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谣》周刊·我与她的关系——谨以此篇纪念钟先生

童话

《歌谣》周刊·我与她的关系
——纪念该刊创刊70周年

钟敬文

一

1992年12月24日，这个日子，在我国一般人、甚至学界中人的眼里，也许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但是，它在我们这些从事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工作的人的眼里，却不是那么等闲！它是一个饶有光彩、值得纪念的节日！
70年前的这个日子，一种16开、每期只有8个页码的小刊物在北京诞生了。她就是《歌谣》周刊。她的前身，是几年前的《北大日刊》的专栏《歌谣选》，不过后来她的内容和篇幅上都有所扩大（从第1 号至第24号，她仍附在《日刊》上发行，以后才独立发卖）。她是前两年成立的歌谣研究会的会刊，隶属当时北大研究所国学门。
《歌谣》周刊，自1922年末创刊，至1925年6月停刊，一共出版了97号。曾经陆续汇集为合订本四册。在发刊一周年时，还出了一册纪念特刊，以为内容并入《国学门周刊》（后改为月刊），就不再单独刊行了。
《歌谣》篇幅不大，但内容却相当充实。所载稿件、资料方面前期以歌谣为主，后期扩大到兼收谚语、俗歌、方言、唱本及民俗记录。理论方面，除了探索、探讨的文字外，还有一些译文。其特点之一，是出了一些专号（如孟姜女、看见她、婚姻、腊八节及方言、方言音标等专号）。这种做法，为后来中大的《民俗》周刊和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民间》月刊所继承。
《歌谣》周刊一开始就宣布自己的目的有二：一是学是的（民俗学的），一是文艺的。关于民俗学的目的，据《发刊词》执笔者的说明是：“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在的中国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关于文艺的目的，执笔者的说明是：“从这些学术的资料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些工作不仅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种主张和说法，过去曾经长期引导着我们这方面的活动的观点和实践。现在看来，她不免有些粗鲁和狭隘，但基本没有失去存在的价值。
这份从传统学术观点看，不免有点离经叛道性质的小刊物，却是在当时文化界新潮怒涌的环境中起着巨大的应和与推动的作用。它唤起了广大学界对那些原来被忽视乃至蔑视的民族民众文化的新认识和新情感。一时响应她的心理和活动遍布于全国。许多省市地方的报纸、期刊，纷纷搜集、刊载民间歌谣及其他口传文学作品。这方面的专集，也在一些大都市书店或地方教育机关刊行了。有关歌谣、谚语、传说、故事（又称“童话”）等的探讨文章和译述篇章也不断的在期刊上出现。
在《歌谣》周刊创刊后的那几年里，搜集出版和谈论民间文学。形成一股巨大汹涌的浪潮。这一段学术活动的经历，因此成为我国现代文化史和学艺思潮史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并且受到国外学者的注意。他们已经对它开始了专题讨论，还写成了有一定分量的学术论著（例如美籍学者洪长泰博士的《到民间去》等）。
我国近年来学界在民间文艺和民俗学领域都有巨大的进展，气象十分喜人的，尽管它还有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这种伟大的、眩目的成就，从它的形成阶段，固然有它的新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但如果我们从学术自身发生、发展过程的规律看，这种新局面的出现，也不是跟我国现代史早期的新文化运动（歌谣学的兴起和活动，正是它的密切相关的部分）毫无关系的。换一句话说，《歌谣》周刊等的文化活动是对当前这种新局面有一定影响的历史因素。人文科学的发展是不能割断历史的，歌谣学等的发展，又何曾能例外呢？……
我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发、引导下走上新的学艺道路的。从我的专业思想和实践的经历说，《歌谣》周刊给我的影响是相当巨大而深远的。当此《歌谣》周刊诞生70周年的时候，不但在感情上要求我叙述跟她那段亲密的学艺关系，而且在道义上也要求我有责任这样做。这种关系不止是我个人的私事，它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史上这方面学术史上的一角。这样想来，我就不再顾虑其他，而欣然秉笔来略述我们的那段关系了。


