈老先生非要冒雨送记者不行，他说："我根据记忆，写下了唱词，不知道它能传下去不？"但很多传说，他没有写下来，因为太多了。
其实，传说才是梁祝文化的内核，没有传说就没有其他的一切。
据了解，江苏、浙江都在积极进行梁祝"申遗"工作，但记者在驻马店采访时，没有人提及梁祝"申遗"。
西晋时代的汝南，系汝南郡治的所在地，这儿英才辈出，向有"汝半朝"之称，而今日江南的诸多族谱堂号仍归于汝南郡，梁祝就是随汝南氏族的南迁而南移的。
随着梁祝邮票于１０月１８日在驻马店首发，梁祝回归故里，但这只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
不走下一步，客居他乡的梁祝还不会回来，江南也不会"送客"；不走下一步，梁祝传说也许会死于故乡，永远活在他乡。
好在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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