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应该有一部像样的民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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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钟先生去世三周年的日子，刊出这篇关于中国民俗史的讲话稿，作为纪念，并鞭策我们继续努力，完成其未竟的事业。


             一个民族应该有一部像样的民俗史                        
                           钟敬文

   上世纪20年代，瞿秋白在上海讲《社会科学初步》，认为风俗跟集体、个体关系实在密切。亚里士多德讲人是政治的动物，或社会的动物。现在文化人类学者说：人是文化的动物。其实，人也是风俗的动物。小孩子在娘肚子里就有胎教，这与风俗文化有关，生下来，一个月要纪念，一年要抓周，一直到死，都有很多不同的仪式伴随着他，人一生都生活在民俗中。
在学术上，中国古代诸子都有对民俗的看法，记录民俗事象，表达了一种民俗观念。汉以后还有专门的著作，比如《风俗通义》等。但作为科学它发生较迟，在欧洲从英国算起，1846年到现在一百多年，跨了三个世纪。中国的民俗学历史从北大歌谣征集处开始，后来有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中国现代意义的民俗学从这时算起。当然将民俗学史的前史，即民俗记录的历史算起来就很长，起码两千年。总之，民俗作为科学意义的学科发生得比较迟。
就是这一百年学科的发展也不很正常，虽然北大轰轰烈烈，以后却曲曲折折。
首先，解放后，政权是人民的政权，以工农为主，民俗文化是工农的文化，照道理有很好的发展，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关系，有了几十年历史的民俗学，解放后却被闲却了。因为解放区利用民间艺术教育动员人民，解放后沿着这条线把五四以后的整体的全面的民俗学变成局部发展，民间艺术发展了，其他部分却冷却了。民俗学、人类学成为资产阶级学问，无产阶级不需要。1950年我和周扬、老舍成立民间文艺研究会，作了许多工作，现在改名为民间文艺家协会。其实我们的学会与其他协会不同，他们是行业组织，我们是搜集、研究民间文艺资料。现在改名了，不是原来的宗旨。
   其次，由于政治的需要，国家在五十年代中到文革中间，调查了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都有它特殊的文化，民俗是其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有许多民俗事象也都被记录下来。“四人帮”倒了以后，这些调查资料才见天日，发表出来。这些资料从严格的学术研究看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实际上是一笔财富，等于过去日本人对中国东北的社会民俗调查与台湾的调查，这些材料基本上是有用的。
   “四人帮”倒了以后，我们特别感谢邓小平，他提出了八字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好像春天到了！龙抬头了！到现在二十年多年了，这二十多年来民俗学抬头了！1983年我和杨堃博士、顾颉刚先生等人建立中国民俗学会，把民俗学学科建立起来。当时我比较保守，按当时的形势只要我们提出来，是可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民俗研究所的。由于我胆量不够，我认为搞民俗学要有一批专家，当时力量不够。假如我当时有另一种考虑，先建立机构，再培养专家，一样可以发展。由于当时自己比较保守，只是建议在历史所或社会所建立民俗研究机构。当时是胡乔木、周扬、于光远等人领导社科院，如果我提出来，应该是会得到批准的。邓小平的八个字救了我们学科，也由于我们民俗学的自身的生命力，这二十年来有较大的发展。大家到书店里能看到，虽然这些书的性质不一样，有许多记录的书，也有不少理论的民俗著作。从教育的角度看，虽然北京大学、中山大学都曾开过课，但学科在大学没有固定的位置，民俗学要发展一定要在大学占据相应的位置。解放后，民间文学在大学有课程安排，但作为整体的民俗学没有开课。“四人帮”倒了之后，大学开了民俗学课，特别是1998年学科调整以后，民俗学成为国家二级学科，不少学校申请成立了硕士点，博士点正规的只有一个，实在太少，但也有一些大学在文学学科下面可以培养博士。我们正在争取将学科升为一级学科，这样可以与史学、文学、社会学一样。
   讲到我们的中国民俗史，这是出版界的老大哥人民出版社提出来的，委托我们来编写。这项工作，在我个人看来，很重要，一个民族应该有一部像样的民俗史。谁叫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呢？！不管力量怎样，我们应该作力所能及的事。这不太容易。过去虽然有人写过风俗史方面的书。我们的这部篇幅大，多卷本，好几百万字。史的写法要注意：
   首先，史是叙述性的，把史料加以整理、归纳，写成可读性的文字；此外本书是一般社会史类著作，面对一般读者，不要太引经据典。
   其次，要有理论的眼光与逻辑的思维。历史与逻辑是两个范畴，同时关系密切。一门学科依照材料把历史发展过程描述出来与从中把它的意义、性质、结构、机能概括出来是不同的，但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现象那么复杂，如果你没有理论的逻辑的知识，你怎么表述得好？不是以论带史，那是简单化，同马列主义关系不大。总之，历史著作要有理论基础，但概括从哪里来，要概括就要有对象，所以要有实际材料。历史著作要有理论指导才能写好。我们现在写这部民俗史，不但前人没有很好做过，就是现代人也只是作过局部。我们从原始社会到近现代，历史那么长，史料那么多，头绪那么复杂，要把它整理出来，在我来讲，实在不是太容易的事。但也不是不可以做到的。
    中国历史文献丰富这在世界上是很少可以比拟的，如印度、埃及、巴比伦等文明古国的文献材料都比较弱。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没有中断，我们的民族文化是多民族的融合，现在也有几十个民族，这写起来也比较吃力，但不是不可以作，作到一定的程度。我们争取好的成果，要完成大业，需要凭借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依靠大家的力量来完成。在座的同志担负责任，我个人胆子小，我不敢放胆，这件事这么多专家参加，是可以完成的。
    上世纪70年代，写民俗学里边的民间文学讲义，到前几年写民俗学概论，尽管这些东西不成熟，但适应了教学需要。这不是学问，是教材，很受限制，但也有一定的学术性，不是纯粹的。从两本教材的编写经验看，利用集体的力量是唯一的。现在如果要以一人之力写民俗通史不是太容易，对象、材料、写法都需要全面考虑。就对象来说，哪些材料属于民俗需要分清，叙述的主体是多民族的并重，还是汉族为主也需要明确。我想民族问题按主次处理，主要是汉族，材料也是如此，少数族材料毕竟少。可在一章中概括。写法问题，是断代，还是专项（如婚姻、丧葬、服饰、岁时等）；断代可以将一朝代的民俗讲清楚，而避免掌握整个历史时期的困难，便于操作。专项易于明了民俗事象的流变，但一个人难以掌握古今的民俗材料。两种写法各有长短，现在只能取便于操作的一种，当然大家也可以讨论。
    还有一个问题，民俗史与风俗史的区别问题，风俗是全民的，民俗史只能是阶级社会内的，老百姓自己的，中下层是主要的，上层也不是绝对的不要，这些地方看怎样用材料适当，措词要注意分寸。传统史料中，注意分清贵族与平民的习俗区别，有些是共同的，可以适当处理。邓子琴《中国风俗史》是包括社会全部的，现在我们有民俗学相关理论，民俗主体主是有限定的，当然也是相对的。皇帝也在民间节日中吃粽子，作相关民俗活动等，文人作诗是上层的，他们的日常生活可能就与民众生活差不多。
   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少，集中大家的力量，能攻破就攻破，不能，就放下来。我们在大的地方取共识，小处可不同。重要的问题形成文件，整理出来发给大家。我们也不要希望一下子完成，千载不变。我所以敢于承担，就是依靠大家。我们的工作起码三年，第一步主要搜集资料，看有关作者的著作，第二步进行研究，第三步撰写成稿。
啰唆太长，谢谢大家。