二

事情过去已经70多年了。个人经历了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它的细节）尚不可能都记得清楚，何况我又是一向不大记日记的。尽管如此，大略的情形还是能够记得的。因为它（我跟她的关系）是我学术史、乃至我生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何况眼前还有《歌谣》周刊里的一些记载可供参考呢。
我跟《歌谣》周刊发生关系的时期，正当我20岁的前后。那时候我在故乡海丰的一些小市镇里教书。这种环境,在我当时的心里，是对它感到不快、甚至要给予诅咒的。因为它压抑了我这个青年人的希望。它叫我难以开拓广阔的眼界，不容易获得滋养的精神食粮。然而，天下间的事情，往往是同时厉害互见的。谁知那可怕的诅咒的环境，另一方面，却有利于我学艺事业的活动呢？我正是在那样的时候，那样的环境中，开始接触到《歌谣》周刊，并且进行了对歌谣等的搜集、记录和思考活动的。
大概是1923——1924年间，我开始读到《语丝》杂志。这当然大大激起了我的心灵的喜悦。可能正是从这本小刊物里得到的信息，我知道了有《歌谣》周刊这种刊物的存在。也许是由于我的请求，那位与我有过通信联系的北大文科教授，嘱咐管发行的同志（可能是常惠先生吧？），给我陆续寄了《歌谣》。那大概已经是第48号左右了（以前各号，我除了得到该刊合订本第二册之外，后来又借阅了容肇祖先生保存的、原附在《北大日刊》上的那20多号）。以后，我继续阅读该刊，直到她停止刊行。她那册蓝底上有白色的镰月和许多星星封皮的周年纪念增刊，我也荣幸地受赠过。
我起初接触到这种小刊物时，不用说，心情是很激动的。单是说“喜欢”决不能道尽这种心情。因为除喜欢之外，她还引起了我搜集记录这种资料的意愿和对于《国风》、汉、魏、南北朝古典民歌的联想。我马上在行动上做出了反应。一时间，我像疯子那样，拼命地向周围搜求民歌、谚语和故事。振笔写作关于歌谣的评论文章，并与该刊编辑部进行联系。我给自己未来的学艺生涯朦胧中竖立了方向。也许是由于我的这种向心力和勤奋寄稿的行动吧，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被吸收为歌谣研究会的通讯会员——记得那是由常惠先生办理并通知的。
现在检阅当时出版的该周刊，我跟她的关系，如果从寄稿算起，可以说开始于1924年4月。在那个月份的11月所刊行的周刊第54号《来件》栏里，这样记载着：“六月十四日，收到钟敬文海丰歌谣六则。”这是我与《歌谣》有稿件联系的破题儿第一糟。第二次寄稿，约在这次以后的一个半月左右，该刊第61号（6月29日出版）《来件》栏里记载着：二十日，收到钟敬文《恋歌集》一册（内海丰山歌七十二则）。”这是我对她的一件分量不薄的献礼。第三次寄稿，则在同年8月。该刊10月19日出版的第64号，在《来件》专栏里有如下记载：“八月九日，收到钟敬文广东海丰歌谣杂谈二册”。此后，该刊还有收到我所寄材料的记载，为避免烦琐，就不再一一详述了。
我在该刊上发表理论文章，开始于第67号（1924.11.9）。该文即上面所提到的《歌谣杂谈》的第一篇《读〈粤东笔记〉》（第一节）。《歌谣杂谈》共15则，由此文起，周刊陆续发表其他各节，直到最后一节《叠韵语》（第85号，1925.4.5）发表完毕为止。此外，我还在该刊继续发表了一些关于歌谣、民俗、方言等的随笔、小品和通讯文字多篇。
现在，把我在这段时期（1924.4——1925.5）向该刊所寄投的资料和在刊面上所发表的文字，加以概括，分为三类，并就各类稍加谈论。
（一）        第一类——投寄所搜集、记录的歌谣等民间文学资料；
（二）        第二类——发表谈论歌谣、方言等随笔与小品；
（三）        第三类——关于歌谣、故事及民俗的通信与论讨。
第一类，我所投寄的口传歌谣和刻本俗歌等资料，除歌谣六则与《恋歌集》外，还有潮州书坊刻本的《老丑歌》、《戒烟歌》等唱本，以及谜语二则。在这些资料里，比较重要的，自然是那册《恋歌集》。
《恋歌集》记录的都是广东东江一带客家人的情歌（泛称“山歌”）。客家山歌。现在已成为广大读书界的常识事物，并且受到海外学者的注意。但是在六、七十年前，除了当地人士外，晓得它、特别是欣赏它的人，实在不多——虽然近代诗人黄遵宪（梅县人）早就认识到它的艺术价值，并大胆地把它收入到自己的诗集中（《人境庐诗草》）。我当时受到《歌谣》周刊的鼓舞，在短时间内，从当地讲客家话的人的口里搜集、记录了这十几首民间情歌。我那时对于它，不仅是作为科学工作者的身份去记录、考察它，而且是同时作为艺术读者去欣赏、涵泳它的。记得当时曾经在那本子上题了两句诗：

恋歌一卷亲收拾，
要与风诗补粤音。

这种年轻人对与乡土艺术的热爱和学术抱负，现在看来，不免要作会心地一笑。
可惜，当时北大困于经费，《歌谣》周刊所收到的许多册歌谣、谚语等集子，都被搁置起来，终至无影无踪地消失了。我的那本《恋歌集》（据我所记忆，那段时期还曾投寄过一册《邪歌集》），当时没有更好的命运！但不幸中之幸，在那个时期，我又在新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辑编成一部《客音情歌集》（她可说是《恋歌集》的姊妹篇吧），交给了北新书局，在1927年印了出来（此书近日上海文艺出版社有影印本）。这是对于那已消失的《恋歌集》的一种补偿吧。
第二类，我在该刊上发表的关于歌谣、方言等的随笔也小品，除了一系列的《歌谣杂谈》外，还有《谈谈故乡医事用的歌谣》、《混号》等零篇文章。现在且着重谈谈《歌谣杂谈》。《杂谈》15则。虽各篇长短不一，但总是一时凭感兴写成的学术随笔、小品。内容以谈歌谣为主，也旁及谚语、方言。其中一些多少有点参考价值，像《南洋的歌谣》、《潮洲婚姻的俗诗》、《歌谣中的一种表现方法——双关语》及《海丰的邪歌》等。八十年代我在编辑自己的民间文学论集时，曾经把大部分收了进去。
这些文章，虽然在体裁上只是些随笔、小品，但是它毕竟是一种理论性质的著作。从我当时的学历、经验的情况讲，是不应该撰写它的。这颇有点像小孩子扛大鼎般的不自量吧。因此，现在看来，这些文章，疑难不但见解粗浅，而且资料贫乏，考据更无足取，个别地方甚至有知识性的错误。如果要说它多少还有点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表示了我对民间文艺的痴情和热爱，表明了我对这门新兴人文科学的一心向往和曾不惜为它废寝忘食地执笔的旧事。再者，就是那些文章也多少反映了我在这方面专业知识和能力，在长期历程中的初步阶梯。这是我现在已怕于正视而有不能忘情的。
第三类，我对于《歌谣》发表的论文做了反应（通讯）和对于别人的讨论文章给予回答。这些反应和回答的文章。都登载在该刊上。这段时期，《歌谣》周刊先后发表了两篇有重量的论文，一篇是关于歌谣的，另一篇是关于传说的。前者是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或者简称《看见她》，刊于该刊第63号、64号），另一篇是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上篇（刊于第69号）。这两篇长文一出台就博得读者的喝彩。许多学界中人，纷纷投函表示赞赏，或提供有关资料，也有的撰写了相关的辅助论文。我当时也敏感地做了反应。对于董先生的文章，我提供了故乡“吃咸茶”的风俗资料（《关于〈看见她〉的通信（七）》）。对于顾先生的文章，我自1925年12月5日至次年6月1日，前后共给他写了五次信，除了对他的文章表示看法外，其余大都是提供与该文有关的资料及陈述某些意见的。那些资料，有的来自古代文献（如李白的《东海有勇妇》）、张籍的《筑城曲》等），更多的却是来自民间口传和地方的刻本。让我在这里试节录第一封信中的一段对该文的看法的话：

读尊作《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甚佩！这一个流传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境域几乎传遍了“中国全部”的老故事，本来千头万绪，很不容易捉摸的，给先生这么一度整理，犹如剥茧抽丝，毫不紊乱；而且替它解释了许多“所以转变”的理由，尤其精心独到。其实呢，像先生这样整理的方法，是对于中国现在学术界很有裨益的工作；……

这种评价，表现了我当时的钦佩心情，也是对这篇新传说的优异成就所作的适当的估计。记得在顾氏的文章发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他那种研究方法成为学界的流行做法。我信中所提供的资料和某些有关意见，也得到顾氏的容纳和赞许，认为有益于这个传说的进一步研讨。我也由于这种不断通信的关系，终于成为他学术上的朋友。
此外，我还回答了王嗣顺先生关于“山歌”问题的讨论。原因是他在《歌谣》上读了我的《山歌》随笔（《歌谣杂谈》之三，第71号），提出了不同意见，我给他做了回答。在这封信里，我的见识虽不怎么高明，但多少表现出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古人有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正是我们从事学术工作的人的座右铭。这种态度，直到现在，我还时常用以警戒自己，并用他勉励年轻的研究生们。
以上简略论述了我当时跟《歌谣》周刊关系的三方面活动。总之，我想说，在70年前的新文化大潮中产生的那份民间文学小刊物，她对我的哺育，我围绕着她所进行的活动和她对我一生学艺道路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学术影响所不容比拟的（除了马克思主义）。
毫不夸张地讲，《歌谣》周刊，是我早期学艺的乳娘和恩师！70年过去了，我这个当时的青年人，现在已变成了90老翁。如果几十年来，个人在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方面有些微贡献，那是跟那颗最初照亮我学艺道路的星斗（《歌谣》）的影响无法分开的。
我怎能用笨拙的语言，写出我的感激之情呢？……




                                           1992年，立秋之日，于西下庄  


上文章草成后，余兴未尽，因填《临江仙》一曲，以畅所怀。


    万众心声金子贵，剧怜长夜沉沦。一朝惊觉恣追寻。导航凭舵手，奋力彻朝昏。   人事沧桑时代改，回头往迹犹新。少年狂志动心魄。生涯臻暮境，术业待传人。
               





[ 本帖由 童话 于 2005-1-6 19:41 最后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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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童话在钟先生仙世三周年的时候，刊出这篇文章。拜读先生之文，如见先生之面。先生是在歌谣运动中走上学术之途的，所以他毕生没有忘记《歌谣》周刊对他的学术启蒙，忘不了刻骨铭心的“她”，“人事沧桑时代改，回头往迹犹新。”。

拧发条的鸟

“童话”是哪位啊？谢谢你帮我把这篇文章贴到网上了！

施爱东

谢谢童话兄。
我想，也许对于许多曾受先生恩泽的学生来说，可以用这种四舍五入的、近似的方法来表达我们最真诚的情感：

几无一日不活在对钟先生的怀念（叨念）之中。

Sylvie

     2002年的这个夜晚，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刻，先生离开了我们，将他毕生的事业──中国民俗学也留给了我们…… 先生平生有许多诗文，《天问室琐语》是他老人家常常提到的。在先生辞世的三周年忌日，将该文节选转贴到论坛，让我们一同缅怀先生，还有文中述及的民俗学前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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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室琐语

钟敬文

摘自《谣俗蠡测》

   【说明】本文为节选，本文最初在日本《同仁》月刊发表，前后分正、续篇刊出。引自钟敬文著《芸香楼文艺论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16页，


    明冯梦龙所编《笑府》中土已稀传本。余于东京购得二种，然皆非完全之本矣。

    艺术，非玩艺，亦非余暇之产物。此事今世人类学者及谣俗学者，最能证明之也。

    日籍《清俗纪闻》为中川忠英氏所主辑。凡十三卷。叙述中土岁时及一般礼俗，各附以图。盖中川氏官长崎时，命译吏等询问中国客商所作成者也。其中所记，虽多限于江浙民俗，然颇有足供吾人考证之处.。中国人士其有愿以国文译之者耶？

    日刊本《清嘉录》卷首江户朝川鼎一序，叙当日（百年前）中土诗文集东输情形，足为东洋文籍流通史上之好资料。至其述及与清嘉录作者隔海相倾慕之事，则尤古代国际学术界之一佳话矣。

    前年夏，避暑房州西之滨。一日傍晚，散步海岸。残霞未敛，海波微漾。忽忆昔日太湖之游，因纪以绝句云：“海曲黄昏聊散策，快游蓦忆往年时。银光万顷春风酽，帽插桃花过项祠。”项祠，即项羽庙，在太湖边上。

    咏风土诗，古来并不多，佳者尤少。近读《求是斋杂著》，中有彭松毓《云南风土记事诗》一卷，语意殊少工者。惟诸注稍有学术价值耳。伺杂著中王家壁之《缅甸风土诗》亦然。

    数年前《贡献》半月刊上，载蔡元培氏七律一首，中有“灵魂无处索真评”之句，足见其近年处境持身之苦矣。

    中土民间放纸鹞之俗，旧传起于韩信。余夙疑之。谓必出于法术或宗教之动机。然苦无证据。近阅某类书，据引广东方志，云石城县风俗，每年五且一日至五日，儿童以风筝为戏，名曰“放殃”。偶线断落屋舍，必破碎之，以为不祥。此盖足证余所疑之不谬矣。朝鲜之放纸鹞，盛行于上元节，其动机与上述石城县俗相同，详彼邦《东国岁时记》、《冽阳岁时记》诸文献中。