（萧放记录整理。又整理者附记：钟敬文教授在他的民俗学学科建设思想中，对历史民俗学十分关注，认为中国文化持久的积累为我们研究民俗与民俗学的历史提供了条件，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特色所在。钟先生生前承担的最后一个国家社科课题就是《中国民俗史研究》，他主编的六卷本《中国民俗史》分先秦、汉魏、隋唐、宋元、明清、民国六卷。计300万字。正接近完成阶段。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根据2001年7月11日钟先生在主持《中国民俗史》编辑会上的主题发言记录整理。题目为整理者根据先生原话所加。
）

祝秀丽

读先生的文字，总有同一种感觉：宛如先生就坐在对面，平和地娓娓道来。话里有历史，有学术，也有体悟事理人生的智慧。

刘振林

先生的遗言我们一定要去身体力行呀!

窗口的冷云

  撒切儿夫人说,就算把香港还给我们,中国还是一样不会强大起来!因为中国没有完整的知识体系.
   听了我们老师讲的这段话,我心里特别难受!偌大的一个国家,几千年的文明,竟然!
   今年寒假在街上看见一个捏糖人的大叔,旁边围了好多小孩(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也许他们是为了吃糖,但我想更多的是好奇.对古老文化的好奇.他们只见过电脑,游戏机....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个性的文化,不是吗?我们应该对外国人骄傲的展示,不是吗?可我们为什么总在引进?
    先生走了,可我们的得继续他的事业!

挑刺民俗学

敬爱的钟敬文先生未免也太书生气了!
他的提法至少有三点需要质疑——
1没有哪个民族可以配得上称为一个民族，民族多半是个政治学概念
2有狭隘民族主义倾向，不过像那代文人，这样想也很正常