    红豆，在中土为相思之表征，凡曾读王维《相思子》一诗者，类能知之。一日，日友某君得一颗，以问余。余以其义告之，彼惊诧不置。盖其物之贻赠者，乃一女性也。

    周学普，浙江嵊县人也。性质朴，寡言词。留日近十载，专攻德国文学。三年前，彼移译歌德名篇《浮士德》，余读其手稿，深为惊异，盖词华郁茂，殊不类其性格与言谈也。周氏又有意于移译德国古典《尼伯龙根之歌》，余敢不竭力以怂恿之那？

    周树人氏以小说、随笔等知名中外，殊不知其于旧诗亦能手也。数年前，曾公表一七律云：“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换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柳亚子氏曾以“情深”二字评之。

    李商隐诗，号称难解。其爱用神话、传说典故，恐亦使词意不易明了之一因。余昔年曾集楚辞中神话、传说，加以论考，其结果既已公表之矣。于李诗亦拟试作之。然年复一年，卒未成篇也。

    龚定庵诗，奇肆自成一格，青年多喜之。昔年余执教鞭于某国立大学，与同事冯汉骥君皆有“龚癖”。课余，聚绿窗下，以竞诵龚诗为乐。不久，汉骥赴北美研究人类学，余亦于前年飘然东来。每日埋首图书馆之灰尘堆中，勉度学者生涯，龚诗已久不上余口矣。未知汉骥于摩挲红印第安人头骨之余，尚有兴致一诵“秋心如海复如潮”否也？

    希腊悲剧及喜剧，发源于农事祝祭，此为学者周知之事。中土戏剧之起源，论者仅谓出于巫舞。其实，恐与古昔农事之庆祝或法术深有关系也。《史记正义》谓汉祀灵星，用童男十六人为舞者，象教田。初为芟除，次耕种、耘耨、驱爵及获刈、春簸之形，以象其功。又据前代地方志所记，湖南彝陵州，正月十二至十八数日间，有少年数十辈，女装携篮负篓，作采茶状，且唱且采。历大家之门，各以意作态，若演剧然。又一伙青衣女装，作田妇群然插秧之状，亦遍历大家之门。此种仪礼及土俗，乃远古时代之产物，其与后日本土已发展之戏剧，宁无源流相关之处耶？

    中邦土俗志及谣俗志等古文籍，为数颇富，以余所藏及曾经眼者，已有数十种，博汇之或犹不止此也。尝拟为编一目录，并附以简要说明，藉资东西学人之参考。虽已试作若干，然大体尚未写成。世乱日亟，身如断云，其终有了此书生夙愿之一日欤？

    张继《枫桥夜泊》诗云：“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为千古名作。欧阳氏以夜半非打钟时讥之。后人为之辩解，则谓惟苏州有“夜半钟”。陆放翁既引干邺《褒中即事》诗及皇甫冉《秋夜宿会稽严维宅》诗，证明唐时僧寺自有夜半钟。又云：“京都街鼓今尚废，后生读唐诗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况僧寺夜半钟乎？”时代迁移，风俗改易，学者徒知执今以例古，是一大病。放翁之言，殊有见地矣。

   古书云：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衍吹律，而温气至，五谷即生，故名黍谷。此传说，盖从“以音乐为具有魔力”之古代信仰所产生者也。

   昔年胡适博士著《白话文学史》，极表彰寒山子诗。余在东京旧书店架上，常见有寒山子诗集刻本。知此土文士，正不缺少与胡博士同嗜好者矣。

  《孔丛子》载：子高游平原，将还鲁，其友邹文、李节甚恋恋，而彼不少动。既别，子高弟子怪其师之薄情。彼答曰：“人岂鹿豕也哉——而常群聚乎？’’此语爽达，如出漆园傲吏辈之口。

   民族学者杨成志君，其研究西南民族学绩，此土已有《南方土俗》及本志（《中国西南地方番人文化》一文附记）之介绍矣。杨君治学任事，甚勤奋。八九年前，余与彼同任职于华南某中学。彼教历史，余教国文。所居亦同室。余性疏弛，夜或早眠。尝一觉醒来，见彼犹兀坐淡黄灯光下，挥笔为学生辑集参考文献，心窃恧然。后彼以中大及中央研究院之派遣，与俄国人类学专家史禄国氏（SKirokogoroff）等赴云南考察民族体质及文化。既至，史禄国氏等以地境险恶，先驰归。杨君独匹马深入，与自然及人事之苦难战。前后居南中凡若干时日，卒获明了其真相以归焉。近闻彼新返自巴黎，于讲授之余，且努力于广州博物院之创设，其勤奋正有加无已乎？

    余作文，欲状写某种色彩，常恨难获适当字眼，观时人所用者，亦复甚有限。近见《侯鲭一脔》，录有染色名六十品，其中颇有为一般所难解者，然新鲜可资采用者实不少。如虎黄色、红古铜、丁香色、水红、海棠红、浅海红、莺哥绿、深铁色、石青、深月白、沉香色，豆黄、柳牙绿、深血色、姜黄、鹰背、酱色、浅象牙等是也。《侯鲭一脔》，为龟田文左卫门（鹏齐先生）及其孙保资郎所著述。凡五卷。采列中土事物名号，引证其出处，类今之辞书，虽云“兼著雅俗”，实则俗多雅少，颇足供谣俗学者等之考究，固不仅助人见闻而已。

    阿蒙氏《闺艳秦声小曲》序云：“昔袁公于吴中诗文，一概抹煞，而独喜里巷所唱小词，以为必传。岂非以村童巷女之讴吟，情真而味永乎？”读此，可知前代文人，于民间文艺，实颇有能具真赏者矣。

    昔年顾颉刚氏，于闽中得渔洋《柳州诗话图》。一时学者名流如蔡元培、陈石遣诸氏，皆为题词。友人余永梁君及余，亦各有诗咏之。余君并以其所作转写余扇上。其第一首云：“哀乐平生费细论，秋风摇落绿杨村。疏条冉冉明湖照，犹是销魂白下门。”余君，四川人，年轻而湛于学。尝师事故王国维、梁启超二氏。于古文字学，颇有创获，所作诗词亦清俊。与余同供职岭表某大学，游息与共，洽好轶侪辈。不久，余离职北上，余氏亦拟赴欧洲，为中央研究院钞影敦煌石窟古文献。讵意将行前，遽以狂疾闻矣。彼在浙江莫干山及沪上疗治时，余曾一再往探之。后卒为其家人挟以西归。及今数载，沓无讯息。西土荒落中，故人其尚健在耶？每展示彼手迹，或读其见贻诗章，辄为惆然久之。

    中土现代民谣，颇多佳品，关于男女性爱者尤然。例如广东南岛情歌云：“送人送到大路分，越送越远心越闷。站在路旁捻草尾，看风吹土填脚痕。”（男子唱）“刚刚相逢又离分，尔闷那有比我闷，尔回得看我足迹，我去看谁的脚痕？”（女子和）此两章结未处，描绘恋人之情绪与动作，何等深刻，而语词却又如是易解。谁谓不受文字教育之民众，即不能有秀越之艺术才能耶？

    爱伯哈特博士（Dr. Fberhard）为德国“支那学者”之一。攻中国古天文学史，兼及民俗、传说、艺术等。常于彼邦专门志上，介绍中国现代历史学、谣俗学、考古学等著述，拙著亦屡承齿及。前年博士来华作学术考察，适余已去国。彼至杭州，不见余，颇有惋惜意。事后，友人周君书以告余。余感博士风谊，作二绝纪之。其一云：“君来我去两参差，殊国神交一面迟。闻说藕花湖畔路，怀人东望立多时。

                                                 1936年春，作于东京。

Sylvie

怀念先生……
2005年1月10日子时

Sylvie

先生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2005年1月10日子时

Sylvie

“人民的学者──钟敬文”

2005年1月10日子时

Sylvie

我在旅游上的兴趣与写作

作者：钟敬文   来源：中国作家网》佳作赏析》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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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旅游的兴趣，产生得很早。

　　大概，我略懂人事时，就朦胧地怀有出外游历的愿望。记得在“五四”运动之前，我十二三岁时，我出生和居住的公平镇(人口不满万人的小市镇)，一时受到附近乡村居民械斗的威吓，家人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把我送到距离市镇约三十里路程的乡村去躲避。那村子是我祖上的居住地，人口约二三百人，全村住户都是姓钟的。大家都是以种田为生业的农户。村前是平原，村后排列着高低不平的山岭，当然是树木丛生的，我本来是生长在小市镇的，环境跟这里差别很大，不管在自然风光方面，或社会人情方面，都是如此。因此，这时不免产生一种新鲜的感觉，涌起一种特异的心情。当时我已学会写作旧体诗(律绝之类)，在当前的环境之下，自然要产生吟咏的要求。于是，我写作了几首诗歌。后来在杭州写作游林和靖墓园的散文《怀林和靖》时，记得还追录了早年在农村时所写的那些诗篇。

　　总之，我对旅游感兴趣，并对它进行有关的写作，是由来已久的。产生这种事情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现在想起来，大抵不外以下两点：

　　其一，是由于不满足于当时所处的周围局促的环境，因而萌生了突破樊笼的要求。我当时所生活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是很狭隘局促的，而我又已经开始懂得些人事。因而希望能够开阔视野，吸些新鲜的空气。这种自然的要求，是许多青少年都会感到的。不过，我当时也许更加敏感些罢了。

　　其次，古典文学作品的启发，我当时已经读了些古典文学的著作。古典文学中，记述山川、古迹的作品，不仅相当多，而且有许多富有魅力的篇章。我已经读过郦道元、柳宗元等作家的山水记及宋明一些作家的这方面文章。这不仅逗起我的旅游兴趣，也引导我热心于这方面的写作。

　　由于少年时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兴趣和写作活动，以后随着年龄的长大、教养的增进和环境的便利，这方面活动就更加发展，结果成为我生涯和写作上一个显眼的倾向和途径了。它也就是我比起一些学者和作家来，这方面的写作占有一定分量的缘故吧。

　　我过去悠长的人生经历中，在旅游和有关写作方面，除了上述少年时的经历外，还有许多有关的活动。为了对读者提供一些参照的材料，在这里，我不妨略作简略的叙述，其中比较重要的大约有三次。

　　首先，是西子湖畔的抒情散文。1928年8月，由于一桩“学术罪案”，我被迫离开了广州中山大学，到远离家乡的杭州去工作——教书。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心绪都不好。但是，那近在身边的西子湖，却以她强烈的魅力逗引着我。从1928年秋到1930年左右，在那里，我除了应付教学和学术的活动外，就把西湖的自然景光和人文古迹，作为我精神的寄托所和避难所。海边观潮，山中赏雪，对英雄、隐士的遗迹徘徊凭吊。结习难忘，自然写了许多描述的散文和吟咏的韵语。严格地说，主要的作品是前者——抒情散文。同时并把它编辑成书刊印行，那就是《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记》(1930)一类的集子。它是我全生涯中写作旅游文学的一个高峰期。以后，由于心情的变化和学艺重点的转移，这种写作游记文学(散文方面)的兴致就很少同程度地再现了。

　　其次，是战地巡礼和报告文学。抗日战争开始的第二年(1938)，我原来在桂林一个由江苏迁来的教育学院教书。但是，形势迫得人不能安心教学，加以友人的热情邀请，我便撂下教鞭，奔赴广东前线(第四战区政治部)去工作了。1940年春，战区军民抗敌获得一次胜利(当时报刊上称为“粤北大捷”)，我跟杨晦、黄药眠等文艺界的同志，受战区编委会的委托，到清远、翁源等地去慰劳抗战军民，并收集斗争资料，以便写作一套抗战文学。在预期的写作上，我们分了工，我是担任写作报告、散文的。经过两个多月的战地巡礼，我们亲眼看到敌人的凶暴的遗迹，了解了军民英勇抗敌的状况，特别是强化了民族抗争的正义感情。那年中秋节前，我们从前线回到临时省会所在的韶关。我摆脱了一切次要事务，笼在那临时构搭起来的茅草棚里，奋笔写作了几篇报告文学作品，那就是所收的《牛背脊》、《银盏坳》、《石桥塘》等篇章。战地巡礼，自然与一般的旅游性质不同。因为它是负有严肃的任务的。但是，它同样使我离开自己原来的书斋或办公室，去到陌生的地方，接触新的自然和人事，并且要用所见闻的事情，通过自己的情思，以一定的文字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像这样的情形，两者是有些近似的。总之，报告的散文文学，尽管与一般闲适的旅游作品有差异，但它到底是一种文学作品。这是无可怀疑的。从我个人的心情说，我还是特别偏爱文学中这类作品的。

　　再次，奔驰南北的情韵。1976年9月，横行十年之久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雨过天晴。拨乱反正之后，民族的生命恢复了健康，民族的文化恢复了活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两句简单的话，给予了我们的学术、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多少力量啊!我从被禁锢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为了恢复和发展我们民族和广大人民大众的科学、文化(民俗学、民间文艺学)，虽然我年龄已过古稀，但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这种神圣的事业而鞠躬尽瘁。从1978年到1990年间，我的足迹几乎走遍祖国的东西南北。我奔走的具体目的，是出席地方有关学会的建立，参加有关的学术会议或学术讨论会，为当地的讲习班讲课……这些活动，是客观需要的，也是颇有成效的。在参加各种工作之余，不免观赏当地的自然景光，凭吊当地的历史古迹，以及参观各种社会、文化机构等。眼光接触各种现实，自然要唤起吟咏活动。在这些时期里，我前后写成了几组诗歌作品，有的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有些还汇编成小册子，如《兰州吟卷》、《成都杂咏》、《黔南行诗词稿》、《齐鲁行诗稿》等。这些作品写作时间较长，文体大都是韵语，它们恐怕在我的诗词写作中，是占了一定分量的。

　　除上述的重点写作外，还有一些比较小量的旅游组诗。如三十年代的东居杂诗，1956年的西北诗钞等，不再一一琐述了。

　　总的看来，在我过去不短的生涯中，除了从事主要的工作(教学、研究)外，我在旅游和相关的写作上，是花去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的。因此，在这方面也留下了一些笔墨成绩。

　　对于这些成绩，应作怎样的解说、评价呢?我想那是批评家或读者的任务。我这里想说明一点，就是这些因旅行而写作的诗文，跟我过去所写其他文艺作品一样，它是显然有前后期的差别的。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呢?那就因为我生活、思想前后有变化的缘故吧。

                                       　　1999年12月10日北师大　时年九七

雪村友梅

中土民间放纸鹞之俗，旧传起于韩信。余夙疑之。谓必出于法术或宗教之动机。然苦无证据。近阅某类书，据引广东方志，云石城县风俗，每年五且一日至五日，儿童以风筝为戏，名曰“放殃”。偶线断落屋舍，必破碎之，以为不祥。此盖足证余所疑之不谬矣。朝鲜之放纸鹞，盛行于上元节，其动机与上述石城县俗相同，详彼邦《东国岁时记》、《冽阳岁时记》诸文献中。

这个感觉有道理。友梅东北人也，我们那里放风筝也有许多说法。
能师出钟门，令人非常羡慕。钟门的大侠们要多努力呀。
[ 本帖由 雪村友梅 于 2005-1-10 00:48 最后编辑 ]

Sylvie

《纪念罗曼•罗兰先生》

钟敬文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正对着现实而且眷爱它。
                           
                                                         ──罗兰先生语

    正像老托尔斯泰对于青年时候的这位巨人的情形一样，对于我，罗曼•罗兰先生不只是一位说故事者，一位文体家，一位思想家。他是我灵魂的深切的关与者。读着他的作品，我完全被带入一种比现实远为严肃和深邃的世界。它使我昂奋，使我战栗，使我自负，使我不安，使我梦想，最后是使我超升。由于他，我更加认识了人生的艰苦和威严。由于他，我更加认识灵魂的崇高和博大。是挚友，是严师，是卫护者和监督者。在离开那些书本的时候，我的精神还是和它纠结着。那是一种援手，一种指南，一种亲密的呼唤督促。在个人狭窄的经验上，没有别的作家比他更加和我的精神结合得深切的了。即使是他思想最脆弱的地方，也使我感到一种心灵的真实和温暖。在错误里，一样闪亮着真理和爱的光芒。

    我是人生和艺术的海洋中的一个飘浮者。十多年来，我紧紧抓住了一枝木棍。现在还在不断和飞舞的波浪周旋着。可是，我靠着那枝木棍，就再没有沉没的危险，并且能够一步一步地向着白色的堤岸游泳前去。那枝木棍就是罗兰先生和他的作品。
                                                        1946年春作

节选自先生遗作《沧海潮音》第二辑



[ 本帖由 Sylvie 于 2005-1-10 01:31 最后编辑 ]

Sylvie

怀念“诗人钟敬文”
2005年1月10日子时

Karin

民谣中的钟敬文


文/麦子 慕云  来源《凤凰周刊》

凤凰网电子版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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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学人，不到20岁就开始写作诗歌、散文，搜集民间故事与民间歌谣，青年时代一本接一本地出版学术著作和散文集、诗歌集。郁达夫曾称赞他的散文是「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后武」。日本学者称他是「中国民俗学之父」。公元2002年1月10日0时，这位中国民俗学的之父永久地睡着了，安静地归于民间。

乘潮的后生

1983年，在"五四"运动60多年后，钟敬文先生来到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塑像前，回忆起"五四"运动给自己的影响，吟出了"千年枯海怒潮腾，我也乘潮一后生"的诗句。

钟敬文原名谭宗，笔名静闻、静君、金粟。1903年3月20日，他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北部一个靠近山区的小镇。"五四"运动时期，他已是在私塾和半新半旧的洋学堂上过10年学的青年了。北京的"五四"运动传播到广东时，钟敬文和同学结队涌上街头救国，呼吁抵制日货，并演出时事新剧。1922年从陆安师范学校毕业后，迫于生计，他做了一位郁闷的小学教师，常常对着窗外眺望，凝视窗前悬挂的那盆"吊风兰"如何地同他一样寂寞。他说："渗透于那些年头的我的心绪的，不能不说是强烈的寂寞和深沉的哀愁。"

正是内心深处隐于寂寞与哀愁的"静谧的激情"，近乎完美地帮助他迅速成长为一个优秀的文学青年：一面教书，苦读古典文学，一面省下钱来寄到上海、汕头等地，购买新文化、新文学书刊。"黄金散尽为买书，琳琅满架百不如（钟敬文诗句）"。他近乎狂热地写作散文、古典诗歌以化解胸中的块垒，1924年他与另外两位陆安师范学校的同学马醒、林海秋合印了一本新诗集《三朵花》，在这时候他发现了民间歌谣的魅力。他说："歌谣是一种野生的诗。它是一种散发着特殊的光辉和芬芳的艺术。"1924年，钟写作了《歌谣杂谈》在北京大学顾颉刚主持的《歌谣》周刊发表。1925年，他写作了《中国民文学一脔》，对 民的歌谣--咸水歌进行专门的研究。

1983年，《民间文学论坛》发表马昌仪的评论文章："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以新诗开始，现代民间文学运动以歌谣发端，同样，钟敬文写的第一部作品是新诗，最早采录的民间作品是歌谣，最早写的评论文字是《歌谣杂谈》。在他早期的民间文学活动中，歌谣占的比重最大，成果也最多。"

而据聂绀弩晚年的回忆，他在1925年春天经马醒介绍结识的钟敬文，一副典型的当地知识青年形象--短衣、西裤、赤脚拖着木屐，文诌诌的样子，很容易给人好感。此后，钟给聂写信，每称他为"老大"，自谦为"三弟"（马海是"老二"），而聂也亲切地称钟为"钟三"。当绀弩去世时，钟敬文送联曰："晚年竟以旧诗称，自问恐非初意；老友渐同秋叶尽，竭忠敢惜余?quot;。

从广州到杭州

1926年秋天，钟敬文来到了广州。在岭南大学，这个只有一套衣服的清贫书生，常常穿着洗后未干的衣服安之若素地坐在图书馆里。大约半年后的一天，钟如愿以偿见到了他的精神导师鲁迅，当晚回到住所，他兴冲冲地写下了《记找鲁迅先生》一文，以示虔敬。随后，他又将鲁迅在广州的行踪写成散文，汇编成《鲁迅在广东》出版。

在岭南大学里，钟敬文与后来以《黄河大合唱》著名的冼星海毗邻而居，两个同样质朴、勤奋而缺乏友谊的人朝夕相处，相互赏识，以至于有一天，冼突然拍着钟的肩膀说："米司特钟，我们可以作一种学问上的交换么？"交换什么呢？冼对钟说："你教我学中国古诗，我教你拉梵阿林。"

正是朋友间这种友谊与学问上的互相渗透激发了创作上的灵感，钟写下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发表在《语丝》、《南洋日报》等刊物上。1927年，他与刘谦初合作重编的中国第一部多民族情歌集《粤风》出版的同时，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荔枝小品》也得以出版，在题记中，他说："近来的心情，的确掀动起来了。我不满足于我这疲萎的生活，我厌恨了四周沉闷的氛围，换言之，我要踏上新的途径，我要试下别的方式！"

这年秋天，钟敬文由岭南大学转至中山大学中文系，任傅斯年先生的助教并教预科的国文。与时，正值南方革命高潮迭起，北方军阀统治则更加黑暗，北方的学者、教授们于是纷纷来到了呈现着"希望之光"的南方。顾颉刚、何畏、董作宾、容肇祖、陈锡襄等人都聚集到了中山大学，这时候的钟敬文也积极参与到筹备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工作中，并不断撰写民俗学方面的文章。然而，到了1928年夏天，钟敬文经手付印的、由苏州王翼之编的《吴歌乙集》突然被当时的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斥为有"猥亵"语句，于是钟被迫去职，乘船北上，从上海到杭州，任教于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那时候，郁达夫正好住在钟敬文附近，两人经常互相走动，于是有了"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扬宜作两家春"的佳话。

此时的钟敬文尽管散文写得十分漂亮，但他已然深谙民俗学之乐，不顾郁达夫的惋惜之声，上山下乡，深入民间收集歌谣，甚至呼吁文人文学应重新向民间文学学习："在歌谣里比起在文人的作品里，往往能够使我们吸取到更多的大气和阳光。"到了1934年春天，钟竟与夫人一起漂洋过海，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深造。两年后他又回到了杭州，1937年5月他与同事施世珍共同主办了一次空前的"民间图画展览会"。

为了民谣的旅行

1937年，抗战的炮声响起之后，钟敬文携家辗转、一路投荒。一年后，他应朋友之邀，到广州四战区政治部做了一名上校视察专员。在这场漫长、艰难的民族抗战中，钟敬文和黄药眠等一批作家在粤北农村四处奔波采访，筹写《战地报告文集》，他真正生活在了民众中间，在体味民众之苦的同时也深谙了民谣朴素的美。

1941年，当中山大学由云南澄江搬回广东坪石，钟敬文又回到中文系重操旧业，教授《民间文学》、《文学概论》等课程。他在文章中写道："我的生活暂时又回复到往日的样子。但是，已经动荡过的心再也不能够完全平静了……"到了1947年，中山大学已然非常地不平静，学生特务四处出没，教授学者日渐困窘。7月末，"为逃钳网求民主，变服低眉上港?quot;，钟敬文到香港的达德学院文学系任教。与时，翦伯赞、黄药眠等人也到了那里。在达德学院，自认是"一个逃亡的人"的钟敬文担任了中国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常委和方言文学研究会会长。1949年春天，钟敬文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此长居京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以及北京大学、辅仁大学。

1950年3月，钟敬文首倡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得到了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同意，在北京正式成立。干劲十足的钟随后在任教的三所大学分别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创办《民间文学》刊物，又参加了1956年夏秋季的西北之旅，"有意识地记录、收集各种有关的资料--口头的、文献的以及实物的"，两个月后回到北京，他请假住进了碧云寺，立意拾起"几乎完全抛弃了"的、而"过去曾经热爱过的小品、散文写作"，惜乎当时文艺界的活动多得"像个农忙季节"，他的计划不得不搁浅。

和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钟先生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许多做学问的大好时光被耽误了。改革开放后，曾有人问钟先生今后有什么样打算，他意味深长地说："一粒麦子，种在地下，在适当的条件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长出来的不是一粒，而是很多粒麦子。"1982年他写道："我们希望看到，也一定能够看到的，是那'满园'的'春色'。至于'一枝红杏'的是否'出墙'来，又有多大关系呢？"90年代初，钟先生的博士生董晓萍问他："大自然中的颜色，先生最喜欢哪一种？"先生思忖片刻，回答说："新绿。"这个"新绿"，蕴含的是年轻一代学术传承者的意思。

季羡林90大寿时，曾夸赞北师大99岁的终身教授钟敬文，如今还带博士生，并获得了第四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99岁还坚守教学第一线，还获教学国家奖，甭说在国内，恐怕世界罕见。其实更罕见的是，钟先生经常买书给他的学生和访问学者，他想，老师买书给学生，他们不会不读吧。他有一次要上课时电梯停了，他就从楼梯登上六楼，讲了三个多小时的课。他的学生说，钟先生爬六楼给我们上课，是经常的事。

大文人的小幽默

钟敬文先生90多岁时，一次赴友人宴席，当佳肴摆满宴桌后，牙齿几乎全脱落的钟先生对大家说："你们吃吧，我是个'无齿之徒'，对付不了这些东西。"欢快的笑声避免了冷场尴尬。一会儿，为钟先生另做的热汤面上来了，钟先生依然妙语解窘："我是欺软怕硬，你们千万别学我啊！"

一位学子曾经问先生治学之道，老人的回答是六个字：敢舍弃，有毅力。他所说的敢舍弃，大概有三层意思。一是要敢于舍弃对生活享乐过多的追求，以免去物质之累；二是要敢于舍去对功名利禄、个人得失的追求，以免去心理之累；三是要敢于限制自己的其它爱好，以免去精神之累。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把有限的智力和精力集中到主攻方向上。钟老先生说?quot;现在社会上公司多，我自己也是公司，是有限公司。尽管大家祝福我，但我知道，生命赋予我的已不再很多了，有限了。既然有限了，就该把自己的精力用在最关键的地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要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的。"

去年9月29日，由钟教授的老朋友季羡林、启功、张岱年、侯仁之、林庚、林林等共同发起的"贺钟敬文百岁华诞"的寿庆，在北京大学勺园举行。任继愈、于光远、李锐、李普、周巍崎、黄苗子、丁聪、邵燕祥、牧惠、郭预衡等老少三代知识分子一百多人参加了聚会。可谓"群贤毕至"。 童蒙时代便认识钟敬文，现年85岁的郁风女士主持寿庆。她说：我们这么难得，在这样一个金色的秋天来庆祝钟老的百岁华诞。他是那么博学，又是那么朴素，既是一位热情的诗人，又是一位执着的学者。他身居高等学府，但心系下层百姓，开创了中国民俗学人的先河。前些天，我们还在一起谈笑风声，我觉得他跟60年前的样子差不多，只是头发白了点，身体弱了点。他是我们最忠诚的朋友。

在这次聚会上，季羡林先生站起来说：我不坐着讲话，是表示我还能够站得住。我认识钟先生已经五六十年了，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好的东西。我们希望在他108岁时，今天的原班人马还能给他庆祝茶寿。大家共同努力，"相聚于茶"，我绝不后人。

话犹在耳。惜乎天意弄人。随着先生的突然离去，这一切已是一个永远不能赴约的约定了。

链接：钟敬文的爱情故事

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期，钟先生在广州有了第一次热恋，对象是一位南洋富家女子，是他在岭南大学的学生。不知为什么，那女子后来不告而别，突然回南洋去了。他怅然若失，"爱而不见，搔头踟蹰"，"死既不得，生又不乐"，陷于极度的愁寂与痛苦之中。

1928年秋，钟敬文离穗赴杭时正处在这种心境之中。海路十天，他每天不停地为他的繁君写着日述--诉说自己的挚念和凄切的相思；诉说梦中相见的温馨；告诉她，"我此刻什么都不想起，我只眷念着你。"当年他的这篇《海行日述》曾经深深打动了无数青年的心。那时，失恋的寂寞和痛苦久久地折磨着他，直到遇上陈秋帆女士，欢乐和幸福才重新浮上他的心头。从此，他们共同东渡，西行，南下，北上，最终定居北京，相亲相爱几十年。

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忘记初恋之情。60多年后，1989年，老人再去广州时，依然梦牵魂绕。他默默重访繁君当年的寓所，但见楼栏依旧，不觉情思如潮，口占"当年步履常临地/今望楼栏恍昔时 /万里椰乡知道否/有人为念鬓边丝。"真是刻骨铭心！难怪晚年他常对人说：最初的恋是最顽固的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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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此文，共同缅怀钟敬文先生……
2005年1月10日



[ 本帖由 Karin 于 2005-1-10 09:31 最后编辑 ]

cocotan

　　遥祭心香一柱！

品三

报告斑竹：这样的贴子张贴一段时间后，是不应该加到“收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